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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50年代到今天，我们的收入成倍增长，却没有因此而变得更快乐。因为幸福是相对的，与周围其他人的状况，与时代和文化密不可分，所以有时人们宁为鸡头，不为凤尾。
假设你面对这样一个选择：在商品和服务价格相同的情况下，你是愿意在其他人一年挣2.5万元的情况下，年收入5万元，还是愿意在其他人年薪为25万元的情况下，一年有10万元进账？结果或许会让你大吃一惊：大部分人选择了前者。就像亨利·路易斯·门肯（H. L. Mencken，美国新闻编辑及语言学家，评论精辟辛辣，常常针对中产阶级）讽刺的那样：“所谓的富人，就是那些年收入不过区区100美元，但仍比他的连襟们挣得多的人。”
上面那道不太合乎逻辑的选择题只是诸多谜题之一。科学界一直试图解释，在现今的社会中，幸福为何会变得如此难以捉摸。一些学者在近期出版的几本新书中专门探讨了幸福感的问题。作为一个怀疑论者，我认为其中一位历史学家回顾漫漫历史以后的分析最具启发性。
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家理查德·莱亚德（Richard Layard）在《幸福》（
Happiness
）一书中指出，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已经翻了两番，“我们拥有更多的食物、衣服和汽车，房子更大，中央空调更普及，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去海外度假，一周的工作时间更短、工作待遇更好，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身体更健康了”，但人们并没有因此而感到更幸福。一旦年平均收入超过两万美元，收入再提高，人们的幸福感也不会再增加。原因有二：第一，在决定是否幸福的因素里，我们的基因拥有一半的先天决定权
；第二，幸福没有绝对的标准，我们想要的幸福与他人已经拥有的幸福密不可分。
美国埃默里大学的精神病学家格雷戈里·伯恩斯（Gregory Berns）在《满足》（
Satisfaction
）一书中指出，相比快乐的感觉，满足感更容易让人感到幸福。因为在追寻乐土的过程中，人们容易患上“享乐适应症”
。伯恩斯总结道：“满足是一种感觉，它折射出人类的一种特殊需求——我们必须为自己的行为找到某种意义。生性开朗、生活富足、彩票中奖都会带来快乐，但人们只能有意识地去做某些事，才能获得满足感。正是这一点造就了今天的世界，人们能通过自己的行为赢得尊重和信任”。
美国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丹尼尔·吉尔伯特（Daniel Gilbert）在《遭遇幸福》（ Stumbling on Happiness ）一书中，更加深入地研究了人们的精神。他指出：“人是唯一会考虑将来的动物”，很多人以为自己很清楚要做些什么才会更幸福（已经到手的幸福不在考虑之列），但他们其实并不是真的清楚。例如，大多数人以为，变化是生活的“调味剂”，其实不然。研究人员曾经把实验对象编为两组，让其中一组成员事先选定他们最喜欢的零食，并在接下来的几周内都只能享用这一种零食。结果显示，与另一个经常更换零食的小组相比，这个小组成员的满足度反而更高。“头一次好事临门的时候，人们会觉得它格外美好，”吉尔伯特解释说，“但如果新鲜事层出不穷，新奇感也就随之衰退了。”
就算美好的事物多彩多姿，人们照样会习以为常。经济学家把这种适应性称为“边际效用递减”
，这一术语同样适用于已婚夫妇对婚姻生活的描述。这并不是说性伴侣越多，生活就越有意趣：发表在《性现象的社会组织》（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Sexuality
，即“芝加哥报告”。它首次采用严格的概率抽样调查方法，调查了两亿多美国人的性生活）上的详尽研究表明，与独身者相比，已婚者的性欲更高，高潮更多。历史学家珍妮弗·迈克尔·赫克特（Jennifer Michael Hecht）在《幸福神话》（
The Happiness Myth
）一书中也强调了这一点。透过长远深入的历史角度，赫克特对幸福的研究集中在人们所处的时代和文化上。她在书中写道：“现代关于追求幸福的基本构想都是无稽之谈。”说什么用性去感受幸福？“一个世纪以前，一个3年没有性行为的普通男人会为自己的健康和自律而感到骄傲，而一个女人可能会把自己的健康和幸福归功于10年的节欲”。
大部分有关幸福的研究都建立在自评数据上，因此，我们可以把赫克特的观点理解为：一个世纪以前，人们对幸福的理解和取向，与今天截然不同。
在解读幸福的过程中，我们不仅需要科学，还需要历史。（翻译 徐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