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谋？

从林肯遇刺到9·11事件，各种猜测层出不穷，为何公众对阴谋论总是津津乐道？

2005年的一次公开演讲后，一位纪录片制作人缠上了我。他有着迈克尔·摩尔（Michael Moore）般的野心，希望揭露“9·11”背后的阴谋。我知道他另有所图，于是小心翼翼地问：“你是指乌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和基地组织（al Qaeda）袭击美国的阴谋吗？”

“这正是他们希望你相信的，”他回答说。“他们是谁？”我反问。“政府呗，”他压低了嗓门，唯恐“他们”正在监听我们谈话。“可是，乌萨马和一些基地组织成员已经承认对此次袭击负责，”我提醒说，“他们还自豪地称这是一次伟大的胜利，不是吗？”

“哦，你是指乌萨马的录像吧，”他一副深知内幕的样子，“那是CIA（中央情报局）伪造的，故意泄漏给媒体来误导民众。“9·11”以来，假情报铺天盖地。”

当然，阴谋确实存在。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是暗杀阴谋的受害者；奥地利大公弗朗茨·费迪南德（Franz Ferdinand）则死在塞尔维亚秘密组织“黑手”（black hand）的枪下。偷袭珍珠港事件是日本人一手策划的（但一些阴谋论者认为，富兰克林·罗斯福也参与其中）；水门事件（watergate）也是一起阴谋（理查德·尼克松难逃干系）。人们该如何分辨真假情报呢？涅槃乐队（Nirvana，20世纪90代美国的著名摇滚乐队）歌手库尔特·科贝恩（Kurt Cobain）曾在歌词中唱道：“即使你是妄想狂，人们同样会追随你。”此后不久，他就开枪自杀了（真是自杀吗？）。

尼克松的前助手戈登·利迪（G. Gordon Liddy）曾告诉我（他应该有发言权！），政府阴谋的问题在于官员的无能和民众的多嘴。复杂的阴谋其实很难成功，因为太多人想出风头。即便是电影里神通广大的“黑衣人”（Men in Black）也不能阻止别人碎嘴泄密。因此，越是精心策划的阴谋，卷入其中的人就越多，成功的可能性也就越小。

人们为什么会相信那些捕风捉影的阴谋呢？我曾提到过“模式化”（patternicity）和“操纵性”（agenticity）这两个概念。前者是指人们试图从无意义噪声中寻求有意义模式的行为趋势；后者是指人们倾向于相信某些隐形的力量在故意操控世界。而阴谋论不仅将一系列偶然事件串联成有意义的模式，还在这些模式中引入有所图谋的操控势力。上述两种倾向，再加上证实性偏见（confirmation bias，即寻找确切证据证明已相信的事）以及事后聪明偏差（hindsight bias，即对已发生的事作事后解释），一起构成了阴谋的认知基础。

新闻记者亚瑟·戈德维格（Arthur Goldwag）的最新力作《邪教、阴谋和秘密社团》（ Cults, Conspiracies, and Secret Societies ）列举了不少此类案例。书中讲述了许多关于共济会（Freemasons）、光明会（Illuminati）、彼尔德伯格集团（Bilderberg Group）、黑色直升机（black helicopters，寓意监视与阴谋）、新世界秩序计划（New World Order）的事情。“一旦有重大事件发生，所有与此相关的前因后果都会显得格外重要，甚至最琐碎的细节也变得意义深远。”戈德维格以肯尼迪遇刺案为例，“现在，据我们所知……1963年11月22日以来，与迪利广场（Dealey Plaza）有关的所有影视节目似乎都充满了谜团和讽刺——枪响前的瞬间，从站在草坪上神色古怪而期待的路人（他们在想什么？），到背景里的阴影（天桥上的装置会不会是反光的枪管？），视野所及的每个不寻常的随机物件都充满疑点”。再用一个好故事把这些因素串联在一起，自然很吸引眼球。想想奥利弗·斯通（Oliver Stone）导演的《刺杀肯尼迪》（ Killing Kennedy ）和丹·布朗（Dan Brown）的《天使与魔鬼》（ Angels and Demons ），其实都是虚构的。

我们应当相信什么呢？超验主义者相信，万物是彼此联系的，每件事都事出有因。经验主义者认为，随机性和偶然性与世界的因果关系相互作用，相信与否取决于每个独立命题的证据。怀疑论者的问题在于，超验主义相信直觉，经验论者却不信。或许，还是布法罗·斯普林菲尔德乐队（Buffalo Springfield）唱得妙：根深蒂固的妄想，在你的生命中徜徉……（翻译　徐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