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自己撒的谎

欺骗是如何导致自我欺骗的？

在安德鲁·劳埃德·韦伯（Andrew Lloyd Webber）1971年的摇滚歌剧《万世巨星耶稣基督》（ Jesus Christ Superstar ）中，心存怀疑的叛徒犹大装出一副纯真的模样（“您可别误会我啊，我是真的想知道”），对这位弥赛亚的神性提出了质疑：“耶稣基督……万世巨星……您真觉得自己是大家说的那个人吗？”虽然我并不相信耶稣的神圣家世，但我还是相信，如果犹大真的问了这个问题，耶稣是会给出肯定回答的。依据是什么呢？依据就是传奇进化理论家罗伯特·特里弗斯（Robert Trivers）在新作《傻瓜到底哪里傻》（ The Folly of Fools ）里提到的“欺骗和自我欺骗的逻辑”。具体来说是这样的：根据进化的自私基因模型，我们必然会通过诡计和欺骗来赢得繁衍上的最大成功。而博弈论又指出，如果你意识到竞争对手也将采取相似的策略，你就有必要伪装得单纯诚实，让他们自以为得手，这样你就有机会反戈一击、夺得胜利了。可是，如果对手也像你一样，料到你会转变策略，他们就会使出同样的花招，这就意味着你必须对他们的欺骗相当敏感，他们也要对你的欺骗相当敏感。于是，我们就进化出了察觉欺骗的能力，欺骗和侦测欺骗的军备竞赛也由此上演。

当交往对象之间互不熟悉、仅有零星接触时，欺骗方相对于侦测欺骗方是占有微弱优势的。然而，只要你和对方交往上一阵子，他的真实意图就有可能从行为举止中流露出来。特里弗斯写道：“当交往是匿名的、零星的，你就无法区分对方的特殊举止和一般举止，这时，就必须使用比较常见的说谎特征来鉴别谎言。”他举出了三条：第一是紧张（nervousness），“由于谎言被识破会带来不良后果，包括遭到袭击……说谎者一般比较紧张”，第二是控制（control），“由于担心自己显得过于紧张……说谎者可能会自我控制，压抑自己的举止，但这么做可能会露出破绽，比如……一种经过计划和排练的刻意”，第三是认知负荷（cognitive load），“说谎对人的认知能力要求很高。你必须掩盖真相，编造一个虚假的、但是看上去又似乎合理的故事……你还要用令人信服的方式讲出、并且始终牢记这个故事”。

认知负荷的作用看来是最大的，“如果不是经过了反复排练，说谎者在说谎时就需要费劲地思索，而这会导致许多破绽，”比如过度控制（overcontrol）：说谎者比平时更少眨眼、更少小动作，手势减少，说话时停顿时间延长，声音更尖锐。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说得好：“你可以总是欺骗一些人，也可以在某些时候欺骗所有人，但你不可能总是欺骗所有人。”——除非你同时欺骗自己。你一旦相信了自己的谎言，就不太会流露出这些常见的、容易被人识破的说谎破绽：欺骗和欺骗侦测创造了自我欺骗。

特里弗斯的理论从进化论的角度对我的操作条件反射模型（operant conditioning model）作出了新的解释，从而可以解释这样的现象：巫婆、灵媒、邪教领袖之流一开始都知道，自己的做法带有欺骗色彩（但那是为了他们的“崇高事业”，因此是可以容忍的）。然而，随着信徒对他们的表现作出正面反馈，他们自己也渐渐相信自己的噱头（“也许我真的会读心术，真的能预言未来、拯救人类”）。不过，特里弗斯没有意识到，自我欺骗在道德演化中具有积极作用。正如我在2004年的著作《善与恶的科学》（ The Science of Good and Evil ）中指出的那样：要形成真正的道德，光把自己伪装成好人是不够的，因为在祖先们生活的狩猎与采集小团体中，人与人之间要么是亲戚关系，要么互相熟识，在这样的社会中，伪装的道德注定会被揭穿。你只有坚信自己是一个有道德的好人，并付诸行动，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好人。

运用这套欺骗与自我欺骗的逻辑，我们可以建立一个自下而上的理论，解释我们如何进化出种种情绪，并在情绪的指导下做出在我们的灵长类同伴眼中或善或恶的行为。这正是一个世俗市民社会的根基所在。（翻译　红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