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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家告诉我们，在经历了巨大的创伤后，人的情绪通常会经历否认、愤怒、交涉、沮丧、接受五个阶段。事实真的如此吗？
20世纪60年代，瑞士裔精神病学家伊丽莎白·库布勒－罗斯（Elisabeth Kübler-Ross）通过研究临终病人的情绪，将悲伤划分为5个阶段：否认、愤怒、交涉、沮丧、接受。如今，人们已普遍接受悲伤五阶段，引用时常信手拈来而无须说明。
但并没有证据显示，我们悲伤时情绪会严格遵循这5个阶段或某几个阶段。罗素·弗里德曼（Russell P. Friedman）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谢尔曼奥克斯市悲伤恢复学会（Grief Recovery Institute）的执行董事，曾与约翰·詹姆斯（John W. James）合著《悲伤恢复手册》（ The Grief Recovery Handbook ）。他认为：“目前尚无研究显示，悲伤分为不同阶段。过去的划分也不能称为阶段。悲伤是由于‘丧失’引起的正常的、自然的情感反应……无论人们多么渴望有一套简明扼要的悲伤指导方针，世上都不会有两个人对悲伤的感受完全相同。”
弗里德曼的结论，来源于他在日常工作中与悲伤人群的大量接触。美国孟菲斯大学的心理学家罗伯特·尼迈耶（Robert A. Neimeyer）也赞同这一观点。他在学术著作《意义重构与“丧失”体验》（ Meaning Reconstruction and the Experience of Loss ）中指出：“科学研究显然无法证实，‘丧失’引起的情感变化是否存在一定的阶段顺序，或者是否有一个清晰的点，标志着悲伤的结束和‘恢复’的开始。”
人们总是千方百计想用几个简洁的阶段来概括人生百态。心理分析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将人的性心理发展概括为5个阶段：口唇期（oral）、肛门期（anal）、性器期（phallic）、潜伏期（latency）、生殖期（genital）。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发育心理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松（Erik H. Erikson）把心理发育划分为8个阶段：信任与怀疑（婴儿）、自主与羞耻（幼儿）、主动与内疚（学龄前）、勤奋与自卑（学龄）、身份认同与混乱（青春期）、亲密与孤独（青年）、繁衍与停滞（中年）、完善与绝望（老年）。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劳伦斯·科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则认为，人类的道德发展包含6个阶段：父母惩罚（parental punishment）、利己主义（selfish hedonism）、人际和谐（peer pressure）、法律和社会秩序（law and order）、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普遍道德原则（principled conscience）。
为何万变不离“阶段”呢？人类这种灵长类动物，总是试图通过各种模式和讲述来理解这个混乱不堪、无法预知的世界。阶段学说正好迎合了这种需求：一方面，它的工作原理类似物种分类或进化图示，发人深思；另一方面，它先后有序，完全符合人们讲故事的习惯。社会心理学家卡罗尔·塔夫里斯（Carol Tavris）在一次采访中谈到，阶段理论就是“给混乱赋予秩序，让无常变得可知，在绝望中寻求希望”。塔夫里斯是《对女性的误解》（ The Mismeasure of Woman ）一书的作者，其与埃利奥特·阿伦森（Elliot Aronson）合著了《不是我的错》［ Mistakes Were Made （ But Not by Me ）］。塔夫里斯认为：“阶段理论的魅力在于，它讲了一个故事，并提供了一种普遍认同的叙事模式（你现在虽然这样认为，但不久以后……）。认知心理学和‘叙事心理疗法’（narrative psychotherapy）的许多研究都肯定了讲故事的重要性。一些临床医学家也表示认同，并努力帮助患者摆脱消极、自我否定的叙事模式（看我多倒霉），让他们变得更积极、自信（我不仅幸存下来，而且获得了成功）。”
阶段理论究竟错在何处？首先，塔夫里斯认为：“发育心理学主张生活是可以预知的。多数人的生活都遵循一定的套路：早早结婚生子，终日为了生计忙碌，偶尔遭遇中年危机，然后退休——走向生命的尽头。阶段理论以此为基础，试图反映人们某一时期的状态。然而，这种‘片段式’的理论忽略了社会、经济的不断变化，而这些变化足以使我们的生活脱离既定的轨道，变得捉摸不定。”其次，塔夫里斯认为：“阶段理论错把内疚感和压力强加给不遵循常规的人。一些心理疗法和创伤后干预过分宣扬阶段的必然性，进而让患者变得谨小慎微、疑神疑鬼。”阶段理论好比讲故事，讲述的人也许深信不疑，但故事终究不能变成科学。（翻译 徐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