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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胜之机

第十一师师长萧乾是黄埔一期生,也是“土木系”中有名的猛将。此人恃勇而骄,一向认为第十一师天下无敌,对红军的战斗力很轻视。在部队出发时,他曾对第十一师官兵放言:“今后的十一师不但要与第一师并驾齐驱,而且要超过它的声望。”

罗卓英与萧乾早就意见不合。这反过来使得罗卓英表面上不能不迁就萧乾,本来应该以指挥官名义下达命令,也变成了电话协商。在电话中,萧乾以夜间撤退,将增加疲劳为借口,拒绝后撤,并且对罗卓英说:“尽管草台岗地形不利,但我们也不怕红军来攻占。他们敢来,我叫他们片甲不归!”

第三个敌情报告显示,第十一师不仅没有后撤,其后续部队和辎重也全部到达草台岗,士兵正在彻夜修筑工事。

萧乾的有勇无谋又一次给红军带来了制胜之机。朱德一边口述作战命令,一边派人去请周恩来。周恩来在听取汇报,并看过作战命令后,欣然同意了朱、刘的决策。三人达成一致,命令随即通过电台传至各作战部队。

就在萧乾拒绝后撤不久,他也得到情报,获悉红军大部队已集中在草台岗周围。萧乾这才有些慌张起来,急忙给罗卓英打电话报告情况。

罗卓英要他立即撤到东陂与第九师会合,让红军扑个空,然后再与九师并力反击。可是这时红军主力已很接近,加上又是雨夜,萧乾担心部队若是仓促回撤,更容易为红军所乘,所以便决心依托阵地与红军硬拼。

罗卓英认为萧乾说得有理,也就没有再坚决命令他后撤,只是指示第九师准备接应,并将一个独立团部署在东陂与草台岗之间,伺机进行增援。

第二天拂晓,红军发动全面进攻,多达五个军团的部队潮水般向草台岗涌去。第十一师虽处于劣势,但仍顽强抵抗,战斗打得十分激烈,双方伤亡都不小。鏖战至黄昏,第十一师已损失了超过一半人马,师长萧乾负伤,经罗卓英派兵竭力接应,余部才得以撤出重围。

陈诚闻讯,急令前、后纵队回撤。检点第十一师兵员,全师还剩了不到三千人。陈诚亲临讲话,很气愤地对该师军官说:“你们为什么不死?打败仗有什么面目见人?”

第十一师在国民党军中素以强悍著称,自到江西后还从来没有打过败仗,此次受到歼灭性打击,令参与“围剿”的各路部队十分害怕——两个师相距十里都不敢宿营,非得靠在一起才觉得安全。

为了给各部队壮胆,以振作已经十分低落的士气,同时也为了显示自己的基本部队败而不馁,陈诚将招募的三千多新兵拨归第十一师,任命罗卓英为代师长,让该师继续担任防守警戒。

草台岗一战让陈诚在国民党内饱受攻击,尤以何应钦、熊式辉反应最为激烈。陈诚不堪压力,匆匆调整完部署,即打电报向蒋介石辞去本兼各职,第四次“围剿”就此以失败告终。

陈诚下台后,蒋介石既不委别人,也不做新的“围剿”部署,这让南昌行营参谋长贺国光很是着急。他揣摩老蒋的心思,还是属意于陈诚,于是便想了一招“后宫用事”的计策,以化解蒋、陈之间的尴尬。

按照贺国光的安排,陈诚的夫人前去拜访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陈诚陪着谭祥一道去。蒋介石也趁势以这个名义出来相见,君臣握手言欢,尽释前嫌。

7月,恢复指挥权的陈诚开始做第五次“围剿”的准备,并针对红军的作战特点以及自己的薄弱环节,在战略战术上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措施。

山地战要求部队精简机动,陈诚就将十八军各师的编制缩小,同时扩大师、团两级运输部队的编制,加强后勤运输能力。

十八军经历过第三、第四次“围剿”的失败,两次失败都暴露出情报不灵的问题。于是就在师部和团部各添设一个武装便衣搜索队,搜索队官兵都是挑选出来的“老兵油子”,他们负责潜入苏区侦察情况,或在大部队前担任搜索及警戒任务。

以往“围剿”,军事是军事,政治是政治,各不相属。这时要求十八军的政工人员每到一处,就要和地方行政人员联络,帮助组织保甲,这就是所谓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

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庐山训练。蒋介石在庐山设立军事训练团并自兼团长,陈诚任副团长。自7月起,十八军排长以上军官全部分批前往接受了训练。

庐山训练使十八军军官的作风有了很大改变:从排长到军师长,均穿布质军衣,脚穿草鞋或胶鞋,同时无论职级大小,一律不配武装带,而与普通士兵一样,只在腰间扎一小皮带。

前第十一师师长萧乾为了练习山地条件下的长途行军,不但脚穿草鞋,还在脚底抹了桐油。另一名师长傅仲芳经常穿旧军衣,军中有伙夫头之称。其他师团长在行军时也都自背米袋,携带最必要的简单行李。

陈诚和他的军官们为了打个翻身仗,已经把吃奶的劲都使了出来,这使得第五次“反围剿”的难度超过以往。恰恰在这个时候,中央苏区指挥层又发生了对红军作战极其不利的一次大变动。 t4WIT3OEFLlgPLRGWc64PcOKOPm3evK4P4xsUnkqD+DoeGjLW1JwtfLcuRUuKLg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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