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原系陈炯明所部林虎的部下。这名北洋时代的粤将身上有着很重的旧军阀习气,且又爱财如命。他的军需处长徐德吾系司务长出身,平时也是锱铢必较,悭吝异常。两个人配合在一起,真是能将属下的校尉士兵刮到干干净净。
“九一八”之后,国民党军队发“国难饷”,但待遇尚可,每月在可领到的伙食费上,军官有十二元,士兵有六元,月底还有军饷。陈诚的十八军严禁克扣伙食费和军饷,李明和徐德吾不敢克扣,但他们另有生财之道,就是千方百计地拖延发放,以便将这些公款存入私人银行获得重利。
第五十二师出发前,徐德吾借口来不及点名发饷,只派军需在行军途中每人发一元钱,就这一元钱还是“借支”。该师士兵对李、徐二人恨之入骨,并且怨愤地说:“借一块钱,我们就打一块钱的仗。”
将有贪心,兵无斗志,第五十二师打仗必败,早在许多人的意料之中。要命的是,李明所部还是侧敌行军,其行军队伍的南侧就与中央红军集结地点相邻。
2月27日,第五十二师在大龙坪遭到预伏红军的拦腰猛击,很快被截成数段,之后全部被歼。第五十九师隔山听到枪炮声,还以为五十二师在进行实弹演习,接着也一头闯进包围圈,遭遇了同样的厄运。
五十二师、五十九师的先后被歼,打乱了陈诚的预定作战计划。他不得已将原有的三个纵队缩编为两个纵队,其中吴奇伟指挥三个师为前纵队,罗卓英指挥三个师为后纵队,前后两纵队以重叠行军的方式继续南进,以寻求与红军主力决战。
3月16日,刘伯承接到了相应的侦察报告。他在和朱德、周恩来商议后认为,如果能使敌人的前后纵队拉大距离,红军就可以再次集中主力歼其一部。
一支红军部队奉命伪装成主力,对前纵队加以引诱。陈诚果然中计,他不仅命令前纵队加速推进,还将后纵队的一个师临时调拨给了前纵队。
3月20日夜,根据曾希圣送来的敌情报告,朱德、刘伯承在指挥部里对新一轮作战方案进行商讨。刘伯承手拿放大镜,对着铺在桌上的地图看过来看过去,同时手指不停地在地图上量着距离。
从地图上看,诱敌计划是成功的,敌后纵队与前纵队相隔百里左右,已成孤立突出之势。后纵队只剩下两个师,并且其中的第十一师正位于草台岗。
看完地图之后,刘伯承产生了在草台岗设置战场,集中全力打第十一师的想法。
草台岗的地形与大龙坪相似,山路崎岖狭窄,两岸又皆为高山密林,乃设伏的绝佳地形。同时,第十一师又是陈诚起家的基本部队,只要消灭了十一师,其他各师必然闻风丧胆,士气沮丧。
朱德立即采纳了刘伯承的建议。正在起草作战命令,参谋送来了第二个敌情报告,这个报告让朱、刘很是失望。
原来当天下午,红军侦察部队已在草台岗与第十一师打过照面,这使后纵队的指挥官罗卓英心生怀疑。
罗卓英是陈诚的保定同期同学,在“土木系”中坐第二把交椅,为人十分机敏。他认为红军仅以小部队与己保持接触一定藏有玄机,可能是正在等待主力到来。那样的话,次日就将有大战,而如果在草台岗附近与红军作战的话,就其地形来看,第十一师只有被动挨揍的份儿。
罗卓英当时位于东陂以北的五里牌。他给第十一师打去电话,让第十一师连夜撤回五里牌,并且表示已将该师的行李辎重留在五里牌。
这一电话被红军情报人员侦听到了,而且还观察到第十一师的后续部队已停止前进。草台岗与五里牌仅相距二十余里,第十一师只需三个小时就可以撤回五里牌。当然,红军也可以改攻东陂,但必须重新部署。
已经起草好的作战命令只得作废,朱德、刘伯承再次酝酿新的作战方案。
实际上,只要第十一师得以撤回东陂,红军就可能失去战场的主动权,罗卓英的算计也正在此处:东陂的第九师补充了很多西北军的老兵,擅长防守,而且还筑有工事,一旦红军攻坚受挫,他就可以下令第十一师出击;红军若是弃攻而退,天亮后,第十一师、第九师可以兜后追击,那样也能获得小胜;要是运气再好一些,得到前纵队的协同,回头截击红军,则就不是大胜、小胜,而是足可打一个漂亮的歼灭战。
就在新的作战方案刚刚形成,开始起草命令之际,第三份敌情报告送到指挥部。看到这份报告,刘伯承忍不住脱口而出:“天助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