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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埔

苏联军事科学的成形,起自于苏联名将伏龙芝。伏龙芝不仅深入地总结了苏联国内战争的经验,为编写苏军条令、教令打下基础,而且对未来战争有过前瞻性的阐述。

伏龙芝军事学院以伏龙芝的名字命名,他本人也曾在这所军校执教。在刘伯承入学时,伏龙芝已经去世了三年,但军校仍以伏龙芝的思想为主导。刘伯承一走进去,迎面看到的就是一条大标语:“任何战术都只适用于一定的历史阶段,如果武器改进了,技术有了新的进步,那么军事组织的形式、军队指挥的方法也会随着改变。”

这是伏龙芝的经典名言,短短一句话却含义深刻,从此对刘伯承的军事理念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如果说在苏联高级步兵学校属于中级培训,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就等于进行高干深造。接受深造的中国学员也由三十人减到了六人,其中就有后来的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

学院所开设的课程具有相当高的水平,教员全都是在战术和战史学方面很有修养的专家,在讲课时会引用许多“一战”和苏联国内战争中的战例。对于已把军事作为自己终身职业的刘伯承来说,这些内容无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每讲一门课,他都会联系过去自己亲身参加或指挥过的战斗,从中总结经验教训。

刘伯承还由此养成了一个习惯,即以后不管事务如何繁忙,战争如何紧张,每打一次大仗,他都一定要做一个总结,并附上自己的思考所得。

学是为了能够致用,在苏联学习期间,刘伯承非常关心国内的政治形势。到1930年,中共已从大革命的失败中恢复过来,全国红军达到十万之众。

在这种情况下,刘伯承结束了在苏联的学习,于8月奉召离苏回国,回国后即被委任为军委参谋长。从那时起,他就被视为中共党内的孙武、吴起(“论兵新孙吴”),各省来汇报请示军事工作,多由周恩来与他一起接谈,有时还由他单独接谈。

中共中央在上海完全处于秘密地下工作状态。1931年,由于高层领导顾顺章、向忠发相继被捕叛变,上海地下党系统已很难立足,于是便成立了临时中央,并开始将机关人员陆续迁至中央红军的首府瑞金。

1932年,刘伯承到达瑞金,出任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就任之前,毛泽东专门找他谈话,并且谈到“新旧军阀都很懂得有权必有军,有军必有校这个道理”。

最早的“旧军阀”不用说了,张作霖在东北,蔡锷在云南,程潜在湖南,抓的都是讲武堂,也各自成就了他们的一番事业。轮到“新军阀”蒋介石出头,军校同样是起家资本,仅其嫡系部队就可以按军校出身分为陈诚的保定系、汤恩伯的士官系、胡宗南的黄埔系。

毛泽东强调:“我们要把红校办成‘红埔’,要镀这个红点子,把红校办成培养干部的基地。”

要把红校办成“红埔”,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苏区的教员不足,同时也没有现成的适用教材。于是刘伯承决定组织人员重新编写教材和讲义,并且亲自执笔参与撰写。

此时的刘伯承刚刚四十出头,身体硬朗,精力充沛。为了撰写教材,他常常挑灯夜战至拂晓,其用功努力的程度,连一般红校的教员都自愧不如。

新教材并非建立在空中楼阁之上,它对国民党军队的教程以及苏军的战斗条令都有所借鉴。当时苏军在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之后,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先进合理的军事理论,而这些理论在苏军条令中有充分反映。刘伯承花了很大精力,着手将一部分苏军战斗条令的内容翻译了过来,以作为红军正规化教育和建设的参考。

早期红军的各种军语和名词大多沿袭自国民党军队,而且叫法上很不规范,刘伯承依据“苏军步兵战斗令条”一一加以推敲,重新予以定名:红军军官改称为指挥员,士兵改称为战斗员……

甚至于营级指导员的职位最早也源自于刘伯承——原先红军里没有营级指导员,是刘伯承根据苏区和红军的特点,在军队中增加了这一设置。

进入“红埔”就读的红军干部大多是从农村出来的青年小伙儿,个个身强体壮,爱蹦爱跳,活像一群小老虎。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是没说的,但要让他们坐下来看书写算,那就很伤脑筋了。针对这一情况,刘伯承采取了颇有“红埔”特点的教学原则:切合实用,少讲多做,少课堂多野外。

有一个科目是筑城法。起初学习挖散兵坑、掩体,这倒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后来学到坑道作业时,就集体卡住了——教员说:“坑道开口,按类型分‘垂直’、‘水平’掘进。”大家一听,你看看我,我瞧瞧你,都不知道什么叫“垂直”、“水平”。

教员见状,便用硬纸叠成坑道模型,上面写明各部的名称和尺度。众人看过模型,终于弄清楚了何谓“垂直”、“水平”。

搞明白道理后,教员再带学员们到野外进行实习。学员们日夜不停地挖坑道,到了晚上,就在坑道外点起汽灯,坑道内点起蜡烛,一连挖了三个星期,才将坑道作业的基本技术学到手。 VirVyJ+oj0g+ywEt88Ed0ZxT+9klplQmrPYy0XETu2Q8igO8qn/xCmrR+P7Yow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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