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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军事科学的成形，起自于苏联名将伏龙芝。伏龙芝不仅深入地总结了苏联国内战争的经验，为编写苏军条令、教令打下基础，而且对未来战争有过前瞻性的阐述。
伏龙芝军事学院以伏龙芝的名字命名，他本人也曾在这所军校执教。在刘伯承入学时，伏龙芝已经去世了三年，但军校仍以伏龙芝的思想为主导。刘伯承一走进去，迎面看到的就是一条大标语：“任何战术都只适用于一定的历史阶段，如果武器改进了，技术有了新的进步，那么军事组织的形式、军队指挥的方法也会随着改变。”
这是伏龙芝的经典名言，短短一句话却含义深刻，从此对刘伯承的军事理念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如果说在苏联高级步兵学校属于中级培训，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就等于进行高干深造。接受深造的中国学员也由三十人减到了六人，其中就有后来的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
学院所开设的课程具有相当高的水平，教员全都是在战术和战史学方面很有修养的专家，在讲课时会引用许多“一战”和苏联国内战争中的战例。对于已把军事作为自己终身职业的刘伯承来说，这些内容无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每讲一门课，他都会联系过去自己亲身参加或指挥过的战斗，从中总结经验教训。
刘伯承还由此养成了一个习惯，即以后不管事务如何繁忙，战争如何紧张，每打一次大仗，他都一定要做一个总结，并附上自己的思考所得。
学是为了能够致用，在苏联学习期间，刘伯承非常关心国内的政治形势。到1930年，中共已从大革命的失败中恢复过来，全国红军达到十万之众。
在这种情况下，刘伯承结束了在苏联的学习，于8月奉召离苏回国，回国后即被委任为军委参谋长。从那时起，他就被视为中共党内的孙武、吴起（“论兵新孙吴”），各省来汇报请示军事工作，多由周恩来与他一起接谈，有时还由他单独接谈。
中共中央在上海完全处于秘密地下工作状态。1931年，由于高层领导顾顺章、向忠发相继被捕叛变，上海地下党系统已很难立足，于是便成立了临时中央，并开始将机关人员陆续迁至中央红军的首府瑞金。
1932年，刘伯承到达瑞金，出任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就任之前，毛泽东专门找他谈话，并且谈到“新旧军阀都很懂得有权必有军，有军必有校这个道理”。
最早的“旧军阀”不用说了，张作霖在东北，蔡锷在云南，程潜在湖南，抓的都是讲武堂，也各自成就了他们的一番事业。轮到“新军阀”蒋介石出头，军校同样是起家资本，仅其嫡系部队就可以按军校出身分为陈诚的保定系、汤恩伯的士官系、胡宗南的黄埔系。
毛泽东强调：“我们要把红校办成‘红埔’，要镀这个红点子，把红校办成培养干部的基地。”
要把红校办成“红埔”，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苏区的教员不足，同时也没有现成的适用教材。于是刘伯承决定组织人员重新编写教材和讲义，并且亲自执笔参与撰写。
此时的刘伯承刚刚四十出头，身体硬朗，精力充沛。为了撰写教材，他常常挑灯夜战至拂晓，其用功努力的程度，连一般红校的教员都自愧不如。
新教材并非建立在空中楼阁之上，它对国民党军队的教程以及苏军的战斗条令都有所借鉴。当时苏军在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之后，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先进合理的军事理论，而这些理论在苏军条令中有充分反映。刘伯承花了很大精力，着手将一部分苏军战斗条令的内容翻译了过来，以作为红军正规化教育和建设的参考。
早期红军的各种军语和名词大多沿袭自国民党军队，而且叫法上很不规范，刘伯承依据“苏军步兵战斗令条”一一加以推敲，重新予以定名：红军军官改称为指挥员，士兵改称为战斗员……
甚至于营级指导员的职位最早也源自于刘伯承——原先红军里没有营级指导员，是刘伯承根据苏区和红军的特点，在军队中增加了这一设置。
进入“红埔”就读的红军干部大多是从农村出来的青年小伙儿，个个身强体壮，爱蹦爱跳，活像一群小老虎。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是没说的，但要让他们坐下来看书写算，那就很伤脑筋了。针对这一情况，刘伯承采取了颇有“红埔”特点的教学原则：切合实用，少讲多做，少课堂多野外。
有一个科目是筑城法。起初学习挖散兵坑、掩体，这倒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后来学到坑道作业时，就集体卡住了——教员说：“坑道开口，按类型分‘垂直’、‘水平’掘进。”大家一听，你看看我，我瞧瞧你，都不知道什么叫“垂直”、“水平”。
教员见状，便用硬纸叠成坑道模型，上面写明各部的名称和尺度。众人看过模型，终于弄清楚了何谓“垂直”、“水平”。
搞明白道理后，教员再带学员们到野外进行实习。学员们日夜不停地挖坑道，到了晚上，就在坑道外点起汽灯，坑道内点起蜡烛，一连挖了三个星期，才将坑道作业的基本技术学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