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孰料好不容易得到的这份情报极不准确，汤坑敌军不是千余，而是两万。起义军方面，“三河坝分兵”先分了一个战斗力较强的二十五师，“潮汕分兵”又分了一个师，潮汕休整时又未能补充到兵员，到汤坑之战时，只能集中和投入六千余人。
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起义军未能突破敌军阵地，己方伤亡了近两千官兵，且弹药将尽，无力再战，只得向揭阳、潮汕后撤。
汤坑一战，敌军的损失也相当大，敌方战将黄绍竑事后承认，如果再战半天，他们是不能够支持的。起义军如果没有先前的两次分兵，造成主力分散，胜算应该还要大得多。
因为分兵，起义军反而被敌军各个击破。自主力部队离开潮汕后，驻守潮州的周逸群第三师遭敌两路猛攻，还没等主力退回，潮州城即被攻陷。
南昌起义至此宣告失败。起义军尚存两千多人，其中一部退往海陆丰，另一部由朱德、陈毅率领，转战江西、湖南，后来上了井冈山。
大革命失败了，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陈毅说了一句话：“要受得起失败的考验，做失败时的英雄。”最艰难处显奇才，在这黑暗重重、前途茫茫的时刻，刘伯承和他的同志们一样，需要依靠自己坚强的意志和信念来渡过重重难关。
南昌起义失败后，刘伯承、贺龙按照上级指示乘船向香港转移，然后再从香港转赴上海找中共中央。日后刘伯承接受记者采访，回忆起这一段经历时止不住大声笑了出来——“我跟你讲，那一年我跟贺龙两个逃到香港，很狼狈呢。”
当时船到达香港，两人在下船之前就约好，由贺龙扮主人，他扮作贺龙的仆人，因为贺龙身材较胖，像个主人的样。
上了岸，刘伯承去找旅馆。茶房瞧了他一眼，就把他领到了一间又暗又小的房间里。刘伯承很生气，说你怎么能这样，把我领到这种房间里来。
正发着火，刘伯承往镜子前一站，立即被吓了一大跳：镜子里的人脸又黑又瘦，穿一身既破又脏的旧军服，胡子头发老长老长。
他醒悟过来，为免露出马脚，赶紧对茶房说，自己只是替主人来看房间的，主人是有身份的，你不该这样……
1927年冬，刘伯承前往上海，不久便被派往苏联学习。留学苏联，使得他有机会一边总结失败教训，一边学习当时世界上最新、最好的军事科学。
刘伯承首先就读的是苏联高级步兵学校。入学时，他已经三十六岁，一个中国班三十多人，就数他的年龄最大。这个年纪开始学俄文，自然要比其他年轻的同学困难得多，但对于一个在麻醉药失效的情况下都能咬牙接受眼科手术的人来说，这点困难又不算什么。
为了攻克语言关，常常是别人已经熄灯就寝，刘伯承还要独自跑到室外走廊里，利用走廊里的灯光背俄文单词。他“视文法如钱串，视单词如铜钱，视疑难如敌阵”，经过数月努力，终于提起“钱串”，攻克“敌阵”，达到了能直接听教官讲课和阅读俄文教材的程度。
从“一战”前的沙皇时代起，苏联的军事教育就以严格著称。上课教员提问，学员起立回答得不对或不完全对，教员都不会让你坐下，只有等到下一个学员回答得对的时候，他才会示意你坐下来，这种教学法被称为“照相”。
刘伯承在入学之初就被校方介绍是“中国著名的军事将领、南昌起义的参谋长”，可有时也要被“照相”，这让他“硬是很恼火”。可是他很快就体现到“照相”自有“照相”的好处，那就是可以促使自己在学习中更加全神贯注。
南昌起义后，刘伯承曾经感慨：“当军人就不能怕打仗。”苏联学习让他得出一个新的体会：“蠢人是要打败仗的。”
要想不做打败仗的蠢人，实在没有其他便捷途径，只能不怕吃苦头，不怕丢面子，用勤能补拙的办法来增进学识。
在沙皇时代的俄国，一方面，军事教育极其严格，学员简直没有一分钟空闲；但另一方面，教育内容却又非常简单机械。背条令、队列勤务、阅兵训练占了课时的绝大部分，留给实践和掌握战斗技能的时间反而很少。
当时的学员几乎每天都要练正步走，练习操枪动作和敬礼已经到了机械的程度。所有初级指挥官所要掌握的基本技能，不是如何在战场上更好地指挥士兵作战，而是“死盯着长官”以及在本部队所有长官面前立正。
有一个笑话，说有一位“军官大人”喝醉了酒而且近视。他乘着轻便马车到训练场视察，下车后便把手举到帽檐边，对着学员们大喊一声：“你们好，年轻的机枪手！”
没人回答。他又重复了一遍，依旧寂静无声。军官生气了，他走近其中一个“机枪手”，用从不离身的手杖打了一下，骂道：“蠢货，你们怎么不说话？！”
这时他才看清，“机枪手”原来都是用于训练的一动不动的假人。
“一战”前的俄军缺少优秀将领，但不乏优秀的士兵，十月革命后红军和俄军中所涌现的著名将领，大部分都出身于士兵或基层士官。应该说，这与俄军的军事教育过于保守僵化有一定关系。
苏联军事教育避免了旧时代的弊端，高级步兵学校设置的课程就囊括了一个指挥员所要掌握的基本内容，包括战略学、战术学、地形学、射击学等。除了因为失去右眼，实弹射击只能及格外，刘伯承在其他三门课上的成绩均能达到优秀。
半年后，刘伯承调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开始接受苏联最高级别的军事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