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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离川之前，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黄金阶段，杨闇公鼓励他到黄埔军校当教官，以便发挥他的军事特长。在吴玉章的引荐下，刘伯承在广州见到了时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但他觉得从事革命实践活动更适合自己，于是又随吴玉章回到了四川。
刘伯承回川不久，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就揭开了序幕。北伐军出师之后连战连捷，陆续攻下了汉口、汉阳、武昌。吴佩孚不仅主力被歼灭，就连老巢都丢失了。武汉逐渐成为中共和国民党左派的活动中心。
四川大小诸侯，除了已失败的第一军属国民党体系外，其余打的都是北洋旗号，他们所拥有的军队番号也都是从北洋政府那里得来的。政治立场上，基本上是哪一个北洋派系当政，他们就投靠谁。皖系段祺瑞执政，他们便站在段祺瑞一边，直系吴佩孚上台，他们又依附于吴佩孚。
北伐战争开始后，这些诸侯本准备东下援吴，侧击北伐军，同时乘机扩展自己的势力，但是没想到吴佩孚会败得那么快那么惨。慑于北伐军的声威，他们只得暂时以“保境安民”、“地方自治”为号令，以便根据时局变化重新进行站队。
四川军阀这种不明朗的政治态度，对北伐军具有一定的威胁，尤其是杨森，仍同吴佩孚藕断丝连，如果他从所驻防的万县、宜昌一带侧击武汉，后果将不堪设想。
中共中央指示四川党组织配合北伐，解除杨森等人对武汉的威胁。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也对杨闇公说：“将来北伐一定成功，但是驻在万县的川军杨森对湖北宜昌、武汉威胁太大，四川同志要负责这一方面的工作。”
为推动军阀们倾向革命，四川党组织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他们还以国民党中央党部联席会议的名义，向川军各师、旅长发出了要求响应北伐的函件。
眼看时局已不可逆转，善观风色的四川诸侯们开始认识到如不改旗易帜，立即就会有跟吴佩孚垮台的危险。于是他们纷纷派出代表与国民政府接洽，要求参加国民革命，其部队改为国民革命军，所属地方政权也改属国民政府。
一度最为大家所担心的杨森率先在万县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杨森做过刘湘的部下，也曾入据成都，做过统一四川的梦，但不仅又被刘湘给赶下来，只能占领万县一带。他第一个改旗易帜，并不是急匆匆地要参加国民革命，而是实实在在想打着革命的招牌，恢复他原有的势力。
杨森一就职，刘湘也赶紧在重庆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军长，以免杨森扛着革命的旗号来打他。
杨森、刘湘做了榜样，其余的人也竞相模仿，由国民政府授予的各个番号都相继出现于川西北。
军头们摇身一变，俨然成了一个个“革命军人”，但所做的不过是投机生意，他们对此都是“瞎子吃馄饨，心里有数”。刘湘就任第二十一军军长后，在重庆召集军官们讲话。第一师师长唐式遵腰间挂着一把从前的长长的指挥刀，第二师师长罗仪三和他开玩笑说：“你还舍不得那把军阀刀吗？”
要想改造这些旧军队，就只能加强兵运工作。过去杨森在云南带兵打仗时，朱德曾经搭救过他，基于这层关系，中共中央派朱德出任杨森部队的政治部主任，以推动他进一步向国民政府靠拢。
识时务者为俊杰的是绝大多数，不过川军中仍有三支队伍无动于衷，连北洋的五色旗都不肯更换。首先是顺庆的何光烈。他和吴玉章有旧，起初曾向吴玉章表示愿意参加国民革命，并打算聘请对方在即将开办的嘉陵高中任校长。
可是不久顺庆丝厂爆发了罢工工潮，当地资本家和士绅便向何光烈请愿，对他说：“你还要请吴玉章做校长，他才来了一下就发生罢工，以后怎么办？”
何光烈因此反悔，不再言及国民革命。吴玉章派人来办理嘉陵高中的开学事宜，也被他一口回绝：“我的嘉陵高中缓办了，请你先生回去！”
第二个是刘存厚。刘存厚早期辉煌过，一度甚至有统一四川的趋势，曾被北洋政府任命为四川督军。后来没落了，这反倒使他对过去那段时光更为留恋，他在绥定防区所挂的招牌仍然是“四川督军行署”。
第三个是赖心辉。他的地盘在泸州，但常驻重庆。赖心辉的情况与刘存厚有相似之处，北洋政府曾委任他为四川省长，赖心辉就把“四川省长署”的招牌挂在他的重庆公馆门口。
何光烈也罢了，四川老百姓觉得赖心辉、刘存厚既可怜又可笑，就送他们两人一副对联：“赖心辉灰容宛在，刘存厚厚脸犹存。”
四川党组织多方做过这三名军头的工作，但都归于无效，尤其对顺庆的何光烈，可以说本来离成功只剩一步之遥，最后却因急于求成而失败了。杨闇公感到甚为可惜，不由说了一句：“唉，顺庆、泸州的一些人太着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