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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氏家谱记载，秦末汉初，刘家有兄弟四人：刘伯、刘仲、刘季、刘交。老二刘仲干农活是一把好手，而老三刘季却从不喜欢下地干活，为此常遭父亲的训斥。不料刘季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日后竟然取得天下，成了开创盛世的一代君主。
刘季就是汉高祖刘邦。他在一次为父亲祝寿时开玩笑说：“您过去总认为我是个无赖小子，不能治产业，不如哥哥刘仲。可是您再看看现在我和哥哥到底谁创下的基业大呢？”
殿下群臣听到后皆呼万岁，刘邦大笑为乐。
作为皇帝的哥哥，刘仲被封为诸侯王。有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到了清代，刘仲的后代逐渐败落，其中有一个叫刘政富的人举家迁至较为偏僻的四川开县，靠开荒种田和打铁过日子。
刘政富在家排行第四，人称“刘四铁匠”。他手艺高超，但能接到的打铁活并不固定，活儿多的时候，家里日子还能过得去，一旦活少了，就难以糊口。好在刘铁匠心灵手巧，从小就喜欢吹拉弹唱。知道他会吹唢呐，远近邻居一有红白喜事，就来请他当吹鼓手。开始是纯粹帮忙，以后别人总要给点谢礼，赶上家里揭不开锅的时候，这也就成了家里一项不可或缺的副业。
刘政富有六个儿子，因为家里穷，前面五个都没读过书，长大后也都做了农民。有一年，其中一个兄弟错把早稻种子当成一般稻种给种上了，那一年正遇上大涝，刘家的稻子早早就收割了，未遭到水淹，而别人家的稻子却都淹死了。
水退之后，刘家稻田的余根又长了一茬，这使他们难得地有了一点余粮。又碰上米价好，在把余粮卖掉之后，日子便稍稍富裕了一点，买了十几石谷的土地。
刘政富很高兴，说：“这是天无绝人之路哇，也许刘家还能再兴旺起来！”于是他就破例送最小的儿子刘文炳读书，指望刘家以后能借此有个出头之日。
刘文炳读了十几年书，成年后在附近私塾教书为业。这个刘文炳就是刘伯承的父亲。
刘伯承四五岁时，祖父刘政富去世。刘文炳同几个兄弟分了家，靠教私塾和分得的土地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尽管家境很不宽裕，但刘文炳还是像当年自己父亲所做和所希望的那样，把刘伯承送进了私塾。
刘伯承读了一年多的私塾后，赶上开县举行科举考试，父子便同去县城参加应试。两人都通过了预考，按照他们的考卷情况，到正式考试时，都很有把握考个秀才。
可是好事多磨，有人看他们预考成绩不错，便心怀忌妒，暗中告了父子二人一状，说他们是“优人之后”。
在旧时代的社会阶层划分里，吹鼓手这一行当同剃头匠、修脚匠、优伶、娼妓是一类，属于“下九流”的“优人”，其本人和后两代子孙都没有资格参加科考，第四代以后才能参加。因为刘伯承的爷爷刘政富当过吹鼓手，刘家就由皇族之后成了优人之后，刘文炳、刘伯承父子正在不能参加科考之列。
按照科举考试制度的规定，考生在参加考试前，除填写自己的姓名、籍贯和年龄外，还要填写上至祖父一辈的三代履历，也就是俗称的查三代。如果考生隐瞒出身，一经查出，不但要革除功名，还要将保人和主考官一同问罪。
刘氏父子报名时填写的三代履历是“农民”。主考官接到状纸后大惊失色，不由分说便将父子两人逐出了考场。
不但如此，开县衙门里还要继续追查，逼得刘文炳四处借钱，找人到衙门说情，才算了结了官司。告状的人也趁此机会公开跳出来，对刘家奚落了一番。
被逐出考场这件事，对刘家父子而言都是如晴天霹雳一般的打击。刘伯承当时只有十一岁，其心灵深处所受到的创伤更是不言而喻。成年后的他性格温和，极少动怒，但只要一提起这件往事便愤怒倍加。
在旧时代，科举几乎是下层人士实现人生理想和抱负的唯一途径。当这条阶梯被粗暴截断，人们便只能重新寻找新的道路和方向。刘伯承后来叙述这件幼年的大事件时说，他对此既充满愤怒，但同时也认为对自己是一个最好的学习和启示：既然旧时代不给穷人以机会，那穷人也就不要给它机会。
革命，革命，革故鼎新者是也，这是很多革命者都经历过的心路。其实当初刘伯承选择加入以同盟会员居多的第一军，其价值取向就已显露无遗，正如杨闇公所言，他们走向同一条道路只是时间问题罢了。
与中共中央建立联系后，杨闇公回到四川筹建中共地方组织，他给刘伯承写了一封信，再次探询其志向。已经下定决心的刘伯承在回信中表示：“从此脱离军阀的羁绊，投身新的革命。”
1926年，经杨闇公和吴玉章介绍，刘伯承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