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0万个词的差距

谁开启一道校门，便是关闭了一座监狱。

——维克多·雨果

两位富有开拓精神的学者，贝蒂·哈特（Betty Hart）和托德·R.里斯利（Todd R.Risley），用两年多的时间观察了42个家庭。哈特和里斯利录下了这些家庭中父母和幼儿的互动，转录成磁带，计算其中的单词数量。他们发现，婴儿开始说话的年龄和家庭收入之间没有相互联系，但孩子听到的单词数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的社会经济状况。一个接受福利救济的孩子一年能听到300万个词，一个工人阶层家庭的孩子一年大约能听到600万个词，而专业人士家庭的孩子一年能听到1100万个词。

到了4岁，专业人士家庭的孩子比接受救济的孩子已经多听到3200万个词。这3000多万个词的差距对孩子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哈特和里斯利写道：“家长们对孩子说的话越多，孩子的词汇量增长越快，在3岁及之后的智商测试中得分也越高，这几乎毫无例外。”[1]他们继续追踪这些孩子，直到他们长到9岁。哈特和里斯利发现，幼儿听到的单词数量对他们的大脑发育、智商得分和学习表现似乎具有持续的影响。后来的研究证实了他们的发现和结论：到了入学年龄，贫困儿童往往已经严重落后，很难再追赶上来。此外，低收入家庭孩子听到的很多单词是家长责骂他们时所用的严厉词语，而专业人士则抓住每个机会表扬孩子。接受救济的孩子每听到一个鼓励的词，就要听到两个让人泄气的词，而专业人士家庭的孩子每听到一个令人沮丧的词，会听到六个鼓励的词。

正如戴维·奥尔兹和其他很多研究者所发现的，贫困家庭的父母并非不愿意和婴幼儿交谈或夸奖他们。没人渴望成为不称职的妈妈或爸爸。大体上说，各个阶层背景的父母都爱孩子，都希望孩子成功，都乐于帮助他们茁壮成长。问题在于，那些在贫困中苦苦挣扎的单亲妈妈紧张而忙碌，没有意识到和宝贝说话的重要性，也更习惯于专制的家长作风。有些母亲认为把孩子放在电视机前面可以替代对话。哈特和里斯利从数据中发现，真正起作用的是和孩子说话的人，电视机对词汇和认知发展毫无影响。位于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分校的学习与脑科学研究所，斥资400万美元建成全球唯一一间专为婴儿设立的脑磁图扫描室。研究所检查孩子们的脑部时，发现了相同的现象。婴儿听真人说话时，将其当作一种社交互动，并且会处理听到的信息，而面对电视屏幕时，大脑会把听到的单词当成随机噪声。

我们已经讨论过一些改善长远结果、有助于打破贫困循环的早期疗育，研究也已指出帮助孩子在整个幼儿园阶段持续发展读写和表达能力的有效方法。读书的孩子可以自己帮助自己，没有比给予孩子阅读的快乐更有助于他们为学校做好准备的方法了。俄克拉何马、佐治亚和西弗吉尼亚等州已经通过早期儿童项目表明，哪些方法在创造更广阔的机会方面是奏效的。其中一些项目为我们每个人推动这些目标的实现提供了途径。

19岁的单身妈妈罗莎·欧拉多尔和16个月的儿子卡尔文住在波士顿。她是个活泼健谈的姑娘，从小在救济贫民的流动厨房吃饭，在无家可归者收容所居住，高中怀了孕，毕业当天生下孩子，此后一直靠着微薄收入勉强维持温饱。罗莎没钱给孩子买书，但可以从“伸出手，一起读”组织接受图书，并获得给孩子读书的指导。“伸出手，一起读”是一个致力于弥补儿童语言能力差距的新型慈善机构，于1989年在波士顿医疗中心成立。当时，一群儿科大夫和教育工作者看到，医生几乎把全部时间花在治疗儿童感冒和咳嗽上，却忽视孩子的精神发展。他们备感不安，由此创办了这个组织。“伸出手，一起读”建立起一个全国儿童医生网络，将向低收入父母分发童书作为常规检查和医疗访问的一部分，利用童书提高家长对儿童阅读的重视。

罗莎定期带卡尔文去见儿科医生加布里埃尔·穆斯科洛。穆斯科洛医生加入“伸出手，一起读”，分发童书已有将近17年的时间，她估计，自己已向数千名新妈妈提出了给婴儿大声朗读的建议。她还将图书引入了体检。观察婴儿拿书的方式，可以评估他们的运动技能，也便于就孩子参与阅读和对话的问题与父母加深讨论。她说，很多家长起初认为花费这么多精力给孩子读书是件荒唐事，因为他们还有更多基本的问题要解决。“很多人会想‘我连晚饭都还没着落’，或是‘我自己还没从虐待里逃出来’，她干吗跟我说读书的事？”穆斯科洛医生说。她告诉这些父母，婴儿有很多种需要，而阻断贫穷传给下一代的关键在于，赋予宝贝一个强壮的大脑结构。“那么，你该怎么做呢？”她自问自答道，“想要在学校获得成功，你就要学会阅读。”实际上，“伸出手，一起读”的医生们几乎把阅读当成一剂药方开给家长。

“伸出手，一起读”的医疗主任佩里·克拉斯说，很多低收入父母没有听过别人念书给自己听[2]，也不了解阅读的重要性，直到儿科医生向他们强调这一点。“作为一个父亲或母亲，要理解自己得做一件小时候家长没有为你做过的事，这是困难的，”克拉斯医生说，“对很多父母来说，给甚至还不会说话的半岁孩子念书，看起来是很奇怪的。在很多家庭中，唯一一本书是束之高阁的《圣经》，取下来之前你还要洗洗手，当然不会把它递给一个婴儿。”

发动医生分发图书，把朗读当成药方开给病人，是一种极其简单而便宜的干预途径，但具有惊人的效果。罗得岛州进行过一项随机对照实验[3]，从205个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中随机挑选一半参加“伸出手，一起读”的项目。这些受试者得到了《宝贝》《晚安，月亮》《哞，咩，啦啦啦！》《小兔子睡觉》和《三只小鸡》，他们的父母也得到一页材料（写得非常简单，只有三年级的阅读难度），说明为孩子读书的益处，上面建议将睡前讲故事作为每天晚上的例行功课。孩子们长到18个月，平均经过3.4次健康检查之后，效果显著。被分入读书项目组的家长更容易把读书列为孩子最喜欢的活动之一，其中78%的人每周给孩子读书三次或以上，而对照组只有46%的家长这样做。追踪观察发现，两组孩子长到大约两岁时，“伸出手，一起读”项目组的孩子词汇量远远高于对照组的。正如《儿科》（Pediatrics）杂志所称：“这种作为儿童保健组成部分的干预方法简单便宜，改变了父母对和婴幼儿一起读书的重视程度。”

另一项严谨的实验则以低收入的拉美裔儿童为对象。[4]随机分入“伸出手，一起读”项目的孩子和家长得到了双语图书和说明材料。最开始，64%的家庭称，家中一本儿童图书都没有；两组中每周为孩子至少读书三次的家长都不到四分之一。十个月后，对照组中为孩子读书的父母人数依然不足四分之一。而在“伸出手，一起读”组里，三分之二的家庭每周为孩子读书三次或以上，将读书列为孩子最爱的父母人数，是对照组的三倍。

因为医生参与项目没有酬劳，而且学乐集团（Scholastic） 捐赠了几百万册图书，“伸出手，一起读”项目一年花在一个孩子身上的开销只有20美元。这是一个符合成本效益、采用实证帮助处于关键发展阶段儿童的绝佳案例项目。[5]已有超过28000名医生接受“伸出手，一起读”的培训，三分之一的美国贫困儿童已登记参加。考虑到低廉的成本，这个比例只有三分之一，几乎不合情理。“制约我们的是资金，”克拉斯医生说，“如果有资金，我们帮到的孩子将会多得多。我们需要图书和经费，也花了大量时间请求人们捐款。”“伸出手，一起读”不仅需要支票，也在寻找图书、书柜，以及在医生接待室里读故事书时要用的“阅读地毯”。他们的网站也招募志愿者，主要工作是在医生接待室为候诊的低收入家庭孩子朗读。

美国的贫困问题带有强烈的种族动因，但美国的成绩落差问题不只关乎种族——种族差距实际上正在缩小；反倒是贫富阶层之间的成绩落差在扩大，而这并不仅仅是天赋上的差异造成的。斯坦福大学的肖恩·里尔登（Sean Reardon）发现，最富的10%和最穷的10%之间的成绩落差，几乎是黑人白人成绩落差的两倍。[6]而在半个世纪以前，黑人白人之间的成绩差距还是收入鸿沟的两倍。里尔登说，2001年出生的孩子所面临贫富阶层间的成绩落差，比1970年出生的孩子高出三分之一。从统计上看，出生在今天的美国，进入中产阶层的机会比上一代小得多。

差距扩大的原因之一是，父母为孩子投资的模式不断发生改变。过去，富有和贫穷的父母都不太管孩子。一项研究发现，在20世纪前半叶，流行杂志上的绝大部分育儿指南关注的都是医疗问题。20世纪60年代开始，这些文章的焦点转向了如何增强孩子的脑力。富裕的家长陪孩子的时间变长，富家子弟中参加顶尖学前班的人数飙升。富有的爸爸妈妈们拖着儿女从小提琴课赶往象棋课再转战足球场，在路上孩子还要在iPad上玩益智游戏；贫穷家庭的父母往往依然对孩子放手不管。在20世纪70年代初，最富有的那20%家庭花在培养孩子上的时间就已经是最贫困的那20%家庭的四倍[7]；现在，这个数字几乎是七倍。同样，最近几十年来，富裕家庭孩子的大学入学率增长也超过贫困家庭。

这一切都意味着，幼儿园确实为已经起步的中产阶层孩子们带来了益处，但对那些处在经济阶梯底层的儿童来说，它更是一条至关重要的生命线。“佩里学前教育方案”（Perry Preschool Project）是受到最广泛研究的反贫困干预之一。[8]这项随机对照实验始于1962年，主要面向密歇根州伊斯兰提镇三四岁的贫困非裔儿童。在当地学区接受了学前教育和家访的孩子，高中毕业率最终达到65%，对照组则为45%。参加“佩里方案”的女孩，未成年怀孕的概率只有对照组的一半。受试儿童未来入狱服刑的可能性比对照组低46%。到他们40岁时，曾参加“佩里方案”的受试者收入比对照组高42%，拥有自己住房的概率是对照组的三倍，而接受福利救济或其他政府援助的比例比对照组低26%。为学前儿童投资，节省了政府的支出。

尽管如此，我们也要承认，“佩里学前教育方案”是一个小型试点项目，其执行随机选择的方法存在技术问题，当这类方案的实施规模扩大时，结果往往并不理想。此外，在1962年，“佩里方案”是唯一的选择，那时还没有社会保障体系，而今却可能有各种替代选择，因此项目的收效可能更小。早期干预的批评者有时会把矛头指向“婴儿健康和发展计划”（Infant Health and Development Program），称其是一个失败的例子，但这么说不完全对。[9]“婴儿健康和发展计划”通过家访和学前教育帮助新生儿体重偏低的家庭，它的确没有对个头最小的孩子（出生时可能因为并发症体重少于4.4磅）产生长远的影响；但是，出生时体重在4.4磅至5.5磅的孩子们，获得了持久、显见的益处，他们18岁时参与危险行为的概率更低，在数学和语言测验中表现也更出色。

最大的早期儿童项目“开端计划”，显然不如“佩里方案”成功，部分原因在于儿童保育的质量往往比较低。批评者们注意到，在几年之内，“开端计划”的学生在学校的表现似乎并不比其他学生更出色。2012年开始的随机对照实验“开端计划影响研究”发现，到了三年级，随机分入“开端计划”组的孩子获得的收效就已消退。计划失败的说法就此传开。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如此为报告作结：“政府学前教育完全失败。”《时代》杂志的乔·克莱恩（Joe Klein）则撰文称：“‘开端计划’根本毫无成效……这是犯罪，如同为石油公司减税一样令人愤怒——甚至更可恶，我们谈论的可是孩子的人生啊。”[10]

教育成果的消退令人感到失望，在这一点上，克莱恩等批评者说的并没有错。但是，“开端计划影响研究”本身就存在根本性的缺陷。第一，大部分没有参加“开端计划”的孩子都参加了其他学前教育项，还有一些孩子在4岁以后也加入了“开端计划”。因此，研究测量的基本上是“开端计划”和其他早期儿童项目之间的差异。第二，研究到孩子三年级时就停止了，但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尽管“开端计划”没有带来持久的认知成果或教育成果，但它的确带来了更重要的东西——远期生活状况的改善。

哈佛大学的戴维·戴明（David Deming）针对参加过“开端计划”的学生做了一项严格的大规模研究[11]，发现他们高中毕业、升入大学的可能性明显高于其他学生，多年后辍学或失业的概率也更低。总的来说，戴明发现，“开端计划”对参加者生活境况的影响达到“佩里方案”的80%。如果教学成果在三年级就消失了，那么这又是从何实现的？研究人员推测，这也许是因为学生们养成了自律、坚持和合作的习惯，这些比书本知识更有持续性。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亚历山大·盖尔伯（Alexander Gelber）深入观察“开端计划”影响研究的数据，发现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12]：随机分入“开端计划”组的孩子，父母给他们读书的概率明显高于对照组，甚至很多年后依然如此。这些父母更愿意带孩子去博物馆或瞻仰历史古迹。不和孩子一起生活的父亲，每个月都比对照组的父亲多花一天时间陪孩子。“开端计划”可能加强了父母的参与，帮助他们建立了良好的育儿习惯，或许这就是孩子们日后改善生活的途径。

俄克拉何马州和犹他州是早期教育方面的领导者。他们没有把早期教育当成一项福利津贴项目，而视之为符合成本效益、创造平等机会、抑制未来社会支出的计划。在塔尔萨的一家预幼班里，我们看到老师卡拉·劳里在十个4岁孩子中来回走动，他们有的画画，有的玩字母方块，还有的和玩具汽车赛跑。“我们不是要训练他们的技能，不用认字卡教学，”劳里讲解道，“我们注重的是社交技能。”预幼班的目标是激发学生对字母和数字的好奇，培养孩子的词汇和语言能力，最重要的是教会孩子合作和自我管理。劳里帮助孩子们表达他们的渴望和需求，让他们在教室里获得更多的安全感。这将帮助孩子适应幼儿园的生活，避免孩子间产生摩擦，影响其他人学习。

这类项目对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会有很大帮助，他们长期面临的挑战是中产阶层家庭孩子无法体会的。预幼班的老师告诉我们，有些孩子月底总得挨饿，因为食品券没发下来。塔尔萨的另一位老师基莎·希尔说：“孩子们肚子饿得咕咕直叫，没法集中精力学习。”她说，有些家庭因为拖欠账单而被断水断电，所以孩子们不能洗澡，晚上也不能读书——即使他们想要这么做。男孩们还要面临一个特别的挑战。他们当中很多人不和父亲一起生活，平时也见不到其他男性榜样。“妈妈没法教会男孩怎样成为男子汉，所以他们的成长真的很艰难。”希尔说。

1980年，俄克拉何马州启动一个预幼班试点项目，1998年，州议会批准扩大推广。现在，全州超过四分之三的4岁儿童都参加了预幼班，甚至还开拓了针对3岁及以下弱势儿童的早期干预项目。俄克拉何马是教育护理（Educare）的引领者[13]，树立了高质量（昂贵）的幼儿园榜样，同时也对护士家庭合作计划等家访计划及“伸出手，一起读”项目善加利用。我们跟随教育护理社工特蕾西·古德洛去惠特尼·平格顿家做家访。平格顿是单亲妈妈，独自抚养三个年幼的孩子。她和古德洛亲热地聊天，说起对工作的担忧和孩子的营养问题。接着，平格顿开始为最小的孩子念书。古德洛用最友善又充满鼓励的方式，催促这位母亲多给孩子读书，不断地和他们说话。

“开车走在路上的时候，你可以指着麦当劳的标志说，‘看，那是一个M’，”古德洛建议道，“遇到停车标志时，你也可以指给孩子看，‘这是停车的停’。”平格顿通过家访收到儿童图书，看起来她对此很欢迎也乐于参与——也许这也加强了她的自律。我们小心地问起节育的问题，她笑笑说已经采取了万无一失的避孕措施：“禁欲。”她又说，现在只想好好照顾孩子，直到可以依靠的真爱出现。

乔治城大学的小威廉·T.戈姆利（William T.Gormley Jr.）多年来仔细评估俄克拉何马的项目，发现它们具有显著的影响。[14]上完预幼班的孩子遥遥领先于同龄人，他预测，这些低收入家庭的孩子终身收入将提高10%。他同时发现，项目的收益和投入比高于3:1。

当然，俄克拉何马的早期教育项目并不是点石成金的魔棒。就针对全国四年级学生的国家教育进展评估的阅读和数学测试成绩来看，预幼班在俄克拉何马州推广后，全州孩子的进步至多处于平均水平。坦白讲，这令人失望。然而，俄克拉何马州的教育经费几乎比其他各州都要少，因此，没有预幼班项目，他们的评估成绩可能垫底，而不是处于中游，而“开端计划”让孩子在未来生活水平上的获益也可能高于教育和认知方面的进步。

“我在接受早期儿童教育的孩子身上看到巨大的不同。”前幼儿园教师、图尔萨市罗莎·帕克斯小学现任校长凯伦·万斯说。我们向万斯问起，美国可以从俄克拉何马的经验中学到什么。她说：“看看早一点起步为这些孩子的生活带来了多么巨大的变化。”其他教师和学校管理者也赞同她的看法，似乎每个人都感到付出的努力是值得的。被问到为什么一个红州（共和党选区）会成为早期教育先锋时，有人似乎感到了冒犯。“这不是一个民主党的议题，”图尔萨市议会议员斯基普·斯蒂尔（Skip Steele）说，“而是关于给我们的孩子投资，给我们的未来投资。这是明摆着的事。”

这也是美国军队的观点，他们有一个日间托儿所示范项目。很多国家也抱着相同的想法。芬兰的学校系统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完善的系统之一。它提供由国家补贴支持、面向从新生儿到6岁儿童的公立日间托儿所和预幼班，全国6岁以上的儿童中，97%都参加了其中一个项目。与之相似，上海也是各类全球标准化测试中的佼佼者，那里的学校系统被誉为模范。在上海，98%的儿童都在幼儿园登记入学。

我们承认，早期教育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领域，有些美国人认为，这是无孔不入的大政府把脚踏上家庭领域的门槛。我们也承认，很多实验成功的项目推广之后，效果并不好。有些狂热的支持者把早期疗育当成消灭贫穷的杀手锏，但在这个领域，根本不存在杀手锏。每件事都比表面看起来更复杂，更困难。然而，我们也要看到，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大量证据都得到了大脑开发领域最新成果的印证，也都支持“最早的干预成本效益最高”这一论断。正如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所言：“我们可以尽早投资，弥合不平等，避免成绩落差的产生；我们也可以在差距扩大以后，花费更高的成本去弥补。无论哪条路，我们都要付出代价。”[15]

那么，在这场战役中，你能做些什么呢？普通人仅凭一己之力显然无法赞助一个“开端计划”，但你可以花40美元让一个孩子参加两年的“伸出手，一起读”项目。

我们都已看到私人捐款在私立学校和大学领域创造的变化，但大部分捐赠者都忽视了预幼班和幼儿园阶段。辛辛那提早期学习中心（Cincinnati Early Learning Centers）是为数不多获得强大商业和社区支持的学前项目之一，由七所支持贫困儿童的俄亥俄州早期儿童中心组成。企业家和公民领袖把该组织视为社区的支柱，它也是可供其他城市借鉴的民间支持模式。

当然，还有一个可以参与的领域——倡议。你可以加入“结果”组织，学习如何协助在全国扩大幼儿教育。站在早期干预倡议前线的另一个组织是“头五年基金会”（First Five Years Foundation）。你和你所在的教会或公民团体，可以督促市议会协助在本地公立学校开设阅读项目。你也可以鼓励所在选区的医院支持早期教育计划，或写信给编辑，力促将护士家庭合作计划引入你的城市。这也许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你手里也握有重要的东西：有效的证据。

有些人走得更远。包括宝洁公司前总裁白波（John Pepper）、前梅西百货董事长詹姆斯·齐默尔曼（James Zimmerman）在内的300名商界领袖，成立了一个名为“国家，做好准备”（Ready Nation）的组织，要求联邦政府增加对儿童的投入。“越来越多的商界人士支持为早期教育增加资金，”齐默尔曼说，“为什么？因为给早期儿童教育投资，可以给我们的国家带来最高的投资回报率。目前，超过90%的教育资金花在5岁以上的孩子身上，而大脑核心结构在5岁之前就发展成形了。这和政治没有任何关系，但与做出明智的商业决策密切相关。”更多的商业领袖、民间领袖和公民也可以站出来，这样做。[16]

给孩子们一个夏天的跳板

2009年，刚刚从哈佛大学毕业的亚历杭德罗·加克-阿蒂加斯（Alejandro Gac-Artigas）加入“为美国而教”（Teach for America）组织，在费城一所面向低收入家庭孩子的学校教一年级。10月份，他让全班做测验，本来希望看到学生们的巨大进步，证明他具备做老师的才能，却沮丧地发现，孩子们的表现比6月份上一学年结束时大大退步了。他们出现了“暑假滑坡”。

“暑假滑坡”影响的几乎都是低收入家庭的儿童。中产家庭的孩子在父母的敦促下，在暑假里提高成绩或至少保持稳定；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则往往会退步，因为家里没有图书，家庭中的对话也单调没营养。一些研究表明，到了八年级，不断积累的“暑假滑坡”导致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比高收入家庭的孩子落后两年。换句话说，低收入家庭孩子和中产家庭孩子之间的成绩差距里，有三分之二源于累积的“暑假滑坡”。[17]

直到感恩节，也就是开学83天以后，加克-阿蒂加斯班里学生的阅读能力（拼字等）才恢复到上一年春天的水平。“这让我感到愤怒，”加克-阿蒂加斯说，“就像是我的学生们已经遭到了不公平的对待。他们有三个月的时间不能在学校提高成绩，而来自资源丰富群体的孩子，虽然也有三个月不上学，却不会经历这么严重的滑坡，这是不对的。”他决心做点什么，改变现状。

加克-阿蒂加斯的父亲是智利剧作家，也曾是饱受折磨的政治犯，妈妈是波多黎各人，是家里12个子女中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亚历杭德罗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告诉他，改善生活的关键在于教育。身为一个在南方长大的贫穷拉美裔小孩，他遭遇过偏见。父母搬家到新泽西以后，他写了一本书《哟，亚历杭德罗》讲述自己的移民经历，那年他刚12岁。这本书让他第一次站上了附近几所学校的演讲台，然后是全州的学校，最终前往全国各地演讲。

教书一年后，加克-阿蒂加斯在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找了一份实习工作，希望在这里深入了解如何运作一个组织，甚至为“暑假滑坡”找到解决之道。“所以，我星期五上完课，星期一就去麦肯锡上班了，”他回忆道，“然后在一个星期五结束麦肯锡的工作，星期一回到学校教书。”

继“为美国而教”之后，麦肯锡为他提供了一份工作。薪资很有诱惑力，能帮他支持捉襟见肘的家人。但他热爱教育。在麦肯锡工作时，还利用午休时间追着费城的教育官员讨论。所以，他拒绝了麦肯锡，成立了一个名为“跳板合作”（Springboard Collaborative）的非营利组织，致力消除“暑假滑坡”问题。他从支持社会企业家改变世界的“绿色回声”（Echoing Green）组织获得一份基金，创办了一个为期五周的夏令营，教孩子阅读，并和家长合作增强孩子在家中的阅读。项目在低收入家庭孩子中进行试点，覆盖费城从幼儿园到三年级八所学校的学生——这是费城学区近年来第一次给处于起始阶段的项目提供这样的机会。除了暑期补习班的课程，父母和学生们每周还要参加一个讨论会，练习家庭阅读。老师们要进行家访，他们的奖金和家访次数挂钩。白天在学校上课时，学生们都制订了每日和每周目标。目标完成，他们就能得到学习用品和书籍。如果超额完成目标，还能得到笔记本电脑。

加克-阿蒂加斯起初打算和已有的暑期补习班项目合作，但最后还是决定自己干，因为他坚持要让家长参与。他说：“夏季学习损失只是深层次问题的表象，实质问题是，低收入社区的孩子在家里或在学校都不学习。我们着重训练家长和老师在暑假期间合作，特别是培训家长成为孩子们在家里的阅读老师。”运行第一年，“跳板合作”的340名学生用2.8个月弥补了3个月的阅读损失。第二年，学生们的阅读恢复达到了3.3个月，每人只花费850美元。因为有对等筹款，每个捐赠人只需提供300美元，就可供一个孩子在整个暑期参加项目。

现在，“跳板合作”已经发展到幼儿园，对象是像5岁的碧雅塔这样还不认识字母的孩子。“她以前基本上没有拿起过书本，”加克-阿蒂加斯介绍，“她不知道哪边是封面，不知道怎么拿书，不认识书上的第一个词。”

碧雅塔因家庭问题遭受创伤，曾受到肢体虐待和性虐待，亲生母亲把她交给一位伯祖母，后者成了她的法定监护人。伯祖母身边的亲戚朋友都帮助她抚养碧雅塔。暑假参加“跳板合作”期间，女孩学会了字母，在其他方面也有进步。“跳板合作”的大部分孩子年龄更大，比如10岁的五年级学生小戴维·威廉姆斯和他8岁的弟弟、三年级学生达奎因。在夏令营期间，戴维的学习往前推进了五个月，达奎因则前进了十二个月，巨大的进步让他们的单身父亲备感骄傲。作为奖励，两个孩子都得到了笔记本电脑。他们住在费城北部贫困街区一个狭小的房子里，父亲戴维·威廉姆斯依靠当家庭护理工的微薄时薪抚养两个儿子。在孩子们参加跳板夏令营以前，他也尽力每周给孩子读书三四次，但是过程很紧张，两个儿子很抗拒，他为此感到沮丧。

“我发现了很多秘密，”威廉姆斯说，“整个过程不光包括怎么挑选出一本书，还涉及怎么挑选一本水平适合的书。在读书之前该干什么，读完之后该干什么，了解这些对我很有帮助。”

作为黑人，威廉姆斯知道孩子们在内城贫民区会面临怎样的危险。他自己就曾因毒品犯罪入狱六个月。出狱后，他交了12000美元学习电工课程，直到他感觉不堪重负，半途而废。现在，威廉姆斯正努力赚钱偿还交学费欠的债，希望有朝一日重返课堂。七年前，因为孩子的母亲无力料理家务，他取得了儿子的监护权。

每天，威廉姆斯运用他在跳板讨论会上学到的技巧，分别和戴维及达奎因一起读书大约20分钟。开始念书之前，他和儿子会先预习标题，看图画，预测这本书要讲什么；然后在阅读期间概括大意，调整他们的预测；最后，在阅读结束时，威廉姆斯会问儿子他们都读到了什么。他说，这些做法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以前的情况是，他们会说‘啊，我不想读书’，我就说‘赶快读，必须读’！”威廉姆斯说，“现在是，我说‘你们该去读书了’，他们会觉得‘太好了，真酷’！”

为困难的父母提供指导，他们通常都会接受，因为他们渴望为孩子尽全力。威廉姆斯就是这样，他对“跳板合作”充满感激，因为孩子从中获得了在学校突飞猛进的机会。“老实说，我还在努力适应单亲父亲的角色，我就是希望看到孩子们得到最好的发展。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尝试，试试这招，再用用那招，现在，我终于看到了一些真正的进步，我爱这个项目，”他说，并就学校的重要性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你不读书，就好像被困在牢笼里。一个没受过教育的孩子，是没有未来的。” wStl6TbMEktOKxbgNjwEY5yrNvICGyXFMne096De5IXLHulTxHz4ZOgx03QvyUv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