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会之乡——如果你早早抓住它们

孩子是成人之父。

——威廉·华兹华斯《每当我看见天上的彩虹》（1802）

在我们孩子的成长期，他们的玩伴里，有一个叫杰西卡的姑娘。尼克在俄勒冈的家庭农场长大，杰西卡家就在附近。每年夏天，我们都会回到农场，与尼克的父母一起住上好长一段时间。孩子们就跟着杰西卡和她的哥哥内森钻进树林，建堡垒，盖树屋，分享彼此的梦想。我们对此总是有点担心，因为实在找不到拐弯抹角的礼貌方式来说这件事——杰西卡是个一塌糊涂的问题少女。

杰西卡的妈妈贩卖冰毒，在监狱进进出出，小姑娘从来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年纪还小的时候，她看上去就是个要么进监狱，要么成为少女妈妈的女孩。是她提醒了我们，美国的贫困问题和孟加拉的一样顽固。最严重的绝对剥夺大多出现在中非共和国或乍得这样的国家，这并无疑问，但我们在工业化国家同样面临着严酷的挑战。贫困的美国人也许拥有汽车和电视，但在21世纪，贫穷依然是美国和其他某些西方国家生活的基本组成部分。

我们将在此呈现美国和其他富裕国家的贫困问题，并就如何克服这一问题提出令人意外的证据。首先，我们要考察最早期的干预，包括从出生前就开始并延续到幼儿园的教育，以及促进阅读的努力；其次，我们将介绍一些非凡的项目，它们帮助孩子们塑造良好的性格，给青少年提供了远离犯罪或失业的出路；最后，我们会谈到针对最脆弱的成年人群体的转变计划。

这个问题属于我们该留给政府处置的社会政策领域，因此，在一本关于如何创造改变的书里讨论它，看上去似乎有些奇怪。但是，虽然我们之中没有谁能负担一项全国项目，但考察哪些方式的成本效益最高，依然能帮助我们调整行动的优先顺序。我们也许无力赞助一整所大学，但这不能阻挡我们为孩子的高等教育出一份力。同样，我们也能资助下文即将介绍的一些早期教育项目，它们创造的经济成果往往比高等教育还要高。我们也可以建言奔走，让大家了解给予贫困孩子一个公平的机会是何等重要。一个孩子是升入大学还是堕入监狱，不应该由他出生的环境左右，我们有能力做得更好。如果创造机会需要明智的社会政策，那么让我们伸出手共建这一政策。如果我们做不到，社会将继续付出沉痛的代价。

对我们来说，发达国家的贫困问题在杰西卡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我们是看着杰西卡长大的。她的妈妈16岁时生下第一个孩子内森。少女的父亲警告说，如果再怀孕，就把她和孩子一块儿杀了。然而，不到一年，她又怀孕了。很快，在没有医生在场的情况下，杰西卡在一个朋友家的洗手间里出生了。杰西卡的母亲因贩卖冰毒入狱后，照看孩子的重担就落在了外祖父母——我们的俄勒冈邻居身上。他们尽全力抚养孩子，尤其是外婆，她不仅有一份全职工作，还要照顾身患绝症的丈夫。在这样焦灼压抑的环境里，内森依然成长为一个真诚、温和、善良的孩子。同母异父的妹妹杰西卡则聪慧过人，但又非常叛逆，不受控制。在一个农场小镇，所有人都相互认识。校里的孩子会欺负兄妹俩或者嘲笑他们的出身。如果你正在念二年级，在母亲节全班都忙着制作生日卡片，而每个人都知道你的妈妈在蹲监狱，这令人痛彻心扉。父亲节更糟，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爸爸是谁。

杰西卡在学校里惹出不少麻烦，寻衅、打架，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罪名。她的小脑瓜转得快，才智都用在编织惊人的谎言上了。一个邻居禁止自己女儿和杰西卡来往，我们也想过是不是该这么做。六年级时，因为把酒带进学校，杰西卡被开除。她还试图纵火，当场被逮个正着。她的外婆感觉无力再维持下去了。妈妈出狱不久，就带着杰西卡和内森搬到附近另一个镇上。他们住的地方都是瘾君子，屋里没电，也没有自来水。孩子要食物的时候，那些成年人就把毒品塞给他们。杰西卡和内森相处得比较融洽，但是有一次她生了内森的气，拿起刀子围着餐桌追打哥哥。内森很庆幸自己能死里逃生。

尼克家的农场就在杰西卡家旁边，两家为邻几十年，彼此分享着打井水、犁菜园、猎麋鹿的故事。我们的孩子跟杰西卡和内森一起玩的时候，显然能看出他们来自不同的世界。尼克的父亲是个大学教授，他一点一点地把农场的外屋都改造成图书馆，终于积累下八种语言写成的三万册图书。内森和杰西卡似乎没有书可读，除了过生日时我们送给他们几本。他们对这些礼物没有多大兴趣。我们进退维谷，不知所措。

我们在世界各地奔波，试图帮助津巴布韦和柬埔寨的人们；回到家，却发现自己面对着另一堵高墙。很多人和我们同样沮丧地感到，富裕国家的贫困问题如此难以消除。来自佛罗里达州的老师佩妮·麦尔金-贝克尔·德西尔瓦向我们说起她在尼泊尔农村教书的经历：“我渐渐爱上了每周六天、天天花一个多小时跋涉到学校的生活，也爱上了农村的生活节奏。我们的学校里挤满了人，缺少基本的设施、设备和资料，我们依靠共同的使命感维系着它。”后来，她回到美国，在佛罗里达乡下一个高度贫困的街区教书。她感叹道：“和回到自己的老家教书相比，在尼泊尔乡下的农村学校教书简直成了小菜一碟。”

我们的兴趣开始拓展到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里与贫困问题相关的困境，比如犯罪、家庭破裂、药物滥用等。了解这些挑战的一个窗口就在美国人均收入最低的县——南达科他州松岭印第安人保留地内的香农县内。保留地面积广阔，相当于一个康涅狄格州，干旱的平原一望无际，起伏的群山绵延到地平线，环绕其间的高速路空空荡荡。松岭，是美国最大的印第安人保留地之一，是伟大的战士奥格拉拉-拉科塔苏族人的家乡。而今天，在此居住的都是像41岁的本·麦斯台兹这样的人：失业，勉强度日。

“一个人该干什么？”我们在他年久失修的房子外聊天时，麦斯台兹问道。他是个大块头，体重严重超标，饱受糖尿病的折磨。他直言不讳地谈起松岭人面临的挑战。他说自己12岁就开始喝酒了，和保留地其他孩子差不多。“我感到无助，自己没有价值，我想喝一杯，忘掉痛苦，”他解释道，“但是清醒过来，就会更加痛苦。”十六七岁的时候，他已经是个酒鬼，偶尔还吸食大麻和海洛因。他找不到合法的赚钱方法，为了维持自己的嗜好，他开始犯罪，使用暴力。本满脸歉意地说：“为了喝酒，我干过好多坏事。”充当收债人，打人讨债，还开车把女孩送到酒铺，让她们出卖肉体换取啤酒。

六年前，麦斯台兹戒了酒。保留地的失业率高达70%，他依然看不到获得一份带薪工作的希望。现在，他靠残疾人救济金过活，同时作为志愿工作者帮忙照顾老人。因为在松岭看不到未来，他把家人送到保留地外面生活。他把这归咎于白人社会的种族主义，也指责部落领袖腐败无能。

麦斯台兹这样的人带着和其他人一样的权利、天赋和梦想出生在美国，但从来没有获得过同样的机会，从来没能走到起跑线上。松岭就像一个旋涡，除了自杀，卷进去的人无路可逃。40岁以上的居民中有一半身患糖尿病，结核病感染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八倍。部落估计，三分之二的成年居民可能酗酒[1]；保留地的儿童中，四分之一生下来就带有酒精造成的伤害[2]。

“这块保留地内的每个人都亲眼见过酒精的消极影响——不是在挚爱的人身上，就是在自己身上。”部落酋长“黄鸟”约翰·斯蒂尔说。

这里的平均寿命更接近发展中国家的指标[3]，而不是发达工业国家的指标，酗酒是原因之一。警方说，保留地90%的拘捕行动和酒精有关。我们采访了一家人，家中的父亲死于肝硬化，儿子因为和表亲争抢一罐啤酒，在械斗中受伤身亡，绝望和抑郁让年仅16岁的女儿选择自杀。这一切都发生在短短几周之内。这里的贫穷不只是金钱的匮乏，更是就业岗位的匮乏，希望的匮乏，家庭和社会结构的匮乏，是一针由病态和反常混合的毒剂，一代接一代地自我复制。当然，保留地里也有令人振奋的闪光点。红云印第安学校是松岭的一间私立天主教学校。这里的负责人“勇敢之心”罗伯特为年轻人提供良好的教育，帮助他们走进大学，成为未来领导者，同时也培养他们的自律、自信和希望，以此改善松岭的问题。红云学校已有五名毕业生取得博士学位，57人成为盖茨基金会资助的盖茨千年奖学金得主。1888年，由耶稣会和苏族人领袖联合创建的红云学校，属于慈善机构中不仅要消灭贫困问题的表象，也治疗潜在病因的典型。它由私人捐赠支持，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也会到这里义务工作一到两年，学校里销售印第安首饰和其他商品的网店所得也会投入学校。

要了解美国贫困问题的挑战，松岭印第安人保留地是一个极端但很有价值的地方。显而易见，过去的付出几乎一无所获，必须尝试新的思路。几十年来，抗击贫穷的努力没有收到我们期望的效果，原因之一是，总体而言，我们用心良苦的干预来得太晚。如果说我们从过去几十年关于如何打破美国贫困恶性循环的研究中学到了一个教训，那就是早期干预的重要性。最理想的是在孩子一两岁之内，甚至生命降临之前就开始干预，这时我们的援助往往成本效率最高，效果也最显著。

怀孕四周时，神经管在胚胎内形成，之后，开始制造脑细胞。子宫内的环境塑造了大脑的发育，这将对孩子产生终生影响。孕期饮酒的母亲重则可能导致孩子患上胎儿酒精综合征，轻则会使孩子留下酒精造成的缺陷。出生时患有胎儿酒精综合征的孩子面部畸形，本人滥用药物的比例也非常高。他们往往有记忆、思考和冲动控制障碍，也常常在刑事司法系统中遇到麻烦。华盛顿大学的安·斯特斯格兹（Ann Streissguth）研究发现，患有胎儿酒精综合征或有酒精缺陷的孩子长到14岁时，60%已经被学校停学或开除。[4]近半孩子表现出不恰当的性行为，比如在公共场所自慰。一项研究估计，一个出生时患有胎儿酒精综合征的人终身所需花费大约为80万美元。显然，成本效率最高也最人道的解决办法是通过劝告孕期妇女远离酒精，从源头下手，避免问题的发生。

同样，怀孕时也要远离香烟。新生婴儿中，由酒精造成缺陷的占1%；而有20%缘于母亲在孕期吸烟。香烟对胎儿大脑造成的生化影响，有可能在很多年之后，才在孩子们身上显现出来。这些婴儿的平均头围更小，此外，也有人提出，由于尼古丁会增加子宫内的睾丸酮含量，可能导致孩子具有更强的攻击性，特别是男孩。埃默里大学的帕特里夏·A.布伦南（Patricia A.Brennan）发现，母亲在怀孕期间每天的吸烟量达到一包时，子女成年后实施暴力犯罪的概率比其他孩子高出两倍。[5]的确，虽然孕期每天只抽一两支烟温和得多，但也会增加孩子日后成为罪犯的风险。

有一种帮助孕妇戒烟的干预项目叫作“孕期减少和戒除吸烟治疗”（Smoking Cessation and Reduction in Pregnancy Treatment，简称“SCRIPT”）。它由一段视频和一个20分钟的一对一疗程组成，既可以在诊所完成，也可以在家中完成；每名参加的孕妇还会收到一份关于戒烟的小册子，总共的花费是25美元。在面向低收入人群的公共卫生诊所进行的随机对照实验表明，参加项目的孕妇中，有14%戒烟[6]，对照组的孕妇戒烟比例则为8%。考虑到做法如此简单便宜，它不失为一种划算的项目。

胎儿时期，另一种将影响终生的重要因素是营养。研究者们发现，胎儿时期发育不良，对几十年后的健康都有影响。比如，有一项研究考察了受孕于斋月期间的乌干达和伊拉克穆斯林[7]，他们的母亲这段时间中白天几乎都在禁食。她们的身体并不会经历“饥荒”，因为日落后可以正常饮食，斋戒的时间也仅持续一个月——很可能在许多母亲知道自己怀孕之前就已经结束了。但是，这项研究表明，在胚胎发育早期和斋月时间重叠的胎儿，成年后残疾的可能性比其他人高20%，有精神障碍和学习障碍的人尤其多。

与之相似，当孕妇暴露在旧油漆和空气污染导致的含铅环境中时，胎儿也吸收了这些铅污染，这将损害他们的大脑发育。一些研究认为，20世纪中期犯罪率的上升，部分原因在于环境中的铅污染恶化；90年代以来犯罪率的下降，在一定程度上也归功于20年前开始的分步禁铅（减少含铅汽油）的逐渐完成。很多学者相信，淘汰含铅汽油是现代最伟大的公共健康成就之一，它使人类IQ评分骤增，同时减低了犯罪率。然而，即使到了今天，还有大约5%的美国孩子——大部分生活在低收入社区——血铅含量超标，罪魁祸首是油漆和粉尘。

生命早期状态导致的终生影响，从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迈克尔·米尼（Michael Meaney）所做的一系列小白鼠实验中得到了证实。米尼教授注意到，有些母鼠总是舔舐幼崽，为它们梳毛；有些则心不在焉。于是，他决定测试舔舐对幼崽的长期影响。他等待幼鼠长大，进行了一连串社交和智力测试，然后将它们的表现和母鼠的抚育方式结合起来比对。小时候得到舔舐爱抚的幼鼠，成年后自信、聪明得多，好奇心也强烈得多。它们在走迷宫时表现得更加出色，也更加健康，寿命更长。

米尼把幼鼠混合[8]，将舔舐幼崽的母鼠所生的孩子换给较少舔舐的母鼠，再把自由放任的母鼠产下的幼崽交给尽职的母鼠。幼鼠长大后，他又进行了相同的测试。结果表明，决定幼鼠行为的不是亲生母亲，而是它们是否得到专注的舔舐和爱抚。基因输给了儿时充满爱意的抚育。[9]

舔舐和梳毛似乎影响了小白鼠控制压力的脑部结构的发展。一只小白鼠在实验室的早期生活是高度紧张的（特别是科学家拿起幼鼠并握着它们的时候），导致它释放出皮质醇这样的应激激素。由三心二意的母鼠养大的小白鼠，体内的皮质醇导致其大脑随时在为迎接压力和危险做准备。而细心的母鼠在幼崽紧张不安时会立刻舔舐安抚它们，从而使幼崽体内的皮质醇得到分解，让它们的大脑免受压力的影响。[10]

过去几十年来的一系列研究表明，人类身上存在同样的模式。科学家们通过唾液测量皮质醇含量，发现婴儿非常容易感到紧张。噪音、饥饿或弄脏的尿布，都会让孩子大脑中的皮质醇含量激增。但是当爸爸妈妈抱起宝贝，紧张情绪和皮质醇几乎就消失了。如果一个婴儿独自躺在摇篮里接受注射，他的皮质醇水平会飙升；如果他正靠在妈妈的怀里，皮质醇水平虽然也会升高，但程度低得多。如果婴儿对母亲产生了情感上的依赖，并且母亲就在他身边，那么在听到噪音或受到威胁时，他的皮质醇水平并不会迅速上升。

哈佛大学儿童发展中心创始人杰克·P.肖可夫（Jack P.Shonkoff）医生是这一领域的先行者。他认为，婴儿时期持续的高水平皮质醇，能使儿童为面对高风险的环境做好准备。皮质醇影响了脑部结构，使人在整个一生中都处于一触即发的“或战或逃”状态中，这种适应能力在史前时代或许有用，但在今天的世界，它造成的结果是小学生对危险过度警惕，以致无法集中注意力；对其他人充满怀疑，以致容易做出先发制人的攻击行为。

肖可夫把这叫作“有毒的压力”[11]，并将其描述为贫穷不断再生的一种方式。贫困母亲往往生在压力巨大的家庭里，面临着无数挑战，并且有相当一部分母亲自己还是青少年，缺乏伴侣的帮助。在这种环境中生长的婴儿未来可能具有较高的皮质醇水平。肖可夫强烈主张，从生命之初就开始干预，那时大脑正在成形，等孩子到入学年龄才插手，是损失惨重的延误。2012年，美国儿科学会对这些发现表示支持，呼吁“整个儿科医生界”在早期儿童护理策略中寻求根本性的改变，以减少有毒的压力及其所引发的终生性损害。

应当注意的一点是，贫困对儿童大脑生理结构造成的影响从脑部扫描中就可以看出来。研究者们让一批5岁儿童参加一系列认知和语言测试，同时扫描他们的脑部。他们发现，儿童大脑功能的差异和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有很大关系。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脑功能特化程度较低，特别是在对语言发展至关重要的脑部区域。[12]正如同行评审期刊《神经图像》（NeuroImage）所言：“环境因素可能在大脑结构和大脑功能上表现出来。”神经科学家玛莎·法拉赫（Martha Farah）更直言：“在贫困中长大对你的大脑有害。”[13]

我们和一头淡黄色头发的男孩乔尼·维西见面时，亲眼见到了早期干预的重要性。乔尼今年3岁，住在西弗吉尼亚州阿帕拉契亚山下农村的一辆房车里。他是个友善、好奇的男孩，喜欢拥抱别人，但他发育迟缓，现在还不会说话。乔尼在屋里飞跑时，他的妈妈德菲斯向我们解释道，乔尼患有听力损伤，直到他18个月大时才检测出来，这导致孩子的失聪，而这种损伤本是可以预防的。那时，乔尼的耳朵已经插上了管子。虽然他的一只耳朵恢复了全部听力，另一只恢复了大部分听力，但有一个结果不能改变：在大脑发育的关键时期，他没有听到过任何声音。乔尼最终能否讲话，克服婴儿时期遭受的挫折，至今还是未知数。

给婴儿做听力检查，看似是件非常简单的事，但还是有乔尼这样的孩子被疏忽了，未能检查出来。西弗吉尼亚州规定，所有新生儿必须接受听力筛查，但要么没查出来，要么过后才出现问题。一种可能是，听力损伤和配方奶粉喂养有关：当地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低收入母亲采用母乳喂养。当然，部分出于经济原因，更多的母亲希望母乳喂养，但是像德菲斯这样捉襟见肘、麻烦不断的母亲，找不到免费的帮手全身心地照顾孩子。所以，大部分母亲采用奶瓶喂养，而奶瓶喂养使婴儿的耳朵感染率增加了70%。这些耳部感染会导致并发症和耳聋，对乔尼这样依靠医疗补助计划、偶尔才能接触到可靠医疗照顾的孩子来说，尤其令人担心。德菲斯注意到乔尼的听力有问题时，向儿科医生咨询。但是，她说，医生没发现异常。汽车报废、找工作、水管冻住，德菲斯要面对的问题应接不暇，医生又确认没有问题，于是，直到救助儿童会（Save the Children）为乔尼安排听力检查，耳聋的问题才被发现。

这就是出生环境决定一切的领域。一个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拥有尽职的儿科医生，一旦发现听力问题，立即就会得到医治；一个像乔尼这样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也许直到大脑发育延迟，听力问题才会被人注意。“贫穷的孩子本来就处于弱势，”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儿童健康基金会主席欧文·雷德莱纳（Irwin Redlener）说，“再加上长期得不到治疗的耳部感染，语言功能发育不全的危险就会非常高，这会不可避免地增加学习障碍和学业失败的概率。”雷德莱纳博士说，要避免这样的悲剧，所有儿童都应该接受由初级保健医生进行的八项学习障碍筛查：视力问题、听力缺损、未得到充分治疗的哮喘、贫血、牙齿疼痛、饥饿、铅暴露，以及行为问题。

反映童年对人长期影响的指标之一是“儿童期不良经历”（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简称ACEs。它指的是童年时期经历的各种创伤，如肢体虐待、性虐待和语言暴力，与酗酒者或吸毒者共同生活，以及因死亡或离异失去亲生父亲或母亲。人们用一个包含十项问题的调查问卷来反映一个人的ACEs情况。绝大多数人至少经历过一种ACE，大约12%的人经历过四种或四种以上。第一项大型ACEs研究于1998年发表。[14]研究发现，从糖尿病到肺病，一个人的童年期不良经历越多，患上身体疾病的风险越高，出现精神障碍的概率也越高。有四种或四种以上ACEs的人，患肝炎或黄疸的可能性上升230%，患抑郁症的风险增加460%，自杀概率骤增1220%。从那时起，众多研究已经确认，一个人的童年期不良经历越多，几十年后出现的健康问题就越多。那些经历过四种或四种以上ACEs的人，在未成年时怀孕生子的可能性比其他人高出许多，成年后酗酒、面临经济问题或在工作中经常缺勤的概率也很高。换句话说，改善成年人的身体和精神健康，关键在于减少儿童的创伤。

犯罪学家、神经科学家阿德里安·雷恩（Adrian Raine）扫描了多名凶杀犯和其他刑事罪犯的大脑，发现了幼儿期成长的明显差异。[15]许多谋杀犯的前额叶皮层活跃度远低于正常水平。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前额叶皮层与冲动控制以及控制全部思维和决策过程的“执行功能”息息相关。美国和墨西哥所做的多项研究表明，贫困家庭的儿童更容易出现执行功能减退的情况，原因显然在于他们长期生活在压力之下，这又导致他们在学校表现欠佳，进入青春期后做出危险行为，成年后吸烟、饮酒过量，并出现自我控制障碍。

当孩子在贫穷和忽略中长大时，掌管记忆和方向感的海马体似乎也处在危险之中。小时候承受巨大压力的人，成年后海马体比其他人小。与此相反，和心不在焉的母亲养大的孩子相比，由关心体贴的母亲抚养的儿童，海马体的体积平均大出10%。压力和杏仁核的结构性变化也有关系，杏仁核与海马体相邻，负责处理愤怒、焦虑等情感。正如波士顿儿童医院的查尔斯·A.纳尔逊三世（Charles A.Nelsoon III）和玛格丽特·A.谢里丹（Margaret A.Sheridan）撰文所言：“童年经历的创伤和长期压力对杏仁核及海马体的大小和功能具有持续性的影响，导致情绪调节能力减弱，患上精神疾病（特别是焦虑症和抑郁症）的风险提高。”[16]

当然，早期发展并不能决定命运，我们对大脑的探究也尚在初级阶段。但是，从罗马尼亚孤儿的悲剧中，我们再次看到了早期疗育的重要性。1989年底，罗马尼亚政权动荡，首都布加勒斯特和其他城市有大量孤儿生活在条件恶劣的孤儿院。数千名儿童在这些孤儿院长大，能获得食物和水，却不能与人接触。他们哭泣时，没有人安抚，没有人拥抱。政府倒台后，从这些孤儿中随机挑选的68个孩子被送到温馨的寄养家庭，还有68个随机选出的孩子，令人心碎地被留在孤儿院。这就是随机对照实验“布加勒斯特早期疗育计划”（Bucharest Early Intervention Project）。[17]研究人员发现，对孩子的恢复来说，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在两岁以前离开孤儿院。两岁前从孤儿院转入充满关爱的寄养家庭的孩子，可以恢复到正常儿童的水平，并且适应程度非常高。与此相对的是，两岁之后才离开孤儿院的孩子恢复水平较低，智商停留在70分左右，不再增长。脑部扫描展示了更大的不同：两岁后仍留在孤儿院的孩子，大脑活跃程度远远落后，脑灰白质体积小得多，部分大脑组织也已萎缩。

一个推论是，儿童的大脑在大约两周岁以后就失去了可塑性，那时再补救会更加困难。另一个推论是，对孩子来说，收养家庭的父母或家庭式的寄养环境通常比孤儿院这种机构更好，无论后者的善意多么强烈。种族屠杀过后的卢旺达，在自己当家做主的环境里生活的幸存儿童，比由公共机构照顾的孩子成长得要好。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指出，全世界仍有800万儿童在公共机构中长大。

大部分母亲都对孩子具有真正的情感依恋 。[18]但也有少数母亲对孩子关注很少，她们要么还年轻不太成熟，要么有药物滥用的问题，又或者自己压力太大太沮丧，无法缓解孩子的压力。过去人们认为，儿童能够克服早期遇到的困难，娇养的孩子也可能成为害羞胆小的爱哭鬼。后来，先驱学者玛丽·安斯沃斯（Mary Ainsworth）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使我们对依恋有了更现代的理解。她发现，最细心的母亲听到婴儿的第一声哭喊，就会把他们抱起来，温柔地安抚他们，这些孩子在1岁后哭泣的次数更少。安斯沃斯认为，母性依附创造出更自信的孩子，他们有足够的安全感，敢于去探险，去尝试新的事物。这个观点和米尼在舔舐幼鼠的母鼠身上的发现不谋而合。

明尼苏达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对早期依恋的长期影响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19]，其结果也支持安斯沃斯的结论。研究者们监测了180名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对象，从他们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开始，跨度长达30年。结果显示，母亲是否关心孩子，能否立刻抱起哭闹的婴儿，能否预测并马上满足他们的需求，对早期育儿至关重要。得到妈妈精心照料的婴儿，与被母鼠舔舐的幼鼠一样，适应能力更强，更加自信，在学校表现也更加出色。令人惊奇的是，通过观察孩子在生命最初的42个月内接受的抚育水平来预测他们能否从高中毕业，准确率高达77%。“因此，到了3岁半，一个孩子会不会辍学基本上就可以预测了。”研究者们在《人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the Person）一书中写道。这些心理评估比智商更能预测一个孩子是否能够从高中毕业。

这似乎可以理解为，拥有父母关爱的婴儿了解自己能够影响周围的环境——他一哭，妈妈就会跑过来。这类孩子没被惯坏，控制欲也不强，反而独立自主。与此截然相反的是，得不到父母反应的婴儿会感到无助，有些还会屈服于侵蚀他们主动性的悲观情绪。塞丽娜曾是受试儿童，她的母亲是个贫困的未成年单身妈妈，在塞丽娜出生后不久就结婚了。塞丽娜的祖父母在经济上帮衬她的父母，他们也全身心地抚育这个女儿。研究者描述了塞丽娜以及她儿子的情况：

塞丽娜，两岁，努力地想解决杠杆问题，她一直跟随着母亲的指导，直到她向下压板子，把糖倒出盒子。她的母亲杰西卡微笑着，用欢快的声音说：“看哪，你把糖取出来了！你成功啦！”20年后，塞丽娜照看两岁大的儿子达斯汀，他正费力气要解开同样的难题。最后，他解决了问题，露出灿烂的笑容。“对，就是这样。真棒！”塞丽娜说，对孩子报以温暖的微笑。

名叫埃利斯的男孩没有从母亲那里得到同样的支持，相同的后果在下一代人身上重复：

埃利斯费力地要解决问题，当他向妈妈求助时，她却朝天花板翻个白眼，大笑起来。当他终于成功解决问题时，他的妈妈却说：“瞧瞧，你可真够固执的。”20年后，埃利斯看着自己的儿子卡尔解决同样的问题。他从孩子身边躲开，大笑着摇头。然后，他假装从盒子里把糖拿起来，孩子冲过来想拿时，埃利斯又把糖扔进盒子，逗弄孩子。最后，他替卡尔解决了问题：“你没有做到，是我把糖取出来的。你可不如我聪明。”

显然，我们有必要帮助高风险的父母，养育出更多像塞丽娜这样的孩子；也有必要帮助困扰重重的父母用爱和拥抱抚育孩子。很多人感到贫穷令人绝望，一个原因是他们认为某些父母无可避免地要干一份糟糕的工作，而局外人或政府又没有办法带来改变。高兴的是，一位名叫戴维·奥尔兹（David Olds）的学者已经表明，他们想错了。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奥尔兹生长在俄亥俄州铁路小镇康尼奥特一个原本其乐融融的典型美国小镇家庭。奥尔兹的父亲在成长中历尽艰难，随着他逐渐沉溺于饮酒和寻欢作乐，奥尔兹也开始了动荡的生活。戴维11岁时，父母离婚；父亲搬到佛罗里达，几乎从家庭生活中消失。母亲独自抚养他和妹妹。那时，在50年代的美国小镇，离婚极其痛苦，令人尴尬。成长于这样严酷的环境，奥尔兹感到他想要做点可以帮助他人的事。“青少年时期，我就知道自己有一种浪漫的渴望，迫切地想要做一点好事，”他回忆说，“这促使我选择了国际关系专业。我有一腔壮志，渴望去非洲或印度拯救贫穷的儿童。”

奥尔兹得到奖学金，来到巴尔的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国际关系。然而，这个大一新生发现，课程大多关于超级大国的神话、核战略，他开始担心自己的国际视野焦点放在了不该寄托的对象身上。他修了心理学课程，在玛丽·安斯沃斯门下学习。培养有自信的孩子似乎比全球安全研究更紧迫，也与帮助他人更加相关。奥尔兹将他的专业换成了发展心理学。

1970年，奥尔兹毕业，将理想付诸实践，在巴尔的摩西边一个破败社区的托儿所找了份看护4岁儿童的工作。联合广场托儿所照顾3到5岁的贫困儿童，那里只有三个拥挤的房间和一间教堂地下室。满怀热情的奥尔兹试图扭转孩子的命运。他邀请家长们在孩子的午睡时间来托儿所讨论育儿方法。他引入了一项特别能激励孩子的课程，提高他们的认知能力。然而，进展远比他期待的缓慢。前来参加讨论的家长，他们的孩子都在托儿所表现良好；最需要帮助的孩子们，他们的家长从来没有出现，而这些孩子正是奥尔兹想要尽全力支持的。很多孩子受过虐待，来自破碎的家庭，他们的父母往往酗酒或吸食毒品。有些孩子承受着这些巨大问题带来的痛苦，以至于不懂该如何利用所得到的帮助。有一个讨人喜欢的4岁男孩，只会用号叫和咕噜与人交流，他的母亲是个瘾君子，怀孕期间也酗酒吸毒。还有波比，戴着厚厚大眼镜的4岁小男孩，午睡时总是焦躁不安，不愿睡觉。奥尔兹问波比出了什么事，孩子愤怒地对着他叫骂。后来，奥尔兹发现波比尿床，每次他一尿床，妈妈就会打他，所以他害怕睡觉。还有一个孤僻的小女孩，她的行为让奥尔兹担心她可能遭受了性虐待。

奥尔兹感到，他没有治愈这些孩子，不过是为他们提供了创可贴而已。托儿所的老师会宣讲健康饮食的重要性，但方圆几英里之内，都找不到售卖新鲜蔬菜的超市。就业岗位稀缺，家长们长时间承受压力，脾气暴躁，要应对的危机一个接一个。与此同时，整个社区受到高犯罪率的影响，每个人都战战兢兢。儿童专家很早以前就注意到，贫困家庭和工人阶层家庭抚养子女的风格比中产阶级更加专制，更容易打孩子，让孩子服从强制的命令。这种专制的风格会损害孩子的情绪发展，奥尔兹认为，在一定程度上，这是生活在危险环境中所造成的：“除非孩子们守规矩，否则他们就有被杀害的危险。”

看到孩子们迫切地需要帮助，自己却没有给他们的生活带来足够的改变，这种沮丧的心情令人难以想象。这不过就是被美化的保姆工作而已。虽然只有4岁，但这些孩子都难以接触。奥尔兹意识到，就算只是等到学前班再帮助处境危险的孩子，都是有悖于良心的拖延。他重返校园，在康奈尔大学取得了心理学博士学位。攻读学位期间，他在离学校不远的纽约州埃尔迈拉市从事评估儿童项目的工作[20]。埃尔迈拉是一个蓝领城市，因摇摇欲坠的制造业经济而陷入困境。这一儿童项目筛查面临风险的儿童，试图为他们提供额外帮助。项目主任询问奥尔兹的看法，他的回答直言不讳：

我认为这个项目不会带来改观，我们也不会得到有效的数据。但是，我认为，我们能够设计出一种可以创造改变、可以进行评估的干预方式，这样我们就能知道它能否起作用。

所幸这位主任是个可以容忍异议的人。他请奥尔兹整理出一份方案。奥尔兹提出用随机对照实验来训练家长的育儿技巧。他的想法是，从孕期开始，一直持续到孩子两岁，聘请护士定期和贫困高危初为人母的女性见面。护士会前往这些妇女的家中，因为奥尔兹在巴尔的摩已经看到，家里才是出现问题的地方，而让高危母亲前往指定地点也比较困难。护士会就戒酒、戒烟、远离毒品为孕期妇女提供咨询，提出建议，帮助她们了解可能出现的状况，赢得孕妇的信任。孩子出生后，护士会继续家访，提醒母亲注意孩子可能遇到的生理危险——小心弹珠，孩子可能会把它们吞下去；注意含铅油漆的碎片！护士也会鼓励母亲们采用母乳喂养，在幼儿哭泣时，予以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温和地鼓励母性关怀（有些案例中是父亲关怀），培养孩子的情感依恋。奥尔兹从联邦政府得到拨款实施这个计划，后来又赢得罗伯特·伍德·约翰逊基金会的支持。1978年，埃尔迈拉项目开始招募受试妇女，其中一半随机分入护士家访组，另一半则接受社会机构的筛查和建议——后者就是奥尔兹最初要评估的那种计划。

参加埃尔迈拉项目的大部分女性是承受着巨大压力的未婚少女。护士们受到指导，要耐心、热心，让妈妈们建立信任感。他们不是去发号施令的，而是要引导，要鼓励。护士史黛西的家访对象是邦妮。这个17岁的怀孕少女住在一间爬满蟑螂的肮脏的地下室里。邦妮抽烟，喝酒，打架，经常触犯法律。当史黛西建议邦妮在怀孕期间停止吸烟时，后者威胁要给她一巴掌。“这个孩子把我的一切都夺走了，”邦妮怒吼，“别想把我的烟也抢走。”

史黛西退让两步，但继续努力培养对方的信任。原来，邦妮小时候曾遭到肢体虐待，她做临时保姆时，也虐待过其他孩子。史黛西每周家访，终于有一次，邦妮崩溃大哭：“我害怕我会对自己的宝贝也做出那种事……更何况万一他是个爱哭的孩子。”史黛西温柔地提出几条应对的办法，并询问邦妮，如果孩子开始哭闹，她可以和谁联系。邦妮想不出来。在史黛西的鼓励下，邦妮终于提起了住在附近的一个老妇人。她按照史黛西的建议，在纸上写下老妇人的名字和电话，把它钉在墙上，以备危机时使用。在史黛西的说服下，这位年长的妇女真的向邦妮伸出了援手，邦妮的男朋友对养育孩子也渐渐有了兴趣。虽然困难重重，但邦妮和男友把婴儿照顾得非常好。多年之后，孩子从高中毕业了。

在埃尔迈拉，几乎从项目一开始，奥尔兹的方法就带来了出色的效果。[21]在生命的头两年，高危母亲（贫困、未婚的未成年少女）的孩子遭到查证属实的虐待和忽视的可能性，只有对照组的五分之一。出生第二年一直是幼儿面临的一个危险阶段，他们脚步蹒跚地四处晃悠，吞下不该吃的东西。这段时间内，接受护士家访的孩子被送进急诊室的概率比对照组低56%。

在孩子长到两岁，护士停止家访以后，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母亲及孩子继续接受评估。两组始终保持明显的差异，特别是那些参加项目时处于贫困和单身状态的母亲。接受护士家访的人，在家访终止后15年内，比随机分入对照组的同类型妇女，被捕人次低69%。[22]护士家访组的母亲，经查证遭受过虐待或忽视行为的，比对照组少79%。护士就避孕提供的咨询也产生了一定作用，家访组的妇女在之后15年内生育的孩子比对照组少32%，依靠福利救济的时间比对照组短30个月。就家访组的孩子而言，他们在15岁前被捕的概率比对照组的孩子少一半。

戴维·奥尔兹实验如今已发展成“护士家庭合作计划”（Nurse-Family Partnership），大体仍按照在埃尔迈拉的方式运作。在创造机遇的早期干预案例中，它成为一项有力的证据。参加项目的每名母亲每年的花费是4500美元，在两年零几个月的完整项目时间内，每个母亲的花费约1万美元出头。兰德公司（Rand）分析了这些数字，发现它们能带来巨大的回报：为针对低收入单亲母亲的护士家访每投入1美元，能够创造5.7美元的收益。潘君慧（Tracy Palandjian）是“社会筹资组织”的创办者，这个组织通过“社会效益债券”为非营利组织筹措资金。潘君慧监测了这些组织，她认为，在实证依据和管理上，护士家庭合作计划在“非营利组织中无可匹敌”。

埃尔迈拉的居民是半农村人口，绝大多数是白人。护士家庭合作计划在内城贫民区或少数族裔居住区行得通吗？1988年，奥尔兹再次进行随机对照实验，地点选在田纳西孟菲斯市，那里人口众多，黑人居民占大部分。实验结果十分相似。[23]1994年，奥尔兹又在丹佛市重复了相同的实验，那里有大量墨西哥裔居民。结果振奋人心。

地方政府对护士家庭合作计划感兴趣，视之为消除贫困、降低社会福利开支的一种途径。俄克拉何马州引进这个项目后发现，在接受护士家访的家庭中，婴儿死亡率降低了一半。现在，护士家庭合作计划在全美四十多个州都有项目，并已扩展到英国、荷兰、加拿大和澳大利亚。[24]然而，由于经费有限，它在美国所能服务的人数仍然只有需要帮助人口的2%～3%。这是本末倒置的鲜明例证。我们有美国最严谨的反贫困项目之一，一个自己负担支出，并且成本不断降低的项目，然而，它却只能为2%～3%符合条件的家庭提供帮助。这令人愤怒。

从护士家庭合作计划和其他已取得明显成功的项目中，我们能够学到很多。首先，婴幼儿阶段正是大脑发育、为成年生活打下基础的关键时期，早期干预至关重要。这指的是帮助妇女避免意外怀孕，如果已经怀孕，则帮助她们避开诸如毒品、酒精和烟草之类的危险。与消除贫困有关的公共政策辩论鲜少涉及怀孕和哺育婴幼儿的议题，但是，神经科学和经济学领域的新研究表明，它们可能是回报最高的切入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教授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说，把我们投在高中和大学的大量资金拿出来帮助5岁以内的危困儿童，社会将会好得多。当然，无论哪种教育预算被砍，我们都不愿看到，但如果一定要选，我们恐怕会赞同，在打破贫穷循环上，将10亿美元花在针对高危年轻母亲的家访上，比投入到为大学教育设立的佩尔助学金里效果更显著。然而现在，资源和创造的价值成反比——大学得到的资源最多，早期疗育得到的最少。

第二，只有对世界上最重要也最困难的工作——养育孩子——产生影响，儿童项目才是最成功的。赋予父母们教养婴幼儿的工具，假以时日，将会培养出一个更加自信、适应能力更强的人。训练父母支持孩子的成本，远比多年后看着孩子在监狱服刑的代价小得多。

这对所有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想培养大学毕业生，成本效率最高的方法不是捐款给大学，而是给幼儿园或父母家访项目。我们希望更多的捐助者不光资助大学教授，也支援走访高危父母的护士；我们希望富豪们不仅寻求给音乐厅和博物馆展厅冠名的机会，也乐于把名字刻上幼儿园的大门。很多教堂、犹太会堂和清真寺向托儿所和预幼班项目开放，已经取得成效。如果一间教堂或一个民间组织希望更进一步，从长远的角度为社区投资，那么，几乎没有比协助困顿的母亲倾注更多爱心照顾孩子更好的方式了。如同私人赞助无法建立联邦高速路系统，私人捐款也不能解决早期儿童教育受到忽视的问题，这是真实情况。我们要倡议联邦、各州及本地政府，为孩子生命的头两年投资，为家访项目负担费用，为处在孕期和抚育婴幼儿的家长提供支持。如果我们在生命的发端失去机会，日后才弥补伤害，我们将面临更大的困难，也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

救助儿童会在美国

布兰妮·赫利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就渴望成为一名儿科医生，如果生在一个中产家庭，她的梦想也许已经实现了。她讲话带着浓重的阿帕拉契亚口音，有时很难听懂，但头脑敏捷。然而，生活不让她好过，部分原因在于她在肯塔基州布雷萨特县的一个瘾君子家庭长大。布雷萨特，这个满是突兀的山坡和青翠的山谷之地，有一段动荡的过去（因为长期争斗，这里也被称作“血腥布雷萨特”），如今更是举步维艰。

县里几乎每户人家都受到冰毒、酒精、处方止疼药或其他药物成瘾的折磨。一度依赖木材和煤矿的经济已经崩溃，就业岗位稀少。县里的人均收入是15500美元，自1940年以来，人口减少近半。很多家庭居住在破旧的拖车里。车外垃圾遍地，车内的问题家庭往往也支离破碎。布兰妮说，12岁时，她曾遭一名家庭成员强暴。当她向家里其他人寻求安慰和帮助时，他们却把处方止疼药和毒品介绍给她，以此减轻痛苦。仅12岁，她已吸毒成瘾。

从物质层面来说，布雷萨特县在过去两代人的时间内已经有所进步：绝大部分家庭都有电力和水暖设备，而20世纪60年代很多家庭都缺乏这些设备；一项研究发现，在处于贫困线以下的美国家庭中，80%现在拥有至少一台空调，几乎全都拥有微波炉，很多还有洗衣机和烘干机。尽管美国穷人享受着这些物质财富，但在希望上，他们一贫如洗。布雷萨特县的居民里，99%是白人，但这里散发出的绝望之感，与南达科他州松岭的印第安人保留地、尼日利亚首都拉各斯或印度孟买的贫民窟别无二致。从滥用药物的行为，从家庭破碎、高中辍学，从每晚站在横跨肯塔基河北部支流的大桥上等着向过路司机出卖肉体以换取处方药的未成年少女身上，你看到的是绝望。

我们倾向于认为救助儿童会是一个在索马里那样的地方帮助饥饿儿童的援助组织。他们的确这样做，不过同时也在美国操作和护士家庭合作计划类似的项目。每个月捐款28美元，你就能资助一个美国孩子，使他在大脑发育时期获得及时的帮助。我们跟着布雷萨特县的救助儿童会，考察了这个项目的运行，并和布兰妮·赫利相处了一段时间。

布兰妮有一头深棕色的头发和漂亮的蓝眼睛，脸上总不由自主地挂着温暖的笑容。她在学校是个出名的聪明学生，也是个捣蛋鬼。高中二年级，她辍学了，去列克星顿参加了一个名叫“山脊”的戒毒项目。就是在那里，布兰妮清醒过来，遇到了鼓励她思考人生方向的导师和生活教练。她带着新的目标从“山脊”归来：不再沾毒品，找一份工作，继续读书。她搬去和奶奶同住。奶奶过去是个酒鬼，现在已经戒酒，看上去是这个家里最安稳可靠的人。布兰妮带着妹妹一起，让她远离曾不断遭受的强奸。布兰妮也邂逅了爱情，她与当地修车厂工人、26岁的斯坦利相爱了。

斯坦利初中就辍学了，我们见面时，他还不大有信心。瘦削的斯坦利一头黑发，沉默寡言。他先是说自己过去酗酒，现在已经戒了，没过几分钟，就改口说还在喝酒，但“不那么频繁了”。从积极的一面看，他非常在意布兰妮，已经和她结婚。他也安定下来，有了一份踏实稳定的工作——这在布雷萨特县可不好找。布兰妮17岁时，他们有了儿子兰德勒。我们来看她时，布兰妮19岁，和斯坦利、兰德勒住在小型拖车公园的一辆拖车上。当时她和22个月大的兰德勒正在接受当地救助儿童会扶贫人员科特妮·特伦特的家访。特伦特22岁，满头金发，说话轻声细语，看着就像我们在当地遇到的每个人的远亲。因为从小在这里长大，特伦特知道背后的故事——谁在吸毒，谁真心希望找到工作，谁虐待残疾人，谁是酒鬼。特伦特不吸毒，还在攻读大学学位，因此也是当地的一个行为榜样。

布兰妮和科特妮陪兰德勒玩了一会儿，又聊了聊八卦。然后，科特妮问布兰妮有没有碰到什么问题。原来，布兰妮的一个家庭成员最近因为经营制毒室被捕后，从监狱给布兰妮打来电话，请求她帮助保释。“我跟他说‘去死吧你’，然后就挂了。”布兰妮说。她现在在一家温迪汉堡餐厅做全职工作，下定决心要给予兰德勒她自己小时候不曾拥有的爱护。她聊起从这里搬走的计划，部分是为了寻找更好的工作机会，部分是想逃离绝望和毒品的不良影响。布兰妮和科特妮又说起兰德勒的情况，一起温柔地夸奖他聪明。

在布雷萨特县，拥有儿童书的家庭寥寥无几，好在特伦特就是个移动图书馆。每次家访，她都会放下六本书，同时把上次家访时留下的书收回来。她和妈妈们一起给孩子们重读上次留下的书。“如果一个妈妈不会读，或者读得不好，我就会让她看着图片，自己编故事，”特伦特说，“孩子听不出差别。重要的是和他说话，陪他玩。”布兰妮看来并不需要督促，她念得很好，也喜欢给兰德勒讲故事。在地板上陪兰德勒玩耍的时候，布兰妮和科特妮说起了女孩间的悄悄话。布兰妮坦承她渴望上大学，成为一名护士。科特妮鼓励她，告诉她这一切都可能实现。她们轻柔而温暖地微笑着，兰德勒在客厅里摇晃着跑来跑去，高兴地咿咿呀呀。

“他会说22个月的孩子根本不会的复杂词，”赫利快乐地说，“我真为他骄傲。”

虽然专家们已经广泛认同家访项目具有显著的效果，但是围绕什么才是最佳实施策略，一直存在争议。护士家庭合作计划的数据显示，因为护士具有的权威性，他们的影响力比其他人更大。[25]与此相对的研究则表明，即便是不具备大学本科或研究生教育水平的扶贫工作者或家访人员，也能够对育儿风格、儿童虐待、儿童健康乃至认知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26]救助儿童会认为，雇用护士的成本相对高昂，因此，雇用像科特妮·特伦特这样能够让社区居民产生信任感的本地人更加划算，特别是在农村地区。他们已经开始追踪和评估，初期结果看来很有前景。

循证政策联盟[27]检测了八个家访项目，发现实证支持最有力的是护士家庭合作计划，支撑另外两个项目“早期介入计划”（Early Intervention Program）和“家庭检查”（Family Check-up）的证据略少，显示其余家访计划影响力的证据更弱。芝加哥大学的黛博拉·达罗（Deborah Daro）则认为，这个领域中的众多组织都具备有效的要素。[28]有人主张，在第二胎或第三胎出生时继续家访是重要的，因为那时母亲承受的压力特别大。以这种方式推行家访和育儿训练的两大主要组织是“美国健康家庭计划”（Healthy Families America）和“孩子优先”（Child First）。所有这些机构都试图承担这个国家最关键的工作，创造机会和平等，同时从长远的角度节约成本。人们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支持他们，他们的网站也提供了各式选择——包括资助婴儿或兰德勒这样的幼儿。鼓动各州各市引进家访计划的倡议行动也可以创造改变。

除了布兰妮·赫利，我们在肯塔基州还随救助儿童会走访了阿纳斯塔西娅·麦考密克。这个年轻的职业母亲住在拖车屋里，已经有了两个女儿，一个6岁，一个只有9个月，现在又怀着双胞胎。麦考密克每周在比萨店打工两三天，以此维持生活。我们去采访时，她的车出了故障，只能步行两英里去上班。她承认，随着怀孕越来越久，她到时不得不辞工，在一张接一张账单、一个又一个危机之间挣扎过活。之前购买的洗衣机和烘干机没有按时付款，估计它们要被收回去了。在其他设施方面，她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我接到一张断电通知单，”她说，“不过有一个月的时间来付清欠款。”她的男朋友九年级就辍学了，找不到工作，因为腿部受伤落下了残疾。

帮助阿纳斯塔西娅和伴侣摆脱贫困是一个挑战，这是现实。但我们还有时间，改变她肚子里那对男孩的命运。得到一些帮助，他们就能打破贫穷的循环。帮助两个男孩和几百万跟他们一样的人，应该成为国家的首要任务。他们还太幼小，小得不可以失败。 AOM2vLP6wWfLxZsXgSoW+6MNR1IWq3dz10qjf8izH7TUPEBk6eATOWdJGkEmyZ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