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有意义的生活

仅仅勤劳是不够的，蚂蚁也是勤劳的。要看你为什么而勤劳。

——亨利·戴维·梭罗

尽管瑞秋·贝克维斯（Rachel Beckwith）不愿意承认，但9岁生日确实有点儿令她失望。在教会的演讲上，这个住在西雅图地区的女孩得知世界上还有很多人没有洁净的水喝，她震惊了。于是，她请大家不要送生日礼物，而是把钱捐给在世界各地为贫困村庄打井的组织“慈善之水”（charity：water）。瑞秋的目标是募集300美元，她一直紧紧盯着“慈善之水”网站的生日捐款页面，密切关注着收到的每笔捐款。

瑞秋发现，网站上有形形色色的人，他们都将为世界另一端需要帮助的人筹款打井作为庆祝方式：丽兹·沃德和柯克·沃德夫妇将他们的水井捐款网页作为“结婚贺礼清单”；埃兹拉·马格拉姆为庆祝成人礼募集了5804美元，比他预想的两倍还要多；弗兰克·丹纳和梅根·丹纳为庆祝他们第一个女儿爱玛的降生，在“慈善之水”网站创建捐款网页，筹得375美元；蒂米·霍戒酒一年，筹到1306美元；艾丽卡·汉娜则把减肥之路变成了筹款之旅。看到大家募集善款如此成功，瑞秋很激动，但是，她自己的生日募捐成绩却不理想。她只筹到220美元，离目标还差一大截。

在家人的鼓励下，瑞秋很早就显示出回馈社会的意愿。5岁那年，她在学校听说了“爱之锁”（Locks of Love），这个组织使用捐赠者的头发，为因癌症或其他疾病脱发的孩子制作假发。瑞秋要求把自己的长发剃光，捐给“爱之锁”。瑞秋的妈妈萨曼莎·保罗回忆道：“那是她第一次剪头发——她的头发已经留得很长了，但她说想帮助得了癌症的孩子。”剪掉头发后，瑞秋宣布，她要重新把头发留长，过几年再捐给“爱之锁”。她确实是这样做的。瑞秋发现，奉献令她感到极大的满足，正是这种满足感促使她急切地在“慈善之水”网站上建立了生日募捐页面。但是，每当瑞秋满怀希望地上网查看自己的页面时，却总是看到捐款额增长缓慢，低于目标，这令她备感沮丧。

9岁生日过后不到六周，悲剧发生了。家人载着瑞秋驾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突然，两辆卡车相撞，一辆撞进高速路，造成十三辆车连环相撞。贝克维斯一家的车子也在其中。车上其他人并无大碍，但瑞秋伤势严重。接下来的几天，朋友和教会的教友们一面安慰瑞秋的家人，祈祷她早日康复，一面寻找更加实际的方法和这家人共渡难关。他们想起了瑞秋的生日捐款行动，开始在她的“慈善之水”网页上捐款。捐款额不断攀升，超过了300美元的目标，然后又超过了1000美元。尽管不知道昏迷中的瑞秋是否听得见，但守在病床前的家人不久就低声告诉她，她募集的金额超过了贾斯汀·比伯在“慈善之水”上的庆生善款47544美元，创造了新纪录。“我想瑞秋可能暗恋他，但她从来都不承认，”萨曼莎说，“她知道的话，肯定高兴得发疯。”

事态越来越明显：瑞秋永远不会康复。一家人做出了心碎的决定，撤除维持她生命的机器。在家人深情的陪伴下，瑞秋离开了人世，留下了一个小女孩最后一次募款的传奇。这个传奇故事不断流传，世界各地的人们被这个女孩的慷慨之心感动，纷纷到她的网页上捐款，金额通常是9美元。一个5岁的女孩，把小猪存钱罐里所有的钱都捐了出来，一共2.27美元。萨曼莎动人地讲述了女儿的梦想，通过社交网络的传播，她的演讲激起了更大的涟漪，捐款总额飙升至10万美元，然后又超过了50万美元。最终，瑞秋的募捐共筹得1265823美元[1]，能够为37000人提供洁净安全的饮用水。社交网络让一个悲剧转变成一次胜利，一次对瑞秋生命和价值观的颂扬，它将跨越半个地球，拯救儿童的生命，促进他们的健康。瑞秋离世一年后，萨曼莎来到非洲。看到年幼的女儿为埃塞俄比亚那么多村庄带来的影响，她惊呆了。

对一个母亲来说，任何安慰都无法抚平失去9岁女儿的伤痛。但是，萨曼莎欣喜地看到女儿创造的奇迹。村民们既为获得洁净水源手舞足蹈，也为萨曼莎失去爱女深感同情，这也令她非常感动。捐资打井并不能化解悲伤，但至少能让人感到苦中有乐，能创造出丰富的意义表达对逝者的缅怀，否则，瑞秋的离去不免会令人愤怒地感到，这只是生命随意的安排。“有时，我真的感到难以承受。我对一位妇女讲了我们的经历，她也是个母亲，听完就哭了。她真心地被瑞秋想做的事感动了，也深深地感激瑞秋。她告诉我，她给孩子们讲了瑞秋的事，教他们懂得爱和奉献。这些人拥有的远比瑞秋少得多，听到他们也从瑞秋的故事里学到奉献和无条件的爱，真的非常、非常感人。”汽车驶出村子，在坑坑洼洼的路上颠簸，萨曼莎蜷起身子，放声大哭。

莱斯特·斯特朗（Lester Strong）的童年与众不同。三年级时，老师告诉莱斯特的父母，说他在学校成绩差，基本上是教不好了——校方用了“智障”这个词，称家长不应该再“浪费时间”让莱斯特接受正规教育，他只适合从事体力劳动，顶多能学会独立生活。老师把莱斯特的课桌搬到走廊上，对他不闻不问，羞辱他，骂他是朽木不可雕的笨蛋。斯特朗家有八个孩子，住在匹兹堡郊外，莱斯特的父母分身乏术，帮不上什么忙。他的父亲只受过八年教育。莱斯特似乎只是又一个永远得不到优质教育的黑人男孩。

幸运的是，莱斯特还有三位老师：一个剃头匠，一位牧师，以及一个朋友的母亲。他们都告诉小莱斯特，他能学习。晚上，他们检查他的作业，从他的成绩单里搜寻希望的征兆，告诉他在学校应该怎么做。最重要的是，他们告诉莱斯特，他能做到。这些成年辅导老师改变了莱斯特的生活。最终，他留级重读了一年。此后，他的成绩突飞猛进，四年级成为优秀生，后以全班第一的成绩从高中毕业。他获得了美国优秀学生奖学金，进入戴维森学院，又去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深造。他进入电视行业，成为记者和制作人，之后平步青云，当上了波士顿一档晚间新闻节目的主播。

晚年的他，开始追求更大的成就。“我感到一种吸引力，呼唤我做更有意义的事情，回报社会，”莱斯特说，“我不想看到孩子们被当成没有未来的人，可以说，过去的我就是这样的孩子。”于是，60岁的莱斯特开始了全新的职业生涯，管理“经验服务队”（Experience Corps）。这个组织的志愿者年龄都在55岁以上，他们辅导小学生，就像辅导小莱斯特那样。

“我知道一个长者真诚付出的爱心和一丝不苟的关注，对一个还不习惯接受它们的孩子来说，具有多么大的力量。”斯特朗说。

“经验服务队”目前有1700名志愿者，在全美范围内辅导从幼儿园到三年级的三万名学生，这些学生主要来自面向低收入家庭的学校。每名志愿者负责一个学生小组，在整个学年内，每周完成15小时的辅导，教会孩子们使用图书馆，挑选书籍，尤其是教会他们感受阅读的快乐。

加里·斯卢特金（Gary Slutkin）医生回到家乡芝加哥后，焦虑不安。这个满脸皱纹的传染病专家在旧金山和非洲度过了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光，与肺结核、艾滋病和霍乱作战。但是，长期待在难民营已令他疲惫不堪[2]，婚姻也支离破碎，是时候回到年迈的父母身边了。接下来该找份什么样的工作，他完全摸不到头绪。

开始求职后，斯卢特金对芝加哥的黑帮暴力逐渐耳闻，听说了10岁的孩子枪击同龄人的事件。这确实令人震惊，但听起来与索马里以及他了解的其他地方也不乏相似之处。斯卢特金开始研究街头暴力，潜心阅读凶杀案和枪击案曲线图。在这个流行病学家看来，暴力案件的曲线图和传染病的曲线图惊人相像。

“我突然意识到，这就是一种传染病。”斯卢特金说。他越是深入审视城市暴力，就越是深刻地感到，它一直被错误地诊断为单一的犯罪问题，而在很多方面，它更像是一种接触传染病，与霍乱和麻风病没什么两样。和其他传染病一样，街头暴力的传染取决于其在抵抗力低下的人群或社区里的暴露。他认为，“暴力传染病”不仅是一种比喻，在某种程度上，凶杀案的传播确实和传染病如出一辙。

斯卢特金发现暴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传染病后，立即决定用处理公共卫生问题的办法来解决它，抑制传染。他发起了一个名叫“治疗暴力”（Cure Violence）的组织，找来刑满释放人员和金盆洗手的黑帮成员，像疾控工作者控制传染病那样，深入社区，阻断暴力传染。有人遭到枪击时，他们就赶往医院病房，劝说受害人不要实施报复。他们收集凶杀威胁情报，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问题。更宽泛地说，他们试图改变社区的规则，让滥用暴力的人受到鄙视，而不是尊敬。“暴力是一种后天习得的行为，也能成为被抛弃的行为。”

近几年，“治疗暴力”的模式已经传播到美国其他城市和国外，甚至传到了伊拉克和哥伦比亚，取得的成绩引人注目。细致的评估显示，“治疗暴力”能够以微不足道的成本，将严重暴力行为的数量减少四分之一或更多。加里·斯卢特金认为，如果获得充足的资源，经过微调的模式能够将凶杀案发生率降低70%。

瑞秋·贝克维斯、莱斯特·斯特朗和加里·斯卢特金医生寻找创新和有效的方法回馈社会，反映出我们表达仁善之心的渴望。我们希望找到生活的意义和目标，而途径之一，就是与一个高于我们自己的使命相连。本书介绍了在美国和国外利用研究成果、实证策略和天才创意来阻止暴力、促进健康、发展教育、传播机会的创新者，并展示了具体的操作方法。通过这些方法，我们也能为世界带来些许改变。我们着重描写的人们，有的募集或捐献资金，比如瑞秋和她的家人，以及从这场悲剧中汲取力量的支持者；有的是组织者，比如斯卢特金和斯特朗；还有很多是冲在最前线的步兵。在一场用新的智慧、方法和经验减少贫穷和不义，解决社会问题的变革中，他们都是不可或缺的一分子。从美国孩子辍学到非洲肠道寄生虫疾病，很多令人欣喜的全新应对方法已经诞生，能够为众多问题带来改善。在某些案例中，人们取得了惊人的进步。

20世纪的很多社会问题都看似无法解决，难以根治。我们探索火星，把移动电话装进腕表，却不能保证市中心贫民区家庭的安全；我们能测定胶子这样的亚原子粒子，能设计出会开车、会互动，还能击败象棋大师的机器人，却只能心有不甘地承认，在把孩子留在学校的战斗中，我们败下阵来；我们当中很多人都知道，在某些地方长大的男孩更有可能进监狱而非上大学，这是一种不正确也不公平的现象，但我们却举起双手，向贫民区的形势投降。暴力和贫穷，无论是在刚果还是在芝加哥，都依然是严峻的现实。

担任《纽约时报》驻外记者期间，我们结了婚。多年来，我们一直在想，怎样做才能更好地帮助身边有需求的人。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在城里最乱的街区为打击暴力出力，或者在学校当志愿者。我们大部分人只付出零星的努力，比如在这里或那里捐些钱。和很多美国人一样，我们两人也有必须得保住的正式工作，为抚养孩子忙得不可开交，这导致我们只能通过非常有限的方式寻找高尚的使命和需要帮助的人。我们不是定期去教堂，将支持献给某个宗教机构的人，而且，虽然我们想伸出援手，但从来不知道该如何从非营利组织铺天盖地的吁求中做出选择。基本上，我们对怎样才能更好地帮助国内外的人们感到困惑。因此，我们考察了怎样才能更好地创造影响，怎样才能帮助一个机构做出有效的改变。这本书，就是我们的成果。

在最慷慨的人中，美国人民占有一席之地，尽管也许并不是最最慷慨的。“世界捐助指数”（World Giving Index）试图测量各国人民的慷慨程度，虽然每年的结果各不相同，但已有超过五年时间，澳大利亚荣登榜首，爱尔兰其次，美国位列第三。在美国人每年捐献给慈善事业的3150亿美元中，大约四分之三来自个人捐款。慈善超越了社会阶层，美国的穷人和中产阶层尤其慷慨。位于收入最底层的20%人群[3]，捐款额占到收入的3.2%，显著高于收入最高的20%人群的捐款收入比（1.3%）。大约三分之二的美国人每年为慈善捐款[4]，男性、女性和儿童平均每人捐款约1000美元。

然而，帮助他人远比看上去困难，仅凭一番好意是不够的。人们捐钱时很少像赚钱时那么机灵，坦率地说，很多善款的使用效率并不高。我们决定，把目光投向“在全球范围内扩展机会”这个话题，因为人才易觅，机遇难寻。我们在肯塔基的房车停车场，在达尔富尓的大树下，在缅甸偏远的山区陋屋里都曾偶遇过了不起的天才。扩展机会的障碍之一，是世界很多地区对妇女和女孩的压迫，我们在上一本书《天空的另一半》（Half the Sky）中讨论了这方面的严峻挑战。现在，我们把视野放宽，考察要获得机会所面临的其他障碍，以及如何克服它们。

很显然，很多善举并不涉及争取机会：赞助面向晚期癌症病人的临终关怀服务，保护受虐待的动物，支持艺术创作，为教堂或寺庙捐款，或者本着喜愿基金会（Make a Wish Foundation）的精神，帮助癌症患儿实现心愿等，都是值得赞扬的努力，我们也很赞同。但是，我们同样面临着一个挑战：传播机会，从而使一个人的未来能够不再完全依赖“出生彩票”。全世界每年出生的孩子里，几乎有一半要和他们的出身抗争。比如在重男轻女的社会中降生的女孩，无法进入好学校；比如在索马里或巴尔的摩帮派横行的街区出生的孩子，生来就陷入暴力的旋涡。发挥出自己的潜力，对他们来说格外困难。他们是失败者，这个世界也是，因为它夺走了孩子们所能做出的贡献。传播机会，让孩子们蓬勃成长。我们花费数万亿美元治疗贫穷的症状（仅美国一个国家自1965年以来在经济情况调查上就已花费了20万亿美元），其中很多的确是必需的。然而，更重要的挑战是根治潜藏的病因，而我们这些赢得出生彩票的人似乎有责任利用我们的好运，帮助消除这些根本性的不公。

好消息是，对于如何带来改变，专家们正在形成更完善的理解。研究者们开发出新的实证方法，越来越多的慈善组织开始评测并追踪成果，关于怎样更好地创造改变的新兴科学正在出现。任何人都可以利用这门学问，并且有理由相信，通过最近才得以使用的、确定的干预，捐款正在产生影响。援助组织“证据行动”（Evidence Action），以哈佛大学的迈克尔·克莱默（Michael Kremer）、麻省理工学院的埃斯特·迪弗洛（EstherDuflo）和耶鲁大学的迪恩·卡兰（Dean Karlan）等发展经济学家近期的研究为基础，计划每年向非洲或亚洲的每个儿童提供50美分，用于为他们驱虫。做出这一决定，是因为最近的研究发现，这个低成本高收益的方法能够让孩子更加健康并更有可能去学校上学。因驱虫而获得的健康和教育，将使一个孩子在成年后收入增加20%。[5]今天，实现它只需要每周捐出1美分。每得到1.98美元捐款，“证据行动”就能提供一台氯化器，使一个贫困家庭得到一年的洁净饮用水。现已证实，这个方法能够将痢疾发病率降低40%，而痢疾正是导致儿童死亡的一个主要原因。

如果你更倾向于帮助美国孩子，只需25美元，就能通过相关项目联系到一位吸烟的美国孕妇，向她解释吸烟对胎儿的危害，促使14%的吸烟孕妇戒烟。怀孕期间吸烟会增加子宫内的睾丸酮含量，对男性胎儿未来的行为产生长期影响。母亲在怀孕期间抽烟，生下的男孩成年后入狱的概率显著增加。我们将会看到，减少孕期药物滥用或帮助青少年避孕的行动，将为整个社会带来深远的利益。

每年捐款20美元，你就能帮助一个贫穷的美国孩子在看儿科时获得医生开出的“阅读处方”和童书。这个项目叫作“伸出手，一起读”（Reach Out and Read），由一群医生和医疗服务提供者发起，向幼儿发放图书，并建议家长为孩子念书以促进儿童的脑部发育。这个项目极大地增加了儿童的词汇量和家长定期为孩子读书的时间。这些办法并不是让问题一夜之间就消失不见的魔棒，但它们经过严格测试，操作简单，能有效瓦解我们面前的挑战。换句话说，它们是通往机会之路。

今天，通过互联网见证捐赠产生的影响，也更加容易了。社会企业家创立的众多组织已成为捐赠者和受惠者之间的桥梁。美国青年康纳·博安大学毕业后去欧洲的滑雪胜地打工，赚取自己的滑雪费用。后来，他想“寻找一些不同的东西”，就在1996年另找了一份工作：去海地的高中教英语。在康纳教书的学校，最出色的女孩是埃斯蒙德·约瑟夫。听说她毕业后要去参加文秘课程，康纳困惑不解，问她为什么不设定一个更高远的目标。埃斯蒙德解释说，她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医生，但是连小学也没有读完的父母无力负担她上大学。康纳借给她30美元，以便她能够申请一所医学院（在海地，学生们本科就进入医学院了）。她被录取后，康纳又拿出自己的积蓄，为她支付每年3000美元的学费。埃斯蒙德自己也竭尽全力。她常在烛光下学习，有时为了省下12美分的车钱，步行5公里去学校。为了帮助更多像埃斯蒙德一样的学生，康纳发起了“海地教育和领导力计划”（Haitian Education and Leadership Program，简称HELP，意为“帮助”），为以全A成绩毕业的海地优秀高中生提供大学奖学金。为了让这个计划持续下去，奖学金领取者要承诺，毕业后工作的前九年内，将薪水的15%回馈给HELP。目前，已有超过150名学生依靠HELP的奖学金进入大学，而埃斯蒙德已经是一名医生了。

伸出援手所收获的好处是双向的。受益的不只是埃斯蒙德这样的学生，还有那些帮助他们的人。越来越多的美国学生正在了解世界以及国外的公共服务，因为他们的学校就在资助贫穷国家的学校，有的甚至在当地盖起学校。通过名为“柬埔寨世界援助”（World Assistance for Cambodia）的组织捐款45000美元，就能够在柬埔寨盖一所有三间教室的学校。其他美国人也找到了他们自己的切入点。在海地的一家旅馆里，来自加州洛斯阿图斯高中的老师赛思·唐纳利偶遇了当地一所学校的校长蕾阿·多尔。邂逅引出持续不断的交往：洛斯阿图斯中学为多尔给海地贫困学生开办的新学校募集了20万美元。向我们展示新学校时，多尔说：“没有洛斯阿图斯的学生们，我们永远都办不到。”每年夏天，洛斯阿图斯高中都组织一批学生来海地，和同龄人见面，帮助他们学习英语。说洛斯阿图斯的学生和海地学生收获一样多，未免太轻率，但毫无疑问，这种交流让加州的中学生有了审视世界的新视角，而这是他们在课堂上永远都学不到的。

今天，援助项目的运行更加顺畅，往往也更加透明，这是因为像多尔这样土生土长的项目领头人越来越多，他们了解当地情况，比外国来的援助工作者花费少得多。无论是在纽约布朗克斯，还是在海地贫民区，当地领头人能争取到社区对新项目的支持，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具有重大的价值。

我们曾写过特芮莱·特伦特的故事，她来自津巴布韦的一个村庄，只念过一年小学。而现在，她创造出了一些新东西。特芮莱11岁就结了婚，丈夫殴打她。她遇到国际小母牛组织（Heifer International）的负责人乔·勒克（Jo Luck）时，还是个没受过多少教育的牧民。勒克让她把自己的目标写下来，这看起来有些奇怪，但特芮莱写下了去美国学习的志向，她要念大学，当学士、当硕士，甚至要成为一名博士。然后，她把写有目标的那张纸裹在塑料袋，塞进锡罐里，来到她放牛常去的地方，把罐子埋在一块石头下。她开始参加函授课程，表现出色，最终被俄克拉何马大学录取，并得到奖学金。拿到学士学位后，她回到津巴布韦，挖出锡罐，拿出心愿纸，画掉了第一个目标。然后，她飞回美国读硕士，拿到学位，又回到家乡挖出罐子，画掉第二个目标。终于，2009年，她在西密歇根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并再次回到津巴布韦的牧地，挖起罐子，画掉了最后一个目标。

现在，特芮莱·特伦特博士和救助儿童会（Save the Children）合作建学校，让更多的孩子也能实现他们的梦想。她创立了一个基金会“Tinogona”——意思是“梦想能够实现”——这也是她自己的信条。2014年，她在家乡开办了第一所学校。当特芮莱向津巴布韦的家长和孩子讲述让女孩接受教育的重要性时，当她计划在偏远的村子开办更多学校时，她的信誉远远超过任何外来者。

成功人士往往鄙视穷人或无家可归的人。[6]普林斯顿大学的学者苏珊·菲斯克（Susan Fiske）通过脑部扫描展示出，具有较高成就的人看到穷人的画面时，大脑会将穷人当成物品而不是人类的图像处理。成功者有时将贫穷视为道德上的失败，将自己的成就归功于一个简单的道理：你刻苦学习，勤奋工作，为未来做出牺牲，遵纪守法，就能创造自己的好运。然而，如果你的母亲是个酗酒的少女妈妈，你一生下来就带着酒精造成的严重伤害，这条路就难走得多。同样，如果你生在一个极度贫困的街区，你疲惫焦虑的单亲妈妈骂你多过抱你，你面前的障碍恐怕也难以跨越。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明尼苏达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儿童在3岁半之前受到的养育方式比智商更能预测出他们的高中毕业情况。

因此，结论就是，终结贫穷最有力的决定因素是那些生来贫穷的人。就像沃伦·巴菲特说的一样，出生决定命运，我们人生的结果往往依赖于一张“卵巢彩票”。我们大谈美国梦，但来自收入最低的20%群体的孩子[7]，12个中只有一个，奋斗一生才有机会跻身收入最高的20%阶层，而在阶级意识强烈的英国，这个比例是八分之一。我们将在这本书中深入挖掘贫穷的循环和教育赤字——后者对美国和其他国家都造成了严重的损害，我们也将检视那些已经证实能够打破循环的策略。正如我们所见，早期干预——从怀孕和婴儿时期开始，持续整个学前阶段——对打破贫穷的循环尤为有效。我们过去的努力之所以常常失败，部分原因就在于来得太晚。

20世纪杰出的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曾提出一个令人折服的观点：衡量一个社会的公平时，要在“无知之幕”下考虑。也就是说，降生在这个社会时，我们不知道母亲是投资银行家还是未成年少女；生在绿树成荫的郊区，还是帮派横行的内城；健康还是残疾；聪明还是迟钝；享有特权还是低人一等。这是一个狡猾的分析工具。想到自己可能就是需要进入保育学校的失养儿童，我们当中还会有谁反对为它提供资金？我们应当记得，一个人是享受家庭的幸福还是流落街头，二者间的差别不仅仅是由我们的道德水平或自律决定的，更是由运气、大脑化学、教养方式、基因和外界援助的复杂组合决定的。我们也该承认，生活的成功反映的不只是一个人的进取心和意志力，也有机遇和早期教育，同情心更不是软弱的表现，而是文明的标志。

我们的挑战是，培养出一种利他主义和富有同情心的文化，让人们形成社会参与的本能。这就是说，不分你我，只有我们。这一进程已经开始，过去250年来，我们在扩大同情心方面的进步是惊人的。第一次为别人争取利益而非为自己索取更多的大规模社会运动，是始于18世纪80年代的英国废奴运动。第一次针对全球贫穷问题的国际救灾运动，在19世纪40年代的爱尔兰大饥荒时期成形。（人们的同情是有限的：维多利亚女王要求奥斯曼帝国苏丹捐献的赈灾款不要超过一万英镑，因为这会让她区区2000英镑的捐赠相形见绌。[8]）今天，几乎每所大学的公告栏里，都能见到为异国困难人口吁求的海报，但从历史上看，这不过是最近才出现的现象。今天的人们对小鸡和母牛的关心，也许远胜过几个世纪之前的人们对奴隶和外国人的关心。普林斯顿大学的彼得·辛格（Peter Singer）教授，就是日益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的倡导者[9]，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和歌手波诺（Bono）与他志同道合，他们身后，还有数量庞大且不断增长的捐赠者和志愿者队伍。

有时，人们认为这个领域令人感到心灰气馁，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世人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功，有多少来源于消除不公和不义、消灭奴役和饥饿的运动？单说过去这一代人，反醉驾母亲协会（Mothers Against Drunk Driving）推动改变了酒驾的观念，每年挽救数千条生命。环保人士成功禁止了含铅汽油的使用，减少了脑部正在发育的婴儿暴露在含铅环境中的概率，将美国和国外儿童的平均智商提高了几分。避孕措施的改善和普及，使美国青少年的生育率自1991年以来降低50%以上。儿童死亡率也经历了一场变革，在儿童数量不断增长的情况下，注射疫苗、治疗痢疾、补充微量元素以及加强营养，已经使全球儿童死亡数量从1966年的2000万减少到现在的660万。世界银行的目标是，到2030年，基本消除极度贫困。自从人类存在以来，极度贫困就是大多数人面对的生活状况。巨大的挑战和巨大的不义依然存在，在美国和其他富裕国家也是如此，但是这些进步提醒着我们，继续前行，我们将获得什么。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没有完美的工具，也没有无尽的资源，但如果投入爱心和思想，我们能做得更好。

我们两人撰写这本书，主要是为了鼓励大家——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加入我们，推动世界的进步。在本书中，我们首先将尝试解答很多人都存有的顾虑——捐赠或志愿活动是否真能带来改变。我们也将探寻，社会变革的领袖和执行者们是如何反思怎样更好地帮助他人的。在有些案例中，这意味着支持新的方法，比如采用营利公司模式，创造财富，使改变得以持续。

说起慈善，人们总免不了冷嘲热讽。有些也的确切中要害，然而，这些缺陷不足以阻挡一个人追求为别人的生命带来根本性的改变。在每章的附言中，我们将着重描写一个人物或一个组织，来说明改变是如何发生的。

谈论帮助他人很容易陷入乏味无聊的多愁善感，甚至沦为道貌岸然的伪善。但是，最有力的反驳是，伸出手，尝试去帮助，特别是当我们把这当作一项社会活动的时候，它就不是特蕾莎修女式的自我牺牲，而是满足感甚至喜悦的源泉。过去几十年来，堆积成山的证据已经表明，社会行为，包括帮助他人，能够促进精神和身体健康，延长寿命。一项跟踪7000人死亡率的研究发现，在同等健康条件下，社会联系最少的人，其死亡率比社会联系最多的人高出两倍多。[10]也许正是深植于每个人体内的社会因素，解释了我们对生命意义的渴求。我们想找到目标，传承衣钵。

当然，我们也在积累实践依据。在患有冠心病的成年人中，社交上处于孤立的病人死于心脏病的概率是其他人的2.4倍。社交孤立加快了雌性老鼠的衰老，使它们的乳房肿瘤增加，寿命缩短，不过目前我们尚不能清楚，社交孤立是否对人类具有类似的影响。近期的研究表明，社交孤立背后的生物学过程是，隔绝使慢性炎症增加（特别是男性），这些炎症引发健康问题，导致死亡。当然，社会交往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并非一定要通过奉献助人：加入一个乡村俱乐部也可以。但证据显示，与帮助他人有关的社交活动特别有益健康，并令人感到满足。利他主义既是健康的动力，也是幸福的动力，而它似乎就深藏在人类的神经化学之中。

实验发现，就连还不会说话的幼儿也试图做出利他行为。他们会安慰看起来手指受伤的成年人（甚至主动和成人分享一个泰迪熊）。扫描伤者和目击者的脑部时可以看到，二者脑部被激活的区域是相似的。也就是说，在神经学的层面上，看到他人受苦令我们感到痛苦。当我们得到礼物、享受美食、调情或做爱时，大脑的“快乐中枢”在扫描图中就会亮起来。我们两人接受了脑部扫描，检测我们在进行慈善捐款时快乐中枢的活动情况。啊哈，扯远了。我们想强调的是，在忙碌的、物质的生活中，帮助他人不是沉重的负担，而是满足感的巨大来源。几乎没有更自私的享受能超越利他主义带来的快乐了。

所以，不要把回馈社会想成无聊的减税手段，而该把它当作为生活注入意义、奇迹和欢笑的机会。通过举办晚宴，比如“妇女餐会”（Dining for Women），或在酒吧开派对，还有用“啤酒换图书”（Beers for Books）来帮助他人的组织已经出现。类似的计划不计其数，针对小学生、老年人和这两个年龄段之间的每个人。

在试图创造改变、创造更有意义更令人满足的生活时，上一代人除了直觉，几乎无所依靠。当时，“回馈社会”是属于12月的活动，是弓着腰签支票，全凭猜测所做的事。近几年来，如前所述，神经学和经济学的发展以及层出不穷的严格实验，让我们对在全世界创造机会的工作有了更多的理解，也看到了通过奉献获得个人满足感的光明前景。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我们为什么以中国伟大作家鲁迅的名句作为书名。现在，脚下已有了路，指引我们如何为周遭的世界带来积极的影响。这是一条希望之路，也是一条满足之路：像往常一样，我们从试图鼓舞他人开始，以自己收获力量告终。 bzwbsiw0YTt+6+cXbFocQD9NghIEO07f1IVCn9FOsmOyiUj2uMfUht3/SDJtMbP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