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不知道事物有多古老，或者甚至不知道哪些东西比另一些更古老，那么研究过去就没有什么意义。无论对这一学科有着多大的热情也不能代替一张可靠的年表——如果你不能获悉时间，只有爱好也无济于事。那么，考古学家是如何获悉年代的呢？

到目前为止，只有两种确立年表的方法——确定相对年代（这并不意味着与你的表妹出去约会） 与确定历史年代。确定相对年代只涉及将事物——器物、沉积物、事件与文化——排成一个序列，确定孰先孰后。历史年代则来自已经有了文字记载的时期，诸如中世纪时期或罗马时期。对史前时期来说，只有可能确定相对年代，所以，虽然人们可以说青铜时代先于铁器时代，石器时代早于青铜时代，但是人们说不出具体早了多长时间。

确定相对年代背后的基本推理来自地层学，这是对地层或沉积物如何一层覆盖着另一层的研究。总体来说，首先铺好的是下层，所以，下层在时间上早于上层。对于在这些地层中发现的器物也是同样的道理，除非曾经存在过某种扰动，例如，由穴居动物或者盗墓，垃圾坑或是腐蚀与再次沉积所导致的各种扰动。

通过化学定年法可以确定在某一地层中的骸骨是否属于相同的年代。随着时间的推移，被埋入土里的骸骨中的氮含量要降低，并且骸骨要逐渐吸收氟与铀。所以测定这些元素的含量将可以表明一组骸骨是同一时期的还是不同时期的。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正是使用这种方法揭露了所谓的皮尔当骗局——皮尔当人被人信以为真地认定为是猿与人之间的“过渡生物”，于1912年在苏塞克斯被“发现”，但后来被证明是一出彻头彻尾的骗局。化学定年法显示这一头骨是新近的，而下腭则来自一只现代的猩猩。这些骨骼曾经被染过色，牙齿也经过修补锉平，以使它们看起来显得更古老、更令人信服。关于谁应当对这一恶作剧负责的争论仍然在无尽无休、令人厌烦地进行着。

另一种确定相对年代的主要考古学方法是“类型学”，即将器物按照材料、形状和/或装饰纹样的特点进行分类。这整个体系依赖于两个基本思想：第一，来自某一给定的时代与地区的器物都有一种可以识别的风格（物以类聚），而这种风格的变化是相当渐进的；第二，在实际情况中，不同的风格可以共存，个别的风格可以延续很长的时间，而变化可以相当突然地发生，但是对短小的引论性书籍来说，好处就在于没有篇幅去深入到如此复杂的情境之中！

无论如何，一代又一代的考古学家——尤其是那些来自德语国家的考古学家——都把他们的生命奉献给了这样一份事业，即建立详尽的陶器、工具和武器形制的序列，并尝试将来自不同地区的序列组接到一起。同时代的不同器物可以被归为一个“集合”，而各个集合也可以按顺序排列，并进行地区与地区之间的比较。

其他的相对年表是基于冰河时代气候阶段的前后相继关系的（冰川期，或者叫冰川前进阶段；间冰期，或者叫温暖间歇；以及被称为亚冰期和间亚冰期的小波动），但我们现在知道——通过在北冰洋和大西洋的冰核中所蕴藏的详细气候信息——冰河时代的气候比人们所认识到的要复杂得多，也波动得更为厉害。来自沉积物的花粉也能产生气候与植被变化的序列，但这些序列是区域性的。依据动物群来确定年代——基于不同种属的动物骨骼的出现与否——也是一种重要的方法，特别是对于更新世考古学（对冰河时代末期的研究）而言，因为在这一时期，“耐寒”与“喜热”的物种伴随着气候与环境的变化轮番登场。

能确定序列当然非常好，但确定年代——“绝对年代”——则是考古学家梦寐以求的。直到20世纪，可以获悉的仅有的年代是那些与古人建立的年表和日历发生考古关联的年代，这些年代在今天仍然至关重要。这些日历中有许多——诸如罗马人、埃及人、中国人的日历，等等——是基于他们的执政官、皇帝、国王或是“王朝”的统治年代的。例如，埃及的王朝可以通过从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埃及起进行回溯的方法来确定其年代，而从希腊历史学家那里，我们得知亚历山大是在公元前332年征服埃及的。进一步的细节与解释来自埃及对天文事件的记录，这些事件的年代我们也可以从各个不同的科学信息来源获知。

中美洲的玛雅文化有一份非常详细的日历，它不是基于统治者或王朝，而是基于二百六十天与三百六十五天的周期循环，这一长期的记述始于公元前3113年8月（依据我们自己的日历体系）。

所有这些都给了考古学家们机会去确定具体器物的年代，这些器物包括提及事件或统治者的手稿，当然还有罗马和中世纪的钱币，这些钱币上面有当时统治者的名字。当然，人们必须总是铭记在心的是，确定器物的年代并不一定要确定从中发现它的地层的年代——一枚钱币可以流通或是贮藏几十年或者几百年，但它至少会给你一个该地层年代的上限：地层不会比钱币的年代更古老（除非钱币是后来侵入的），但却可以比钱币年轻得多。

离开这些历史的和日历的年代，考古学就一筹莫展了，直到科学向它提供了一整套从不同材料获得“绝对年代”的方法。一部（相当）精确的年表是科学赠予考古学的最贵重的礼物（因为众所周知，没有什么礼物能与时间媲美……）。

战前，只有两种区域性非常强的技术——斯堪的纳维亚的“纹泥”和美洲西南部的树木年轮。纹泥（varves）是一个瑞典词，指的是每年由于冰层融化而铺下的沉积泥层。它们每年的厚度都不一样，温暖的年份会导致融化加剧，因此会有一个较厚的泥层。通过测量一系列泥层的相继厚度并将其与其他地区的泥层模式相比较，就可以将数千年的长期序列联系在一起。与此完全相同的是树木的生长年轮——一系列厚薄相间的年轮是由当地气候的波动引起的，可以通过将取自不同树龄的树木的样本重叠起来，建立年份的序列。例如，我们现在在德国已经有了可以回溯到公元前8000年的不间断序列，用它就可以比较古代的木材，从而确定这些木材的树龄。

自然，这种技术在美洲的西南部或者在欧洲的西北部最有用武之地。在美洲的西南部，干旱使得许多古代的木头得以保存；在欧洲的西北部，在沼泽地区中浸透水的木材十分丰富。现在，令人惊奇的精确结果正在出现。例如，在不列颠的萨默塞特，对横跨一片沼泽的名为“斯威特之路”的一条木板走道的木材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这条走道建造于公元前3807年或前3806年的冬天。

通过树木年轮来确定年代的方法在检验通过放射性碳得到的年代时也具有巨大的价值。通过放射性碳确定年代的方法引起了考古学的革命，但它在某种意义上也证明了“太好的反而是不真实的”。研究的样本包括来自考古地点的有机体材料，诸如木炭、木头、种子和人类的或动物的骨骼等等，因为这种方法测量的是在有机体组织中残留的微量放射性同位素碳14（C14）——有机体组织在活着的时候吸收碳14，但在死后则逐步地丧失它。在名为加速器质量光谱测定法（AMS）的新近技术之下，只需要非常少量的样本，碳14的原子被予以直接计数。年代的误差仍有大约五万年。

这种方法背后的基本假设——碳14在大气中的浓度总是不变的——最终被证明是错误的。现在我们知道，这一浓度随着时间而变化，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地球磁场的变化造成的。如果这一方法经过了树木年轮（此树的树龄是已知的）的检验，那么事情从一开始就会顺利得多，而这些恼人的问题也将不复存在。在平面图上同时标明由放射性碳得出的年代与由树木年轮得出的年代，这样就产生了“校准曲线”，这些图表展示了碳14确定的年代随着时间而变化的误差范围，从大约公元前7000年开始。

斯威特之路，萨默塞特平原。

尽管有所有这些不确定性，而且总是存在样本受到沾染的危险，通过放射性碳来确定年代的方法仍然成为考古学最有用与最普遍的工具，用来为那些之前没有任何时标的地区建立年表。它可以被用于任何地方，不论当地气候如何，只要能够获得有机体材料即可。

但是如果在某个遗址没有有机体材料残留下来怎么办?直到最近，这都会摧毁我们获知年代的任何希望，但是以后不会了，多亏了现代科学的奇迹。对于早期遗址而言，诸如东非的人类化石遗址，钾/氩定年法可以在火山地区确定岩石的年代。在其他地区，铀系列定年法可以被用来检测富含碳化钙的岩石，诸如岩洞中的石笋。热致发光技术（TL）定年法可以被用于陶器，陶器是近一万年以来考古遗址中最丰富的非有机体材料，这种方法也可以被用来检测其他非有机体材料，诸如燃烧过的燧石。光致发光技术（OSL）甚至可以被用来检测包含文物的特定沉积物——诸如澳大利亚北部石洞中的沉积物，这些人类曾居住过的洞穴的年代被确定为五万三千到六万年之前，这是人类在早期到达这一大陆的关键性证据。电子自旋共振技术（ESR）可以被用来测定远远超出碳14的时效范围的人类与动物的牙齿，例如，来自以色列遗址的十万年之前的牙齿。

还有许多次要的定年法，要在此解释它们就太复杂、太令人厌烦了。无论如何，考古学家都不需要对它们了解很多——因为大多数考古学家在理解脚踏垃圾箱背后的科学原理时都有困难，他们对于科学技术人员的能力有着一种感人的、近乎偶像崇拜的信任；科学技术人员，即所谓的“硬科学家”，拿走他们提供的材料样本，然后给出一组适当的年代。人们对实验室的信任不会受到下述事实的鼓舞：当考古学家想要通过放射性碳来确定一份样本的年代时，他常常会预先被要求说出他期望什么样的数据！然而，只要考古学家知道了有关现有方法的基本原理，以及这些方法适用的材料与年代范围，他们就可以只去关注更重要的问题，诸如寻找被封闭的、未受扰动的环境，以极度的谨慎小心去采集样本，避免受到沾染，以及筹集常很可观的资金，这些资金是付给实验室进行分析所需要的。正如每个年轻人所知，约会可并不便宜。 upF2jhd35NmvH9lcMSlb36eLfAA9QoAp9PTFpBbNWYa5bIbieIHbA186N/IU88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