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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什么嗜好会像研究史前考古学那样使人变得如此健康而贤明。
《泰晤士报》，1924年1月18日
约翰·温德汉姆在《神秘的人》这本他较少为人所知的早期小说里，让他所写的一个角色说：“他是个考……考……总之他挖掘那些对任何人都没什么好处的东西。”这确实是对考古学家所干的事情的一种偏激然而传播广泛的观点。而在另一极端，人们又对考古学赞叹不已，就像卡斯滕·尼布尔所说的，“那些唤回已经消逝的事物，使它们重见天日的人享有着犹如造物般的狂喜”——确实有些考古学家对他们的“创造”感到非常骄傲，以至于他们认为自己在许多方面与上帝十分相似。
对一般公众来说，考古学往往与发掘同义，就好像这是这一领域的工作者成年累月所从事的唯一工作。在英国的讽刺杂志《私家侦探》中，所有的考古学家都被不假思索地描绘成“身处于洞穴之中长胡子的人”。卡通片通常将考古学家描绘成执拗顽固的老古板，身上披满了蜘蛛网，对陈旧的骨头与破碎的碗碟如痴如醉。当然，所有这些都是完全准确的，但这些只反映了这一领域的很小一部分。例如，有些考古学家从未进行过发掘，而只有非常少的考古学家把他们的大部分时间花费在发掘上。
那么考古学究竟是什么呢?考古学（archaeology）这个词来自希腊文（arkhaiologia，“论述古代的事物”），但在今天，它已经转变成意指通过遗存下来的人类过去的物质遗迹而对人类过去进行的研究。在这里“人类过去”这一词汇需要加以强调，因为考古学家并不研究恐龙或是岩石本身，这与公众的观念相反。这种误解之所以产生是因为燧石与拉奎尔·韦尔奇
穿着令人难忘的毛皮比基尼。恐龙与岩石是古生物学家与地理学家的研究领域。在最早的人类开始进化之前的几千万年，恐龙就已经灭绝了。
考古学真正开始于最早的、可以识别的“器物”（工具）出现之时——就现有的证据看来，这是大约二百五十万年前在东非出现的——并一直延续到今天。昨天你扔在垃圾箱里的东西，不论多么无用、可厌或是可能令人难堪，现在都已成为了新近考古学记录的一部分。虽然大部分考古学家研究遥远的过去（在时间上回溯几世纪或几千年），但有日益增多的学者转而研究有文字历史的时期，甚至研究相当晚近的现象。例如内华达州的核试验基地、极地探险者的棚屋，甚至纳粹的地堡与柏林墙最近都吸引了考古学家的注意！
在16世纪末叶，威廉·卡姆登（第一位伟大的英国文物学者）曾经将对文物的研究描述为一种“回头看的好奇心”——换言之，是一种要了解过去的欲望。许多投身这一学科的人确实都是不折不扣的好奇者。这是一个像磁铁一样吸引着行为古怪的人的学科，但它那广阔的领域又使它人人皆宜。羞涩而孤独的性格内向者会在此得到满足，他们把自己关在尘封已久的房间里，摆弄着旧钱币或是器皿或石头的碎片，而急躁活跃的性格外向者可以在野外长期地工作，四周围绕着一大群异常热情的人。
考古学的乐趣之一就是整个世界都是你的盘中餐，只要你能够筹集到资金开始工作。你可以选择任何地点、任何时期作为研究对象，这里总会有某个考古学方面的问题有待解决：不论是在茂密的丛林中，还是在幽深的洞穴里，不论是在如火的沙漠里，还是在冰封的山岭上；你也无须被限定在陆地上——如果你有这样的爱好，你可以成为一名水下考古学家或是空中摄影师。由于考古学包容了我们历史的全部，所以可以在从远古人类到中世纪或工业化时期的整个范围内进行选择，你可以研究最粗糙的石器工具，它们仅仅与天然石料有着微小的差别；你也可以去分析卫星照片，以确定考古遗址的年代。在这里，你可以做任何事情。
你可以选择去进行集中发掘，也可以去进行广泛的表面探测。你可以把时间花费在整理不同类型的器物上，也可以把时间花费在最抽象的理论概括上，去告诉人们他们错在哪里，为何他们不正确。你可以把时间花在图书馆里或是实验室里。你可以在博物馆里或是地区考古单位里工作，把你的生命奉献给教学或是创造性的研究（有少数人甚至同时兼顾两者），或者你可以待在“职业”圈之外，被打上“业余爱好者”或是“业余考古学家”的标记。多年以来，“业余爱好者”曾经对考古学做出过重大的贡献，并且还在继续做出这种贡献——虽然学院的象牙塔中的职业学者常常对他们摆出一副屈尊俯就的样子，并且常常对他们报以冷嘲热讽。实际上，许多“业余爱好者”可能比“职业人士”要渊博得多，也比那些只把考古学视为一种职业或是一种谋生手段的人更富于献身精神。考古学燃起了他们的激情，占去了他们的周末与每一点空闲时间。当然，这可能扯得太远了。没有什么是比职业人士或是业余爱好者更糟、更令人厌烦的了。对他们来说，考古学是一种吞噬一切的、无法摆脱的痴迷。树立这样一种观念有助于正确地看待这一学科，并且提醒我们自己，我们只不过是在死人的遗物上嗅来嗅去并试图去猜出他们如何生活罢了。
如果你梦想着从事一种相当活跃或奇异的工作，而又不愿意（或没有这种能力或资金）进行发掘或探测，那也还有充足的其他选择：例如，试验考古学或“人种考古学”（见译文第28至29页）或岩石艺术研究。你可以待在自己的扶手椅里，或者周游世界，在这两种情况下，你都可以实践你的语言技能。你可能需要去研究野生动物的行为与习性，或是农耕的雏形；你可能发现向他人请教很有用，你会去向那些诸如琢石、木工、造船或制陶等传统工艺方面的专家请教，或是向那些在航海或天文学方面有专长的人请教。换言之，从事考古学就好像是同时在上整整一组夜校的课程。
可能性的范围是无穷的，所以毫无疑问这本小书远远无法穷尽这些可能性。它只能对今日考古学所关注的几个主要领域投以匆匆的一瞥，以吊起你的胃口，并激发起你的好奇心，让你自己去回头看看。
不论他们的专业领域是什么，大多数考古学家需要充分具备的品质之一就是乐观——他们坚信可以只依据过去的物质遗存就能说出关于过去的有意义的命题。他们所面对的基本问题是，过去所发生的所有事件中只有极少的证据幸存下来。在这些幸存下来的证据中，只有极小的一部分被考古学家发掘了出来，而其中更小的一部分得到了正确的解释。但是，不要让这一点使你分心——相反，大多数人恰恰利用了这一点：有些人花时间设计方案，填补证据中存在的缺漏，以产生阶段或类型的连续性；其他人则干脆无视某些资料糟糕与不具代表性的现实，不顾一切地用它们来炮制有关往日的故事。正如哈佛的生物学家斯蒂芬·杰伊·古尔德所写的，“如此之多的科学在通过讲故事而取得进展——在最好的意义上，故事仍然只是故事。想一想关于人类进化的传统图景——关于狩猎、营火、洞穴、仪式、制造工具、年华渐逝、争斗与死亡的故事。这里面有多少是基于遗骨与器物的，又有多少是基于文学的准则的?”
图中文字意为：“只有你和我留下来了，上校！”
你也许认为从事历史考古学会更为保险，但决非如此。当然我们对于这些文化的某些方面知道得更多，因为它们留下了文字记录，但是所有历史学家都知道你仍然不得不把偏见与错误考虑在内。例如，所有关于卡斯特在大角羊之战惨败的残存文件与目击者的描述都有着实质性的不同，不仅是在有关发生了什么与如何发生上的不同，而且甚至在诸如每一方的人数这样的基本方面也不同，而这是发生在1876年的事件。正如A.J.P.泰勒所说，历史不是事件的目录而是对事件的看法。
当然，你也可能在考古学家的行列里找到悲观主义者——他们相信他们所研究的废品毫无用处，并且，在某种意义上，他们自己也是同样地毫无用处。不可否认，考古学是一门“奢侈的”学科，它常常需要证明自身存在的价值（见译文第94页），但是同时公众中的大多数人认为它迷人又有趣，正像考古节目居高不下的电视收视率（特别是在涉及埃及的时候）所表明的那样，而且考古学对于世界旅游业做出了难以估量的巨大贡献（见译文第95页）。
从更为个人的角度来看，考古学是一门让你能够尽情享受自己工作的学科，通过它，你可以遇到或密切接触到全球许多友好的和志趣相投的人，特别是在国际会议上。反过来说，占山为王、怨毒、暗算与邪恶的内部斗争的程度由于某种原因也比在其他学科中通常所遇到的要严重得多。如果你计划进入这一领域，你就需要一张犀牛那样坚硬厚实的皮。不可避免地，有一些考古学家浮夸自负、虚伪、不诚实、自命不凡、自我吹嘘、寡廉鲜耻，然而这些并不会妨碍他们在事业上获得成功。实际上情况恰恰相反。（天哪，我不能在这里举出某些例子，虽然我很想这样做，但是他们自己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所以，总而言之，考古学就像是一座最为宽敞的教堂，总能为每一个人提供某些东西，也总是欢迎每一个人——甚至特别包括不合时宜的人、木讷朴直的人与受到社会挑战的人，他们发现研究考古学比在互联网上漫游与冲浪更令人满足。
因为没人知道在过去发生了什么（包括最近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所以考古学的研究将永远也不会终结。理论将会轮番出现与消失，新的遗迹或发现将改变已为人们广泛接受的虚构故事，这些虚构构成了有关过去的正统观点，并且通过大规模的重复与广泛的传布而为人所接受，从而逐渐被确立下来。正如马克斯·普朗克所写的：“科学真理并不通过使对手信服与使其看到理性之光而取得胜利，而只能因对手死亡，因熟悉这一真理的新一代成长起来而取得胜利。”
考古学是一种终生的探索，永远也不会真正有一个结果；它是一次无尽的旅行，没有真正的终点。一切都是尝试性的，没有什么是最终的定论。
为了免得让上述议论听起来像充满偏见的琐事，让我们安下心来相信考古学仍然充满了无穷的乐趣，并且可能是非常激动人心的，像冰人与兵马俑这样真正超越常规的发现可以吸引整个世界的目光。很少有其他学科能够这样夸口。
考古学就像怀旧一样，不是过去的样子了，那么它来自何方?“对考古学的考古学”是什么？
大多数人都对过去怀有某种兴趣。确实，这种兴趣再加上下述事实——我们知道我们将会死亡与我们是唯一有能力摧毁我们星球的生物——也许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生物的特征之一。似乎人类总是对他们祖先遗留下来的遗迹感到好奇——尽管开始时间已无从考证，但是有许多实例表明，古代文化似乎已经在收集或者甚至在崇拜更古老的物品：例如，在公元5世纪，巴尔干的一位色雷斯公主在她的陵墓中就拥有一份石器时代的石斧收藏。在北美，公元15世纪与16世纪的易洛魁人遗址中也有着几千年前的人造器物；而在南美，据说印加帝国的皇帝们曾经收集了莫切文化的富丽堂皇的绘有色情图案的陶器，这些陶器在当时已是若干世纪之前的古董了。
现在已知的最早的“考古学家”是巴比伦国王纳布尼都斯，他在公元前6世纪发掘了一座庙宇，一直挖掘到一块数千年前安放下去的奠基石。在D.W.格里菲斯于1916年拍摄的默片《党同伐异》中，有一个场景有如下字幕：“这天对贝尔沙撒的父亲来说是一个喜庆的日子。他发掘出了纳拉姆——辛神庙的奠基石，这座神庙是三千二百年前建造的。偶然间，他察觉到波斯人居鲁士，巴比伦最强大的敌人，正在靠近这座城市。”这表明甚至考古学最早期的开拓者们也深深地迷恋他们的专业并且常常会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
昔时“考古学家”的含义与今日大不相同。实际上，在希腊，在公元后最初的几个世纪里，“考古学家”这个词指的是一类演员，他们用戏剧性的摹拟表演在舞台上再现古代的传奇！今天所理解的“考古学”这一词语是由17世纪里昂的一位医生兼古物学者雅克·斯蓬重新创造出来的。他也提出了archaeography
这个词语，但这个词像掉在石头地面上的陶器一样摔得粉碎。
在罗马时代，尤里乌斯·凯撒的战士发现了许多伟大的古代坟墓，当时他们正在意大利与希腊建立殖民地；他们从这些坟墓中劫夺陶器和青铜器，这些东西在罗马可以卖到很高的价钱，这是早期的盗墓与古物买卖的一个实例。据史学家苏维托尼乌斯所说，甚至奥古斯都大帝也曾经收集“已经灭绝的海洋与陆地怪兽的巨大遗骨（它们通常被称为‘巨人之骨’）与古代英雄们的武器”。
到中世纪时，欧洲人逐渐为“奇妙的陶罐”所吸引，那些陶器（可能是骨灰瓮）由于自然侵蚀或是穴居动物的活动而神秘地从地下显现出来。与此同时，人工制造的燧石与打磨光滑的石斧也经常由于农夫耕耘土地而重见天日。根据普遍的看法，这些器物是精灵的弹丸或是雷霆弩箭，但实际上，它们为甚至远在非洲和印度的人们所崇拜与收藏，并常常被他们用作护身符或符咒。在欧洲，许多器物被人们收藏在“古玩柜橱”内，早期的文物爱好者将自然的与人工的物品收集在一起，头脑更开明的人慢慢地认识到，这些“雷霆弩箭”与“奇妙的陶罐”实际上是古代人类的人造遗物。与此同时，古希腊和古罗马雕塑的发现鼓舞了当代艺术家去研究古典时期的形式，而富有的家庭则开始收集与展出古典时期的文物。
正是在16世纪，在西北欧，有些学者开始真正质疑弗兰西斯·培根的论点，即“大部分远古的时代（除了保留在手稿中的那一部分）都已湮没在沉默与忘却之中”。这些学者认识到有关远古的过去的信息有可能来自对野外遗迹的研究。整整一大队不列颠、斯堪的纳维亚和其他地方的文物学者出发去走访与描述这些遗迹。在17世纪和18世纪，伴随着日益增加的发掘量，这些活动演变为一种更系统化的兴趣。虽然大多数挖掘仅仅是为了重新获得来自地下的物品，但有少数开拓者将这项工作当作细致的解剖，他们注意到器物与不同土壤层之间的关系，并且认识到，总体来说，来自上层土壤的物品必定比来自下层土壤的物品年代更近。
这种新的追问方法与读解土地和地形的方法就像一纸公文，引发了挖掘古冢的疯狂浪潮——发掘西北欧或北美的墓葬山丘。这在过去首先是绅士、牧师、医生、商人和教师等的闲暇消遣，甚至在今天，从事这些职业的人也对“业余”考古学做出了十分可贵的贡献。
确实直到19世纪早期至中期的时候，考古学才取代了古物研究而盛行起来，这是在渴望更系统、更科学地了解过去遗存的意义上说的。正是在这一时期，由于在西欧发现了石器工具与现已灭绝的动物之间的联系，人类的远古状况才被首次证实并最终得到了普遍接受。到19世纪末叶，真正的考古学已经是一项蓬勃兴旺的事业，许多“伟人”在勤奋地工作——比特里在埃及，考尔德威在巴比伦，谢里曼在爱琴海，彼特——瑞弗斯在不列颠。对这些开拓者中的大多数来说（也许要除去那位圆滑世故、说谎捏造的谢里曼），考古不再是对宝藏的追寻，而是对信息的探寻与解答特定问题的手段。
泰勒斯低地的挖掘现场，韦顿，1845年5月。
20世纪，由于整整一群主要人物的努力（诸如惠勒在不列颠和印度，赖斯纳和伍莱在近东，尤尔和基德尔在美洲，鲍德斯和勒罗——高汉在法国），考古学成为了一项基础雄厚的、多学科的事业，汇集了无数个领域的专家——从地球物理学家（他们可以借助一系列装置来探测地表以下的东西）和空中摄影师到动物学家、植物学家、化学家、遗传学家和所有其他领域的科学家，他们能够从考古得到的物质中或从包裹这些物质的沉积物中确定年代（见译文第17页）。
随着时间的推移，迄今为止，考古学有两个主要的趋势。第一，发掘已经变得比原来缓慢得多，也更加艰苦。过去人们用鹤嘴镐挖掘（或者甚至用炸药爆破！）考古地层，而现在，每一地层都被细致地铲起、粉碎或者刷去，然后每样东西都要过筛，这样才不会遗失土壤里可能包含的任何一点儿信息。例如，在西班牙阿塔普尔卡的“遗骨之穴”这个岩洞深处的密室里，藏有许多至少有二十万年的骷髅（实际上，这好像是世界上已知的最古老的葬礼仪式——见译文第44页），发掘者每年的7月只移去大约十英寸的泥土。这里已经发掘出了大约三百具人类骸骨，这就是发掘者们可以摆弄的全部东西。因为每一具都必须小心地加以清洗、加固与保存，这项工作进行得难以置信地细致，连留下的沉积物都要清洗与过筛，所以甚至连内耳的微小骨骼也被发现了。
第二个主要的趋势是，我们不仅获得了数量急剧增长的各种类型的材料，而且——由于新技术与新的科学分析方法的发展——我们现在可以从每件器物上获得多得多的信息，这一点颇有讽刺意味。例如，拿一块陶瓷碎片来说（这是陶器上的碎片，属于最耐久因而也是最普遍存在的考古遗存类型），过去，一块碎片只能简单地依据其形状、材料与装饰（如果有的话）而被归为某一种类型。但是现在，你可以获得对它的原料的详尽分析，从而使你能够确定这些原料的来源；你还可以获知它是在什么温度下烧制的，以及它是用什么材料烧制的；陶器自身可以用热致发光技术来确定其年代（见译文第23页），而其他的方法可以被用来分析其内部表面上沉淀物的最不明显的痕迹，从而告诉我们它原来是用来盛放什么东西的！
换句话说，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它正在用比原来少得多的材料来做比原来多得多的事情。天哪，它在每一种意义上都在生产着比原来多得多的东西。全世界的考古学家的数量正在不断地增长，他们为职位而竞争，并且所有的人都试图提供信息或新的资料。大量的讨论会与专题会正在举行，其中大部分最终将其成果以书的形式出版。因此，这一专业的文献已经失去控制，一只巨大的多头许德拉
正带着新的杂志和系列专著年复一年地跃起，很少有人能负担得起这些资料，甚至连图书馆在目前的紧缩预算之下要购买它们也感到很吃力。没有人能指望拥有关于某一时期或某一地区或某一专业的所有文献，更不用说关于某一大陆的考古学的所有文献了，更遑论全世界的考古学文献了。
在战前，情况则完全不同。如果你在剑桥大学的图书馆里看一看标有诸如格雷厄姆·克拉克或格林·丹尼尔这样的伟大名字的博士论文原稿，你就会发现它们确实篇幅短小，只相当于20世纪90年代论文中的一个单独章节。当然，在他们做学生的年代，他们所学习与阅读的考古学著作要少得多，并且他们也无福享受到伟大的神祇施乐复印机与苹果电脑的庇佑，不得不靠自己的手来记笔记与复制地图。
与此同时，博物馆也物满为患，因为保存已经成为日益突出的问题（见译文第99页）。例如在埃及，考古学家甚至已经在将器物重新埋入地下，因为他们认识到这样它们将保存得更好、更长久，为了未来的世代能够目睹它们，将它们托付给大地母亲比托付给博物馆的地窖或仓库更好。正是由于存在着大量未曾公开的发掘成果，所以在世界的每个博物馆中都存在着一座“文物山”：未曾编目和/或未曾研究的物品组成的巨大收藏。这一情况已经恶化到如此地步，以至于那不勒斯博物馆不得不在最近关门，因为成千上万的古币和其他东西从它的库房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在它的库房中，只有不到一半的藏品被编入了目录。很明显，要是考古学要把它那非常凌乱而且塞得过满的馆藏理出个头绪来的话，还有许多工作得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