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白泉
马克思在讲到一般意识形态和德国哲学时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说到历史,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人类自身的历史。
什么是我们自身的历史?一般将其理解为以文字记录的历史文献。可是,无论中外,自古以来就有人对此持怀疑的态度。
“疑”字多义。《诗·大雅·桑柔》:“靡所止疑”,毛传“疑,定也”;《仪礼·士相见礼》:“凡燕见于君,必辨君之南面,若不得,则正方不疑君”,注“疑,度也”;《逸周书·王佩解》:“时至而疑”,注“疑,犹豫不果也”;《说文解字》:“疑,惑也”,“惑,乱也”;宋《广韵》:“疑,恐也”、“不定也”。
《后汉书·桓谭传》:“数从刘歆,扬雄辨析疑异”;《曹褒传》:“互生疑异,笔不得下”;《郑玄传》:“闻玄善算,乃召见于楼上,玄因从质诸疑义”;陶渊明《移居》中的名句:“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南宋朱熹在《近思录·致知》中指出:“学者先要会疑”;近代胡适也提到,“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
在西方,17世纪的笛卡尔(RenéDescartes,1596——1650)认为以怀疑方法可以找到不容置疑的真理,对“怀疑论”(skepticism)的影响很大。
历史是什么?从认识论出发,当今的史学家如詹京斯(Keith Jenkins,1943——)等,大力鼓吹“后现代”(postmodern)史学。后现代史学家的观点有:历史是“一门科学或一门艺术”,“历史可说是一种语言的虚构物”,“其内容为杜撰的与发现的参半”。人们因而要问:历史在多大的程度上是可信的呢?
今天,我们历史学的工作者习惯于把历史学的组成分为三个基本部分:一是历史文献,如我们的《二十四史》、《二十五史》等等;二是民族学(ethnology)、民族志(ethnography),特别是15世纪以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等西方殖民国家在世界各地调查、记录下来的那些原始土著居民的现状和知识,如摩尔根(L.H.Morgan,1818——1881)的《古代社会》等等;三是18世纪中叶以来因发掘意大利庞贝古城、埃及陵墓、美索不达米亚和小亚细亚遗址而建立起来的考古学,其中著作很多,举不胜举,例如柴尔德(V.G.Childe,1892——1957)的《青铜时代》、《工具发展小史》等等。
关于历史文献,人们大多深信不疑。因为列强侵略,西方思潮涌入,学者反躬自省,对古文献的价值产生怀疑。近代梁启超指出:《二十四史》不过是一部“帝王家谱”,是帝王家族的“相斫书”。上世纪30年代,以胡适、顾颉刚、钱玄同等学者为首的“古史辨派”曾对我们的古史全面质疑。冯友兰又提出“信古、疑古、释古”三阶段的历史划分。
西方16世纪启蒙思想家、怀疑论研究者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1533——1592)告诫人们,不要“知之最少,信之弥笃”。
克罗齐(B.Croce,1866——1952)指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意思是说一切历史都必须从当代出发,历史总是后人或别人的论述,只反映了后人或别人的历史观。
英国古典学者、历史学家伯里(J.B.Bury,1861——1927)提出了严厉而苛刻的要求:“历史是一种科学——一点不多也一点不少。”
于是詹京斯在他的《历史的再思考》一书中感叹“我们永远无法真正知道过去。”
民族学记录的原始民族或处于母系或父系社会,或处于奴隶制或农奴制社会。民族学家说:他们或多或少地证明了今天先进民族曾经经历过的历史阶段。但这只是推测,只是可能,只是“例子”,而不是“证据”。列宁(V.Lenin,1870——1924)说过:“例子不是证据”,例子只是类似的可资比较的东西,证据是事物的全体或局部。
看来,只有考古学,由于遗址、遗迹、遗物的直观性,具体性,原生性和生态性,才能比较好地帮助我们认识“历史”。考古学并非万能。第一,由于自然、人为的原因,先人的遗存已经大量消失,仅存者难以展示他们生存的全貌;第二,它需要多学科的专家参与进来,共同认识和解读;第三,正如我们认识、解读古代文献一样,存在着类似“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的问题,做到完全的客观和准确仍是非常困难的。
我国的考古学从西方输入,百年来成果辉煌,证明了我们的古史基本可信,我们仍然需要继续引进西方的成果。
本书作者保罗·巴恩(Paul Bahn)是英国著名考古学家、翻译家和考古节目主持人,1979年获剑桥大学考古学博士学位,发表论著四百多篇,出版专著八部,其中部分被列入大学考古专业的参考书目。他善于把高深、艰涩的学术概念用通俗、活泼、有趣的文字表达出来。他说:“如果考古学不能给人们带来快乐,那它就一钱不值。”在今天这个繁忙喧嚣的社会中,这非常符合读者的需要。不少诺贝尔奖的获得者都强调学习要尽量与兴趣相结合,且要持之以恒。本书为你打开了一扇古老的门,请你不要轻易将此门关上。
希望本书的阅读过程能够给你带来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