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古希腊人来说，政治是一种新的思想方式、新的感觉方式，尤其是一种新的人与人的关系。公民们在财产、容貌、智力方面各不相同，但作为公民他们都是平等的。这是因为公民都是理性的人，而理性人类间唯一合理的关系就是说服。说服与命令的不同之处是，前者认为讲话的人和听话的人处在平等的地位。柏拉图在他的对话录《克里托篇》中对这种政治生活形式作了杰出的描述。哲学家苏格拉底因腐蚀青年罪被判死刑，有人要帮他逃离雅典，他拒绝了。苏格拉底说，逃跑就意味着在理性上背离他用毕生行为来表达的他对雅典城的忠诚。甚至行刑的方式也反映了一个基本信念：暴力不是处理公民间关系的妥善方法——他被准许饮毒自尽。这个希腊人自愿地遵守他的雅典城邦的法律，而且以此为荣。苏格拉底本人的身份与他的雅典城邦不可分离。最糟糕的命运是放逐，那是一种对公民身份的剥夺，（有时是通过“陶片放逐法” ）将公民们认为对雅典政体构成威胁的那些政治家放逐到国外。

我们在希腊人那里看到实现自由的大多数条件：人与人的关系完全平等，大家都只服从于法律，大家轮流做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希腊人是历史上最先创造出这种社会的民族；他们当然也最先撰写出探索这种生活经历的著作。政治是专门由新出现的被称作“公民”的人们从事的活动。政治可以具有多种形式，甚至像僭主和篡位者当权的那种低劣的形式，但后期的古希腊人都毫不动摇地相信：东方的专制主义不是政治。

以上所说是形式上的准则。希腊的各种准则在我们的文明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现实当然要复杂得多。平民派与寡头集团在城邦内斗得你死我活。农民生活在贫困的边缘，庄稼歉收时他们就可以沦为抵债的奴隶。城邦内的平等并没有给城邦之间带来平等关系，战争成了流行病。希腊人是健谈而又充满激情的民族，他们的政治常充满暴力，有时还会发生腐败。但这些都不妨碍他们取得辉煌的业绩，例如他们曾胜利地击退（最后征服了）邻国波斯。大量阅读希腊时代的文献会让人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代人：这些理性的古人用一种好像很容易理解的语言越过数千年历史向我们——希腊的文化后裔发出声音。除所有的共同之处外，他们仍和我们有极大的差异，如他们的宗教、习俗、对人生的看法。正是这种差异使研究希腊文明成为极有兴味的工作。

古希腊人是人文主义者，但和当代的人文主义（经过基督教的改造）大相径庭。他们的基本信念是：人是理性的动物，人类生活的意义在于实践自己的理性。人如果屈服于感情就可耻地沦为了低等动物。如果傲慢或狂妄使人以为自己和神灵一样伟大，他们就是忘记了自己的人类弱点，这样就会惹怒神灵而遭到毁灭性的报应。人类生命得以延续的奥秘就在于有自知之明，并适度地表现自己作为人的能力。在探讨法律和公共政策的时候人类找到了最高最纯粹的自我表达形式。只有在城邦的政治生活中才能享受到这种自我表达的快乐。

人文主义者常把希腊人当作自己的鼻祖，但希腊人的世界观有一个十分独特的（用现代语言来说是令人不安的）含义。既然一部分人的理性低于另一部分人，这部分人就是更低等的人。与主人相比，奴隶的理性就特别差。探讨这种观点的人，最著名者如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心里很清楚：有的奴隶很聪明，而有的主子很愚蠢。但他们只不过是在阐释他们心目中的希腊政治体制本身的理性基础。同样，他们认为妇女的理性低于男子，尽管亚里士多德曾说过，野蛮人把妇女和奴隶看成同一类人是完全错误的。于是，公民权只局限于成年男性自由人，在有些城邦甚至连这些人也不一定都能获得公民权。政治活动与战争行动混在了一起，这样女子自然只好待在家里了：她们不适合去战场上冲锋陷阵。由此看来，希腊人的观点似乎受到了他们所处时代的局限。然而希腊人在观察世界时极富想像力，他们毫不费劲地想象妇女创立了各种功绩：她们是骁勇的亚马孙族那样的女战士，她们在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吕西斯特拉特》中用“性罢工”的手段取得了和平，她们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以守护人的身份充当“哲人王”的角色。但这些形象并非日常生活中的现实。

希腊的法律和政令不是出自一个专制君主的宫廷，而是经过在概念上平等的公民们聚在集市广场上讨论后得出的。这广场往往也是政治论坛。在法律（isonomia，这个词有时也用作民主的同义词）面前公民人人平等，在公民集会中每个公民享有均等的发言机会。在雅典这样的大城邦，一次公民集会可能会有数千人出席，所以在会上发言的主要是研习过讲演技艺的贵族，或是拥有一群追随者的头面人物。在民主政治中，许多公共职务是由抓阄来决定人选的，但主要职位靠选举，一般也是由有权势的家庭成员来担任。从修昔底德写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我们看到民主程序得到施行。例如第三卷中描述雅典人辩论如何惩罚反抗雅典霸权统治的米提林人的情景。享有盛名的领导人克里昂主张执行早已制定的消灭米提林男子并将他们的妇女儿童卖为奴隶的计划。克里昂的理由是现实的：要想维持一个帝国就必须准备在必要时采取无情的措施来防止它崩溃。他的辩论对手狄奥多托斯主张采取温和的手段，理由是无情镇压只会使雅典庇护国的人民一遇机会就拼死反抗。在这场生动的智慧之争中狄奥多托斯获得了胜利。

参加辩论的公民在私人生活中属于自己的“家庭”（oikia），“家庭”是古希腊社会最小的生产单位。 希腊文oikos这个词（英文economics的词源）指的是一个由隶属关系组成的单位，即亚里士多德说的：女子从属于男子、子女从属于父母、奴隶从属于主人。希腊人在“家庭”的领域里享受天伦之乐，主要的物质需求也在这里得到满足：食物、温暖、住所、养育后代等等。这里是一个自然的世界，一切都有序运行。对于人工和自然的区别，许多文明都未作深究，但这却是希腊人认识世界的立足点。智慧存在于听从自然的支配，基于“自然”这一概念的形成方式，这一观点滋生出数种不同的哲学理论。希腊政治哲学就起源于探索这样一种矛盾关系：城邦一方面是自然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人工的创造。

希腊男青年成年后可以走出“家庭”，步入集市广场。在广场上他终于可以超越自然需求而担负起社会责任，发表值得人们记忆的讲话，创立使他获得某种“永生”的功业。古典时期的希腊人已经相当自觉地将自己看成一种独特的文化存在。在从历史的角度来探索自己、探索世界的过程中，他们也同时开拓了人类经验的边疆。于是政治便与历史同时诞生了，因为政治和历史对于“人是什么”以及“什么值得留入人类记忆”这类问题的看法是相同的。

历史是对言辞和事迹的记忆，文字又是记忆的载体。在政治活动中，人们通过讲演来沟通，讲演是一门需要学习的技能。讲演者要善于把握观点、设计论辩结构、了解听众、懂得主要的人类情感，等等。公共政策的决策被拿到光天化日之下进行，接受公开的批评，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破天荒的事情。一批被称为“智者”的教师将演说技巧编成教材来训练有抱负的贵族青年——他们得凭借用讲演打动听众的能力来积蓄力量。一次讲演就是一段将要流传千百年的表演。修昔底德所写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大量引用了参战者们在讲演中发表的观点。这些讲演可以总括起来成为一部关于政治智慧与政治谬误的综合指南。

这种研究政治思想和政治行为的方法来自一个至今仍有影响的十分荒谬的信念：世界上发生的一切都是预先设计好的。希腊人相信他们的城邦是由半神半人的形象创建的，比如，吕库古建立了斯巴达城邦，忒修斯建立了雅典城邦。预先设计的架构若陷入绝望的境地就常会有智者来修复。在政治中最著名的例证就是公元前6世纪前期梭伦在雅典的业绩。梭伦推行的改革中有两个特点代表了希腊政治的基本特色。

第一，梭伦谨慎地将地域单位作为政治活动的基础，这就使各个家族或部落的成员融合在一起。现代社会的选区具有同样的功效：它将住在同一地域的形形色色的人们组合到一起，打破自然关系形成的界限，鼓励大家在整个居民区广泛利益的基础上参与政治活动。

第二，完成改革之后，梭伦有意地离开雅典十年之久，让别人来管理这新的政治体制——这是分权原则的雏形。因为若要实行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关键就在于必须设置一整套附有各种责任的抽象职位，而且从原则上说任何有能力的官员都可以担任这些职务。专制体制取决于专制者个人的品格秉性（他们往往是喜怒无常的），而政治体制的领导人则是按照职务所赋予的责任来行事。

治理城邦国家的一套职位体系，再加上规定这些公职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法律，这就构成了 宪制 （constitution） 。若是没有宪制就缺少了使政治有别于专制的那种道德规限。宪制在两个重要方面起作用：它一方面划定政府公职担任者的权限，另一方面作为前者的结果又为公民们提供了一个有规范的（却不是僵死不变的）空间。宪制使政治具有了运作形式，政治科学正是滥觞于对宪制的研究。

关于政治（与专制相对）的科学之所以能够产生，是因为政治本身按照规范的程序进行，虽然说到底政治是人类秉性的产物。关于专制体制，有一点是肯定的：再英明的专制主也迟早会被疯狂或是孱弱的继承人所取代。一个专制体制总是逃不脱一套固定的兴衰节律，就像四季的更替，这就使希腊人更坚定地相信，专制体制关乎奴役而远离自由，属于非理性的自然世界。宪制则属于理性世界，可以用一种更加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不像专制体制那样难以捉摸——尽管宪制说到底也有缺陷。

首先，各种宪制可以按照表明主要倾向的某些特点来分类。在所有的宪制中，统治者或是一个最高领导，或是一个由有权力的领导人组成的小群体，或是一个由多人参与的议会。由一个人，几个人，或许多人来治理一个国家，除这三种方式之外没有别的选择。在希腊古典时期的政治中，只有两大类不同的政体，一类是寡头政体——据认为是代表富人和权贵利益的；另一类是平民政体——据说更关心穷人的利益，而且更倾向于使用暴力也更不稳定。

希腊政治学研究各种宪制，总结人的天性与政治交往间的关系。研究希腊政治学最有用的理论工具大概就是循环论。君主制极易蜕变成僭主政体 ，僭主政体又被贵族政体推翻，贵族政体蜕变成剥削民众的寡头政体，寡头政体被平民政体推翻，平民政体蜕变成动荡的暴民统治而使人民无法忍受，某个强有力的人物夺权变成君主，于是循环又周而复始了。这种政治理论被后期的一位名叫波里比阿的希腊人广为阐释且产生了影响，他的主要目的是向希腊同胞解说罗马政治的特点；我们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里还可以看到别种版本的循环论。

正如培根所说，知识就是力量。政治学中的周期律知识启发了这样的设想：也许可以设计出一种能打破这种循环的政治体制，使国家即使不能长存不灭，至少也能维持较长时期的稳定。打破循环、避免衰亡可以通过两个设想来实现。第一，政府的数种职能可以由不同的职能机构和议会团体来分担。行政决策需要由一个领导人作出，审议政策要由有经验的公民组成的一个小团体来进行，而法律是否能被接受、政府是否能作出反应，则要看是否能用有效的方式征求民众的意见。根据这种看法，就可以组成这样一种宪制：在上面提及的一个人、一小群人和许多人这三者之间分配权力。第二，这种权力分配还可以均衡富人和穷人的利益，防止以上任何一类人利用政治权力牟取经济利益。政治上的这种平衡和保持人体健康的道理相同，可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防止政治腐败的发生。这就是分权理论，它在西方政治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作为一种理论，它也表达出政治家经常从实践中总结出的看法。例如英国就逐步演变成了一个在国王、下议院和上议院之间分权的政体，因而经常被引为分权制理论的现实例证。律师和政治家们都懂得这个理论，有时还会靠它引路，但实际上英国政治制度基本上是在英国本身的独特条件下产生出来的。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最佳的宪制——他称作“波里体”——必须具有一定的民主成分。他研究了许多种宪制，对政治变革的机制尤其感兴趣：他认为，革命的起因总是某种对平等的要求。亚里士多德本人既关心政治，又关心伦理，他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一个好公民能同时做一个好人吗？一些国家的统治者会要求他的臣民采取错误的行动。希腊政治（如同希腊世界里的一切）理论奠基于如此系统严密的理论建构，以至于人们常会感到，不管我们如何摸索着前进，我们总也离不开希腊人的经验所提供的几种有限的选择。换言之，政治判断是在有限的可能性中作出选择。这种观点假设人类本性是固定不变的。尤其在现代，这种观点受到了另一种观点的挑战：人永远是他所处社会的产物。我们现代人谈论的政治选择很少有希腊人未曾以某种形式提及的，希腊人还给后人留下了他们的理想——这的确是他们的专长：在哲学中，有柏拉图的《理想国》；在政治学中，有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通过伯里克利之口讲述的雅典城的故事。 csQEh0zxQlZGfsBU5q6q2l4+1HZ/bpr8JrKBMO8gitozA5rJratA7MAXYpMh5Hi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