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张凤阳

对初涉政治学的中国读者来说，肯尼斯·米诺格的名字可能有些陌生。但在欧洲知识界，这位业已退休的伦敦经济学院教授，却一度是出镜率很高的公众人物。他做过《泰晤士报》的专栏作家，还录制过名为“新启蒙”的电视节目。一位有着如此经历的学者，晚年撰写一本政治学的入门小册子，想来是很自然的。但是，考虑到米诺格主要凭先期出版的《自由性灵》、《民族主义》、《异化的权力》等学术力作而赢得了自己的声望，我们就应该恭敬地看待手头这本似显平常的通识作品。在某种意义上，这本小册子是米诺格长期理论思考的凝练表达，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借着一本小书，他为什么能深入浅出地讲一些大道理，而且讲得那么通畅，那么令人三思。

在日常言谈中，人们往往把政治比作游戏。但在历史上，参与这种游戏却要冒很大的风险。涉身官场的每一个人，大略都能体验到如履薄冰的滋味，更不用说高层权力斗争的流血和死亡所营造的那种恐怖气氛了。现代政治的一个文明化表现，也许就在于使从政不再成为一种引来莫名杀身之祸的高危职业。今天，虽说政客之间和政党之间的角逐依旧暗含着阴谋伎俩，但是，宪政法治的制度框架，毕竟为政治活动提供了基本的游戏规则。正是靠着这些规则的约束，政客和政党的表演不仅看来益发轻松，而且，其行动逻辑也有了更多的理性化色彩。缘此，那些掌握系统论、博弈论、统计学等数理方法和先进计算机工具的当代学者，便试图像科学地研究自然一样科学地研究政治。他们挖资料，采数据，建构起一种又一种解释框架，不断提高着政治行为分析和政治过程研究的科学化水准，也直接或间接地为政治决策提供了更具操作性的参谋意见。但是，政治学研究只能沿着这样的路线朝前走吗？米诺格说：“现代社会就是资料慢性中毒的社会。”这话几乎明示了对行为主义政治学的批评。

本书使用了若干通俗类比，其中颇具深意的，是把国家喻作一艘航船。“政治就是驾驶国家这艘航船的艺术。”一如航行需要灯塔，国家的治理也需要理想的指引。因此，政治学不能在好政府与坏政府之间保持中立。米诺格告诉我们，在思考良政善治这一重大问题的时候，历史方法也许比科学方法有用得多。于是，本书就试图通过历史的巡礼，给人们指示一条理解政治的路径：希腊民主如何诉诸公民参与；罗马共和怎样培育公民美德；基督教在何种意义上构成了文明发展的重要一环；国家的政治整合与个人的自主独立为什么成为政治现代性的双重面相；以及，为谋求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之间的良性均衡，现代政治文明如何从传统中提取价值资源，又怎样超越古典主义，在更高水平上构建了崇尚自由的宪政民主体制，等等。也许可以说，高屋建瓴和娓娓道来的历史叙事，是本书最引人入胜的一部分。

作为一个理论造诣深厚的公共知识分子，米诺格熟悉文明史上的价值之争，更清楚“自由”、“民主”、“平等”之类的当代共识性政治话语所包藏的深刻分歧。所以，他更愿意启发读者去思考，而尽量避免代读者下结论。“为政治导航的最有用的工具是‘正义’”，也许是本书最旗帜鲜明的立场表达。但悉心揣摩，我们又会在这一立场表达背后发现某种思想的审慎。其辩证意涵是：在形而上的价值层面，追求正义俨如来自神圣之域的绝对律令，天然正当且永远有效；而在形而下的操作层面，若监察既定的政府组织或政策实践，看其有没有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正义要求，则必须用怀疑的目光来打量。在现实政治生活中，趋向正义的每一点进步，都应给予首肯；但对那些打着道德旗号彻底改造世界的政治运动，却应保持高度警惕。良好的政治生活与专制主义不相容，可是，专制主义并非只有一种。历史上曾大行其道的专制君主，今天已不再受人追捧；但包裹着理想外衣的意识形态，却带来了现代僭政的新隐忧。因此，应力戒道德的泛政治化和政治的泛生活化。历史告诉我们，“政治艰难地支撑着一个平常的世界”，但在这个平常的世界，“生活的大部分内容并不关乎政治，正如同踢足球的大部分内容不是与裁判争辩”。在这个意义上，米诺格说要防范政治的僭越，归根到底就是要防范公共权力的僭越。

在米诺格看来，我们或可制订出相对正义、自由和民主的政治规则，但仍无法解决在广阔背景中的人性叵测与文化差异。所以，向往理想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另一方面，则是要警惕种种或明或暗的“狭隘偏见”。也正因此，政治学处于“通识教育的核心”，它关切着我们在道德品性和经验生活中的双重幸福。

2008年4月2日于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