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版序

1634 年夏天，杰恩·尼克雷（ Jean Nicolet, 1598 — 1642 ）从法属殖民地魁北克出发，到五大湖地区去解决那里的部落冲突—这些冲突威胁着加拿大在世界经济中占有一席之地的毛皮贸易。尼克雷还受命在可能的情况下，航行到“西洋”。当地的土著居民带他去密西根湖，他深信，大湖的对岸就是中国。为了给中国人留下一个良好的印象，他准备了一些他认为在拜见中国人时会用得上的合适物品。我们不知道尼克雷如何得到一件织有花卉和彩鸟的中国锦缎，只晓得到 1634 年时，丝织品从中国传到欧洲只有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他穿上缎袍，渡过密西根湖，结果仅发现了格林贝。

这一错误让我们发笑，因为它与我们现有的知识大相径庭。但对尼克雷来说并非如此。我们现在距离明朝如此遥远（尼克雷在它覆灭的两年前溺亡），以致忘掉了中国曾经如何点燃起欧美的贪婪和欲望。

马可·波罗的游记被欧洲人争相传阅，受这本书的刺激，欧洲冒险家如哥伦布、探险家如尼克雷等人梦想，他们在世界另一端所发现的中国，将会是马可·波罗所描绘的拥有富丽堂皇的快乐宫殿和无与伦比的财富的世界。他们同时也寻找另外那些更为实在、具体的东西：瓷器、尼克雷所穿的丝绸、大黄，以及其他一些明朝所产的珍奇物品。由于这些人工制品在欧洲可以卖出惊人的价钱，欧洲人纷纷寻找可以降低进口成本的航海线路。加拿大的发现，就是地理计算错误而引发的历史意外的后果之一，而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地理计算错误，其诱因便是明代的中国。

尼克雷的冒险行动并不是完全失败。他解释道，当他身着多色缎袍出现在土著人面前的时候，他们以为他是神，很虔诚地答应不再阻挠毛皮东运。我们不知道美洲印第安人是否从宗教的角度来看待同法国人的商业来往，也不清楚他们是否认为尼克雷划独木舟沿密西西比河上游的支流去“西洋”简直是发疯。最终尼克雷放弃寻找去中国的西北通道的努力，失望地返回了魁北克。

让我们细想一下尼克雷的错误。也许我们和他一样，从望远镜的错误一端看世界。我们习惯地认为欧洲是尼克雷时代的世界中心，因为当时的欧洲人是这样认为的，并且后来欧洲确实成了世界的中心。但在尼克雷时代，欧洲并非世界的中心。欧洲人也许已经具备了环航全球的技术能力，但是他们的“贸易”并非建立在市场或国内自身充足生产的基础上。这种“贸易”依赖掠夺和奴役他人，破坏既有的交易网络，以极低价买入金属、毛皮和香料，然后高价售出。尼克雷想从中国购买物品，但他没有东西出售，他所能提供的只有银子—中国人眼中值得进行贸易的真正货币。他寻找去中国市场的路线的事实提醒我们，明朝时期的世界中心是中国而不是欧洲。

本书即是对那个中心的描述。它不是一部明朝经济史（目前说来，写一部精确的明朝经济史还不可能），而是一部描述正在发生巨大商业变化的国度的文化史。它关于商业对明代社会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中的某个“长时段”（ longue dur é e ）里财富所带来的快乐和这一快乐所触发的困惑。

我对明朝的兴趣，可以追溯到我在上海复旦大学度过的学生时代，在李庆甲教授的介绍下，我初次接触到了晚明哲学家的著作。那是 1976 年的那个令人惊悸的春天，当时上海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尾声，徘徊于上层政治和“四人帮”的排商主义，以及淮海路上日趋时尚的世界之间，在那里，微弱的商业本能正千方百计地试图越过政治警戒线。那年 9 月毛泽东主席逝世后，中国开始以一种让许多国人感到震惊的速度，迅速地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滑向市场经济，在七十年代末激起对“思想贫乏”的焦虑，进而走向八十年代更为普遍的文化危机。处在如何调和追求利润与保持道德水平的欲望的两难中，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发觉他们再次生活在类似晚明时期的矛盾环境当中。从九十年代的角度来看，当金钱变成无可争辩的主人，都市性爱和各种奢华交易达到晚明那样的程度，虽然明末那场辩论现在看来似乎很遥远，但对在国际分工中找到其位置、原有道德体系日趋解体的中国来说，这样一个匆匆的回顾显得很有必要。

明朝从初期井然有序的自给自足的乡村社会，转变为晚期一个堕落的城市商业社会，当我将这一变化呈现给读者时，我清楚意识到它与我自己所处时代的某些相似之处。如果我没有经历中国自七十年代以后从农村农业经济主导转变到城市商品经济主导的浓缩旅程，我也许不会构思写这本书，或不会用眼下的方式来写。这并不是说本书的叙述源自明代以外的材料，只是想承认，每一个历史学家都是从现在反思过去。

我必须向牟复礼（ Frederick Mote ）和杜希德（ Denis Twitchett ）致谢，他们请我为《剑桥中国史》第八卷撰写有关明代交通和商业的一章。当我发现无法将自己想写的全部内容放进那一章以后，《纵乐的困惑》便应运而生了。我很感激杜先生给我相当大的自由，让我用自己喜欢的方法去完成他交代给我的使命，并鼓励我继续撰写本书。

我的多伦多大学同事王贞平、博士研究生方骏和张云秋，在此研究项目的初期阶段，多有贡献。我很感激保罗·伊普瑞尔（ Paul Eprile ）为我阅读本书的第一稿，让我在第二稿走上正轨；戴福士（ Roger Des Forges ）审阅第二稿，并提醒我把对明朝商业发达的热情评价调整到一个恰当的程度；万志英（ Richard von Glahn ）告诫我在第三稿里避免把明末经济简单化的若干倾向；安德烈·冈德·弗兰克（ Andr é Gunder Frank ）让我始终不要忘记将明代中国放在全球的环境里来思考。我的出版代理人贝弗利·斯洛彭（ Beverley Slopen ）帮助让此书以我所希望的面目呈现给读者，我也十分感激她对我的写作的信心。我很高兴有机会同加州大学出版社的希拉· 莱文（ Sheila Levine ）合作，她在此书的出版过程中一直鼓励我。

最后，我要向好友王国斌和我的夫人菲·希姆斯（ Fay Sims ）致以特别的感激。国斌以学者的博学和朋友的关心审阅全书；菲帮我寻找适合写作的时间和地方，让我可以在眺望休伦湖蓝色湖水的同时，完成这部书稿。我常想：当年尼克雷面对休伦湖时可曾有类似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