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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绝不是耸人听闻或凭空臆造，而是对于沿历史发展阶段不同经济体发展实践所出现的、真实存在的经济发展现象，基于统计数据考察而做的总结，反映着学界对经济增长路径的一种认识。
从历史视角来看，某一经济体的发展轨迹并非总是能够如愿呈现逐步上扬的趋势。自15世纪以来，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德国、沙皇俄国，到苏联、日本和美国，纵观每一个历史发展阶段，都有个别经济体独领风骚，从不发达阶段逐步崛起，跻身高收入经济体之林。基于经济学所认识到的资源稀缺性与人类欲望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全球各国在历史发展中，实际上总是呈现出多方力量的角逐，并在相互关系的不断演变中呈现出兴亡盛衰的景象。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曾说：“任何大国的胜利或崩溃，一般都是其武装部队长期作战的结果；但不仅如此，它也是各国在战时能否有效地利用本国可用于生产的经济资源的结果。进一步说，也是由于在实际冲突发生以前数十年间，这个国家的经济力量与其他一流国家相比是上升还是下降所致。”在过去“非和平崛起”时代历史演进的过程中，对于处于特定历史阶段的某一经济体而言，总有归属于先行发达者群体和后来追赶者群体之分。不均衡的“你追我赶”是常态，但到了决定能否进入“第一梯队”的区间，通常总会表现出严苛的考验。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和平与发展”时代，这种“你追我赶”的非均衡发展仍是基本现实。
从国际经济实践视角来看，近百年来全球从低收入发展阶段走到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经济体为数众多，但从中等收入阶段如愿走到高收入阶段的经济体，却屈指可数。工业革命后，两个多世纪以来，第三次产业革命接踵而至：一方面前所未有地大幅提升了劳动生产率，经济发展在发达经济体已步入所谓后工业化的信息化时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同时先进交通工具和通信工具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加速。在全球经济发展水平绝对量得到迅速提升过程中，相对量的考察与排序合乎逻辑地得到各方关注，典型的参照系是世界银行根据收入水平对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的分组，包括低收入、下中等收入、上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全球范围内多家机构的相关研究均显示，历经一个较长时期的发展之后，仅有极少数国家能如愿跻身发达国家之列，而大多数位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仍裹足不前，处于中等收入发展阶段。
许多经济体都曾经历过所谓“黄金增长”阶段，但最终通过后发追赶进入高收入发达经济体行列的不多，在世界性影响意义上达成“崛起”意愿的国家则少之又少。对此，日本可以说是一个通过“黄金增长”阶段而最终实现跻身发达国家之列的典型代表，拉美地区则是经历“黄金增长”后仍然裹足不前的典型代表。1955—1973年日本经历经济起飞时期，GDP年均增长率达到9.4%，实际上，在此之前的1947—1955年，日本GDP年均增长率也达到9.0%，即在1947—1973年这27年间，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1973年之后增长率逐步回落（见表1-6）。对于拉美地区总体而言，其1950—1980年也经历了30年的黄金增长期（见表1-7），但其后却没有如日本那样步入高收入阶段，而是经济社会矛盾丛生，发展态势一蹶不振，至今仍徘徊于中等收入发展阶段。
表1-6 日本GDP年平均增长率
数据来源：浜野洁，井奥成彦，等日本经济史1600—2000［M］彭曦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241，243
表1-7 拉美人均GDP绝对额变动 单位：美元
数据来源：Cardoso and Fishlow（1989），按1975年美元计
从经济发展视角来看，某一经济体的发展一般要经历“马尔萨斯均衡”、“经济赶超”（产业革命）、“卡尔多典型事实下的经济增长”（新古典增长）、“新经济分叉”（内生经济增长）等不同阶段，尤其是后发国家，其所必须经历的“经济赶超”阶段实际上决定着未来是否能够转入新古典和内生经济增长的关键时期，且学界早已有对于经济赶超规律性的一系列研讨和论证：美国经济史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提出后发优势理论，美国社会学家M列维从现代化的角度发展后发优势理论，阿伯拉莫维茨提出追赶假说，伯利兹、克鲁格曼和丹尼尔·东提出“蛙跳”模型，罗伯特·J巴罗提出独特的技术模仿函数，R范·艾肯建立技术转移、模仿和创新的一般均衡模型，等等。在“经济赶超”阶段，经济体的增长和发展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表现为规模性收益递增，加之存在技术赶超、人口红利、资源加工与开采和制度优化等增长空间，经济增长机会多、速率高。第二，随着经济赶超进程的推进，经济发展将逐步进入转轨阶段：经济的规模性发展将逐渐饱和，边际效用递减效应开始显现。与此同时，原有增长空间也逐步缩小，例如人口红利消失、资源制约及资源与环境矛盾凸显、制度选择及变革亟待落实、技术学习转为自行研发等等。由此可见，由步入中等收入阶段到彻底跨越中等收入阶段，某一经济体必将面临多次数、全方位的路径选择及多维度、全行业的生产关系协调。与此相关的曲折性和不确定性表现为：经济赶超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成功者便跻身发达经济体之林，而失败者则落入等而下之、类似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状态，往往会一蹶不振而纠结于痛苦中徘徊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