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长期处于中等收入阶段被视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世界银行首次提出“中等收入陷阱”

世界银行于2006年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首度提出“中等收入陷阱”这一名词，并描述性地指出：“使各经济体赖以从低收入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战略，对于它们向高收入经济体攀升是不能够重复使用的，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被原有的增长机制锁定，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0000美元的上限，一国很容易进入经济增长阶段的停滞徘徊期。”在这种特殊的停滞徘徊期内，经济增长往往呈现低速、停滞甚至急转直下、雪上加霜并难以企稳向好的特征，被形象地称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所指是增长陷阱，即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增长停滞徘徊状态。如前所述，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是全球范围内不同经济体经济发展水平比较基础上产生的一个概念，或者说是能够从统计数据的比较中明确观察到的一种统计现象，是真实存在的情况的一种带比喻性的概念总结。

在“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影响下，学界又出现了许多对中等收入发展阶段考察中产生的“陷阱”，常见的说法包括：转型陷阱、拉美陷阱、福利陷阱、金融陷阱、塔西佗陷阱、捧杀陷阱等。实际上，这些也使我们对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判断和认识视角趋于多样化，并使相关讨论开阔而复杂。一一耐心地看来，拉美陷阱所指就是“拉美化”问题即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福利陷阱可视为对因不适当的“福利赶超”而导致“拉美化”问题的一种延伸思考，塔西佗陷阱实际上所指是政府公信力出现危机的一种现象，金融陷阱、捧杀陷阱则反映了作为经济发展后来者不得不面对的与先行者之间如何处理关系的反思。关于这些表述的讨论，可以丰富我们对中等收入陷阱的认识与综合判断。

近五十年来仅有13个经济体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世界银行研究团队基于相关实证数据，分别以1960年和2008年作为时间节点，观察了横切面上全球各个经济体的数据表现，形成如图1－1所示的结果：分别以1960年、2008年GNI数据为横轴、纵轴的量值，以1960年低收入与中等收入、中等收入与高收入这两条分界线作纵向切割，以2008年同样这两条分界线作横向切割，直角坐标系上共可分为九个区域。1960年处于中等收入发展阶段而2008年已处于高收入发展阶段的经济体仅有13个，分别为：以色列、日本、爱尔兰、西班牙、中国香港、新加坡、葡萄牙、中国台湾、毛里求斯、赤道几内亚、韩国、希腊和波多黎各，其他大多数国家则在这一长期过程中始终处于中等收入阶段。与此同时，从图1-1位置居中的区域不难看出，1960年濒于低收入阶段和中等收入阶段交界处的中国，在历经48年的发展后，明显由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中等收入阶段过渡，但该区域中更多经济体则呈现出停滞不前的状态，始终在中等收入阶段挣扎。

尽管世界银行这项研究时间跨度与亚行相比少了10年，但是世界银行的研究建立在统一口径的官方数据基础上，并较为智慧地采用了时间序列中两个重要节点上横切面数据的比较研究方法，因此其结论更显得直观而可靠。

世界银行这一结论的不足之处在于，其研究所使用的时间节点分别为1960年和2008年，而从全球经济实践来看，2008年爆发了全球金融危机，经济发展水平产生较大波动。鉴于此，我们认为应对世界银行这一重要研究成果进行一些微调，即着重关心那些已经在长期视野中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是否在2008—2014年这一阶段中经历了倒退。世界银行2013年数据表明，毛里求斯实际上并未步入高收入行列，而是仍然保持在上中等收入阶段，即时段延长至2013年看，成功者为12个经济体，其分布为：亚洲地区6个，欧洲地区4个，非洲地区1个，北美洲1个，其概况如表1-2所示。

注：（1）“国土面积”指标：以色列国土面积包括戈兰高地；日本国土面积包括琉球群岛（南西诸岛）、大东诸岛、小笠原群岛、南鸟岛（马库斯岛）、冲鸟礁和硫磺岛，不包括北方四岛；新加坡国土面积包括填海造陆；西班牙包括西班牙本土、巴利阿里群岛和加那利群岛，还包括靠近摩洛哥海岸的西属主权地（休达、梅利利亚、戈梅拉岛、胡塞马群岛和舍法林群岛）和位于摩洛哥与西班牙中间的阿尔沃兰岛；毛里求斯国土面积包括罗德里格斯岛、阿加莱加群岛和圣布兰登群岛（又名卡加多斯-卡拉若斯群岛）；葡萄牙国土面积包括亚速尔群岛和马德拉；波多黎各属于美国的联邦自治领地。（2）“人口”指标（数据均以“万人”为单位作了取整处理）：日本数据截至2015年3月，来自日本国家统计局；韩国数据截至2011年，来自韩国国家统计局；西班牙数据截至2011年7月，来自西班牙国家统计局；中国台湾数据截至2015年3月，来自“中华民国统计资讯网”；希腊数据截至2011年6月，来自希腊官方2011年人口普查估计文件；葡萄牙数据截至2011年1月，来自欧盟统计机构官方网站；以色列数据截至2011年6月，来自以色列中央统计局官方网站；中国香港数据截至2014年底，来自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官方网站；新加坡数据截至2010年6月，来自新加坡统计局官方网站；爱尔兰数据截至2011年4月，来自爱尔兰中央统计办公室官方网站；波多黎各数据截至2012年7月，来自美国人口调查局官方网站；毛里求斯数据截至2010年7月，来自毛里求斯官方人口估计网站。（3）“人均GDP”指标统一采用世界银行2013年发布的数据，由于世界银行不发布中国台湾的数据，所以中国台湾采用世界货币基金组织2014年发布的数据。

除日本以外，这些经济体的面积都很小或非常小，人口数量均属于全球范围内人口少或极少国家（地区）行列。对于中国这样典型的“巨国经济”而言，我们很难直接从大多数成功者身上发现可供自己借鉴而探寻可模仿发展路径的对应性。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从世界银行发布的人均GNI数据来看，赤道几内亚的人均GNI变动趋势可谓大起大落（见图1-2），原本一直是以种植业为主的世界范围内最不发达经济体之一，由于1996年在领海内发现大量石油资源而激发经济快速增长，迅速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第三大石油生产国，并于1997年突破低收入上限、2005年突破中等收入下限、2007年正式跻身高收入行列，其成功路径可以说完全不能为中国复制，因此本书在后续对成功者路径的研究中，不再将赤道几内亚作为对象之一。

全球范围内多家机构都曾对“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进行过深入探讨：除世行之外，2012年亚洲开发银行的报告 显示，基于1950—2010年间可追踪到的各个经济体的连续性数据分析，全球124个国家中，有52个经济体位于中等收入阶段，其中有35个经济体的经济在此60年期间一直处于按照其经济指标表现处于、可预见的未来也将继续处于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即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可按照世界银行对全球各个经济体收入组别的划分分为“下中等收入陷阱”和“上中等收入陷阱”两个组别，这35个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中，有13个位于拉美地区，其中11个处于“下中等收入陷阱”（包括玻利维亚、巴西、哥伦比亚、多米尼加、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危地马拉、牙买加、巴拿马、巴拉圭和秘鲁），2个处于“上中等收入陷阱”（包括乌拉圭和委内瑞拉），无论从绝对数量上观察还是从版图上观察，拉美地区都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集中区域，因而学界也有人将“中等收入陷阱”形象地称为“拉美化”问题或直称“拉美化陷阱”；有9个位于撒哈拉以北非洲及中东地区，这9个国家都处于“低中等收入陷阱”（包括阿尔及利亚、埃及、伊朗、约旦、黎巴嫩、利比亚、摩洛哥、突尼斯和也门）；有3个位于亚洲，其中2个处于“低中等收入陷阱”（包括菲律宾和斯里兰卡），1个处于高中等收入陷阱（马来西亚）；还有2个位于欧洲，都处于“低中等收入陷阱”（包括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与此同时，有23个经济体步入高收入阶段（见表1-3）。经济体要脱离“下中等收入陷阱”和“上中等收入陷阱”所需要具备的经济增长条件十分不同：脱离“下中等收入陷阱”需要的平均年限为28年，且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速率不能低于47%，而脱离“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的平均年限为14年，且平均每年的增长速率不能低于35%。

数据来源：Jesus Felipe, ArnelynAbdon, Utsav Kumar,Track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What Is It,Who Is in It, and Why?［R］Asian Development Bank Working Paper2012:306

我们认为亚行的相关研究虽有一定启发意义，但由于数据源等问题而导致与经济发展现状差距过大，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参考价值。以智利为例，亚行系列研究中显示，其已经于1992年顺利脱离下中等收入陷阱而步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并于2005年成功晋级高收入阶段，而世界银行的权威数据却表明，智利目前仍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由于在数据处理、建模及研究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数据的连续性，考虑到1950年以来的直接数据不可得，亚洲开发银行的系列研究实际上建立在数据口径并不统一的基础上，从而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偏差，虽然在某些方面仍可为我们带来启发，但是结论的参考价值却有待商榷。

成功者跨越陷阱用了多长时间

世界银行对全球经济体收入阶段的划分标准是动态变化的。基于人均GNI这一指标，世界银行将全球各个经济体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低收入阶段、低中等收入阶段、高中等收入阶段和高收入阶段。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四个组别的划分标准，基于全球经济发展状况变化，每个发展阶段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仅世行一家机构，对收入阶段划分所依据的人均GNI数据口径就有六种之多，包括2005年美元值（constant 2005 US）、本币值（constant LCU）、现价本币值（current LCU）、阿特拉斯法计算下现价美元值（Atlas method,current US＄）、2011年国际美元PPP值（constant 2011 international＄）和国际现价美元PPP值（current international＄）。

这样，世界银行基于1960年和2008年两个时间横切面数据的相关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供观察的时间区间信息。亚行的相关研究采用其他数据源的主要原因，是考虑到世界银行的可观察数据不连续，相关划分标准的数据口径繁多且覆盖时间区间较短，做长期比较十分困难。我们已观察到，亚行研究团队采用其他数据源分析所得结果，合意性受到较大影响。因此，我们认为仍应侧重于采用世界银行数据，总体思路是将缺失数据通过后续补充与估测等方法补齐，然后在一个可供观察的长期区间内作相关研究。世界银行研究团队的已得结论是1960—2008年仅有13个经济体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我们可从这一基本结论出发，在将时间区间从2008年更新至2013年的前提下，进行深化研究。

在可查询的2000—2012年世界银行收入划分标准（详见前面表1-1）的基础上，首先需要将这一时间区间扩展至1960—2013年，加之1962—2013年世界各经济体每年人均GNI均值是可获得的，所以我们的思路是建立收入划分标准与世界各经济体每年人均GNI数据变动之间的关系。考虑到每年收入划分标准应是以世界人均GNI均值的变动为基础，所以可设世界人均GNI均值为自变量、每年收入划分标准为因变量来进行观察，可由2000—2012年的收入划分标准得到1962—1999年的收入划分标准估计值。

通过比较简单的回归分析，加上可以获得的原有数据，我们可以得到一个1962—2013年完整的低收入上限、上下中等收入分界线和高收入下限的人均GNI数值，结合世界银行数据库中可获得的各个国家从1962—2013年的人均GNI数据，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世界上各经济体的发展格局。处理相关数据是一个纷繁复杂的过程，而且也比较枯燥，我们在书中不做详细回顾。基于这些数据分析结果，我们意在更深入地认识这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当然，另一种视角是反观不成功者。

再者，除毛里求斯和赤道几内亚以外，世界银行数据库中中国台湾数据不可得，因此长期分析中只能对10个成功者1960年以来的收入演变进行相关分析。

基于1962年以来的数据观察，日本、以色列、希腊和波多黎各四国早在1962年以前就已经步入了中等收入阶段，所以我们无法得出其跨越“下中等收入陷阱”的完整区间。试想如果我们研究所基于的时间区间能够拉长一些，就能够得到更为合意的研究结果，但为了保证数据口径的统一，我们采用的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而可供参考的数据起始时间便停留在1962年，难免有些遗憾。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根据估计值较为清晰地判定大部分成功者（除中国香港和爱尔兰以外）脱离“下中等收入陷阱”的年份：日本为1971年、以色列为1971年、新加坡为1974年、西班牙为1973年、葡萄牙为1974年、希腊为1972年、波多黎各为1971年。与“下中等收入陷阱”不同，在我们选择的1962年以来的时间区间内，能够较为完整地看到成功者跨越“上中等收入陷阱”的时间表，其中最为重要的时间节点，就是这些成功者结束上中等收入阶段的年份，这标志着此年份以后，这些经济体不再是中等收入阶段，而是晋级成为全球的高收入阶段。如上所述，根据我们的研究，成功者晋级高收入阶段的年份分别为：日本为1978年、以色列为1988年、韩国为1993年、新加坡为1984年、中国香港为1986年、西班牙为1988年、葡萄牙为1992年、爱尔兰为1988年、希腊为1989年、波多黎各为1999年。

这些成功者跨越“下中等收入陷阱”和“上中等收入陷阱”的持续时间及相应时间区间可总结为表1-4。从这些数据中，我们不难得出如下初步结论：第一，成功者跨越“下中等收入陷阱”的时间多集中在20世纪70年代，在有数据可考的8个成功者中，有7个都是在这一时间段成功跨越下中等收入阶段的（而1976年10月之前，正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第二，成功者跨越“上中等收入陷阱”的时间多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10个成功者中有6个都是在这一时间段成功跨越上中等收入阶段的；第三，从可观察到的完整时间区间来看，大多数成功者跨越“上中等收入陷阱”的时间需要10—20年，10个成功者中有8个都落在这一时间长度内；第四，从表1-4的数据看来，日本是这些成功者中的强者，因其步入上中等收入阶段的时间属于最早步入这一阶段的三个国家之一，而其跨越“上中等收入陷阱”的持续时间也最短，仅用了8年，成为这批全球成功者中最早步入高收入阶段的经济体；第五，跨越“上中等收入陷阱”的持续时间也可能非常漫长，如波多黎各，按照我们的估计值，虽然是最早步入上中等收入阶段三个成功者之一，但却是最晚步入高收入阶段的国家，在上中等收入阶段持续了29年之久；第六，就全球范围内的成功者来看，平均跨越“上中等收入陷阱”的持续时间为159年，我们认为，这一结论对中国上中等收入阶段的发展可能具有重要启示或参考价值。

注：本表系作者根据世界银行相关数据研究结论编制而成。

基于表1-4所示的时间区间，以世界银行发布的1961年以来世界各国GDP增长率数据为基础，可得到成功者分别跨越“上中等收入陷阱”和“下中等收入陷阱”进程中各年度GDP增长率具体数据，从而可总结出表1-5。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成功者跨越“上中等收入陷阱”的时间区间是在估计值基础上确定的，所以相应的GDP增长率也是确定的，而部分成功者跨越“下中等收入陷阱”的时间区间，在1962—2013年这一时间跨度中是不确定的，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些成功者在1962年均正处于下中等收入阶段，所以其自1962年起至晋级上中等收入年度止，这一时间区间内的GDP增长率也可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其跨越“下中等收入陷阱”的GDP增长率，但这一量值是带有推算因素的大约值。

注：本表系作者根据世界银行相关数据研究结论编制而成。

不难看出，全球成功者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过程中GDP增长率的特征：第一，从均值来看，成功者跨越“下中等收入陷阱”的GDP增长率均值为8.50%，而跨越“上中等收入陷阱”的GDP增长率均值为5.08%。第二，成功者跨越“下中等收入陷阱”的GDP增长率一般情况下都高于其跨越“上中等收入陷阱”的GDP增长率，尽管如本书前文特别说明中所述，部分国家脱离下中等收入阶段的时间区间并不完整，但大致趋势并无异议。这些成功者中，除了韩国跨越“上中等收入陷阱”的GDP增长率略高于其跨越“下中等收入陷阱”的数值以外，其他成功者都显示出此特征，且这些国家跨越“下中等收入陷阱”的数值比跨越“上中等收入陷阱”的数值要高得多，这些在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前半段经济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到后半段的GDP增长率往往不足4%，甚至不足3%。第三，就下中等收入阶段而言，新加坡是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其GDP增长率均值在此阶段内达到1002%；就上中等收入阶段而言，韩国是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其GDP增长率均值在此阶段内达到9.14%；就中等收入阶段综合而言，新加坡是全球成功者中名副其实的先行者，虽然经济总量小，但是经济增长速度是最快的，其GDP增长率均值在整个中等收入阶段达到了9.07%，可以说经济增长从来没有停下过脚步，一路高歌地走完了整个中等收入阶段，从而成功晋级高收入经济体。第四，就日本和以色列两国数据看来，一个看似存在的悖论引人思考：这两个国家在跨越“上中等收入陷阱”的阶段，GDP年均增长率相差并不多，但是所用时间却大相径庭，日本仅用了8年而以色列则耗费18年之久。实际上，两国数据呈现这样的表现是由于统计口径的不同。如前所述，划分收入阶段所用的数量指标是人均GNI，而表1-5是各国GDP年均增长率的对比，这两个指标之间不仅存在着人均与总量的表现差异（事实上，两国在跨越“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发展阶段，日本人口呈现出更高的增长率，所以人均指标会更低），更重要的是表现在GDP与GNI的指标差异。基于此，我们可以判断，日本跨越的过程中资本“走出去”、企业“走出去”、劳动力“走出去”对经济增长贡献很大，虽然与以色列的GDP年均增长率相仿，但GNI水平增长动力强劲。我国在经济总量指标中更多采用GDP，所以本书在人均GNI基础上又对GDP年均增长率做一轮比较，以期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一些较为便利的参考和对比。

前工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领先者都是成功者

认识全球范围内成功者的视角有很多，在不同视角下，成功者的分类也不同。而若以经济发展阶段的视角看来，我们应当可以按第一次工业革命为界：在前工业社会，全球经济格局中虽然也不乏比较中的领先者，这些领先者是全球的“权力中心”，其中部分领先者亦是全球的经济发达地区，但从经济总量来看，全球基本上都处于低收入发展阶段；步入工业社会，全球经济呈现出腾飞态势，其中的引领者，正是我们要认识的非同寻常的成功者。决定这些经济体成为成功者的原因是多维的，本书仅选择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视角来帮助认识前工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成功者。

16世纪前后，全球的“权力核心”可说集中在明朝时期的中国、奥斯曼帝国、印度的穆斯林支脉莫卧儿帝国、莫斯科大公国和德川幕府时期的日本，但是从经济视角来看，领先者主要是明朝时期的中国以及主要位于现代印度地区的莫卧儿帝国。各国经济在这一时期大都以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为主，土地和劳动力这两个基本生产要素是能否成为领先者的决定性条件。

在土地方面，明朝时期的中国有宽广的平原及肥沃的土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开掘于春秋时期、完成于隋朝、繁荣于唐宋时期、取直于元代、疏通于明清的京杭大运河，这一连接南北的运河贯通了本就有灌溉之利的沿海平原，使其土地要素的优势得天独厚。在劳动力要素方面，明帝国在15世纪就已经拥有1亿—13亿人口，这一数字对于当时的整个欧洲而言都是不可想象的（那时全欧洲总人口仅5000万—5500万）。在贸易方面，明朝初期以福建为中心的海运、西南和西北地区的茶马古道，都为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这些条件共同成就了明朝前工业社会全球经济格局下的“权力中心”、领先者中的领先者地位，文明程度还表现为有儒家理念和机构设置完整的治理制度体系。

奥斯曼帝国虽然也可以说是当时的权力中心之一，但其成为领先者的主要原因并不在经济，而是更多依仗武装掠夺，这与同作为穆斯林国度的莫卧儿帝国截然不同。莫卧儿帝国的主体产业是农业，且其具备农业领先的诸多先天条件。在土地方面，莫卧儿帝国的疆域于1700年达到450万平方千米，全盛时期几乎囊括了整个南亚大陆及阿富汗地区，具有非常丰富的土地资源。在广袤的土地上，莫卧儿帝国的农业技术相对先进，在农作物种植方面更注重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加之水利灌溉设施的发展，使其农业得到蓬勃发展。劳动力方面，莫卧儿帝国的总人口于1700年达到1.5亿，可以说享有非常丰富的劳动资源。除了国内贸易，莫卧儿帝国的商品粮、棉花、生丝等专业化产区名扬欧亚市场。

前工业社会的领先者具有两个典型特点：第一，这些领先者都具有很强的区域性特征，全球格局割裂成几大板块，经济发达地区主要依靠本国拥有的丰富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本；第二，这些领先者的经济总体水平仍非常低，以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为主的时代，要素利用率极为低下，国内市场已具备雏形但多方面机制都不完善，全球市场并未形成。

从前工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全球经济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前工业社会时期，全球经济中心主要集中于亚洲地区，如1500年前后，人们无法想见今日格局的呈现，因为在中国的大一统王朝已经从盛世开始走向衰败的时期，欧洲还是一个农业洲，绝大多数的人口都住在农村，经济活动较多与耕种田地相关，在反映当时欧洲居民生活的艺术作品中，我们常可以看到收获期间头戴礼帽、身着简易克里诺林裙的人物，并非绅士与淑女，而是劳动后席地而坐饮酒的农民。1492年10月中旬，哥伦布登上了巴哈马群岛中的一个岛，并将它命名为“圣萨尔瓦多”，标志着美洲大陆正式被欧洲人发现。

以1500年为起点，世界在西欧的不断扩张中步入伊比利亚阶段，航海家作为推动经济贸易的重要职业人士，在沿非洲海岸富饶的马德拉群岛、加那利群岛、佛得角群岛和亚速尔群岛的吸引下，以海外冒险事业帮助获得版图的葡萄牙和西班牙迅速扩张，不同要素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开始产生明显的变化，资本作为一个与土地和劳动力并重的要素，开始越来越多地发挥作用，且随着侵略和掠夺不断积聚膨胀。这一积累过程是一个血腥且漫长的过程，从葡萄牙、西班牙到荷兰，无论哪个国家红极一时，最终都落入了量变的历史长河中。这一量变阶段一直在为一个质变做准备，那就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到来。

从工业革命开始，每一次产业革命的到来都不是黑天鹅事件。16世纪和17世纪的欧洲，在航海的强烈需求驱使下，地理学和航海术得到极大发展，与此最为相关的科学——天文学开启了人类科学革命的旅程。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伽利略验证两个铁球同时落地到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高高在上的基础学科生于欧洲、长于欧洲。前所未见的大量贸易不断进行，为经济体带来两个方面的压力：一方面是在竞争驱使下对产品质量提升的压力，另一方面则是在供不应求和比较优势的双重作用下对生产率提升的压力。欧洲良好的科学基础以及贸易需求，开启了制度变革和技术进步的时代。在欧洲的诸多国家中，有我们需要认识的第一位非同寻常的成功者——英国，也即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源地。

如果说工业革命是全球技术进步的起点，那么战争也成为促进技术以点带面进步的重要原因。尽管电力的发明起源于英国，但历经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一个近现代史的起点上才刚刚被发现的大陆上，一个经济体以天然优越的地理位置做屏障，享尽了两次战争带来的血腥的经济发展红利，以多项技术突破成为真正引领第二次产业革命的领先者。这是我们所特别需要认识的第二位非同寻常的成功者——美国。而后的发展阶段中，美国经济虽在高收入水平上历经起起落落，但最终以美国籍匈牙利人冯·诺依曼发明现代计算机为起点，成功地引领了第三次产业革命——信息技术革命。 tNVhZgoPOfmQULPcSZyU+YzISWnp3Z3KHIwuCERcuW/XVq4ztdWIgb7h0Eqh1R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