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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引领第一次产业革命后，欧洲各国随即开启了工业化之路，但发展速度各有不同。与法国相比，德国显然步伐更快，在19世纪40年代末期进入第一次产业革命浪潮后，德国于1847年开始出现蒸汽机作为动力的纺织业，冶铁炼钢业也得到迅速发展，并以铁路产业的振兴走在欧洲的最前列。1835年，德国第一条铁路建成，而后成为德国的支柱型产业。尽管铁路的发展与德国的军事发展存在密切联系，而至他人内心有两者沆瀣一气的愤慨情愫，但仍然不可否认其对于德国成为第二次产业革命策源地的重要作用。以电器工业产业和化工工业产业为代表，西门子等企业的创立和经久不衰的发展使德国以很快的速度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而继续升级，成为全球为数不多的高工业化程度的经济体。当然，欧洲地区走在工业化前端的国家还有法国和俄罗斯，但它们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速度都无法与德国相比。
除了欧洲以外，英国第一次产业革命带来最大影响的地区在北美。以作为原材料主要进口国身份试图跻身工业化道路的美国，最终也成为全球范围内最早一批完成第一次产业革命的经济体。从棉纺织业开始，美国在服装、制革、玻璃、毛纺等行业逐步实现机器化生产。南北战争以后，美国的重工业异军突起，采矿、冶金、石油开采业等得以发展，“西进运动”后大量耕地对劳动力的需求更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美国农业机器化的发展，而南北之间互通的需求则大大推动了美国国内交通业的发展。从公路到汽船，美国在一边修公路、一边挖运河的自然改造和技术升级同步进行中得到迅速发展，铁路方面则更多通过私营企业投资、国家进行补贴、向海外发行铁路债券等方式形成巨额投入，建成了大批重要铁路项目。1869年，太平洋铁路在开工7年后顺利通车，可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紧随其后的圣菲铁路、北方太平洋铁路、南方太平洋铁路和大北铁路等东西干线以及中央太平洋—联合太平洋、圣塔菲忒路、北太平洋铁路、南太平洋铁路和大北方铁路等南北干线相继建成，为美国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交通运输基础。与此同时，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当然也带动了钢铁产业的发展。
从1880年的数据来看，制造业产品贸易结构中，英国占据了全球出口产品40%以上的份额，而这一数值在1913年下降为29.9%，德国同年的这一数值则突破了10%。尽管英国仍然是当时全球范围内汇聚了最多财富的国家，但是德国的发展已开始崭露头角。完成第一次产业革命之后，各国的经济发展选择明显不同，英国作为第一次产业革命的策源地，仍然固守着自己在第一次产业革命中开发的技术和形成的产业结构，而德国却没有止步于第一次产业革命的喜悦，而是通过不间断的创造和发明，意在对英国第一次产业革命中产生的技术实现全面赶超。
1831年，英国人法拉第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电学作为一门重要学科成为对接工业化生产的潮流。在研制发电机的过程中，德国人抢占先机，于1866年在西门子公司研制成功发电机，四年后，比利时人格拉姆发明电动机，从而开启了电力带动机器的时代。作为一种更为高级的能源，电力能够完美替代并全面超越蒸汽机产生的动力，通过电能与机械能的互换，引爆了全球第二次产业革命。在第二次产业革命浪潮来临后，德国人奥托于1876年制造出第一台以煤气为燃料的四冲程内燃机。随后的1883年，德国人戴勒姆又制成了以汽油为燃料的内燃机，这种马力大、自重轻、体积小、效率高的小型动力机在工业化生产中得到了广泛认可和大范围应用，并带来了新的一次“供给侧”革命。之后的1897年，德国工程师狄赛尔发明了柴油内燃机，以更为低廉的成本和更大的动力成为重型交通工具的主要动力装置。以汽油内燃机的发明为基础，德国人卡尔·本茨发明了汽车，而柴油内燃机则被广泛应用于船舶、火车机车、载重汽车。从1851年到1900年，德国人的相关发明创造总数量达到202项，超过了英国和法国两个国家的总和。
新兴制造业的兴起和发展以及新技术的发明和应用，势必大大提升原有重工业的效率而推动其发展。从煤炭产业、化工产业到钢铁产业，德国的总产量都稳居世界首位。电气时代的来临，更为主要的影响是使钢铁产业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产生于西门子企业的通过电气动力技术使钢铁冶炼工艺突破原有限制的重要事件，使得钢铁产量大幅度提升的同时价格大幅度降低，钢铁材料从此可以广泛使用，这就更进一步推动了机械制造、铁路建设、房屋桥梁建设等行业的繁荣发展。德国工业总产值于1910年攀升至欧洲地区的冠军位置，成为全球范围内经济增长的非凡成功者。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新技术产生于德国的制造业企业，也大量应用于德国的制造业企业。德国从此开启了以制造业发家致富的道路，超越英国，占领欧洲乃至全球技术的高地，完成了第一轮“追赶—赶超”。
如果说德国经济赶超的实现是在“地上跑”实现的，那么美国经济的崛起看起来就更像源自“空中楼阁”，是通过“天上飞”实现的。无论是从地理位置还是从工业化程度的角度看，当时的美国都无法与德国相比，甚至无法与欧洲一些先进的工业化国家相比。然而，1903年，全球第一架飞机由莱特兄弟制成，这一事件似乎是想告诉全世界，第二次产业革命带来的惊喜绝不止于此，供给侧的创新绝非仅仅是德国在艰难探索中完成的“腾笼换鸟”式的升级，更意味着凤凰涅槃式的重生。在铁路作为主流交通工具的大背景下，法国和美国政府作为莱特兄弟新发明的大客户，与发明人一起将人类文明推向航空时代。
说得偏激一点，德国人恪守本分、艰难探索的技术升级所带来的财富与荣耀，美国人似乎只用一件发明就实现了。
全球经济学研究都试图对飞机的发明对美国经济产生的影响进行估值，但都并不成功，因为从飞机发动机、专利技术到飞机制造以及相关产业的发展，实在是一个太庞大的链条和传导网络。毕竟，飞机的发明为人类在陆地和海洋的世界被开辟之后又开辟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当然，作为一个一直在坚持不懈进行技术创新的经济体，美国的成就还有很多，在原子核能、互联网之前，虽然都没有像飞机的发明这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也为美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一步步崛起的过程中，美国人与德国人所习惯的亦步亦趋中规中矩不同，他们更具开创精神。在通过对欧洲技术进行追赶、模仿的基础上，美国人发明了电灯、电车、电报、电话、电焊技术、火力发电站及发电网络等。美国人的上述每一件发明对人类生活而言都具有某种里程碑式的意义，这些发明也大力推动着美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1917年，美国的公用电站数量达到4364座，电力工业产业位居世界首位，火力和水力发电站的建立同时带动了其他产业的发展，并且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1876年贝尔发明电话，1891年斯特罗齐发明电动交换机，电话作为一个新兴技术投入生产领域，无线电、三极管等的发明和应用更是推动了电信业的发展。供给侧的不断创新使全球产业结构悄然而加速式发生改变，更新、更快、更便捷的产业增长点和互联链条不断形成。美国完成第二次产业革命之际，信息时代的种子早已种在北亚美利加的土地上。
继英国后，德国和美国的崛起即可形象地看作迈过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坎儿。而细品其崛起之路，则不难发现要素的神奇力量。早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就将热点锁定在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三要素上，而在后续的经济学理理论发展中，以增长经济学为核心的理论体系进一步根据时代特点将其发展为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和制度五要素，并通过历史维度和国际维度的多方论证，证明了长期经济增长是更多依赖技术创新和制度变革的结果，因其他要素的投入的经济学原理来分析都存在着“边际效益递减”，不能支撑长期经济增长。由此观之，德国和美国正是以技术要素的赶超发力，实现了长期经济增长，从而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道坎儿。进而思之，这两个代表国的技术创新与英国的技术创新是否相同？显然不是。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是技术的创新起点，也是技术的最大受益国，德国和美国通过后发追赶，逐步经历了模仿阶段、逼近阶段、追平阶段甚至是超越阶段，其在发展过程中的获益总额与发源地即技术制高点虽无法比拟，但仍能通过相对技术优势来实现经济赶超的大战略。技术要素的这一特点，也成为美国继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势不可挡，第三次工业革命后彻底奠定经济体之林首位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