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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山战役的胜利并没有给越南人民军带来1968年决定性的胜利，相反，从1968年1月30日到8月25日在整个越南南方掀起的新春总攻击和总奋起，给越南人民军主力部队造成了极大的损失。按照越南中央军委1969年4月的报告，1968年新春总攻击和总奋起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1968年1月30日到7月2日）共损失124194人（不含县地方部队、乡村游击队和地方工作干部）：牺牲44824人、负伤61267人、失踪4511人、被俘912人、失联1265人、逃亡10899人、投降416人；损失各种武器27801件。
在越南人民军失血过多而失去战略进攻能力的同时，新任美国远征军总司令艾布拉姆斯上将却巧妙采取战略收缩，放弃大量边远山区的据点，腾出机动兵力迅速夺回了战场主动权。从1968年9月开始，联军把原先的“觅歼”战略改为“扫和守”战略，最大限度集中机动兵力，发扬空炮火力优势，以美军为绝对主力实施机动打击，辅以中央情报局的“凤凰”行动，加上越南共和国的绥靖，采取“军政谍”三管齐下方式打击，让越南南方的越南人民军部队几乎陷入绝境。南部平原农村解放区几乎丢失殆尽不算，乡村游击队损失大半，著名的古芝游击队损失95%，古芝7营损失殆尽，南部西区上半年就损失乡村游击队1.5万人，全年整个越南南方仅乡村游击队就损失了12万人，如果加上地方部队和主力部队，1969年的总损失超过了20万人。
平原农村根据地的丢失和地方部队、乡村游击队损失惨重，给越南人民军坚持游击战争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为了恢复地方组织和游击战争态势，越南人民军留在南方的主力部队一边顽强组织小规模袭击和渗透，还击美军和南越国军；一边被迫解散许多主力团，把这些部队派到各地充当地方部队和乡村游击队的火种。然而，“凤凰”行动和“扫与守”的战略产生了致命的效果，使越南人民军无论多么努力奋战也没法扭转1969年到1970年的被动不利局面。
越南人民军各军区和各省战史对1969年的艰苦局面都有诸多反映，《第6军区抗战史》对1969年战事就评论道： “在平顺省，敌人占领了部分根据地， 夺取了2.4万人。在宣德省，敌人沿着20号公路实施反复扫荡，逮捕4000多 人，夺取了K67解放区，并且占领了11号公路、21号公路沿线的部分村庄。 在林同省，敌人沿着20号公路密集修建野战警察屯和保安屯，防范我军破交…… 美伪军使用各种力量进行平定工作；用军事办法封锁并结合心理战，采取恐吓、 贿赂手段，侵占和获得农村的控制权，特别是关键的农村地带。对我军来说， 许多地区由于兵力不足，无法有效打击敌人的反击和侵占，许多村庄名义上归 我军控制，可实际上我军只有在夜间才能在村里活动，而白天却是被敌人控制； 双方争夺区是3.2万人人口，却形成了根据地仅400人（在部分地区）这种极 为被动而奇特的斗争局面。”
《平福省（平隆和福隆省合并）抗战史》也记载道： “从1969年开始，美 伪军给我军制造了很多困难，敌人频繁组织伏击，锐意要夺取人民，占领地盘， 并且猛烈扩大‘农村平定’计划。1969年头几个月，我军还是守住了中间区， 南方解放军的主力单位仍在积极活动，不断对敌人基地发动进攻；可到了1969 年秋季，敌人集中步兵、空军、炮兵逐步蚕食吞并了中间区，以及平隆、福隆、 禄宁、D战区许多根据地的中间区和前沿……敌人猛烈轰炸，最大限度使用火 力对平隆、福隆、同帅周围地区的我军控制区实施绵密打击。”
“在不断组织扫荡的同时，敌人还把人民集中赶进各个‘战略村’，企图隔断人民群众和革命的关系。敌人使用伪军主力兵团和美军从外面包围各村，然后使用保安部队、民卫、‘平定’进行内部绥靖，对每个村都连续进行5到10天的清剿和绥靖。结合恐怖活动在中间地盘进行蚕食，清剿我方隐蔽留守的机动力量，铲除我方在中间地带各村的革命基础；企图在各大城市、县城周围建立安全环形带，特别是要打通诸如真城、平隆、福隆、同帅地区的重要交通路线（重点是13号和14号公路）……到1970年初，我军平福省的革命力量在力和势两方面都遇到了严重的困难，许多基本解放区被敌人占领，三种武装力量下降到了最低点，人民战争风潮遇到了很大的困难。随着美国远征军和各仆从国的地面部队开始逐步撤出，敌人转而加强B-52轰炸、炮兵轰击和别击活动。各类地雷和炸弹摧毁了许多高地的植被，给我军各个根据地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和损失。”
南部平原困难重重，紧靠越南人民军大后方的9号公路—北广治阵线形势也没有丝毫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