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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物
古代中国有不少势力强大的土司家族，活跃在今天的湖南、贵州、云南，广西、四川、广东一带。从大理国时代开始掌权的云南高姓土司，其权势一直维持到民国年间。在广东的土司家族中，最出名的就是冯家，唐玄宗时代的著名宦官高力士（本名冯元一）就是他们家的后人。土司们是自己统治区域的绝对主宰，广西的宁氏土司就干过一件相当彪悍的事情。当时宁承基看中了流放到钦州的韦姓人家的女儿，非要和这家人当亲戚。怎料韦家人不从，宁氏土司一怒之下就将韦家的直系男丁几乎斩尽杀绝。不凑巧的是，这户不顺从的韦姓人家有位很厉害的亲家母，那就是一代女皇武则天，他们家的女婿当然就是中宗皇帝李显。被宁氏土司杀害的韦家男丁中，还包括令唐朝政治掀起轩然大波的韦玄真。结果这位国丈非但没当上宰相
却死在了穷乡僻壤的“野蛮人”手里。不过当时武则天并没有一点儿为亲家报仇的意思，直到神龙革命李显再次登基掌权后韦家才得以报仇雪恨。
对待落魄的皇亲，土司都敢如此嚣张，其专横可见一斑。土司多盘踞崇山峻岭之地，其治下的土民也是历代中央政权眼里难以教化的“野蛮人”，历代中央政权处理土司事务的原则是听话就行。只要土司们还能维持表面上的恭顺，不主动惹事，中央政权就会选择隐忍。然而这并不代表中央政权就惧怕他们，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清灭土司的成本太高，收益却很小，这也是包括李世民、赵匡胤、忽必烈、朱元璋在内的许多强势帝王都默认土司统治的原因。
历史上也不乏肥胆土司，仗着天高皇帝远，走上了和中央政权掐架的不归路。以明末万历三大征中的播州（今遵义一带）杨应龙为例，杨姓土司的统治开始于公元875年。最早其治下有人口570户，却占据了上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对此唐宋政府也只能听之任之。到了明朝，播州土司已进入全盛时期，其统治面积竟高达7.5万平方公里，横跨现在的云贵川三省，在人力、物力方面都达到了巅峰。杨应龙反叛失败后，贵州地方当局在他的领地内进行改土归流，得到了大量土地。杨应龙的失败并没有给土司们敲响警钟，奢安之乱、沙普之乱在西南相继爆发，明朝在西南的驻军几乎都被钉死在驻地，无法大规模驰援东北战场。土司们还做着千年土司的迷梦，尤其是贵州水西安氏土司家族的遭遇更让不少土司坚定了这种想法。安氏土司是土司家族中最古老的家族。安氏土司的统治据说开始于公元3世纪，是跟着诸葛亮七擒孟获的“带路党”，也是明末奢安之乱的主角之一，却在平乱后保全了自己的家族。
◎ 《张胜温画卷》
当然如果收益可以维持军事征服后的统治，历代中央政府也乐意消灭土司。唐朝以后广东地区的土司就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究其原因就是岭南的开发令征服变得有利可图。
真正终结土司统治的是两种不起眼的主食作物——原产美洲的玉米和番薯。玉米和番薯在明朝万历年间传入中国，很快成了穷苦人家的主食作物之一，青黄不接的岁月里，它们是谷物的有效补充。这两种作物有两个显著的优点：一是高产，亩产两三吨的番薯在现在比比皆是，玉米的亩产也达到了上千斤。二是环境适应性佳，对土壤、水分的要求不高，过去很多不适宜种植谷物的土地也能种植这两种作物。
从世界历史进程的角度上来讲，因为玉米、番薯的传入，使中国的人口进一步飞速增长，仅贵州一省的人口就从清初的170万发展到五百多万，中国的人口扩张在18世纪以后逐渐达到高峰。
人口的扩张需要新的土地，而此时大量的人口无地可种，人地矛盾进一步激化。当时的中国已经错过了发现新大陆的最佳时机，清朝皇朝只好把目光放到自己统治下的众多土司身上。
新作物的出现增加了土地的价值，使那些长期被土司霸占的土地不再鸡肋，这些土地数量惊人，却从不向政府缴纳足够的赋税。玉米、番薯等高产作物为后来雍正年间的改土归流战争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雍正四年（1726年），一向勤奋的雍正和亲密助手鄂尔泰终于下定了对众多土司动手的决心，湖南、广西、贵州、四川、云南的土司们纷纷失去了统治大权。无论是负隅顽抗，还是软磨硬抗，土司们都无法阻挡历史发展的潮流。
今天许多热门旅游景点都曾是土司们的领土。改土归流后，大批流民涌向土司们昔日霸占的土地，他们得到了免费的土地和连年免税、减税的优惠，这一系列优惠政策为后来的盛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众多“土民”纷纷学习谷物和新作物的栽培技术。这些习惯了农耕文化的“土民”也是改土归流政策能够持续推行的原因。番薯等新作物造就了康乾盛世，也成了改土归流战争的推动力。但在甘肃、康巴等地新作物带来的人口压力并不显著，这些地方依旧地广人稀，土司制度仍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