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食者的战斗力

谷物

人类在进入文明社会后，阶层开始产生，不同阶层的人享有不同种类的食物成了当时的惯例。决定他们食谱的并不完全是收入水平，更主要的是社会地位。这个层面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征服了印度次大陆的雅利安人，他们把印度变成了种姓社会，并制定了一系列复杂的社会规则，其中“肉食”和“素食”就是一个重要的差别标准。印度种姓中地位最高的婆罗门阶层认为素食是品德高尚的标志；第二个阶层刹帝利倒是可以食用肉类，他们被允许食用符合他们种姓特点的鹿肉等食物；排在其后的吠舍和首陀罗，是在印度能公开大快朵颐的种姓，为此，他们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几乎所有的印度民间故事中都有一个贪财蠢笨的首陀罗财主，在故事中，他们往往是被聪明高贵的婆罗门捉弄和抢劫的对象。

公元前7世纪，婆罗门教逐渐显露出不适应印度社会发展的各种症状，这无疑让包括佛教在内的一系列新兴宗教获得了巨大的生存空间。由此，素食和肉食的矛盾也借由宗教的影响力传播至世界各地。

佛教的创始人乔达摩·悉达多（即释迦牟尼）出身刹帝利阶层，由于家族渊源，他并不歧视肉食者，因而在早期的佛教教义中，吃肉算不得什么罪大恶极的事情。古印度人认为修行者是超脱凡俗的，应存在于神灵之上，人生的最后阶段都应在修行中度过，最初的寺院也是为了方便佛教徒在雨季修行而设立的临时居所。佛教徒作为修行者的一种，他们必须按照教义在出家修行时放弃自己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但可随时随地接受人们的供奉，施主给什么，他们就吃什么。所以原则上只要是“不见杀”、“不闻杀声”、“不为我杀”的“三净肉”，佛教徒也是可以享用的。

佛教徒不能吃肉的印象来自于梁武帝萧衍，这名狂热的佛教徒将自己对佛教的偏执理解贯彻至其治下的所有僧侣，才使得中原地区的和尚养成了不吃肉的习惯。在中国古代，“荤”的原始含义其实是指葱、姜、蒜、韭等气味偏大的蔬菜，而“肉食”的代名词其实是“腥”。古人在祭天、祭祖时，往往会将口有异味视作是对所祭之物的大不敬，所以才有了对荤菜的禁忌。“荤”、“腥”结合，是中国古人祭祀时的饮食禁忌。韭菜是最原始的壮阳药，这点也是佛教僧侣们避之不及的原因。今天的小乘佛教、喇嘛教等佛教徒一样可以吃肉，他们禁食的是葱、姜、蒜、韭等荤菜。

在乔达摩·悉达多的时代，“最狂热的素食者”耆那教曾是佛教的竞争对手。耆那教的祖师大雄认为奶制品和蛋类也是肉食，身为修行者应以慈悲为怀，要避免食用。除此之外，胡萝卜和大头菜因为是不少小动物的食物也上了耆那教教徒的禁食名单。后世的耆那教信徒甚至还发展出“只要是有叶子的植物皆有灵性，吃它们等于吃肉”的理论。由于衣食戒律上的严苛与极端，耆那教后来基本上淡出了印度的宗教历史。

同样拒绝肉食的还有早期的极端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根据《圣经·创世纪》的说法，地上结种子的蔬菜和结核的果子就是亚当和夏娃的食物。信奉这个传说的教徒们认为吃肉是残暴的行为，只有吃素才能重回伊甸园。但上帝又在挪亚方舟时代降下圣谕，凡是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天上飞的动物，凡人都可以享用，这种前后矛盾的说法让犹太教教徒和基督徒又找到了吃肉的理由。

素食者中最好战的群体当属摩尼教徒。摩尼教吸纳了拜火教、基督教、佛教的教义，“吃菜侍魔”是其特点之一。两宋至元末，这帮疯狂的素食者发起了一系列起义，像我们熟知的方腊起义、红巾军起义都是这帮人干的。由摩尼教转化而来的明教也将食素作为他们教派的戒律。

除梁武帝外，在东方推行素食并获得较大影响力的帝王还有白河天皇。而且从影响力上分析，白河天皇可谓更胜一筹——梁武帝改变了中原地区僧人们的饮食习惯，白河天皇则在日本掀起了全民吃素的浪潮。在佛教传入日本后不久的7世纪（相当于中国初唐时期），当时的天皇就下令禁止食用牛、马、犬、猿、鸡等肉类。经过200年的反复强调，到了9世纪以后的平安时代，日本公卿贵族已养成了基本上不吃肉类的习惯。到白河天皇驾崩之后，这一严苛的禁令才渐渐松弛，但还是有不少人坚持不吃任何荤腥，崇信佛法的贵族们更是很自然地将吃素视为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上行下效之下，全民吃素成了日本社会的主流。更要命的是，日本的公卿贵族不仅严守禁食肉类的戒律，在饮食上也存在着向耆那教看齐的倾向，甚至发展到连新鲜蔬菜都禁止食用的地步。在当时，日本公卿贵族的主食就只有白米饭、饭团、年糕，配菜的种类也非常贫乏，基本上只有咸鱼、腌菜和酱汤。只有到了节庆的时候，才会拿出一些栗子、纳豆、梅子、干贝之类的“远方的贡品”来改善伙食。味噌汤则是几百年后日本战国时代的战场速食，平安时代的人们把味噌用作蘸酱。

平安时代末期的日本只有一种人可以毫无心理压力地食用肉类，那便是武士阶层。武士持刀开荒，为大和民族扩张土地出面摆平“蛮夷”的威胁，杀生简直是家常便饭，自然不能和吃了一条鲜鱼就忏悔老半天的贵族相提并论。在征战的过程中，不同的武士群体形成了自己的饮食习惯，也组建了自己的庄园。在贵族眼中，武士阶层是粗鄙的肉食者，可以任由自己使唤；但这群“野蛮人”却慢慢在内斗中掌握了全日本的大权，日本的武家政治也由此揭开。在源平合战中，武家政治的开拓者源赖朝率领着关东武士惨败关西的同行。在总结经验教训时，源氏将吃素作为平氏家族失败的原因之一。早年在击败源氏以后，以公卿自居的平家开始附庸起风雅来，在饮食起居上也逐渐向公卿靠拢，改用素食。平家的失败令源氏认定保持武家战斗力的诀窍就是吃肉。于是，在当时的日本，只有武士们被特许可以吃肉（武士们当时最主要的食物来源还是自己猎获的野味）。

抛却其他因素，单从人均寿命来看，风雅的日本公卿贵族并没有因为食素而长寿。因为习惯用水银化妆的缘故，他们的平均寿命只有30岁左右。在劳作、操练之余大口吃肉的武士阶层反而成为当时日本平均寿命最长的群体，他们的平均寿命比公卿们多一倍。严格的素食习惯（尤其是拒食任何蛋奶食物的素食习惯）会令身体缺乏蛋白质和铁，严重时还会发展为贫血症。在吃素的佛教僧侣中，贫血症患者曾一度高达七成。

不过，素食者也不是完全没有战斗力。

希腊半岛上的几何学创始人毕达哥拉斯是西方素食主义最早的倡导者，他认为素食是品德高尚且健康的生活方式。苏格拉底是毕达哥拉斯的弟子之一，受老师影响，他也是素食主义的狂热爱好者。在现实生活中，苏格拉底非常忠诚地践行着自己的饮食观，他不仅教出了横行波斯帝国的雇佣兵首领、出色的军事理论家色诺芬，自己也是古希腊格斗术“查克马欣”的个中高手。雅典街头被苏格拉底辩驳得哑口无言的公民们可不都是动口不动手的君子，老爷子能安然无恙，全凭其过人的武力。直到苏格拉底五十多岁，他还在履行公民义务，他加入了雅典军队，并在长距离行军中一马当先，成为军团中的越野冠军。苏格拉底认为无花果、洋葱、天鹰豆才是最营养的食谱，吃肉并不能令人们身体强健。现代医学和营养学也证明了这份食谱的科学性：无花果可以调节肠胃功能；长期食用洋葱有降低血压的效果；而鹰嘴豆能补充人体所需的植物蛋白、钙质，降低血糖。可以说这是一份足以满足身体营养需求的健康食谱，今天我们通过网络可以很容易地购得天鹰豆，制作一份营养丰富的苏格拉底料理。

由于深受古希腊文化影响，古罗马人的食谱同样以素食为主，罗马军团的战绩也说明素食者一样可以所向无敌。在古罗马人开疆扩土、征伐四方的时代，罗马军团主要由自耕农和罗马公民构成，其菜单是面食、橄榄油、绿色蔬菜和水果，用现在的营养学观念来看，他们的饮食非常健康。古罗马人对蔬菜的需求量非常大，芦笋、甜菜、卷心菜、胡萝卜、菜蓟（jì）、洋葱、韭菜、南瓜、黄瓜等蔬菜一般被作为开胃菜食用，生菜、豆瓣菜、苣头菜、锦葵等绿叶蔬菜因既能生吃又能烹饪而更受欢迎，蚕豆、羽扇豆、扁豆、豌豆则是烹饪靓汤的重要辅料。此外，蘑菇等块状食用菌也像今天一样受欢迎。克劳迪乌斯是最喜欢吃蘑菇的罗马皇帝，甚至因误食毒蘑菇而丧命。由于食用菌非古罗马特产，因而珍贵异常，当地人情愿赠人金银，也不愿意将蘑菇送人。

随着鹰旗慢慢插满整个地中海地区，古罗马人的餐桌也逐渐丰富起来，各种各样的水果，尤其是各色海外水果，成了他们晚餐后的新宠。苹果、梨、石榴、柑橘、李子、蓝莓和桑葚都非常受欢迎，地中海地区盛产的无花果和葡萄则更令古罗马人感到疯狂。地中海盛产的橄榄，既是他们的开胃菜，又是他们喜爱的零食。在夏天，没有比啃几口香甜多汁的香瓜或是西瓜更惬意的事了。在冬天，人们则用核桃、榛子、杏仁、松子，还有来自埃塞俄比亚及巴勒斯坦地区的枣子来消磨漫长的下午。到公元前1世纪时，罗马公民们还可以享用到从黑海地区传入的樱桃，渐渐地，桃和杏也出现在他们的餐桌上。从水果的种类上来看，古罗马人的饮食显然比秦汉时期的中国要丰富得多。

很多我们今天熟悉的水果，还是秦汉时期从遥远的西域引入的，像西瓜、石榴等“洋水果”可不是当时普通的中国家庭可以享用的。各类面食的原料——小麦，其实发源于中东地区，约公元前1300年才从中东传入中国。周代以前，我们先祖的菜单中并没有面条、包子、馒头、烧饼这类点心。我们今天食用的面条原先叫作“胡饼”，是从西域中亚传过来的，面粉制成的糕点是春秋时代极少数贵族才能享用的高级食品。当时的先民根本不会将麦子磨成粉，而是直接上锅蒸熟了吃，在他们看来，麦子的口感远不及小米细腻。 BHg9zSU/t+VeA/EgwSzAcn30ATzlg9oxrEwZkyTMXznlqJefK+WexxqARHO9lr+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