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民宗教

Introduction
The religion of good-citizenship

眼下这场大战，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令人无暇旁顾。不过我认为，这场战争必会令真正的有识之士，将注意力转移到有关文明的大问题上来。一切文明，都源于对自然的征服，即削弱、控制那可怕的自然之力，使人类免受其害。必须承认，较之其他任何文明，欧洲现代文明对自然的征服是最成功的。然而，世间有另一种力量，比暴戾的自然之力更加可怕，那就是人性本身的冲动。比起人性的冲动所招致的灾祸，自然给人类的伤害简直算不了什么！因此，除非对人性的冲动这一可怕的力量加以适当的规范和遏制，否则显而易见，不仅文明将消亡，连人类都有可能灭绝。

在社会的原始和初级阶段，人类不得不借助外力来削弱和遏制人性的冲动，依靠武力来征服成群结队的野蛮人。随着文明的发展，人类发现了一种比武力更强大，也更有效的力量——道德力量。过去，在欧洲，曾有效地削弱和遏制人性冲动的道德力量是基督教。但眼下的这场战争，以及战前的军备竞赛，似乎都在说明，基督教作为一种规范道德的力量业已失效。正是由于缺乏有效的道德力量来遏制人性冲动，欧洲才退回到了靠武力来维持社会秩序的时代，卡莱尔曾贴切地形容说欧洲就是“无政府，有警察”。以武力维持社会秩序的必然结果，就是军国主义。其实，在缺乏有效的道德力量的今天，欧洲正需要军国主义，问题在于，军国主义会引发战争，而战争意味着消耗和破坏。于是，欧洲现在进退两难：放弃军国主义，文明会毁于无政府状态；放任军国主义，文明会在战火中土崩瓦解。英国人说，他们誓将消灭普鲁士军国主义。基齐勒（H.H.Kichner）勋爵坚信，自己率三百万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英军，就能摧毁普鲁士的军国主义。然而在我看来，当普鲁士的军国主义被铲除之时，就是另一个军国主义崛起之日，紧接着需要被铲除的，就是英国的军国主义了。这仿佛是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无路可逃。

那么，真的就无计可施了么？不，我相信必有出路。美国的爱默生早就说过：“我可以轻而易举地看到，庸俗卑鄙的滑膛枪崇拜必将破产，哪怕大人物全都是滑膛枪的崇拜者；我敢对上帝起誓，暴力只会带来更多的暴力，唯有爱与正义的法则能完成一场和平的革命。”如果欧洲人真心希望消灭军国主义，就只有这一个办法：选择爱默生所说的，那种无须以暴制暴的力量——爱与正义的法则，即道德力量。有了道德力量，军国主义就丧失了必要性，就会自行消亡。然而问题是，在基督教这一道德力量业已失效的今天，欧洲人到哪里去找一套新的、行之有效的道德力量来代替军国主义呢？

我坚信，欧洲人能够在中国，在中国文明中，找到这种力量。这一能使军国主义自行瓦解的道德力量，就是中国文明的“良民宗教”。有人会说：中国也发生过很多战争。是的，中国发生过不少战争，但从两千五百年前，孔子的时代以来，中国就没有出现过今日横扫欧洲的军国主义。在中国，战争是偶发的；而在欧洲，战争已成了必需品。中国偶尔也起战端，但中国人不用总是活在战争的阴影下。其实，在我看来，眼下的欧洲最令人难以忍受的倒不是战争，而是整日的提心吊胆：人人都惶惶不可终日，怕邻居一旦强大了就会来掠夺和屠杀自己，于是，他们不得不自己武装起来，或是雇人来保护自己。因此，与其说让欧洲人不堪重负的是战争，倒不如说是那种不断加强军备的紧迫感。

在中国，由于有良民宗教，我们并不觉得有必要靠武力来保护自己，甚至极少需要警察或政府的保护。保护中国人的，是邻里间的道义感，是同胞们对道德责任的共同遵守。一个中国人，之所以感觉不到武力的需要，是因为人人都遵守道义；他确信，被普遍认可的正义和公理，是一种比武力更高的力量。一旦你能令全人类都认可，正义和公理是一种比武力更高等的力量、一致同意人人都应遵守道义，武力就变得毫无必要，世界上也就没有军国主义了。当然，每个国家都会有少数的罪犯，世界上也一定会有少数的野蛮人，因之，仍有必要针对他们维持一定规模的军队或警察力量，甚至军国主义。

有人会问，怎样才能令人类认识到这一点，即正义和公理是一种比武力更高级的力量呢？我的答案是，首先，你必须使人类认识到正义和公理的效能，令他相信，正义和公理是一种力量，即善的力量。如何实现这一点？在中国，良民宗教在每一个孩子启蒙之初，就教导他说：人之初，性本善。

在我看来，当今欧洲文明最根本的不合理之处，在于对人性的错误理解：它认为人性本恶。正是基于这一谬误，欧洲社会的主体结构才一直依靠暴力维系。欧洲人维持社会秩序靠两大法宝：宗教和法律，换句话说，就是对上帝的敬畏和对法律的畏惧。“畏惧”这一字眼，便暗含着使用暴力。于是，为了维持对上帝的敬畏，欧洲人必须供养一大批奢侈的闲人——教士；别的不说，光是费用就令他们不堪重负，三十年战争，本质上就是欧洲人为摆脱教士而打的战争。在摆脱了那些以维持人们对上帝的敬畏而生的教士以后，欧洲人又试图以对法律的畏惧来维护社会秩序，为此，他们不得不供养起了另一拨更昂贵的闲人——军警。如今，他们开始意识到，供养军警的费用比供养教士更加离谱。其实，正如三十年战争是为了摆脱教士一样，当前的这场大战，欧洲人真正渴望摆脱的是军队。然而，假设他们真的摆脱了军警，他们又将面临两个选择：要么召回教士，以维持对上帝的敬畏；要么找到别的什么力量，能像对上帝的敬畏或对法律的畏惧一样，维持社会的秩序。说穿了，就是这么回事，我想所有人都会承认，这将是一个欧洲在战后会面临的、关于文明走向的重大问题。

由于已经品尝过供养教士的滋味，我相信，欧洲人不会选择召回教士。俾斯麦就曾宣言：“我们绝不再去卡诺莎。” 退一步说，即便召回教士，也于事无补，因为人们心中对上帝的敬畏早已荡然无存。于是，要摆脱军警，欧洲人唯一的选择就是找到另一种力量，能够像对上帝的敬畏或对法律的畏惧一样维持社会的秩序。我相信，欧洲人将在中国文明中找到他们想要的——我称之为良民宗教。这是一种不仰仗教士、军警，却能使整个国家的人民遵守社会秩序的宗教。得益于这一良民宗教，人口与整个欧洲大陆相当（如果不是更多的话）的中国，竟然在不依靠教士和军警的情况下，维持了和平与秩序。每一位到过中国的西方人都知道，在中国，教士、军警对于公共秩序只起次要的、无足轻重的作用。在中国，只有最无知的阶层才需要教士，只有最恶劣的罪犯才需要军警的督管。因此，我认为，若欧洲人真心想摆脱宗教和军国主义，摆脱曾带给他们无数麻烦和流血事件的教士和军队，就必须来中国，寻求我所说的良民宗教。

综上所述，在文明似正濒临崩溃的此时此刻，我希望欧洲人和美国人注意到，在中国还有一笔极其宝贵的、迄今未被世界认知的文明财富。它并非贸易和铁路，也不是金、银、铁、煤等矿产资源，而是中国人——尚未变质的、纯粹的中国人，以及他们的良民宗教，这是今日世界的文明财富。真正的中国人，是无比宝贵的文明财富，因为世界只需付出极小的代价，甚至不费一文，就能使他遵守秩序。在此，我由衷地告诫欧洲人和美国人，不要毁掉这笔宝贵的文明财富；不要像现在这样，试图以新学改变和腐化真正的中国人。

假如，欧洲人和美国人，成功地腐化了真正的中国人，毁掉了中国式的人格，将他们变成了欧洲人或美国人，也就是必须由教士或军警督管的那种人，这必将给宗教或军国主义增加负担，而此时此刻，后者正在成为人类文明的威胁。反过来说，假如有人能以某种方式改变欧美式的人性，将他们转变成不需要教士或军警就能遵守秩序的真正的中国人——想想看，那将给世界减轻多少负担！

现在，简要总结一下这场战争所暴露出来的，欧洲文明正面临着的大问题。起初，欧洲人试图通过教士来维护社会秩序，但是一段时间过后，人们发现供养教士费用沉重，且麻烦不断。于是，他们在三十年战争后送走了教士，转而以军警维持社会秩序。但如今，人们发现，军警比教士更昂贵，麻烦更多。那么，欧洲人现在该怎么办，送走军队，迎回教士？不，我相信他们绝不想迎回教士，何况迎回了也毫无用处。那该怎么办？

剑桥的洛斯·迪金逊教授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战争与出路》的文章，提出的对策是“召回大众”。然而我担心，以大众取代教士和军队，只会带来更多的麻烦。是的，教士和军队会导致战争，但大众会导致革命和独裁，届时情况只会更糟。在此，我给欧洲人一个忠告：既不要召回教士，也不可召回大众；请来中国人，引进真正的中国人的精神，学习其良民宗教，学习那种不仰仗教士和军队，却维持了两千五百年和平的经验。

我真心相信，欧洲人会在这里，在中国，找到这个困扰战后欧洲的重大问题的答案。我重申一遍，在中国，还有一笔极其宝贵、迄今尚不为世界所知的文明财富。这笔财富就是真正的中国人，因为他掌握着欧洲人战后将渴求的新文明的奥秘，它就是我所概括的——良民宗教。

这种良民宗教的首要原则，是相信人性本善。相信善的力量，相信美国的爱默生所讲的“爱与正义的法则”。那么，什么是爱的法则？良民宗教教导说，就是爱你的父母。正义的法则又是什么？良民宗教教导说，就是坦荡、真诚、忠实，每一个女人都应绝对无私地忠于丈夫，每一个男人都应绝对无私地忠于君王，忠于他的君主或皇帝。

最后，我还想说明一点。作为良民宗教中最高责任的“忠诚”，不单是指行为的忠诚，还应包括灵魂的忠诚。正如丁尼生所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