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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春夏之交，袁世凯在一片反对声中被迫放弃帝制，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出来收拾残局。5月10日，国务院电令当时的两大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自即日起，对所有两行已发行的钞票及应付的款项，一律不准兑现付现，并令两行总、分行所存的准备现款一律封存；同时禁止人民拒收钞票，并对钞票不许折扣使用。段祺瑞签署的停兑令要求各地官府派出军警，“监视该两行，不准私自违令兑现付现。并严行弹压禁止滋扰”。第二天清晨，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接到了总行转来的这个停兑令，副经理张公权和经理宋汉章惊惶万分，经过详细讨论，他们认为如遵照这个命令执行，则中国的银行从此信用扫地，永无恢复之望，而中国的整个金融组织也将不能脱离外资银行的控制。他们核算上海分行所存的现金准备，与发出的钞票、活期存款的数额，总在六成以上，足敷数日兑现付存的需要，应该可以度过挤兑及提存的风潮。即使不敷兑现有提存，尚有其他资产可以抵押变现，提供兑现付存准备。纵令竭其所有而仍没有办法，也能得到民众的谅解，明了经理人员维持信用、负责到底的苦心。他们深感银行此刻只有不受政府非法命令的支配，才可以维护中国金融的生命，毅然做出一个决定，抗拒北京政府的命令，照常兑现付存。银行抗命，这是中国金融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决定，这决定实在太大胆了。
张公权回忆，当时他们二人有所顾虑的是，北京政府如果以他们违抗命令而将他们免职，勒令他们离开怎么办。宋汉章去拜访上海租界会审公堂的法官讨教应对之策，法官提出，如果是中国银行的利害关系人，如股东、存户、持券人等向会审公堂控诉经理、副经理有损害他们权益的行为，要求会审公堂阻止，即可成立诉讼。在诉讼未判决之前，北京政府不能逮捕现任的经理、副经理。张公权当天下午就去找他在金融界的那些好友——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叶揆初、常务董事蒋抑卮，浙江地方实业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李馥荪，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与他们商量决定，由蒋、李、陈三人分别代表中国银行股东、存户、持券人，各请律师向会审公堂起诉。
中国银行由大清银行改组而来，有官股、有商股。当晚，张公权与股东刘厚生去找负有声望的张謇出面，随后组织了上海中国银行商股股东联合会，张謇被公推为会长，并且在报纸上刊出公告说：“本会为维持上海金融市面，保全沪行信用起见，已联合全体股东，公请律师代表主持沪行事务，督饬该行备足准备，所有钞票仍一律照常兑现……”
5月12日早晨8点，张公权去银行上班，距离银行还有三条马路时，就见人已挤满，勉强挤到行门口，估计挤兑的人数不止两千人，争先恐后，撞门攀窗，几乎不顾生死，其实手中所持的不过一元或五元的钞票数张，或二三百元的存单一张。13日继续挤兑，人数并没有比前一天减少。14日是周六，本来只营业半天，特意延长，下午照常开门兑现，人数开始减少，大概只有四百多人来挤兑。15日是周日，照例全天停业，特意开门半天，前来挤兑的人流明显减少，只有一百多人。此时，银行的现金已消耗了几乎十分之八，如果周六、周日还是像前两天那样挤兑，则几乎不能维持。到16日，挤兑风潮就已平息，他自述：“上海中国银行之钞票信用，从此日益昭著。南京、汉口两分行鉴于上海分行措施之适当，并获当地官厅之合作，对于发行之钞票及所收存款，照常兑付现金。影响所及，浙江、安徽、江西三省，对于中国银行在当地发行之钞票，十足使用。”
那年5月15日股东联合会给国务院、财政部和中国银行总行的电报说：“此次中央院令，停止中、交两行兑现付存，无异宣告政府破产，银行倒闭，直接间接宰割天下同胞，丧尽国家元气，自此之后，财政信用一劫不复。沪上中国银行由股东决议，通知经理照旧兑钞付存，不能遵照院令办理，千万合力主持，饬中行遵办，为国家维持一分元气，为人民留一线生机，幸甚。”
这些话说出了这位年轻银行家的心声。他名张嘉璈，号公权，留学日本，在庆应大学专攻货币银行学，1913年12月，汤觉顿任中国银行总裁时，邀他出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从此进入金融界，开始了银行家的生涯。1916年，27岁的张公权一战成名，因抗拒停兑令而深受中国金融界的敬重，直到1935年被迫离开中国银行，他曾被人誉为“中国一部金融史的创造人”。
不久，时局转移，黎元洪为总统，他调任中国银行副总裁，最初仍兼上海分行副经理。中国银行总裁一职随权力更迭变动频繁，而他的副总裁一当多年，成为中国银行的中流砥柱。在他的推动之下，修订《中国银行则例》，根据新的则例，他认为中国银行既保持相当的独立性，应该有独立的营业方针，确立两点：第一，各地分行发行钞票，应维持相当的独立，各地钞票的式样、颜色、流通区域、兑换准备金，均应独立保持；第二，国家统一难望一时步入正轨，中行业务对象应由政府转移于商业，不应重视金库收入，不应依赖纸币发行特权，应着重于购买或贴现商业期票，尽量为商人服务。中国银行屡次遭遇政治纷扰，风波不断，每次都安然度过。他感叹说：“任何事业之首脑，如宅心公正，不谋私利，且事事可以公开，即稍有瑕疵，必为人所原谅。……乃知做好人，行好事，不患无人援助。切不可因稍有挫折，而气馁志移。”为抗拒军阀的强行借款，保护发行准备的安全，他动了很多脑子，比如集中发行准备于几个通商大埠如天津、上海、汉口，各处发行钞票的印版、颜色、地名都不同，总行和分行抱定宁可牺牲个人、不可牺牲银行利益的原则。而以张公权的地位，免不了要遭遇凶险。
1924年10月，直系军阀在北京当权，显赫一时的吴佩孚在出兵山海关、与张作霖开战前夕，派军需官将张公权请到办公室，迫令中国银行借款500万银圆。张公权回答：“京行现款支绌，钞票借出，仍须兑现。无力承借。”他被扣留到深夜，仍坚决拒绝，告诉对方尽可以派军队到银行强劫，但他绝对不能答应借款。秀才出身的军阀吴佩孚不想用武力强迫的手段，最后，只好送他回家。
直系战败下台，1925年10月底，张公权又遇上了奉系军阀张作霖，奉军进入北京，将各大银行的首脑叫去，勒借巨款。“胡子”（土匪）出身的张作霖亲口威胁他说：“中国银行应领导先认大数，否则将采取非常手段。”他拒不答复。张作霖交代军需官将他带到一个办公室，施以种种胁迫。他告诉对方，中国银行无余款可借，请其到行查看库存，当知实情。结果经人调解，张作霖将他释放了。
正是这些经历对他的影响使他对南方的国民党抱有好感，当曹锟下台之后，他想：“照此趋势，北方几无政府，南方似有成立统一政府之望，姑坐以待。”1926年6月初，他转到南方办公，指挥中国银行在南方的各个分行，当时，蒋介石的北伐军正要往长江流域推进，时局即将发生巨大变化。9月中旬，他密电南昌支行给赣州汇款30万银圆，为北伐军兑现之用。他还带了密信给汉口分行的经理：蒋介石到达武汉，如需用款，可以借支100万银圆。11月初，蒋介石到南昌，他从上海拨汇20万银圆现款。1927年4月，他母亲在上海去世，蒋介石亲临吊唁。不仅他和中国银行支持蒋介石和国民党新政权，陈光甫、李馥荪、钱永铭这些银行家几乎都持同一立场。经过多年军阀混战之苦，他们以为这是一次国家走向稳定、秩序的机会。日本报纸把他们叫做“江浙财阀”，对这个名称，他并不认同。他说，自1927年4月到1928年6月，在短短14个月之内，南京国民政府共发行了国库券和公债13600万银圆，都由金融界承受，先行垫款，陆续发售，其中，中国银行所占的成分最大。日本报纸和日本人的著作时有讽刺南京国民政府的话，“革命军北伐成功，得力于江浙财阀之支持”。之所以把他们这些人叫做“江浙财阀”，因为他是江苏宝山（现属上海）人，陈光甫是江苏镇江人，李馥荪是浙江绍兴人，钱永铭是浙江吴兴人。“实则此数人者，并非如日本之三井、安田等家族之拥有实力，号称财阀可比。仅凭借各人之地位，兼得民众之信仰而已。且全国人民因久乱思治，故诸人者不难因势利导也。”
他说得很清楚，支持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是因为久乱思治，以为银行的处境从此会好起来。然而从一开始就有不愉快发生。1927年3月底，初到上海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需处处长俞飞鹏向中国银行借款发生的问题出于误会，当时，上海分行不知道张公权代表总行曾有密信给汉口分行，可以借款100万银圆给蒋介石，当他们来上海借款时，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提出要担保品，这是按惯例。蒋介石大为不悦，将借款增为500万银圆，命俞飞鹏在经理办公室坐索，非办到不得离开。张公权得知，赶紧到银行。最后凭蒋介石的公函借100万银圆了事。1928年9月，他与蒋介石之间又发生一次冲突，起因是蒋介石约他到南京面谈，他生怕蒋介石要他出任财政部部长，同时他又觉得不应越过财政部直接与他商谈财政事项，所以复电说，如有事可嘱财政部部长转达。蒋介石又来电要他去南京，他还是没有答应。蒋介石于是大怒，来电要他速筹1000万银圆，随即到上海，召集留沪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开会，提出查封中国银行库存，并下令通缉他。各中央委员问究竟是什么罪名？大概因为张公权过去劝蒋介石尽量避免内战，蒋介石就说他有勾结桂系以及奉系张作霖的嫌疑。各中央委员知道这不过是随便借口，提议安排一次茶会，见面说开了事。他认为蒋介石的态度，不是对待赤诚拥护国民革命军的金融家之道，拒绝参加茶会，当即请假，不到银行办公。最后经过朋友黄郛、虞洽卿的调解，蒋介石来信向他解释，这场风波才告平息。
年底，中国银行改组为政府特许的国际汇兑银行，张公权由各董事推为总经理，这一年他39岁。回首往事，他的感想很多，自1913年进入中国银行，经过16年的奋斗，“内则扩展业务，外则周旋抗御，兢兢业业，唯恐陨越，幸将中国银行之独立保全。一般舆论，认为中国银行与海关及邮政局并驾齐驱，成为中国组织最健全之三大机关，实则中国资本最巨与最成功之民营股份公司”。到1928年年底，中国银行的发行额增加到27000万银圆，存款额增至4亿银圆，在上海金融市场上，足与外资银行相抗衡。他说：“自省我个人十八年奋斗，幸有小小成功，重大原因，尤在于尊重私人企业之思想，尚凝结于一般旧式军阀脑筋之中，不敢肆意摈斥，通商口岸所培养之舆论，尚足使军人政客频加尊重，不敢蔑视。及国民党取得政权，自知本身实力尚待养成，不得不利用社会已造就之人才，及具有基础之事业，巩固其地位。”中国银行原有官股500万银圆，北京政府因财政困难早已全部出售，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曾一次加入官股500万银圆，也只占到中国银行股份的五分之一，中国银行的控制权还在他们这样的银行家手里。
早在1917年，他就在上海创办《银行周报》，先是中国银行自办的刊物，后为上海银行公会的刊物。1930年，又创办了《中行月刊》，他在上面发表了《银行员的本职——做生意》一文，文中的“信用”和“服务”是他办银行多年的经验总结，也表达了他作为一个银行家的理想：
银行亦系商店之一种，出卖的是“信用”和“服务”。存户相信银行，所以去存款，就是买它的“信用”，亦即银行出售它的“信用”。出卖“信用”时，当然应给予顾客种种便利，也就是出卖它的“服务”。……希望同人知道离开“生意”二字，没有银行，在银行的人员，人人应该当银行作生意做。
1935年3月，南京国民政府再次在中国银行加注官股，占到二分之一，对于有性格的张公权，蒋介石也想让他完全出局，3月22日，蒋介石给孔祥熙的密电说，“国家社会皆濒破产。……其中关键全在中交两行固执其历史吮吸国脉民膏之反时代之传统政策，而置国家社会于不顾……只有使三行绝对听命于中央，彻底合作，乃为国家民族唯一之生路。……闻中行总经理张公权君有意辞职，弟意应即劝其决心完全脱离中国银行关系，而就政府其他任命或调任其为中央银行副总裁”。张公权离开奋斗了22个年头的中国银行，不无伤心，他黯然说：“况天下无不散的筵席，手裁的美丽花枝，何必常放在自己室内。……所惋惜者，自民国成立后，希望以中行之力，辅助政府建立一完善之中央准备银行，一面能永保通货健全，一面能领导公私金融机关分业合作，创造一力能发展经济之金融系统，庶几内有资金充沛之金融市场，外具诱导外资之坚强信用，足以追踪经济发达后进之日德两国。此志未遂，斯为憾事。”一代银行家想到的不是个人之去留，而是壮志的未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