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

荣德生的三个提案

清王朝在走向崩解的最后岁月也曾出台一系列鼓励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包括对巨额投资者赏赐顶戴花翎乃至爵位等。正是在王朝的提倡和支持下，许多城市出现了商会，然而在除旧迎新的辛亥革命中，大多数商会站在了王朝的对立面，就如原本是为了捍卫王朝万年永固而创立的新军，在关键时候纷纷倒戈一般。在上海脱离清廷宣告独立时，工商界的一些头面人物也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在陈其美的沪军都督府里，李平书、沈缦云、王一亭等人获得了民政部部长、财政部部长、交通部部长等重要职位。在南通创办大生纱厂等一系列企业的状元实业家张謇、以修沪杭铁路而赢得极高声誉的汤寿潜，他们从立宪派的领袖转而支持共和，在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中，分别出任实业总长和交通总长。

1912年2月27日，有10年历史的“上海商务总会”更名为“上海总商会”。这个中国当时最具有实力的工商团体指出：求富才可以图强，那只有振兴工商。如何振兴工商？他们认为当务之急有三条：一是商律，二是商标，三是企业注册。孙中山在组建南京临时政府时，就成立实业部，以张謇为总长。袁世凯做了临时大总统之后，也多次公开表态，民国要把振兴实业放在优先位置：“民国成立，宜以实业为先务，故分设农林、工商两部，以尽协助提倡之义。凡学校生徒，尤宜趋重实业，以培国本。”“吾国实业尚在幼稚时代，质言之，中华实农业国也。”

当年秋天，工商部组织的全国临时工商会议在北京召开，上海总商会感到是个大好机会，专门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决定在会上提出设立商品陈列所、维持国货、提倡新制造工艺、由工商部拨款开办工商银行等建议。

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工商盛会，除了各地商会、华侨商会和其他工商团体的代表，张謇、聂云台等人则是以特邀代表身份出席。

1912年全国工商会议

在无锡创办面粉和纺织工业多年的荣德生，就是无锡商会推选的代表之一，他乘火车北上，过长江、黄河，在徐州住一夜，在济南住一夜，到天津还要过一夜。他只读过五六年私塾，并未受过高深教育，但这次会上，他一个人就提出了三个提案，有调查，有数据，有见地，令人刮目相看，甚至工商总长刘揆一亲自登门拜访讨教。

时年37岁的荣德生出身平民，自办企业已有十多年，虽有成绩，却无大的起色，清王朝的终结，给他带来了新的希望，他愿意把多年的经验、思考奉献出来，把浑身的劲都使出来。不仅是荣德生，几乎整个工商界都是如此，这一年有许多促进工商业发展的新团体诞生，有许多专门的实业报刊创办。民国的破土而出，令他们欢欣鼓舞，投资办企业的制度性障碍已经不存在了，他们打心眼里认为，在新生的共和国，他们施展拳脚的舞台一定要比衰朽的王朝来得大，他们真诚地以为大力发展民营企业的机会已经降临。

荣德生

荣德生的第一个提案是“推广纺织业案”，纺织是当时的支柱产业。以四亿人口计，每人每年如平均用布半块银圆，就需要耗费两亿银圆，本国所出纱布不足，只能用外国货，每年至少要上亿银圆。他列举英、美、法、德、印度等国的纺织机纱锭数（5000万、2500万、1000万、1000万、600万），人口仅中国十分之一的日本也有220多万枚纱锭，而地大人众的中国只有区区80多万枚纱锭，棉花大量外销，而洋纱反销，令他心痛。他说自己此次北行，一路考察，凡以前种罂粟的地方现在已改种棉花，棉花产量将继续增大，更应该赶紧多建纺织厂。他算了一下，如果添一万枚纱锭，就可以多招收一千男女工。办厂的地方他建议选在产销方便之处。

第二个提案是“请选派海外实业练习生案”，从学生中选择有一定外语能力又无力出国留学的，由企业出资派出国，学习先进工艺，学成回企业做技师，按级升用，事先可订立合同。对于企业花费并不多，又无须公家补助。假以时日，了解世界工业新工艺情形的人才就会逐渐多起来。

第三个提案是“兴办制造机器母厂以振起各项工业案”，当时办企业，机器几乎都要向外国订购，未及兴利，就已流失基本金。所以他倡议国人尽快自办完备的制造机器母厂，购买制造机器的精良母机，办高等工业学校，派人到各国的著名制造厂去学习，要谋中国的富强，他觉得只有从这件事入手。哪怕对外借款，分期偿还也要进行。

这次大会共有八十多个提案，荣德生的三个提案都获得通过。日后的时光里，他和哥哥荣宗敬在纺织业上大有作为，申新纺织名扬天下，荣氏企业不断派人到国外学习考察，吸收留学归国人才，而且自办机器厂，自造各种机器。可以说，都与他在民国元年的这些思路密切相关。

荣德生不是一个孤立的例子，当时在实业界满怀期待和憧憬的大有人在。这一年，32岁的聂云台在《东方杂志》发表《拟办中国模范棉工厂说略及其预算》一文，认为民国诞生将是振兴实业的大好时机，他算了一笔账，按他设计的办厂方案，无论纺纱、织布、轧花都会有厚利回报，他还有具体的数据。

而年仅19岁的方液仙则以母亲资助的一万银圆为资本，在上海创办“中国化学工业社”，研制并生产牙粉、雪花膏、花露水等日用化工产品。

与聂云台同龄的项松茂开始在上海五洲大药房设立“合药间”，自制成药“人造自来血”，20%销往国外。他认为，“贩卖外货，不过拾其余汤残羹，必须振兴实业自制新药与之抗衡，始能堵塞漏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