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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理解日本人，必须从理解“各得其所”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开始。日本人依赖秩序和等级，而我们信仰自由和平等，两者的巨大差异使我们很难把等级制度当作一个合理的社会机制来看待。日本人对于人与人、人与国家的关系的看法都是建立在他们对等级制度的信赖基础上的。所以要理解他们的人生观就要从描述家庭、国家、宗教生活和经济生活等制度入手。
日本人看待整个国际关系问题和他们看待自己国内问题一样，都是从他们对等级制度的理解出发。在过去的十来年里，他们自认为正在接近国际势力金字塔的顶端，而现在西方国家却取代了他们理想中的位置。正是因为他们对等级制度的认同使日本人甘心接受这一现状。他们的国际文件无数次证明了他们对等级制度的看重程度。1940年日本与德、意缔结为“三国同盟”。同盟条约的序言写道：“大日本帝国政府，德意志政府和意大利政府认为万邦各得其所是持久和平的先决条件……”在该条约签订时颁布的天皇诏书也重申了这一点：
宣扬大义于八方，统一乾坤为一宇，实乃皇祖皇宗之大训，亦朕夙夜之所念。而今世局动乱不知何止，人类蒙祸不知何极。朕惟愿早日勘定祸乱，光复和平，轸念极切……兹三国间盟约既成，朕心甚悦。
惟万邦各得其所，兆民悉安其业，此旷古大业，前途尚远。
就在袭击珍珠港的当天，日本使节还向美国国务卿科代尔·赫尔（Cordell Hull）递交了一份声明，非常明确地陈述了这一点：
万邦各得其所乃日本帝国不可改动之国策。……维持现状同万邦各得其所之帝国根本国策完全背道而驰，帝国政府断然不能容忍。
这份日本备忘录是对国务卿赫尔几天前的备忘录的应答。赫尔在他的备忘录里引用了对美国人而言同样基本的四条原则：主权不可侵犯和领土完整；不干涉他国内政；依赖国际合作与和解；平等的原则。这些都是美国人对平等和不可侵犯的权利这一信念中的要点，不但是国际关系也是日常生活的基石。美国人向往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平等就为这一向往奠定了最崇高、最高尚的基础。对我们来说它意味着摆脱暴政、干涉和苛捐杂税，也意味着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和改善自己生活条件的权利。这是天赋人权的基础。即使我们在行动上有违平等的原则，我们依然维护它在道德上的权威，所以我们满怀义愤与等级制度斗争。
美国人自从建国以来就一直如此看待平等的问题。杰斐逊把它写进了《独立宣言》，宪法附加的《权利法案》也源于此。一个全新国家能够在自己的公共文件中写下这样正式的措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们反映了这片大陆上的男男女女在日常生活中正慢慢形成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种欧洲人完全陌生的生活方式。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早期，一个年轻的法国人，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de Tocqueville），在访问美国之后就“平等”写了一部书，成为了国际新闻报道中的一份重要文献。他是个聪明又富有同情心的观察者，能够看出这个陌生世界的许多优点。对他来说这个世界的确陌生。年轻的德·托克维尔生长在法国的贵族社会，一些当时还很活跃并有影响力的人依然记得法国大革命和随后拿破仑的严苛新法政对贵族社会带来了怎样的冲击和震撼。托克维尔对美国生活新秩序的欣赏体现了他的大方，但他依然是戴着法国贵族的有色眼镜在看世界。他的书是在对旧世界报告未来的新事物。他相信美国仅仅是一系列发展的先驱，同样的变化在欧洲也会发生，虽然会小有不同。
因此他不惜篇幅地报道这个新世界。这里人们真的认为彼此平等。他们的社交秩序建立在全新而又简单的基础上。他们以平等之人的方式交谈。美国人不在意等级制度礼仪的细枝末节；他们既不这样要求别人也不这样要求自己。他们喜欢说自己不亏欠任何人。这里没有古老的贵族式或罗马式的家族，控制旧世界的社会等级在这里消失了。这些美国人相信平等胜过一切；即便是自由这一原则在他们的生活中都经常被抛到脑后，但是他们却平等地生活着。
对于美国人来说，透过这个陌生人的眼睛看到他笔下一百多年前那些先辈的生活方式无疑让人振奋。自那以后我们的国家发生了许多变化，但是社会的基本纲领并没有变化。在阅读此书的过程中，我们意识到1830年的美国就已经是我们所知的美国。这个国家曾经有、现在也还有那么一些人，像杰斐逊时代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那样，倾向于一个更贵族化的社会秩序。但是即便是汉密尔顿之流也不得不承认我们这个国家的生活方式并不是贵族式的。
因此，在珍珠港事件前夕，当我们向日本陈述美国对太平洋地区政策所依据的高尚道德基础时，我们是在说明自己最信赖的原则。我们相信朝我们指出的方向前进的每一步都能改善这个不完美的世界。同理，日本人完全信奉“恰当地位”，是因为他们的社会经历在他们心中深植了这样的生活规则。几个世纪以来，“不平等”一直是他们有序生活的准则，而这一准则也最容易被预见或接受。承认等级制度的存在对他们来说就如同呼吸那样自然。但是这并不是西方人所认为的简单的西方式极权主义。无论是治人者还是治于人者都在遵循一种和我们完全不同的传统。现在日本既然已经接受了美国在日本国内等级制的最高权威地位，我们就更有必要把他们的习惯了解得一清二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看清在目前的处境中他们可能采取的行动。
尽管日本在近代进行了西方化改革，它仍然是一个贵族制的社会。日本人的每一声问候，每一次接触都必须表明他们之间社会地位差异的种类和程度。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吃”或者“坐”时，面对熟人或对上下级的用词都不一样。每一种语境都要用不同的“你”，动词也有不同的词干。换句话说，日本人和许多太平洋地区的其他民族一样，有“敬语”，使用时伴有恰当的鞠躬和下跪。所有这样的行为都由细致的规则和传统决定。一个人光知道对什么人需要鞠躬还不够，鞠躬的程度也大有讲究。对某个主人来说恰如其分的鞠躬，可能对另一个与致敬者关系稍有不同的人来说就是侮辱了。根据程度不同，鞠躬可以分为很多种，比如全身伏地、用前额叩首的大礼，或者轻轻点头或耸肩致意的简单行礼。每个人必须学习，并且早早地学习如何在各种场合使用合适的敬礼。
人们在交往时，不仅仅要考虑到阶级之间的差异，就连性别、年龄、家族之间的关系以及过去的交情都要放入必须考虑的范畴。即使是同样的两个人，不同的场合也会要求不同程度的礼仪：两个相熟的平民，平时根本不用鞠躬；但是当其中的一个穿着军服时，另一个穿着平民衣服的朋友就得向他鞠躬。对等级制度的遵循是一种艺术，需要平衡数不胜数的因素，某些因素在特定场合会相互抵消，某些却会起叠加作用。
当然有些人之间不必那么循礼。在美国，我们对自己家里人可以非常随便。我们一回到家就把哪怕是最轻微的正式礼仪都抛诸脑后。在日本，家庭则正是用来学习敬礼并无微不至地遵循礼节的地方。当母亲还把婴儿绑在自己背上时就会用手按低孩子的头；刚刚学步的幼儿所要学到的第一堂课就是如何向父兄致礼。妻子向丈夫鞠躬，孩子向父亲鞠躬，弟弟向兄长鞠躬，姐妹则不分长幼向所有的兄弟鞠躬。这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姿态，它意味着鞠躬者承认对方有权决定他的事务，哪怕他本人更倾向于自己做主。那些受礼者也同样承认随着自己的地位相应而来的某些责任。以性别、辈分及长子继承权为基础的等级制度是家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子女对父母的孝顺当然是日本和中国共有的一种美德，早在公元六至七世纪，日本就接受了中国关于孝道的系统理论，连同中国的佛教，儒家道义和世俗文化也一起采纳了。但是，孝顺的表现方式则不可避免地“入乡随俗”，以适应日本的家族结构。中国人至今仍被要求忠于自己的庞大宗族。宗族人口可以数以万计，有权管辖所有族人，并得到族人的支持。中国幅员辽阔，各地情况可能各有不同，但是在很多地区所有村落里的人都属于同一宗族。中国有四亿五千万人口，却只有四百七十个姓。所有同姓的人都认为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是同宗兄弟。一整个地区的人都有可能属于一个宗族，远居外地的家庭也可能是同宗同胞。比如像广东这样人口众多的地区，宗族成员们经常联合起来维护宏伟的宗族祠堂，在规定的日子里大家一起供奉多至上千的已故宗族成员牌位，因为他们都源自同一个祖先。每个宗族都拥有自己的土地、房产和庙宇，还有宗族资金，用于有前途的宗族子弟的教育。宗族记录自己分散的成员，并刊印精致的族谱，每隔十来年就更新一次，公布所有有权享受本宗特权的名字。一个宗族甚至有自己祖传的家法，如果宗族不同意当权者的意见，可以依此拒绝把宗族犯人交给国家。在帝制时代，官府以国家名义漫不经心地治理这些半自主的庞大宗族，朝廷一般委任外乡人作为统领官员并定期调任。
日本则大为不同。一直到十九世纪中期，只有贵族家庭和武士家庭能够使用姓氏。姓氏是中国宗族系统的根本，没有姓氏或类似的东西就没法发展宗族组织。一些部落里的族谱就起到了类似姓氏的作用。但是在日本只有上层阶级有家谱，即便如此，他们记录的方式也是像美国的“美国革命妇女会”（Daugh-tersof American Revolution）那样，从在世的人追溯其先辈，而不是从古到今地包括所有出自同一祖先的人。这两者区别很大。除此之外，日本还是一个封建国家，个人的效忠对象不是庞大的亲属集团，而是封建领主。领主是长居本地的最高领袖，和中国短期任命的外地官员完全不同。在日本，人们看重的是一个人属于萨摩藩或者肥前藩。个人的依靠在于他所属的藩。
另一个把宗族制度化的方法，是在神社或圣地祭拜远祖或宗族神灵。这对日本没有姓氏或家系的庶民来说是可行的，但是日本没有崇拜远祖的流习。庶民们祭拜神社是由所有村民聚集在一起来参加的活动，而不必证明是否有共同的祖先。他们被称为社神的孩子，因为他们都生活在社神的领地内。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定居几代以后的村民之间往往都会有亲戚关系，日本的村民当然也不会例外。但是他们不是由一个共同祖先繁衍下来的紧密的宗族组织。
对祖先的祭拜则另有所在，家里起居室的佛龛通常供奉着六七位近来的逝者。日本所有的人，不论阶层，都同样每天在这个佛龛前行礼，摆设食物供奉已故的父母、祖父母及近亲，以示对他们的纪念，佛龛里供放着类似微型墓碑的牌位代表逝去的亲人。墓地里，曾祖辈的碑文即便已无法辨识也不会被重新刻写，三代以上的祖先很快被遗忘。日本人的家族关系非常疏离。从这点看，他们可能和西方社会，尤其是法国人的家族关系最为接近。
因此，“孝道”在日本仅仅局限于面对面的家庭成员之间。这意味着每个人根据辈分、性别和年龄在一个小团体里确立各自的恰当地位，这个团体往往只包括自己的父亲、祖父、他们的兄弟及后代。即便重要的家族里可能存在比较庞大的亲族团体，大家族也往往分为几支，次子及以下都自立门户。在这个狭小的面对面接触的团体里，对于本分的规定详尽而又细致。长者在正式引退前必须得到绝对的服从。即使在现在，如果一个男子，其父没有引退，哪怕他已有成年子女，也要事事通报自己的父亲同意。父母可以安排或者解除子女的婚姻，哪怕子女已经三四十岁。父亲作为一家之主，吃饭时要把食物先端给他，洗澡时第一个享用家庭浴池，对家庭成员的深鞠躬只需要点头致意。日本有一个流行的谜语可以这样翻译成我们的双关语谜：为什么想要向父母提意见的儿子就好比是想要长头发的和尚？（佛教僧侣都是剃光头的）。谜底是：根本无发/法。
“恰当地位”不仅意味着辈分的差别，也包括年龄的差别。当日本人想要表达彻底混乱这个意思时会说“非兄非弟”，就像我们说非鱼也非鸟，因为对日本人来说必须严守自己长子的角色，就如同鱼必须待在水里，长子是继承人。到过日本的人提到“在日本，长子从小就表现出来那种责任感”。长子很大程度上享有父亲的特权。在过去，他的弟弟们早晚要不可避免地依赖他；现在，特别是在乡镇和村落里，长子往往留守在老家，而他的弟弟们可以闯出去接受更高的教育，得到更好的收入。但是旧的等级制度依然强大。
即便是在今天的政治评论中，有关“大东亚政策”的讨论依然生动地体现出长子的特权。1942年春天，一名中佐在代表陆军省发言时，就大东亚共荣圈这个话题这样表示：“日本是他们的长兄，他们是日本的弟弟。这个事实一定要让占领区的居民彻底明白。对他们太过体贴，他们就可能产生利用日本仁慈的倾向，进而危害到日本的统治。”换句话说，长兄替弟弟们决定什么对他们好，而且在执行过程中不应该表现出过多的体贴。
等级社会中一个人的位置，不论年龄大小，都取决于其性别。日本女人跟在丈夫身后行走，地位也低一等。有些女人即便在身穿西式服装时会和丈夫并排走并且率先出门；一旦穿上和服，她们仍然会退到丈夫身后。日本家庭中的女儿只有自力更生，所有的礼物、关心和教育基金都给了她的兄弟们。甚至在专为青年女子而建的高等学府里，指定的课程仍主要集中在教导礼仪和举止。她们所受的系统的智力培训完全不能和男孩们相比。有一位女校的校长主张中上阶层出身的学生学习一点欧洲语言，他认为这样做的好处是女学生们就可以在为丈夫的书籍拂拭灰尘之后，正确地将其归位书架而不会颠倒地放书了。
尽管如此，和大多数亚洲国家相比，日本妇女已经享有很大的自由了，而且这也不仅仅是西方化的一个阶段性现象。日本妇女从来没有像中国上层妇女那样需要裹小脚；现在的印度妇女更感叹日本妇女可以出入店铺，上下街头，从来不需要遮遮掩掩。日本妇女置办家庭用物，并掌管家庭财务。如有经济困难，她们可以从家里选择东西拿去典当。日本妇女指挥家里的仆佣，对子女的婚姻有很大的发言权，当她成为婆婆时，更经常是以严厉的手段管家，与唯唯诺诺的前半生判若两人。
在日本，辈分、性别和年龄的特权是很大的。但是行使这些特权的人并不像独裁者那样独断专行，反而更像受托人。父亲或长兄要对整个家庭负责，包括活着的、去世的和将要出生的。他必须做出有分量的决定并监督其执行。但是他的权威不是无条件的。他的行为必须符合家族荣誉。他得提醒儿子和弟弟家族的传统，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并激励他们不辜负这样的传统。即使他只是一个农民，也会提出“位越高”则对家族祖先的“任更重”。如果他属于地位更高的阶级，家族责任感的分量就更重了。家庭的需求要先于个人的需求。
在处理任何重要事务时，不论什么阶层，一家之长都会召开家族会议讨论。比方说有关订婚的会议，家族成员可能会从遥远的全国各地赶来。在做出决定的过程中，个人的性格也许能起到无法估量的作用。一个弟弟或者妻子都有可能影响最终的决定。一家之主如果不听取家族意见擅自行动，就会给自己带来诸多麻烦。对那些命运被左右的个人来说，这些决定可能非常难以接受。他的长辈们却丝毫不会动摇，他们自己一辈子都服从家族会议的决定，当然会同样要求自己的小辈服从决定。这种决定权的来源和普鲁士的情况大为不同，在普鲁士，父亲在法律上和习俗上都拥有对妻子儿女的绝对决定权。这并不是说在日本要求就不那么严格，只是造成的影响有所不同。日本人并没从家庭生活中学会重视专制权利，也没有养成轻易服从专制的习惯。服从家族意志的需要产生于另一个崇高的价值观，尽管要求繁复，这个崇高的价值观和每个人都休戚相关，那就是共同的忠诚。
每一个日本人首先在家庭的怀抱里学会等级制度的习惯，并把所学应用到更宽广的经济生活和政治领域中去。他知道要对“适当位置”里地位比自己高的人毕恭毕敬，无论他们是不是真的掌权者。即便是一个被妻子支配的丈夫，或者被弟弟支配的兄长，在表面礼仪上仍然得到尊敬。特权阶级之间的正式界限并不会因为某些个人在幕后运作而被打破。这个表面是不会为适应支配关系的实质而改变的，它永远牢不可破。某种程度上来说那些享受实权而不担正式名分的人还有策略上的好处，因为他们更不容易受到攻击。日本人也从家庭生活中了解到，一个决定之所以能够有极大的影响力，是因为家族成员坚信它能够维护家族荣誉。这个决定不是专制的家长一时兴起而强加的命令。家长更像是一个家族共同遗产的受托人，这个遗产包括精神和物质的层面，对家族的每个人都有重要意义，也同样要求个人意志的服从，每个人都不例外。日本人反对使用武力，但他们对家族要求的服从并不因此而减弱，对那些有身份的人的敬意也并不因此而减少。即使家里的长辈们很少成为强硬的独裁者，家族里的等级制度依然能得到有序维系。
美国人对人际行为显然有着很不同的标准，他们读到这些对日本家庭内部等级制度的简单描述时，并不能理解日本家庭里那种公认的强有力的感情纽带。每个家庭都非常团结，他们怎样达到这种团结就是本书的主题之一。同时，我们也要了解为什么他们在更为宽广的政治和经济领域同样要求实行等级制度，从而才能明白他们在家庭内部养成的习惯是多么彻底和根深蒂固，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
日本的等级体制体现在家庭关系里，也同样严格地体现在阶级关系中。日本历史上一直都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而有着上百年等级制习惯的国家都有某些特定的优点和弱点，这些优弱点都极其重要。在日本，等级制是贯穿历史记录的生活准则，甚至早在公元七世纪，日本就已经开始向无等级制的中国借鉴生活方式，以适应自己等级制的文化了。在公元七至八世纪的时候，大中华帝国的高度文明把日本使节看得目瞪口呆，于是日本天皇和他的朝臣们给自己定了一个任务，要用这些高度文明的习俗来丰富日本。为此他们不遗余力。在此之前日本甚至没有书面语言。公元七世纪时，他们才采用了表意汉字，并用来书写自己完全不同的语言。在此之前日本有一种自己的宗教，命名了四万个主管山头村落的神赐福于人，这种民间宗教几经变化延续到今天，就是现代的神道教。七世纪时，日本从中国全盘引入了佛教，因为它是一种“护国至善”的宗教
。在此之前无论官方还是私人，日本都没有宏伟的永久性建筑，天皇以中国都城为模板新建了一座都城奈良，还参照中国模式建了多所宏伟奢华的佛寺和僧院。天皇根据使臣来自中国的报道引进了头衔、官阶和律法。一个主权国如此成功有计划地引进他国文明，在世界各国的历史上都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但是从一开始日本就没能复制中国那种无等级的社会组成。日本沿用的官衔在中国是授予科举及第的行政官员的，在日本则给了世袭的贵族和封建领主。这些人成了日本等级体制的一部分。日本被分割成很多个半自主的藩地，各地的藩主都互相嫉妒、眼红彼此的势力，因此和领主及其家臣、侍从的特权相关的社会制度才有实际意义。不管日本怎样努力地输入中国文明，都无法照搬中国的生活方式，比如中国的行政官僚系统，或不分阶级把所有人团结在一个大宗族周围的宗族系统，都没能取代日本自己的等级制度。日本也没有沿用中式的世俗“皇帝”概念。日语对天皇家庭的称呼是“居于云上者”，只有这个家族的人才能成为天皇。改朝换代在中国是常事，在日本则从来没有发生过。天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那些把中国文化引进日本的天皇们和朝臣们无疑根本无法想象中国在这些方面做了哪些安排，他们也没法推测自己进行了怎样的变更。
正因如此，尽管日本从中国引进了各种文化，这个新文明仅仅是为延续数世纪的争端铺平了道路，争端的中心就是哪一个世袭的领主和家臣控制着这个国家。公元八世纪末，贵族藤原氏掌握了统治权，把天皇推到了幕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藤原氏的统治遭遇了封建领主们的抗议，整个国家陷入了内战，这时其中一位著名的领主源赖朝打败了所有对手，以“将军”这一古老的军事头衔成为了国家的实际统治者。将军的全称实际上就是“平定夷人的大将”。遵循日本惯例，源赖朝把这个头衔定为源氏家族世袭，直到后代无法压制其他封建领主们为止。天皇成了傀儡，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主持将军的授予仪式。他没有民事权力，实际权力掌握在所谓的幕府手中，幕府试图靠武力统治不听话的藩主。每个封建领主，即大名，都有自己的武装侍从，即武士。武士们听命于大名，在动荡年代时刻准备就敌对藩主或在位将军的“恰当地位”提出抗议。
十六世纪时内乱已经遍布全国。几十年的战乱后，伟大的德川家康战胜了所有对手，于1603年成为德川家的第一位将军。将军的称号在德川家传承了两个半世纪。1868年，将军和天皇的“双重统治”被废除，德川时代宣告结束，日本进入了近代时期。从很多方面来看这个漫长的德川时代都是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时期之一。它在日本维持了武装和平，直到最后一代，并施行了中央集权系统，很好地服务于德川氏利益。
德川家康曾面临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也选择了一个有难度的解决方案。内乱中有些实力最强的藩地领主与他为敌，只有在最终溃败之后才向他低头。这些就是所谓的旁系“外样”大名。家康依然让他们统领自己的藩地和武士，事实上日本所有的封建领主在自己的领地上都继续享有最大限度的独立。但是他把他们排除在自己的家臣之外，也不让他们担任重要职务。这些重要位置都留给嫡系的“谱代”大名，即内战中家康的支持者们。为了维持这种困难的管理体制，德川氏的策略是防止封建领主积蓄力量，阻止其中可能威胁将军统治的大名联合起来。为了在日本维持和平与德川家的统治地位，德川氏不仅没有废止封建体制，反而试图进一步强化它，使其更为严密。
日本封建社会的阶层化非常复杂，每个人的地位都是世袭的。德川氏巩固了这一系统，并规定了每一阶层的日常行为细节。每户的家长必须在自家门口贴上告示说明他的阶层地位，和有关世袭身份的必要事实。他能够穿什么样的衣服，买什么样的食物，可以在什么样的房子里合法居住，都根据世袭的地位决定。皇族和宫廷贵族以下，日本共有四个阶层，按等级次序由高到低排列如下：武士、农民、工匠和商人。地位最低的就是流民了。流民中为数最多而又最出名的就是“秽民”，即那些从事禁忌行当的人。他们有捡垃圾的，埋葬死刑犯的，也有剥动物皮和制革的。他们是日本不可接触的一群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无法计数的一群人，因为连经过他们村落的路段都不计入里程数，仿佛这片土地和这片地区的居住者根本不存在。他们极度穷困，虽然职业有保障，却存在于正式的社会架构之外。
商人仅排名在流民之上。无论美国人看来有多奇怪，这在封建社会是非常真实的。一个商人阶层的存在总会扰乱封建制度。随着商人日益发达并受到尊敬，封建制度就渐渐败落。当德川氏在十七世纪下令断绝日本对外交流时，他颁布的是有史以来所有国家中施行的最为严厉的锁国法令。他们以此削弱了商人的立足之地。当时日本在整个中国和朝鲜沿海都有贸易，本不可避免地推动了整个商人阶层的发展。德川氏终结了这一切，因为制造或营运大于某一固定尺寸的船只都可以被处以极刑，得到许可的小船既不能航行到大陆，也无法运载商品。各藩的边境之间设立了关卡，严格管理防范货物的进出，国内贸易也因此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其他法律则侧重于强调商人低下的社会地位。奢侈取缔令明文规定了他们可以穿的衣服，可以拿的伞，和婚丧的开支额度。他们不能住在武士区。面对武士刀和拥有特权的武士，他们没有任何法律保护。试图把商人压制在较低地位的德川政策当然不适用于货币经济，而日本当时就是在货币经济基础上运行的，所以它的失败是必然的。不管怎么样，德川氏还是尝试了。
对于一个稳定的封建制度而言，武士和农民是其依赖的两大阶级，因此德川政权对这两个阶级做出了严格的规定。在家康最终平定内乱之前，大军阀丰臣秀吉已经用其有名的“刀狩令”完成了对武士和农民两大阶级的分离。他剥夺了农民的武器，给了武士佩刀的特权。武士不再能够兼职农民、工匠或商人。即便是最低下的武士也不能合法地成为一名生产者，他成为了寄生阶级的一员，靠从农民身上抽税获得每年的俸禄。大名控制着这种米租，按份额分配给每个随从武士。武士从哪里谋求生计毋庸置疑；他完全依赖于领主。在日本历史的早期，封建领主和手下武士之间的牢固纽带是在不间断的藩地战争中结成的；在和平的德川时代，这种纽带则变成经济性质的了。因为日本的武士和欧洲中世纪的骑士不同，既不是拥有领土及农奴的小领主，也不是历险求财的兵士。他依靠的是一份固定但数目不大的俸禄，其俸额早在德川初年时就已确定。日本学者估计过所有武士的平均俸禄大概与当时农民所挣的钱差不多，仅够勉强伕口。
对这样的家庭来说最大的缺点就是要在继承人中平分这份俸禄了，因此武士家庭都限制自己的家庭人口。他们最讨厌的就是靠财富和炫耀赢得的声望，所以他们在武士准则中非常强调把节俭当作最高美德。
一道鸿沟隔开了武士和其他三个阶层：农民、工匠和商人。后三种是“庶民”，武士不是。武士们凭着特权佩刀，刀代表着他们的阶层，而不仅仅是装饰。他们有权对平民用刀。德川时代之前的武士们就习惯这么做。德川家康无非是用法令把旧习合法化了：“对武士行为无礼或对上司不敬的平民可就地斩首。”德川家康完全不曾计划在庶民和武士这两个阶层间建立起互相依靠的关系。他的政策是建立在严格的等级制度基础上的。两个阶级都由大名统领，各自直接隶属大名，他们就仿佛在不同的阶梯上。每个阶梯的上上下下都有自己的法律、规定、管理和义务，两个阶梯上的人之间则只有距离。情势所迫时这两者之间的分隔曾一次次被打破，但那不是体制的组成部分。
在德川时代，武士已经不仅仅是舞刀弄剑的武夫，他们渐渐地成为各自领主产业的管事，有些则成为精通能剧和茶道之类风雅艺术的专家。掌管各种礼仪也成为了他们的责任，大名的种种密谋也都由他们巧妙地执行。两百年的和平是很长的一段时间，个人使用武力是十分有限的。就像商人们在等级规定的限制下，依然发展出一种追求舒适高雅的城市生活方式；武士们尽管随时可以拔刀相向，也发展出了风雅的技艺。
农民们尽管在法律上无法反抗武士，又身负沉重的米粮税，并受到其他种种限制，但是他们还是受到某种程度的保护。他们对田地的所有权得到保障，而在日本，地产赋予了一个人声望。在德川氏的统治下，土地不得永久让渡是对耕种者而言的，与欧洲的封建社会不同，这条法律保护了耕种者的利益，而不是封建领主的利益。农民对自己最为重视的东西拥有永久的耕作权，他也同样勤勤恳恳、不辞劳苦地耕作，直到今天他的子孙们依然以同样的态度耕种稻田。尽管如此，农民就像是传说中撑起地球的大力士阿特拉斯，他们支撑起人数约两百万的整个上层寄生阶级，其中包括了将军的幕府，大名的各种府邸机构，以及武士。农民们被课以实物税，也就是说，他把自己收成的一定比例上交给大名。相比另一个水稻国家暹罗，它传统的赋税是百分之十，而在德川氏的日本则是百分之四十，实际上甚至更高。有些领地的税高达百分之八十，农民还要经常被征用或服徭役，极大地消耗了他们的时间和精力。就像武士们一样，农民们也限制自己的家庭规模，整个日本的人口在德川氏执政的几百年里几乎保持不变。对一个处在长期和平的亚洲国家而言，这些不变的人口数字很能说明统治政权的问题。它对领俸禄的侍从阶层和生产阶层的限制如斯巴达式的苛刻，但是每个依赖者和上级之间的关系相对而言却比较可靠。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义务、权利和地位，如果这些权利、地位受到了侵犯，最穷困的人也会抗议。
农民们即便再穷困潦倒，也会向封建领主进行反抗，有时甚至还会向幕府的执政者反抗。在德川执政的两个半世纪里，至少有一千起这样的抗议。抗议的缘由不是“四成归王公，六成属耕者”的传统重税，而全都是反对额外的附加税。一旦忍无可忍，农民们就大量聚集游行反对领主，但是请愿和审判的步骤还是有秩序的。农民们起草正式的、要求公正的请愿书，上交给大名的内臣。如果请愿书被中途截走或者大名置之不理，他们就派代表上京向将军府递交状纸。在一些著名的案件中，农民们为了保证成功递交诉状，甚至趁江户（东京）城内的有些高官坐轿过街时把状纸塞到轿子里。不管农民们为了递交诉状冒了多大的险，幕府的官员收到状纸后会进行调查，大概有一半的判决有利于农民。
然而幕府对农民们申诉的判决并不意味着日本的法律和秩序允许他们这样做。农民们的抱怨也许事出有因，政府满足他们的要求也许是可取的，但是农民领袖们依然违反了严格的等级有别的法律。不管判决是否对他们有利，他们都违反了对主人忠诚这一核心法律，这一点不能被忽视。他们因此将被判处死刑。他们行为动机的正确性与此毫无关系。即使是那些受罚的农民也接受这种必然结果。被判刑的人是他们的英雄，人们大量地涌到刑场，领头人物在这里或被滚油烫死，或被砍头，或被钉上木架，但现场的群众不会暴动。这就是法律和秩序。他们也许会在事后为死者修建祠堂，把他们当作烈士供奉，但是农民们接受死刑，因为这是他们赖以生活的等级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简而言之，德川的将军们试图巩固每个藩地里的等级结构，让每一个阶级都依赖于封建领主。大名处在每个藩地等级结构的最高点，他可以对所有依赖他的人行使特权。将军的最大行政难题就是怎样控制大名们。他极尽可能地阻止各大名之间进行联合或实行侵略计划。各藩地的边境设有官员检察通行证并征收关税，对“出境的女子和入境的枪炮”严格把关，以免任何大名把自己的姬妾送走，并走私武器入境。任何大名想要联姻都必须得到将军的许可，以免联姻导致危险的政治合作。藩地之间的贸易重重受阻，以至于到了“有桥不能过人”的地步。将军密布眼线，对大名们的开销相当了解。一旦哪个大名库存富裕起来，将军就要求他承担开销不菲的公共工程，使其不得逾矩。所有规矩中最有名的就是每个大名必须每年在江户居住半年，即使回到自己领地上的住所之后，依然必须把妻子留在江户作为将军的人质。通过上述种种手段，当政者保证了自己的优势，确立了自己在等级制度中的统治地位。
当然，将军并不是这个拱门式结构的最关键拱顶石，因为他是以天皇授命的方式来执政的。天皇及其世袭的宫廷贵族们（公卿）被孤立在京都内与世隔绝，并没有实权。天皇的财力还不如一些无足轻重的大名，宫廷礼仪也得严格遵守将军的规定。但是即便是最强大的德川将军也没有任何要取消这种天皇和摄政者双重统治的意思。这在日本有旧例可循。自从十二世纪以来，将军就以天皇名义统治国家，而天皇则没有实权。曾有几个世纪，这种双重统治的职能演变到了一个极端的地步：一个有名无实的天皇把政权委托给一个世袭的世俗首领，而真正的执行者则是那个首领的世袭顾问。这种层层委托的现象非常普遍。即使是在德川统治接近崩溃的时期，美国海军指挥官佩里（Perry）也没想到要征询天皇的意见。他们早已忽略了将军背后还有天皇的存在。我们的首任驻日公使唐森德·哈里斯（Townsend Harris），在1858年和日本谈判第一个通商条约时，才慢慢在谈判中悟到，实权者的背后还有一个天皇。
事实是，日本对天皇的定义在太平洋地区的岛群中频频可见。他是神圣的首领，却不一定参与日常管理。有些太平洋岛群的首领直接参政，另有一些岛群的首领则授权给别人。但是一致不变的就是首领本人是神圣的。新几内亚的部落中，神圣的头领是绝对不可冒犯的，他非但不能自己进食，连别人喂他时所用的调羹也不能碰到他神圣的牙齿。他出国时必须时刻有人抬着，因为一旦他的圣足踏在哪块土地上，那地方就自动成为圣地，必须转为该头领所有；他的头特别不容侵犯，没有人能够碰触；他的话能直达部落神灵。某些太平洋岛群上，例如萨摩亚岛和汤加岛，神圣头领并不纡尊降贵参与世俗生活。所有的政务由一个世俗的头领料理。詹姆士·威尔逊（James Wilson）曾在十八世纪末到过位于东太平洋的汤加岛，他记录“那里的政府和日本的政府最为相像，神圣的皇帝都成了某种程度上军事首领的政治犯”。
汤加岛的神圣头领被隔绝在公共事务以外，但是他们执行宗教仪式的任务。花园收获的第一批果实必须供给他们，由他们执行一个仪式之后人们才能开吃。一旦神圣头领去世，讣告中要称其“上天空了”。他会被隆重地葬在皇室墓地，但他从未参与政府管理。
尽管天皇毫无政治权力，好比“某种程度上军事首领的政治犯”，但根据日本人的定义，他在等级制度中占取了一个“恰当地位”。对日本人来说，天皇是否积极参与日常事务，并不是用来衡量他地位的标准。天皇在京都的宫廷对他们来说也很重要，因此才能历经数世纪征夷大将军的漫长统治而得到保存。只有在西方人的眼里，天皇的角色才显得多余。日本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就很不同，因为他们在各个方面都习惯了等级制度中对各个角色的严格定义。
从流民到天皇，日本封建时期对等级制度的明确规定对近代日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毕竟，封建统治在七十五年前才合法结束，深入人心的国民习性则很难在有生之年消失。下一章就会讲到，尽管国家的目标急剧变更，近代日本的政治家们依然处心积虑地保存现有制度的大部分。相比其他任何主权国家，日本人都更加习惯生活在一个细枝末节都有章可循，个人地位被明确规定的世界里。两个世纪以来，这个世界的法律和秩序都是靠铁腕和强权来维持的，因而日本人渐渐把这个细细划分的等级系统等同于安全和保障。只要他们不出格，安分地履行自己的义务，这个世界就是可靠的。盗贼得到了控制，大名间的内乱得到了防止。如果臣民能够证明他人有逾矩行为，就能够像农民受剥削时那样上诉。这对个人而言虽有风险，但被允许。德川政权中曾有一位杰出的将军甚至设立了意见箱，供市民投递抗议书，只有将军本人才有钥匙开箱。这些都是真实的举措，保证日本国内有违规的行为会及时得到矫正。每个人只要信赖并遵循这个制度就能获得安全。勇气和正义体现在对制度的遵守上，而不是对它的修改或反对上。在标明的范围内，这个世界制度明确，因此在日本人眼里也就是可靠的。它的规定不是戒条那样抽象的道德标准，而是细致地说明在这样那样的场合该怎么做，面对武士该如何，面对庶民又该如何，面对长兄该如何，面对幼弟又该如何。
有些国家在强大的等级制统治下变得懦弱可欺，日本却没有。我们要认识到日本的各个阶级都得到了特定的保障，这一点非常重要。即使是流民也有垄断各自行当的保障，他们的自治团体也得到了政府认可。每个阶级都受到诸多限制，但是都有序而安全。
日本的等级限制也有一定程度的灵活性，这点就与印度不同。日本的习俗提供了好几种明确的办法，可以操纵现有制度而不粗暴违背惯例。一个人可以用好几种方法来改变自己的等级地位。在日本的货币经济下，放贷人和商人不可避免地富裕起来，有钱人就利用各种传统手段来渗入上层阶级。他们通过抵押和出租来成为“地主”。农民和土地虽然受法律保障不可分割，但是日本农场的佃租非常高，因此对地主而言，让农民留在土地上是有利可图的。放贷人就定居在一处收取佃租，这样的土地“所有”权在日本让人名利双收。这些人的子女通过和武士通婚，就成了士绅。
另一个利用等级体制漏洞的方法是收养。这就提供了花钱购买武士地位的途径。尽管德川政府有着诸多限制，随着商人们渐渐地富裕起来，他们就想把儿子过继给武士家庭当养子。日本人很少收养子，通常都是为女儿招收上门女婿，是为“赘婿”。他会成为岳父的继承人，但是付出的代价也不小，因为他将被自己家的户籍除名，而加入妻子家的户籍。从此他会改姓妻子的姓，并跟岳父母一起生活。代价虽高，好处也是巨大的。富商子弟成为了武士，而贫困的武士家庭则有了有钱的姻亲。等级制度没有受到冲击，依然一成不变，但是通过对它的巧妙操纵给有钱人提供了上层阶级的身份。
所以日本不要求各等级只在内部通婚。通过一些被认可的安排就可以实现等级之间通婚。结果就造成了富足的商人渗入下级武士阶层，这一现象很大程度上拉开了日本和西欧的差异。欧洲封建制度的崩溃是因为受到日益强大的中产阶级的压力，这一阶级统治了近代的工业时代。而在日本，这样强大的中产阶级就没有诞生。商人和放贷人都通过合法手段“买”来了上层地位，商人和下级武士形成了联盟。不得不令人惊奇并指出的是，当欧日的封建制度同时面临灭绝的威胁时，比起欧洲大陆来说，日本在更大程度上允许了等级之间的流动。日本社会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贵族和中产阶级之间发生过阶级斗争就是对这一点最好的证明。
这两个阶级达成的共同目标对双方都互惠互利，指出这一点并不难。这种双赢的情况在法国也出现过，在西欧也有个例能够证明。但是欧洲的等级制异常死板，阶级间的摩擦导致了法国对贵族财产的没收。而在日本，阶级间的距离缩小了，最终推翻衰落幕府的联盟就是商人、金融家和武士之间的联盟。近代的日本依然保留了贵族体制，但是如果没有特定手段来允许阶级流动的话，这种贵族体制几乎是不可能存活的。
日本人热爱并信赖其细致而又明确的行为体系是有一定原因的。只要服从规定，个人的安全就有保证。这个系统也允许对非法的侵犯提出抗议，只要手段得当还能利用它为自己谋利。它要求互相履行义务。当德川政权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崩溃时，日本没有一个团体赞成破坏这种系统。在这里没有发生“法国大革命”，连类似1848年“二月革命”的事件也没有发生。然而那是一个令人绝望的时代。从平民到将军，每个阶层都欠了放贷人和商人的债。仅仅要维持庞大的非生产阶级的吃饭问题和日常政府开支就已经相当困难了。逐渐为贫困所扰的大名们开始无力支付随从武士的俸禄，整个封建关系网成了笑柄。大名们试图通过增加农民们已经很沉重的租税来免于破产。他们提前征收几年的税，使农民们陷入了极度的贫困。幕府也已破产，无力维持现状。1853年当海军司令佩里和他的士兵们来到日本时，整个国家基本已濒临绝境。在他强行入侵之后，日本因无力抗拒，于1858年和美国签订了通商条约。
当时日本举国上下的呼声却是“一新”，即追溯过往，恢复旧观。这和革命正相反，甚至根本不是进步。和“复皇”口号相呼应的是同样得人心的“攘夷”口号。全国都支持的政纲旨在回到锁国闭关的黄金时代，只有极少数的领头人看到了此路不通，还为此遭到暗杀。日本这个不具革命性的国家会改变道路来迎合西方模式似乎毫无可能。更无法想象的是，不用五十年日本会以自己的立场和西方国家竞争。但是这一切就是发生了。日本运用自己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力量达到了一个目标，一个位高权重的集团和公众意见都没有要求过的目标。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西方人即使通过水晶球看到了未来也不会相信。天际连巴掌大小的云都没有，根本无从预示此后数十年将要席卷日本的暴风雨。尽管如此，不可能发生的事发生了。日本落后而又被等级制所累的民众突然走上了新道路，并且坚持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