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战争中的日本人

每个文化传统都有关于战争的正统观念，很多观念在所有的西方国家是相通的，哪怕细微处不尽相同。在西方国家之间的战争中，如何号召国民全力以赴投入战争，局部失利时如何安抚民众，阵亡和投降人数比例的某些规律，对待战俘的行为标准皆可预测，因为这些国家拥有一个共同的文化传统，其中甚至包括了战争。

所有日本偏离西方战争规范的地方都是我们研究他们不同的生活观和责任观的素材。我们的目的是系统地研究日本文化和行为，所以对我们来说哪些差异在军事上有关键意义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任何方面的差异都有助于提出关于日本人本性的问题。这些问题都亟需答案。

日本为其战争辩护的理由就和美国截然相反。它对国际形势有着不同的解释。美国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归罪于轴心国即日意德的侵略行为严重挑战了国际和平。不管轴心国是在满洲、埃塞俄比亚，还是在波兰夺权，都证明了它们走上了欺凌弱小的邪恶路线。他们违背了“互不相扰”和自由贸易“门户敞开”的国际公约。日本则从另一个角度看待二战的起因。如果每个国家都有绝对的主权，那么世界就必然处于无政府状态。日本有必要通过战争来建立等级秩序，当然，只有日本能够领导这一秩序，因为只有它才全国上下井然有序，人人理解“各得其所”的必要性。日本本土已经实现统一与和平，消灭了盗匪，修建了公路，兴起了电力和钢铁产业。他们自己的官方数据表明百分之九十九点五的下一代在公立学校里接受了教育。根据日本的等级制度，下一步就该提拉落后的小弟弟：中国。因为大东亚地区人种相同，日本就应该先消灭美国在该地区的势力，再来消灭英俄，最后取得自己应有的地位。那时就实现了世界大同，各国都在国际等级体系里拥有固定的位置。下一章我们将研究日本文化中这个等级制度有着什么重要意义。对于日本来说这个梦想并不奇怪，不幸的是被它占领的国家并不认同。即便战争失败也没能让日本对自己的“大东亚”理想进行道德批判。即便是没怎么受军国主义毒害的日本战俘也几乎从不质问日本对亚洲大陆和西南太平洋的野心。日本将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保持某些与生俱来的态度，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对等级制度的忠诚和信念。这对热爱平等的美国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但是我们有必要了解日本人指的等级制度是什么，他们把什么优势归功于这种制度。

同理，日本把战争胜利的希望也放在一个和美国不同的基础上。他们宣扬的日本必胜，是精神对物质的胜利。美国国土辽阔，军事装备先进，但是那算什么？这些日本早有预见，不以为虑。日本人从他们著名的报纸《每日新闻》上读道：“要是我们害怕数字，这场战争根本就不会开始。敌人的丰富资源又不是这次战争创造的。”

即便是在日本打了胜仗之后，日本的官员、总指挥和士兵都反复强调这不是军事装备上的较量，而是他们用对精神的信念来对抗我们对物质的信念。当我们占上风时他们反复宣扬在这场较量中物质力量终将失败。在塞班岛和中途岛战役溃败时，这个教条便很自然地成为了托词，但它并不是专门用来给失败作借口的。在日本节节胜利的数月中，这是他们的号角。远在珍珠港事件之前，这个口号就已经深入人心了。在三十年代，狂热的军国主义者和曾经的陆军大臣荒木在《致全日本国民》的宣传手册里写道：日本国的“真正使命”是“将帝国之道宣扬四海发扬光大。力之不逮不足为虑，区区物质何以为虑”。

事实上，哪个备战的国家会不担心？日本自然也不例外。整个三十年代日本的国民总收入用于军备的比例增加惊人。袭击珍珠港时几乎一半的国民收入是用在了海陆军上，政府用于民事管理的支出仅占百分之十七。日本和西方国家的差别并不在于日本忽视军备，而在于战舰大炮对他们来说仅仅是永恒的“日本精神”的表面象征，就像武士刀象征的是他们的美德一样。

如果说美国自始至终坚持什么都要“越大越好”，那么日本同样坚持了对于非物质资源的鼓吹。两国同样以倾国之力搞生产，但日本的动员工作是基于自己的国情的。他们宣传精神就是一切，永恒不灭。物质虽然也必不可少，却是次要和从属的。“物质资源有其局限，”日本的广播电台这样嚷道，“它们无法持续千年不变。”这种对精神的依赖在战争中也可见一斑。日本的战术问答手册里就有这么一句口号“以我们训练的质量抵抗敌人的数量；以我们的血肉抵挡敌人的钢刀”，这句口号由来已久，并不是为了这次战争而量身定制的。日本的战争手册开头就是这么一行粗体字：“读罢此书，无往不胜。”日本的敢死队可以驾着小飞机自杀式撞击美国战舰，这些事迹更是没完没了地被当作精神压倒物质的标本来宣传。敢死队以“神风”为名，就是因为十三世纪成吉思汗想要入侵日本时一阵“神风”吹得他的船队七零八落，日本因而得免。

即便在民事环境中，日本当局也是切实地把精神战胜物质当真理。例如，老百姓不是因为工厂里十二小时制的工作和整夜的轰炸而疲倦吗？“身体越沉重，斗志更昂扬！”“训练越劳累，结果越精彩！”冬天老百姓在防空洞里不是挨了冻吗？大日本体育协会在广播里教大家做御寒体操，不但能够代替取暖设备和被褥，甚至还能代替老百姓正常所需却又供给不足的粮食。“肯定有人要说吃的都不够了谁还有心思做体操？这话不对！越是没吃的，越要通过其他方式提高体力。”这就是说，必须通过花费更多的力气来提高体力。这种不遵循能量守恒的想法对美国人来说很不可思议。因为美国人总认为一个人有多少体力取决于前一晚是否睡够了，饭是不是吃饱了，有没有受冻了。而日本人觉得这种观点太物质化了，他们根本不相信贮存能量的计算法则。

二战中，日本的广播更极端。他们甚至宣传战斗中人的精神可以克服肉体的死亡。曾有广播这样描述一名英雄飞行员和他征服死亡的奇迹：

当空战结束后，日本飞机以三架或四架一组的小队型飞回了基地。最先回来的人中有一名大尉，从飞机里下来后便站在地上透过望远镜盯着天空看，点数他的下属归来的飞机。他看上去十分苍白，站得却很稳。当最后一架飞机着陆后，他写了一个报告就去总部汇报。当他向长官汇报完毕后却突然倒在了地上。在场的军官们急忙施救，他却已经死了。检查他的尸体才发现尸身早已冰冷，胸部中了致命的一弹。刚死的人不可能像这名大尉一样浑身冰冷。他一定早已殒命，只是他的灵魂支撑着回来汇报。这样的奇迹一定来自于大尉深重的责任心。

美国人当然会觉得这个故事荒唐之极，但受过教育的日本人却不觉得可笑。他们认为日本的听众也不会觉得这个故事是编造的。首先他们指出广播真实地提到了这名大尉的事迹是个“奇迹”。再说为什么不可能？灵魂是可以训练的，很显然这个大尉是个自我训练的大师。如果全日本都知道一个淡定的灵魂可以千年不散，那么一个责任至上的空军大尉用灵魂去支撑肉体几个小时又有什么困难呢？日本人相信特定的训练方式可以强大人的精神力量。这位大尉显然深得其道，受益匪浅。

作为美国人，我们完全可以把日本人的这些荒谬理论斥为穷苦国家的借口或鬼迷心窍。但是，如果我们真这么想，就无法好好跟日本人打交道，无论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年代。这些日本人深镌于心的信条源自某些禁忌和对某些事物的排斥，或某些特殊的训练和纪律，他们绝对不是单独的怪异现象。明白了这一点，美国人才能理解日本投降时承认“单靠精神是不够的”和“‘用竹枪’防守阵地是一种幻想”是什么意思。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能够充分领会他们这番话的意义：日本人承认了“日本精神”并非万能，无论是战场还是工厂，美国人民的精神都足以和它匹敌。正如他们战败后承认的那样：战争中他们“淫浸在主观中”。

除了等级的必要性和精神至上说，日本在战时的各种说法对一个研究比较文化的人来说都很有启示。他们一直谈论安全和士气都只是相对预警而言。不管是平民被轰炸，塞班岛失利，还是菲律宾失守，日本官方对民众的说辞都是“这些早在预料之中，无需惊慌！”这样的广播宣传不遗余力，明显指望以此安慰民众，好让他们相信一切仍尽在掌控之中。“虽然美军攻占吉斯卡岛使日本暴露在美军轰炸圈内，但是我们对此早有估计，并做好充分准备。”“敌人毫无疑问会采取海陆空的联合进攻，但是这些都在我们的预料之中。”连战俘们都认为对日本的轰炸无法削弱他们在本土的作战力，“因为他们早就有了准备”，甚至连那些认为胜利无望，希望日本早点战败的战俘都这么想。当美国人开始轰炸日本城市时，日本航空制造协会的副会长在广播里这样说：“敌机终于来到了我们的头顶。但是对我们这些飞机制造产业的人来说，这是早有预见和准备的，所以没什么可以慌乱的。”日本人只有假设自己预见了一切并作了充分的准备，才能自欺欺人地宣称一切都是他们要求的，而不是别人强加给他们的。“我们不应该认为自己被动地受了攻击，应该想这是我们主动地把敌人引向我们。”“敌人，想来就来吧！我们不会说‘该来的终于要来了’。相反，我们会说：‘我们等待已久的终于来临了。我们很高兴这一天的到来。’”海军大臣在国会上这样引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伟大的日本武士西乡隆盛的一番话：“世上的机会有两种，一种是碰巧凑上的，一种是我们创造的。面临大难时，我们必须自己创造机会。”据广播报道，当美军进军马尼拉时，山下（奉文）将军大笑着说：“现在敌人已入我们腹地……”，“继敌人在仁牙因湾登陆后，马尼拉迅速沦陷，这些都在山下将军的神机妙算之中。将军的部署正在取得不断的进展。”换句话说，失败才是胜利。

美国人正相反。美国人正是因为被迫应战才全力投入。我们被攻击了，所以得以牙还牙。就珍珠港和巴丹事件而言，发言人在安抚美国上下民众时绝对不会说“这些都在我们的计划预料之中”。相反我们的官员说的是：“敌人这是自取灭亡，我们一定会给他们点颜色看看。”美国人一辈子都在面对来自环境的不断挑战，所以时刻准备着应战。日本的生活方式讲究事先计划安排一切，并视未知为最大威胁，这样他们才能放心。

日本战时行为的另一鲜明特征也很能反映日本人的生活。他们一直不断地提到“全世界的眼睛是怎样关注着他们”。因此他们必须全面表现出“日本精神”。美军登陆瓜达尔卡纳尔岛时，日本士兵收到的命令却是现在他们受到了世界的直接关注，必须表现出自身的素质。日本海军受到警告说万一被鱼雷击中被迫弃船用救生艇求生时，必须举止得体，否则“会被全世界取笑，美国人还会拍成电影到纽约放映”。他们非常看重自己展现给世界的一面。这种想法也深深植根于日本文化。

日本人的态度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他们对于天皇的态度。天皇对臣民有什么样的威慑力？有些美国当权者指出日本七百年的封建历史中天皇都只是一个影影绰绰的傀儡。每个日本人都首先要效忠于他的领主，即“大名”，还要效忠于大元帅，即“将军”。是否忠于天皇从来都不是问题。天皇被安置在闭塞的皇宫里，所有的仪式和活动都得遵从将军的严格规定。即使是一个地位很高的封建诸侯想要拜见天皇都是叛国罪，所以对于广大老百姓来说天皇等于不存在。这些美国学者坚持只有通过历史才能了解日本。一个从人们黯淡的记忆中捧出来的天皇怎么可能成为日本这样一个保守国家的人心凝聚点呢？他们认为反复强调天皇对民众影响的日本评论家们都言过其实，他们的坚持反倒证明了他们论据的脆弱。因此，没有理由要求美国在执行战时政策时特别小心谨慎地对待日本天皇。正相反，他们认为我们有一切理由全力攻击这个日本新推出的邪恶元首。天皇正是日本现代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神道教的中心，如果我们能够削弱或挑战天皇的神圣不可侵犯性，那整个敌国的结构都会倒塌。

许多了解日本，也看过前线及日本本国报告的有识之士则持相反意见。在日本生活过的人都知道，贬低或攻击天皇的言辞最容易激起民愤并激发日本人的士气。这些有识之士不相信日本人会把攻击天皇等同于攻击军事主义。他们见证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日本，民主的标语当道，军事主义完全失去民心，很多军人不换下军服改穿便装就不敢在东京上街。但即便如此，百姓对天皇的尊敬也丝毫未减。这些在日本住过的美国人坚持不能把日本人对天皇的崇敬和德国人对希特勒的尊崇等同。后者只不过是衡量纳粹党派得势程度的晴雨表，受制于法西斯政府的恶行。

日本战俘的证词也证明了这种观点。他们与西方士兵不同，没有受过指导，不知道被俘后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对所有话题的答复都是惊人地毫无章法。这种缺乏训练的现象当然是因为日本的不投降政策，这一点直到战争的最后几个月才有所改善，而且仅限于有限的几个部队。这些战俘的证词在日本军队中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值得注意。因为他们之所以被俘绝大部分是因为受伤或昏迷无法抵抗，而不是因为士气低落而投降。如果是后者，那他们的证词也许就不具备典型性了。

日本战俘中的顽固分子把自己的极端军事主义归咎于天皇，他们是在“执行天皇旨意”，“为天皇分忧”，“为天皇效死”。“天皇带领大家开战，服从是我的天职。”但是那些反对现阶段的战争和未来侵略计划的人同样把和平的想法归功于天皇。每个人对天皇都有自己的理解。厌倦了战争的人用“爱好和平的陛下”指代天皇；他们坚持天皇“一直是开放而反战的”。“他受了东条英机的骗。”“满洲事件证明了他是反对军部的。”“战争的开始没有得到天皇的许可。天皇不喜欢战争也不会允许自己的子民被拖入战争。他不知道自己的士兵有多受罪。”这些陈述和德国战俘完全不同。不管德国人怎么抱怨希特勒被自己的将军和指挥们背叛，他们都把战争的起因和准备归罪于希特勒的煽动。日本战俘们则明确表现出他们对天皇一家的崇敬是可以与军事主义和激进的战争策略区分开来的。

但是对他们而言，天皇和日本是一体的。“没有天皇的日本就不是日本。”“没法想象没有天皇的日本。”“日本天皇是日本人民的象征，是他们宗教生活的核心。他是宗教圣物。”他也不应为日本战败承担责任：“人民不认为天皇该为战争负责。”“万一战败，内阁和军队领导该受责备，绝非天皇。”“就算日本这次战争失败，老百姓百分之一百地继续崇敬天皇。”

美国人习惯了带着怀疑的眼光评判所有人，可能会觉得这种天皇高高在上无可非议的统一意见有点虚假。然而这就是战败的日本的心声。审讯经验最丰富的老手们作证，他们完全没有必要在每张询问单上记录“拒绝发言反对天皇”。所有的人都拒绝了，包括那些和盟军合作，对日军进行广播的人。所有收集起来的日军战俘审问记录里只有三份是轻微地反天皇的。只有一个人把话说到了“让天皇继续在位是个错误”的分上。另一个说“天皇是个软弱的人，傀儡一个罢了”。第三个则仅仅表示天皇有可能退位给太子，如果废除君主制的话日本女性可以获得自由，就像她们羡慕的美国女性一样。

因此，日军指挥官们便多处利用这种举国对天皇的崇敬。他们分发给部队“来自天皇”的香烟；天皇生日时领导军队面向东方三鞠躬，并高呼“万岁”；“即使部队日夜处于轰炸之下”，将领们早晚和部队一起朗诵天皇通过《军人敕谕》亲自下达给军队的“圣旨”，“朗读声响彻丛林”。好战分子也竭尽所能地利用向天皇尽忠的吸引力。他们号召部下“完成天皇陛下心愿”，“为天皇陛下除忧”，“表现你对天皇陛下的尊敬”，“为天皇献身”。但是这种对天皇意愿的遵从也有两面性。正如许多战俘说的，“只要天皇令战，日本人会毫无疑问地战斗到底，哪怕只有竹竿。同样的只要天皇令和，他们可以立刻停止战斗”；“只要天皇有令，日本人明天就可以罢战”；“就算是满洲的关东军也会放下武器”，他们是最为好战和信奉军国主义的；“只有天皇的话能让日本人民接受战败，心甘情愿地开始重建。”

一方面日本人对天皇无条件地忠诚；另一方面他们对其他任何人又都有意见，这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无论是日本的报纸杂志，还是战俘的供词，都不乏对政府和军队领导的批评。战俘纷纷批判自己当地的长官，特别是那些没有和士兵同甘共苦的。他们对那些自己坐着飞机撤退而不顾部队死活的长官最有意见。通常他们会表扬几个军官，又批评另外几个。事实表明他们完全能够区分事物的好坏。即使是本土四岛的新闻报纸和杂志也批评“当今政府”，号召更强的领导力，更好的协调工作，甚至批评对言论自由的限制。1944年7月东京一家报纸报道的一个讨论会就是很好的例子。会上云集了报刊编辑、前国会议员及日本极权主义党派大政翼赞会的领导人。其中有人发言：“动员日本人民的方法有很多种，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言论自由。最近几年，人们无法把真实想法宣之于口。他们怕说了之后被谴责。人们犹豫不决，只敢对表面问题进行修补，结果造成公共意志的薄弱。这样根本无法发展人民的力量。”另一个发言者在此基础上更进了一步：“我几乎每晚都和选区的人们会谈，问他们对很多事物的看法，但是他们都害怕发言。言论自由被禁了，这样绝对无法激励他们的斗志。所谓的战时特别刑法和治安维持法把人管得都像封建时期那样胆小了。本来可以发挥的战斗力现在也没有发挥出来。”

所以即便是在战争中，日本人还是在批评政府、最高指挥官和他们的顶头上司。他们并没有毫不置疑地赞同整个等级系统的优点。但天皇是个例外，即使他的首要地位最近才得到确认。为什么会这样呢？日本民族性中有什么特异之处使得天皇处于这样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日本战俘说的是真的吗？天皇的一个命令可以决定他们是拿着竹竿战斗到死还是平和地接受战败和占领？这是迷惑我们的烟幕弹还是事实？

从反物质的基本观点到对天皇的态度，所有这些有关日本人战时行为的关键问题在日本本土和战斗前线都有体现。另有一些态度则属日本军队特有。其中一种就是战斗力量的可消耗性。这一观点和美国人形成了鲜明对比，以下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当美国海军为台湾海峡特遣部队的指挥官上将乔治·麦肯（George S.Mc Cain）授勋时，日本广播满怀诧异地作了以下报道：

授勋的官方理由竟然不是因为指挥官乔治·麦肯赶跑了日本军队。在我们看来这才是个授勋的理由，尼米兹公报也把这一战绩归功给他。……没想到，他们授勋的理由竟然是因为他成功地解救了两艘受损的美国战舰并把它们安全带回了基地。这个消息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真人真事，而不是编造的故事……所以我们并不怀疑上将麦肯真的救了两艘战舰，我们想要向您指出的是一个奇怪现象：显然在美国挽救破船是值得授勋表扬的。

美国人为任何救援行动欢欣鼓舞。我们觉得救助已经受伤或残缺的对象反而更显英雄气概。但在日本人的概念中，类似的拯救活动根本算不上英勇。就连我们B—29轰炸机和战斗机上装的安全装置都被日本人嗤之为“懦夫之举”。报章和广播反复宣扬这一主题：只有接受生死考验才是光荣的；采取预防措施是可耻的。这种态度也体现在日本人对受伤和患疟疾的士兵的处理方法上。这些士兵已经是残品，在医疗用品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要保障军队基本战斗力都是个问题，让伤员消耗药品更是浪费。随着时间的推移，运输困难加快了医疗条件的恶化，但还有更多别的原因，比如日本人对物质条件的不屑。日本士兵受到的教育是死亡本身就是精神的胜利，照顾病弱阻碍了他人的英雄行为，这就好比在轰炸机上装安全设备一样。日本人也不像美国人那样在日常生活中依赖内外科医生。美国人对于残缺事物所抱的悲天悯人情怀远远高于对其他福利措施的关注，这一点，连和平时期的欧洲来访人员都常常感叹，对日本人来说当然就更陌生了。整个战争期间，日本军队从来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救援队上战场把伤员转移下火线并处理伤口；也没有前线救护站、后方野战医院和更远离火线的康复医院这样的医疗系统。医疗供给的忽略程度更是令人生叹。有些紧急情况下住院的伤兵干脆被杀之了事。特别是在新几内亚和菲律宾，日军经常不得不从一个有医院的阵地撤离。时间还充裕的时候，他们没有例行程序撤离伤员病号，只有在整个营队已经开始“按计划撤退”，或者敌人已经开始占领阵地时，才对伤病士兵有所安排。到了那时候，不是负责的医疗官在离开前射杀医院的病人，就是病人自己用手榴弹自杀。

如果说日本人对待“残缺”的态度决定了他们对待自己同胞的方式，那么他们对待美国战俘的方式也受到同样的影响。根据我们的标准，日本人对自己人的暴行和对战俘的暴行都同样有罪。前菲律宾群岛首席医疗官哈罗德·格拉特里（Harold Glattly）上校在台湾当了三年战俘后说：“美国战俘受到的医疗待遇比日本士兵还好些。战俘营里的盟军医疗官们能够照顾自己人，而日本士兵连个医生都没有。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仅有的医疗人员是一名下士，后来换成了一名中士。”一年之中他只看到过日本医官一两次。

日本人这种不计损耗的思想最极端化的表现就是他们的不投降政策。任何西方军队在竭尽全力仍然发现没有任何胜算的情况下都会选择投降。即便如此，他们仍然会觉得自己是光荣的军人。根据国际公约，他们的名字会被传回自己的国家，好让家里人知道他们还活着。无论是作为士兵、平民还是自己家族的一员，他们都不会因为被迫投降而名誉扫地。但日本人却不这么看。荣誉意味着斗争到死亡的那一刻。假如身处绝境，日本兵应该做的是用最后一颗手雷结束自己的生命，或者赤手空拳冲向敌人，集体进行自杀性的攻击。但是无论如何他不可以投降。即便是因为负伤或昏迷而被俘虏，他也“不能再在日本抬起头来”。他已经名誉扫地，相对于以前的生命而言，他已经“死了”。

当然，日本军规中有这样的规定，但是前线显然没有必要再对此进行特别的正式教导。日军忠实地贯彻了这一纪律，以致在北缅甸战役中，被俘和阵亡者的比例是142:17166，也就是1:120。而且战俘营中的142人里面，绝大部分被俘时就已受伤或昏迷，只有极少数是落了单，或三三两两地投降的。西方国家的军队公认部队的阵亡人数达到兵力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时就应该放弃战斗。投降者的比例是大约4:1。霍兰迪亚战役中，日军第一次大规模地投降，投降和阵亡人数的比例是1:5，这和北缅甸的1:120相比已经是一大飞跃。

所以对日本人来说，美国战俘的投降行为就是使他们自己蒙羞受辱。就算没有伤口、疟疾和赤痢等病，他们也都早就被看作是“废人”了，没有资格被看成“完整的人”了。很多美国人描述过在战俘营里他们的笑声是多么容易激怒看守人并招来危险。在日本人眼里这些美国人遭受了耻辱，偏偏他们自己不觉得，这让这帮日本人无比恼火。许多美国战俘必须服从的命令也是这些日本看守的上级长官要求他们的，强迫行军或拥挤不堪的转运对这些看守来说是家常便饭。根据美国战俘的回忆，我们得知日本哨兵经常严厉教育他们要学会如何掩饰战俘破坏规章制度的行为，而不要公然地违反规定。公开违规可是滔天大罪。在某些战俘营，战俘们白天需要到营外修路或者安装东西。日方规定他们不许从乡间带回任何食物。但是这一规定形同虚设，只要战俘把那些蔬菜和水果藏起来不被发现就行。如果被查到了，那就是公然违法，严重挑衅哨兵的权威。公开挑衅权威会受到严厉惩罚，哪怕只是“顶顶嘴”而已。就是日本民间也有严格的规定不许人“顶嘴”，军队里的惩罚则更是严厉。我们在这里区分哪些行为是长期文化影响的结果，并不是为那些战俘营里发生的暴行开脱。

特别是在战争早期，日本人坚信敌人会严刑拷打并杀害所有俘虏，这就更加强了被俘的羞耻感。有一个谣言在日军中广为流传，说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的战俘大都被坦克碾死了。也有一些日本人试图主动投降，但是因为受到美军怀疑而被杀害，这种怀疑经常是不无道理的。因为一个一无所有、只欠一死的日本兵经常以与敌人同归于尽为荣，甚至被俘后他都有可能这么干。就如一个士兵所说的，既然早就下定决心“把自己献给胜利的祭坛，那么临死前不英勇就义才是最可耻的”。这种可能性让美军提高了警戒，也减少了日军投降的人数。

“投降可耻”这一观念深深地印刻在日本人心里。我们西方的战争公约里闻所未闻的行为对他们来说却是司空见惯的，同理他们也觉得我们的行为非常古怪。美国战俘要求把自己的名字通报给政府以便家人知道自己还活着，日本人既蔑视这种要求又觉得不可思议。巴丹半岛战役中，至少普通日本士兵根本没想到美国军队会投降，因为他们想当然地认为美国人会像日本人那样血战到底。他们也同样无法理解为什么美国人丝毫不以被俘为耻。

西方士兵和日本士兵之间最为戏剧化的差别，当属日本战俘对盟军的高度配合。他们没有任何适用于这种新情况的规矩：他们已经名誉扫地，作为日本人的生命已经结束。只有到了战争的最后一个月才有少数人敢奢望重归故国，不管日本是胜是败。有些人要求受死，“不过如果你们的习俗不允许这样做，那么我会做个模范战俘”。他们实际上比模范更模范。一些老兵和长期的极端民族主义者们帮着定位军火库，仔细解释日军的兵力部署，书写宣传资料，还随同轰炸机出航，为美军做向导去攻打军事目标。他们好像突然之间过上了全新的生活，新生活里的一切都和旧生活相反，但他们过得同样起劲。

当然这种描述并不适用于所有的战俘。有少数是顽固不化的，而且无论他们最后选择合作与否，美军必须先给他们一些甜头作为诱导。美军的指挥官们对日本人的帮助非常警惕，这并不难理解。有些战俘营根本不想尝试利用敌犯提供的情报。但是在利用了战俘的那些营地里，最初的疑虑被渐渐打消，日本战俘的忠诚度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信任。

美国根本没料到日本战俘会有这种彻底的转变，这不符合我们的信条。但日本人一旦全力以赴地执行了一条行为路线，失败后就自然而然地走上了另一条不同的路。这种行为方式在战后的日本还会有效吗？还是说只适用于单独被俘的士兵？战争中我们还意外地发现了日本人许多其他独特的行为，这些现象提出了一系列问题：日本人习惯的是怎样的一种生活？他们的机构怎样运作？他们的思维和行为习惯是怎样积累形成的？ QB4z3kruc1fFeai9l5rHw/aD6IXyz9w99ZhCB3GNPpcD6duugVff773S0czAbwL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