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美国全力对付的敌人中，日本是最陌生而难懂的一个。日本人的行为和思考习惯与美国人大相径庭，这在以前的大战中前所未有。和1905年的沙皇俄国一样，我们在与日本这样一个全副武装、训练有素，却和西方文化传统无关的国家作战。西方国家习以为常的战争惯例对日本来说形同虚设。所以太平洋战争的困难不仅仅在于登陆一系列的岛屿滩涂，也不仅仅是后勤补给。太平洋战争的最大难题是真正了解敌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实现这一目标困难重重。日本紧闭的国门被开启已有七十五年，对它的描述总少不了一长串“却又”之类的转折句，这在世界各国中绝无仅有。在严肃的学者笔下，只有日本人才会非常礼貌“却又粗野蛮横”；其民众冥顽不化“却又能迅速适应最激进的创新”；日本人本性柔弱却又不喜欢顺从上级指挥；他们忠诚慷慨“却又阴险奸诈、睚眦必报”；他们英勇却又怯懦；他们的行动多半是为了面子，却又有着真正的良心；他们军队的纪律如铁，士兵却又时常不服管教甚至无视军令；这个民族积极地学习西方新知识，同时却又狂热地守旧。如果要著书介绍日本，可以写一本书专门介绍这里如何风行唯美主义，对艺术家和伶人推崇备至，对菊花栽培艺术的追求不吝余力；同时也得另补一本书，专门介绍这个国家同样盛行对刀的无上崇拜和武士所享有的至高荣誉。
这些描述看似自相矛盾，实际上千真万确。介绍日本的书，内容都不离其宗。刀和菊花，同构一图。日本人，将矛盾的气质诠释到极致：富有侵略性却又毫无威胁，奉行军国主义却也不乏审美情趣，粗野蛮横却又彬彬有礼，冥顽不化却又与时俱进，柔顺软弱却又不甘受欺，忠诚而又奸诈，英勇而又胆怯，保守而又迎新。他们极度在意面子，但干了坏事，即便根本没人知道，也会深受良心谴责。他们的士兵接受最严明的军纪训练，同时却又桀骜不驯。
了解日本已是美国的当务之急，故对于这些及其他同样突出的矛盾，美国不能置之不理。我们正在面对一系列接踵而至的危机。日本人想要干什么？有没有可能不入侵日本而让他们投降？我们该不该轰炸天皇所在的宫殿？日本的战俘又是什么样子？对日本军队和本土民众进行什么样的宣传才能减少我军伤亡，同时削弱日本战到最后一人的决心？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连在“日本通”之中都存在激烈争议。当和平降临后，日本人是否需要永久的军事管制才会安分？我军有没有必要准备在每一个山林要塞和负隅顽抗的敌人作战到底？要让世界重建和平，日本是否有必要进行像法国和俄国那种规模的革命？谁来领导这个革命？消灭日本人是不是除此之外的唯一选择？我们的判断至关重要。
1944年6月，我受委派研究日本。我被要求用一个文化人类学家的所有技巧来细细描绘日本人到底是什么样的。那年初夏我们对日本的大反攻才初露端倪。美国国内的人还在说这场对日战争可能会持续三年，也许十年，也许不止。日本国内的说法是一百年。据他们说美国人的胜利都是局部的，毕竟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离日本本岛还有十万八千里。日本的官方公报根本不承认海军失利，日本人民还把他们当作胜利者。
但是情况在6月份开始改变。第二战线在欧洲开辟，最高指挥官两年半以来把欧洲战场作为军事优先的考虑终于有了回报。对德战争已胜利在望。在太平洋地区我军登陆塞班岛，这一伟大行动预示了日本最终的失败。从这儿开始，我们的士兵将越来越近距离地面对日本军队。我们都明白，和我们对阵的是多么可怕的敌人，新几内亚、瓜达尔卡纳尔岛、缅甸，还有阿图、塔拉瓦及比亚克等地的战斗都表明了这个事实。
因此，弄清楚一系列有关我们的敌人，即日本的问题在1944年6月至关重要。不管是军事还是外交，不论事关高层政策的问题还是要散到日本前线的宣传手册，一点点真知灼见都很重要。日本已经为这场战争倾巢而出，我们必须了解东京掌权者的目标和动机，还有日本悠久的历史以及经济和军事方面的统计数据。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了解日本政府可以指望他们的人民干什么？我们必须了解日本人思维和情绪的习惯以及表现出来的模式。我们要了解什么样的制约因素导致了这样的行为和意见。我们必须暂时摒弃自己作为一个美国人的行动依据，尽量避免以己度人，轻易对日本人的行为下结论。
我的任务艰巨。日美正在交战，战时不问来由地谴责对方容易，试图设身处地地去理解敌人可就难了。我却不得不这么干。问题所在是日本会怎样行动，而不是换成我们会怎么做。我必须利用日本人战时的行为来理解日本人，而不是把这个当成阻碍。我必须暂时把日本人打仗的方式当作文化问题而不是军事问题来研究。无论是和平年代还是战争时期，日本人都是本色行动。他们处理战争的方式透露了什么样的特殊生活和思考方式？他们的领袖是如何煽动战争情绪，如何抚慰困惑的民众，又如何现场运用士兵，这些都透露了什么是他们认为可以利用的力量。我必须紧紧追踪战争的每一细节来研究日本人是如何一步步地暴露自己的。
两国交战的事实不可避免地给我带来了极大的不便。这意味着我不得不放弃文化人类学家的最高技术：实地考察。我无法去日本住到居民家中观察他们日常生活的压力，亲眼验证什么才是至关重要的。我无法观察他们作出决定的复杂过程。我无法看到他们怎样带大孩子。约翰·恩布里（John Embree）的《须惠村》是唯一一本关于人类学家实地考察日本村落的著作，对我裨益匪浅。但是1944年我们面对的很多日本问题，在那本书成书时根本还没人提出。
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哪怕困难重重，我对有些特定的技巧和必要条件是可用的依旧很有信心。至少我还能和研究对象面对面地接触，这是人类学家赖以维生的手段。这里有足够多的在日本长大的日裔，我可以询问他们各自经历的细节，看他们如何看待这些事实，从他们的描述里补充我们对日本认知的漏洞，这对人类学家理解任何文化都是至关重要的。其他研究日本的社会科学家们或利用图书馆，或分析史料和数据，或跟踪调查日本的宣传文字。我相信他们所追索的答案很多就在日本文化的规则和价值里，研究真正经历过这种文化的人能更有效地探讨出答案。
这并不意味着我就不读书，更不意味着我不曾受惠于那些在日本生活过的西方人。有关日本的著作之多，优秀的“东方通”之中在日本居住过的人数之多都对我很有利。这可是去亚马逊河源头或新几内亚高地研究不识字部落的人类学家享受不到的资源。没有书写文字意味着这些部落不会在纸上表达自己，此外西方人的评论也是少而肤浅，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历史。考察人员必须独力发掘部落的经济生活方式、社会层次以及宗教的最高信仰。有关部落生活细节的描述深藏于故纸堆中。日本则不同：来自欧洲和美国的男男女女都写下了他们多姿多彩的经历，日本人自己也写下了不同凡响的自我表现。与其他东方民族不同，日本人急于把自己的想法付诸笔墨。他们笔下有生活琐事，也有世界扩张的计划。而且作者都不可置信的坦诚。当然他们没有全面地展示日本，没有人能做到。一个描写日本的日本人会忽略不少关键，因为太过熟悉所以视而不见，就像美国人写美国。不过总而言之日本人喜欢表现自己。
达尔文说他在完善进化论的时候，边读书边记录下他当时没法理解的地方。我也是这样来阅读这些有关日本的著作的。怎样才能理解一篇国会演讲稿中各种观点交错共存？某些在我看似情有可原的行为，日本人却要重责；我觉得罪不可赦的，他们却轻易饶恕，这又说明了什么？我一边阅读，一边不断问自己：这里描写的情景有什么问题？我要补充什么知识才能理解它？
我也看日本编剧制作的电影，包括宣传片、历史片和描写东京和农庄现代生活的片子。看完后我会和在日本看过同样电影的日本人讨论这些片子。至少他们用日本人的观点看待男女主角及反面角色，我则不同。当我觉得一头雾水时，他们显然完全明白。情节也好动机也罢，都不是我理解的那样，但从电影本身架构来说都合情合理。和那些描写日本的小说一样，这些电影对在日本成长之人的意义和对我的意义完全不同，两者间的差异远远超出表面所见。有些日本人急于为日本的习俗辩护，有些却痛恨日本的一切，很难说哪种人使我学到更多。他们向我细致地描述了在日本人们是怎样打理生活的，尽管有的人对这种生活心存怨恨，有的则欣然接受，他们的描述是一致的。
如果只是从研究对象那里收集资料并依此发表见解，那么不少在日本住过的西方观察者们都这么做过。一个人类学家如果只有这点能力，就无法对这个领域作出自己的贡献。但是文化人类学家特殊的训练使得我别有所长，所以值得我去尝试为这个学者众多、从者如云的领域作一点贡献。
作为一名人类学家，我了解亚太地区的诸多文化。日本人的生活中许多的社会秩序和习俗甚至和太平洋地区的原始部落相似。这些部落有的在马来西亚，有的在新几内亚，还有的在波利尼西亚。虽然据此推测两地间远古的迁徙和联系当然也很有意思，但是对我来说，这些发现非常重要的原因却不是因为可以研究历史联系的问题，而是因为我了解这些相对简单的文化中制度的运作，根据两者间的相似之处和差别我可以找到了解日本人生活的线索。我对亚洲大陆上的暹罗、缅甸和中国也略知一二，所以我可以把日本和这些拥有共同的伟大文化传统的国家对比。人类学家对原始人的研究反复表明文化比较是何等重要。一个部落在正式仪式上可能和相邻部落有百分之九十的共同之处，然而他们也会改造这些仪式用来配合他们与周围邻族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许不得不摒弃某些基本的安排，哪怕只是很小的一部分，都能将未来的发展导向一个迥然不同的方向。对一个人类学家来说，研究拥有许多共同点的民族之间的差异是最有帮助的。
面对自己的文化和研究对象之间的巨大差异，人类学家必须有心理准备，并且运用特殊的技巧来应对。经验告诉他们不同文化的人被迫碰面时的情况会大不相同，不同部落和国家以什么方式界定这类会面的意义也大相径庭。在一些北极的村落或者热带沙漠，某些部落对亲族责任和经济交换的规则是人类学家事先怎么也无法想象的。他们不仅必须调查这种亲属关系或者交换的细节，还得通过部落的表现调查这些规则的后果，以及每一代是如何从孩童时期就经受训练来传承这些规则的。
这种对于差异及其形成的原因和后果的职业性关注可以同样用于对日本的研究。日本和美国根深蒂固的文化差异无人不知。美国民间甚至传说无论我们干什么，日本人都对着干。如果因此便坚定地认为我们不可能了解如此不同的人显然是有害的。我可以用自身经历证明哪怕行为再古怪也不妨碍我们去理解它。相对于其他社会科学家，人类学家更多地把差异当作助力，而不是包袱。制度和人越是奇怪离谱，反而更要集中注意力。在研究部落生活时任何事都不能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一切都值得关注。在研究西方国家时，没有受过比较文化训练的人容易忽略整片领域的行为。他太过自以为是以至于忽略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和家常事务中的约定俗成。其实正是这些东西，放大到全国，比外交官签署的条约更能影响国家的未来。
人类学家必须培养研究寻常事物的技巧，因为这些部落中的寻常事物和他自己的国家中对应的东西截然不同。当他试图理解某部落的穷凶极恶和另一些部落的胆小怕事，当他试图预测特定情况下研究对象的可能反应和感受，人类学家很大程度上必须取材于他的观察和文明社会中不常有的细节。他有理由相信这些细节至关重要，也懂得如何发掘它们。
这种方法在研究日本时值得一试。只有当人认识到任何民族的存在都再自然不过，才会完全认同人类学家的前提，那就是：无论是在原始部落还是文明前沿的国家，人类的行为都习自日常生活。不管一个人的行为或意见如何古怪，他的感受和想法是和他的经历有关的。我越是对某些行为纳闷，就越相信日本生活中存在某种影响造成了这种怪异。追寻答案如果把我指向日常生活中的细枝末节，那是再好不过。人们就是在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中学习的。
作为一名文化人类学家，我从这个前提出发：即使是单独发生的看似毫无关联的行为之间也存在着一些系统的联系。我认真研究如何把成千上万的细节归纳为总体模式。人类社会必须对自己的生活有所规划，比如面对某些情况该怎样反应，如何掂量当时的情形。这个社会里的人把这些解决方式当作宇宙的基石。不管有多少困难人们都会贯彻执行。如果一个人接受了一个生活价值系统，却长期在某一方面依照另一个相反的价值系统思考行事，他就不可能不造成混乱和低效。他会试图尽量统一两者或者给自己编出一些共同的理由和动机。某种程度上的统一是必不可少的，不然这个系统就支离破碎了。
经济行为、家庭秩序、宗教仪式和政治目的就是这样啮合到了一起。某一方面的变化超前就会给其他方面带来很大的压力，这种压力本身来自于各方面一致的需要。文字出现前的社会致力于追求统御他人的权力，这种渴望不仅表现在经济交易和与其他部落的关系里，也通过宗教习惯表现出来。与没有书面文字的部落不同，在有古老书面文字的文明社会里，教会不可避免地保留了过去几个世纪的记载，但是在某些领域却放弃了权威，因为那有可能影响公众对经济和政治权力的支持。字犹存，意已变。宗教信条、经济活动和政治并不是泾渭分明地各自为政，它们其实是一潭浑水。正因如此，对研究者来说越是分散地调查经济、两性、宗教，甚至婴儿照料等各方面的实例，越是容易跟踪了解这个社会。有了假设，很容易就能在生活中的任何方面获取数据支持。任何国家提出的要求，不管是政治上的、经济上的，还是道德上的，都只是他们社会经历中积累的习惯和思考方式的表现。所以本书不仅仅是一本详述日本宗教、经济、政治、家庭的书，而且它解析了日本人对于人生行为的潜在观点，并描述了这些观点是怎样不停地通过各种行为展现出来的。本书解释了日本何以为日本人之国。
二十世纪的一大弊病就是我们依然抱有模糊而又极度的偏见。不光是针对日本，也包括美国、法国和俄罗斯。如果不能了解为什么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人民，各个国家之间就会相互误解。当我们害怕不可调解的差异时，其实问题可能只在于是娧德尔顿（Tweedledum）还是娧德尔第（Tweedledee）
。当我们大谈共同目标时，两国有意采取的行动却可能因为历史和价值系统的差异而大相径庭。这都是因为我们没有给自己机会去发掘别人的习惯和价值观。否则我们也许会发现，一个对我们而言陌生的行动方案并不一定邪恶。
往往每个国家对自身行为和思考习惯的描述并不完全准确。每个国家的作家都曾试图解释自己的国家，但这谈何容易。各国看事物的角度都不相同，每个国家都想当然地认为自己的视角无可厚非，而被一个社会公认的价值体系对那个国家的人民来说更是神圣不可变更的。拿眼镜作个比方，我们不指望戴眼镜的人知道如何计算自己镜片的公式；同理我们也不能指望一个国家分析出它们自己的世界观。如果我们想要了解眼镜，我们会请专业眼科医生，让他们写出镜片的计算公式。同样，总有一天人们会意识到想要了解当代世界各国，也得依靠社会科学家的专业知识。
做好这个工作有时候需要坚忍固执，有时候又需要非常宽容。这种必要的坚忍固执有时候会被善意的人们诟病。一些“世界大同”的倡导者把说服全人类的希望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黑人或是白人，基督教徒还是穆斯林，所有的差异都是肤浅的，全人类的想法其实是类似的。这个观点又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我不懂为什么相信“四海皆兄弟”就不能说日本人有日本人的行为方式，美国人有美国人的。那些空想者似乎只能把善意原则建立在全世界的人都是出自同一个模子的这个假设上。实际上，以这样的绝对一致来作为尊重他国的条件就如同要求自己的妻儿同自己一样般神经质。尊重现实的人不以差异为意，他们尊重差异的存在。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让各种差异安全共存的世界。那里无论是美国人、法国人还是日本人都可以各行其是而不威胁世界和平。对于不把差异看作是时刻高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的人来说，以外力去强硬地阻止这种尊重差异的态度是毫无道理的。他也无须害怕这种观点会造成世界停滞不前。鼓励文化差异并不意味着世界将静止不变。英国并没有因为从伊丽莎白时代到安妮女王时代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变迁而失去它的文化特征。正是因为英国人坚持自己的个性，他们才能在不同的时代彰显出不同的社会标准和民族情绪。
系统地研究各国差异既需要坚忍固执，也需要一种宽容的心态。比较宗教学之所以能够兴盛，是因为人们对自己的信仰有了足够的信心，因此才能拥有不同寻常的宽容。这些人也许是耶稣会成员，也许是阿拉伯学者，或者并不信教，但他们绝不可能是宗教狂热分子。同样，如果人们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当作唯一的正道来维护，比较文化学就无法兴盛。这样的人永远不会因为了解不同的生活方式而更加热爱自己的文化。这种愉快而有意义的经历与他们无缘。他们防备心理太重，只能要求别国采用他们的方式解决问题。这样的美国人要求所有的国家都信奉我们最喜欢的信条；而其他国家则无法立刻按照我们的方式生活，就如同我们无法学习十二进制来代替十进制，或者像某些东非土著一样以金鸡独立的姿势休息。
所以这本书写的是日本人期待和公认的习惯。诸如什么情况下讲究礼貌，什么情况下又不讲究；什么时候觉得羞耻，什么时候又觉得尴尬；还有日本人对自己有什么要求。能够评判书中所述的最佳权威应该是日本街头的普通人，或者任何人。也就是说这些人无须亲身经历过书中所描述的每一个特定场合，但他们一定能够辨别某种场合下日本人的行为习惯就是如此。这项研究的目的是描述日本根深蒂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即使我没有完全做到，至少这是本书努力的目标。
在研究过程中，我很快发现要了解很多行为习惯并不需要采访大量的对象反复论证同样的信息。比如说，想要弄明白谁应该什么时候向谁鞠躬就不完全需要进行全民统计。几乎任何日本人都能准确解释那些约定俗成的东西，一般经过几人确认后就不必再向上百万的日本人调查同样的信息了。
日本之所以形成现在的生活方式是建立在怎样的基础之上？要挖掘出其中的成因是一项艰巨的工作，难度远远大于仅用统计数字作验证。这些公认的习俗和意见如何成为日本人看待事物的出发点，这是研究者面临的巨大挑战。研究者必须论述清楚日本人自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是如何影响他们看待生活的重点和角度的。研究者还得把一切解释得清清楚楚，让截然不同的美国人也能明白。评判这一任务是否完成，一个普普通通的日本人比如说田中先生，就不一定是最佳的裁判人选了。因为田中先生不会把自己潜意识里接受的观点表述出来，写给美国人看的解释在他看来更是多此一举。
美国的社会研究很少会涉及文明社会建立的基础。大部分研究都认为这些基础是不言自明的。社会学家也好，心理学家也好，都忙于研究民意和行为的“分散性”，最常用的手段就是统计。他们用统计分析来处理大量的人口普查数据、问卷调查的答案以及心理测试等等，试图从中得出某些因素是独立存在或者相互依赖的结论。在公众言论领域，美国早已高度完善通过科学方法选择一小部分人作为代表来调查全国民意的宝贵技巧。要知道多少人支持或反对某一公职候选人或某一政策都不难。通过统计，我们可以知道支持者和反对者的分布，比如他们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低收入还是高收入，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在这个全民拥有选举权的国家，所有的法律都由人民代表起草和通过，所以这样的研究发现有很大的实际意义。
美国人之所以能够在本土搞民意调查并理解其调查结果，有一个不言而明的前提：他们都了解美国的生活方式，并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有了这个前提，民意调查才能够加深我们对已知事物的了解。当我们试图了解另一个国家时，除非我们能够先系统地、定量地研究那个国家国民的习俗和惯例，否则民意调查没什么用处。通过仔细选择调查对象，民意调查能够发现多少人是反对或者拥护政府的，但是如果我们不了解他们对政府的概念，这个调查结果又有什么帮助？只有了解了日本人的政府概念，我们才能知道各个党派在街头或者国会争论的是什么。一个国家对于政府的潜在认识和理解远比党派势力的大小更为广泛和持久。在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都认为政府是个不得不有的祸害，它限制了个人的自由。除了战争时期，公务员远不及私有企业的职员有地位。这种看法和日本人相去甚远，甚至和不少欧洲国家也完全不同。我们首先要了解的就是日本人的看法，具体表现在他们的习俗，他们对成功人士的评价，对于国家历史的神化，还有他们的国庆演讲上。这些间接的表现都可供研究，但必须是系统的研究。
我们总是投入地仔细研究某个选举中投票赞成或反对的人群比例。我们至少可以用同样的热情去研究一个国家潜在的定例和法则。日本的基本潜规则就值得探索。我所受的西方熏陶在某些方面不符合日本人对生活的看法，一旦发现这点，再了解了一些他们使用的范畴和标志，我就明白了许多西方人眼里日本人的矛盾行为其实并不矛盾。我开始理解为什么日本人把一些行为上的巨大转变看成一个统一整体的和谐部分。我可以试图阐明其中的原因。随着我和日本人工作的深入，他们开始冒出一些奇怪用词和概念，后来我才发现其寓意深远并充满悠远的情感。西方意义上的善与恶在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系统是独一无二的。它既不是佛教也不是儒学。这就是日本的特点，既是彼之所长也是彼之所短。
每个文化传统都有关于战争的正统观念，很多观念在所有的西方国家是相通的，哪怕细微处不尽相同。在西方国家之间的战争中，如何号召国民全力以赴投入战争，局部失利时如何安抚民众，阵亡和投降人数比例的某些规律，对待战俘的行为标准皆可预测，因为这些国家拥有一个共同的文化传统，其中甚至包括了战争。
所有日本偏离西方战争规范的地方都是我们研究他们不同的生活观和责任观的素材。我们的目的是系统地研究日本文化和行为，所以对我们来说哪些差异在军事上有关键意义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任何方面的差异都有助于提出关于日本人本性的问题。这些问题都亟需答案。
日本为其战争辩护的理由就和美国截然相反。它对国际形势有着不同的解释。美国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归罪于轴心国即日意德的侵略行为严重挑战了国际和平。不管轴心国是在满洲、埃塞俄比亚，还是在波兰夺权，都证明了它们走上了欺凌弱小的邪恶路线。他们违背了“互不相扰”和自由贸易“门户敞开”的国际公约。日本则从另一个角度看待二战的起因。如果每个国家都有绝对的主权，那么世界就必然处于无政府状态。日本有必要通过战争来建立等级秩序，当然，只有日本能够领导这一秩序，因为只有它才全国上下井然有序，人人理解“各得其所”的必要性。日本本土已经实现统一与和平，消灭了盗匪，修建了公路，兴起了电力和钢铁产业。他们自己的官方数据表明百分之九十九点五的下一代在公立学校里接受了教育。根据日本的等级制度，下一步就该提拉落后的小弟弟：中国。因为大东亚地区人种相同，日本就应该先消灭美国在该地区的势力，再来消灭英俄，最后取得自己应有的地位。那时就实现了世界大同，各国都在国际等级体系里拥有固定的位置。下一章我们将研究日本文化中这个等级制度有着什么重要意义。对于日本来说这个梦想并不奇怪，不幸的是被它占领的国家并不认同。即便战争失败也没能让日本对自己的“大东亚”理想进行道德批判。即便是没怎么受军国主义毒害的日本战俘也几乎从不质问日本对亚洲大陆和西南太平洋的野心。日本将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保持某些与生俱来的态度，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对等级制度的忠诚和信念。这对热爱平等的美国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但是我们有必要了解日本人指的等级制度是什么，他们把什么优势归功于这种制度。
同理，日本把战争胜利的希望也放在一个和美国不同的基础上。他们宣扬的日本必胜，是精神对物质的胜利。美国国土辽阔，军事装备先进，但是那算什么？这些日本早有预见，不以为虑。日本人从他们著名的报纸《每日新闻》上读道：“要是我们害怕数字，这场战争根本就不会开始。敌人的丰富资源又不是这次战争创造的。”
即便是在日本打了胜仗之后，日本的官员、总指挥和士兵都反复强调这不是军事装备上的较量，而是他们用对精神的信念来对抗我们对物质的信念。当我们占上风时他们反复宣扬在这场较量中物质力量终将失败。在塞班岛和中途岛战役溃败时，这个教条便很自然地成为了托词，但它并不是专门用来给失败作借口的。在日本节节胜利的数月中，这是他们的号角。远在珍珠港事件之前，这个口号就已经深入人心了。在三十年代，狂热的军国主义者和曾经的陆军大臣荒木在《致全日本国民》的宣传手册里写道：日本国的“真正使命”是“将帝国之道宣扬四海发扬光大。力之不逮不足为虑，区区物质何以为虑”。
事实上，哪个备战的国家会不担心？日本自然也不例外。整个三十年代日本的国民总收入用于军备的比例增加惊人。袭击珍珠港时几乎一半的国民收入是用在了海陆军上，政府用于民事管理的支出仅占百分之十七。日本和西方国家的差别并不在于日本忽视军备，而在于战舰大炮对他们来说仅仅是永恒的“日本精神”的表面象征，就像武士刀象征的是他们的美德一样。
如果说美国自始至终坚持什么都要“越大越好”，那么日本同样坚持了对于非物质资源的鼓吹。两国同样以倾国之力搞生产，但日本的动员工作是基于自己的国情的。他们宣传精神就是一切，永恒不灭。物质虽然也必不可少，却是次要和从属的。“物质资源有其局限，”日本的广播电台这样嚷道，“它们无法持续千年不变。”这种对精神的依赖在战争中也可见一斑。日本的战术问答手册里就有这么一句口号“以我们训练的质量抵抗敌人的数量；以我们的血肉抵挡敌人的钢刀”，这句口号由来已久，并不是为了这次战争而量身定制的。日本的战争手册开头就是这么一行粗体字：“读罢此书，无往不胜。”日本的敢死队可以驾着小飞机自杀式撞击美国战舰，这些事迹更是没完没了地被当作精神压倒物质的标本来宣传。敢死队以“神风”为名，就是因为十三世纪成吉思汗想要入侵日本时一阵“神风”吹得他的船队七零八落，日本因而得免。
即便在民事环境中，日本当局也是切实地把精神战胜物质当真理。例如，老百姓不是因为工厂里十二小时制的工作和整夜的轰炸而疲倦吗？“身体越沉重，斗志更昂扬！”“训练越劳累，结果越精彩！”冬天老百姓在防空洞里不是挨了冻吗？大日本体育协会在广播里教大家做御寒体操，不但能够代替取暖设备和被褥，甚至还能代替老百姓正常所需却又供给不足的粮食。“肯定有人要说吃的都不够了谁还有心思做体操？这话不对！越是没吃的，越要通过其他方式提高体力。”这就是说，必须通过花费更多的力气来提高体力。这种不遵循能量守恒的想法对美国人来说很不可思议。因为美国人总认为一个人有多少体力取决于前一晚是否睡够了，饭是不是吃饱了，有没有受冻了。而日本人觉得这种观点太物质化了，他们根本不相信贮存能量的计算法则。
二战中，日本的广播更极端。他们甚至宣传战斗中人的精神可以克服肉体的死亡。曾有广播这样描述一名英雄飞行员和他征服死亡的奇迹：
当空战结束后，日本飞机以三架或四架一组的小队型飞回了基地。最先回来的人中有一名大尉，从飞机里下来后便站在地上透过望远镜盯着天空看，点数他的下属归来的飞机。他看上去十分苍白，站得却很稳。当最后一架飞机着陆后，他写了一个报告就去总部汇报。当他向长官汇报完毕后却突然倒在了地上。在场的军官们急忙施救，他却已经死了。检查他的尸体才发现尸身早已冰冷，胸部中了致命的一弹。刚死的人不可能像这名大尉一样浑身冰冷。他一定早已殒命，只是他的灵魂支撑着回来汇报。这样的奇迹一定来自于大尉深重的责任心。
美国人当然会觉得这个故事荒唐之极，但受过教育的日本人却不觉得可笑。他们认为日本的听众也不会觉得这个故事是编造的。首先他们指出广播真实地提到了这名大尉的事迹是个“奇迹”。再说为什么不可能？灵魂是可以训练的，很显然这个大尉是个自我训练的大师。如果全日本都知道一个淡定的灵魂可以千年不散，那么一个责任至上的空军大尉用灵魂去支撑肉体几个小时又有什么困难呢？日本人相信特定的训练方式可以强大人的精神力量。这位大尉显然深得其道，受益匪浅。
作为美国人，我们完全可以把日本人的这些荒谬理论斥为穷苦国家的借口或鬼迷心窍。但是，如果我们真这么想，就无法好好跟日本人打交道，无论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年代。这些日本人深镌于心的信条源自某些禁忌和对某些事物的排斥，或某些特殊的训练和纪律，他们绝对不是单独的怪异现象。明白了这一点，美国人才能理解日本投降时承认“单靠精神是不够的”和“‘用竹枪’防守阵地是一种幻想”是什么意思。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能够充分领会他们这番话的意义：日本人承认了“日本精神”并非万能，无论是战场还是工厂，美国人民的精神都足以和它匹敌。正如他们战败后承认的那样：战争中他们“淫浸在主观中”。
除了等级的必要性和精神至上说，日本在战时的各种说法对一个研究比较文化的人来说都很有启示。他们一直谈论安全和士气都只是相对预警而言。不管是平民被轰炸，塞班岛失利，还是菲律宾失守，日本官方对民众的说辞都是“这些早在预料之中，无需惊慌！”这样的广播宣传不遗余力，明显指望以此安慰民众，好让他们相信一切仍尽在掌控之中。“虽然美军攻占吉斯卡岛使日本暴露在美军轰炸圈内，但是我们对此早有估计，并做好充分准备。”“敌人毫无疑问会采取海陆空的联合进攻，但是这些都在我们的预料之中。”连战俘们都认为对日本的轰炸无法削弱他们在本土的作战力，“因为他们早就有了准备”，甚至连那些认为胜利无望，希望日本早点战败的战俘都这么想。当美国人开始轰炸日本城市时，日本航空制造协会的副会长在广播里这样说：“敌机终于来到了我们的头顶。但是对我们这些飞机制造产业的人来说，这是早有预见和准备的，所以没什么可以慌乱的。”日本人只有假设自己预见了一切并作了充分的准备，才能自欺欺人地宣称一切都是他们要求的，而不是别人强加给他们的。“我们不应该认为自己被动地受了攻击，应该想这是我们主动地把敌人引向我们。”“敌人，想来就来吧！我们不会说‘该来的终于要来了’。相反，我们会说：‘我们等待已久的终于来临了。我们很高兴这一天的到来。’”海军大臣在国会上这样引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伟大的日本武士西乡隆盛的一番话：“世上的机会有两种，一种是碰巧凑上的，一种是我们创造的。面临大难时，我们必须自己创造机会。”据广播报道，当美军进军马尼拉时，山下（奉文）将军大笑着说：“现在敌人已入我们腹地……”，“继敌人在仁牙因湾登陆后，马尼拉迅速沦陷，这些都在山下将军的神机妙算之中。将军的部署正在取得不断的进展。”换句话说，失败才是胜利。
美国人正相反。美国人正是因为被迫应战才全力投入。我们被攻击了，所以得以牙还牙。就珍珠港和巴丹事件而言，发言人在安抚美国上下民众时绝对不会说“这些都在我们的计划预料之中”。相反我们的官员说的是：“敌人这是自取灭亡，我们一定会给他们点颜色看看。”美国人一辈子都在面对来自环境的不断挑战，所以时刻准备着应战。日本的生活方式讲究事先计划安排一切，并视未知为最大威胁，这样他们才能放心。
日本战时行为的另一鲜明特征也很能反映日本人的生活。他们一直不断地提到“全世界的眼睛是怎样关注着他们”。因此他们必须全面表现出“日本精神”。美军登陆瓜达尔卡纳尔岛时，日本士兵收到的命令却是现在他们受到了世界的直接关注，必须表现出自身的素质。日本海军受到警告说万一被鱼雷击中被迫弃船用救生艇求生时，必须举止得体，否则“会被全世界取笑，美国人还会拍成电影到纽约放映”。他们非常看重自己展现给世界的一面。这种想法也深深植根于日本文化。
日本人的态度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他们对于天皇的态度。天皇对臣民有什么样的威慑力？有些美国当权者指出日本七百年的封建历史中天皇都只是一个影影绰绰的傀儡。每个日本人都首先要效忠于他的领主，即“大名”，还要效忠于大元帅，即“将军”。是否忠于天皇从来都不是问题。天皇被安置在闭塞的皇宫里，所有的仪式和活动都得遵从将军的严格规定。即使是一个地位很高的封建诸侯想要拜见天皇都是叛国罪，所以对于广大老百姓来说天皇等于不存在。这些美国学者坚持只有通过历史才能了解日本。一个从人们黯淡的记忆中捧出来的天皇怎么可能成为日本这样一个保守国家的人心凝聚点呢？他们认为反复强调天皇对民众影响的日本评论家们都言过其实，他们的坚持反倒证明了他们论据的脆弱。因此，没有理由要求美国在执行战时政策时特别小心谨慎地对待日本天皇。正相反，他们认为我们有一切理由全力攻击这个日本新推出的邪恶元首。天皇正是日本现代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神道教的中心，如果我们能够削弱或挑战天皇的神圣不可侵犯性，那整个敌国的结构都会倒塌。
许多了解日本，也看过前线及日本本国报告的有识之士则持相反意见。在日本生活过的人都知道，贬低或攻击天皇的言辞最容易激起民愤并激发日本人的士气。这些有识之士不相信日本人会把攻击天皇等同于攻击军事主义。他们见证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日本，民主的标语当道，军事主义完全失去民心，很多军人不换下军服改穿便装就不敢在东京上街。但即便如此，百姓对天皇的尊敬也丝毫未减。这些在日本住过的美国人坚持不能把日本人对天皇的崇敬和德国人对希特勒的尊崇等同。后者只不过是衡量纳粹党派得势程度的晴雨表，受制于法西斯政府的恶行。
日本战俘的证词也证明了这种观点。他们与西方士兵不同，没有受过指导，不知道被俘后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对所有话题的答复都是惊人地毫无章法。这种缺乏训练的现象当然是因为日本的不投降政策，这一点直到战争的最后几个月才有所改善，而且仅限于有限的几个部队。这些战俘的证词在日本军队中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值得注意。因为他们之所以被俘绝大部分是因为受伤或昏迷无法抵抗，而不是因为士气低落而投降。如果是后者，那他们的证词也许就不具备典型性了。
日本战俘中的顽固分子把自己的极端军事主义归咎于天皇，他们是在“执行天皇旨意”，“为天皇分忧”，“为天皇效死”。“天皇带领大家开战，服从是我的天职。”但是那些反对现阶段的战争和未来侵略计划的人同样把和平的想法归功于天皇。每个人对天皇都有自己的理解。厌倦了战争的人用“爱好和平的陛下”指代天皇；他们坚持天皇“一直是开放而反战的”。“他受了东条英机的骗。”“满洲事件证明了他是反对军部的。”“战争的开始没有得到天皇的许可。天皇不喜欢战争也不会允许自己的子民被拖入战争。他不知道自己的士兵有多受罪。”这些陈述和德国战俘完全不同。不管德国人怎么抱怨希特勒被自己的将军和指挥们背叛，他们都把战争的起因和准备归罪于希特勒的煽动。日本战俘们则明确表现出他们对天皇一家的崇敬是可以与军事主义和激进的战争策略区分开来的。
但是对他们而言，天皇和日本是一体的。“没有天皇的日本就不是日本。”“没法想象没有天皇的日本。”“日本天皇是日本人民的象征，是他们宗教生活的核心。他是宗教圣物。”他也不应为日本战败承担责任：“人民不认为天皇该为战争负责。”“万一战败，内阁和军队领导该受责备，绝非天皇。”“就算日本这次战争失败，老百姓百分之一百地继续崇敬天皇。”
美国人习惯了带着怀疑的眼光评判所有人，可能会觉得这种天皇高高在上无可非议的统一意见有点虚假。然而这就是战败的日本的心声。审讯经验最丰富的老手们作证，他们完全没有必要在每张询问单上记录“拒绝发言反对天皇”。所有的人都拒绝了，包括那些和盟军合作，对日军进行广播的人。所有收集起来的日军战俘审问记录里只有三份是轻微地反天皇的。只有一个人把话说到了“让天皇继续在位是个错误”的分上。另一个说“天皇是个软弱的人，傀儡一个罢了”。第三个则仅仅表示天皇有可能退位给太子，如果废除君主制的话日本女性可以获得自由，就像她们羡慕的美国女性一样。
因此，日军指挥官们便多处利用这种举国对天皇的崇敬。他们分发给部队“来自天皇”的香烟；天皇生日时领导军队面向东方三鞠躬，并高呼“万岁”；“即使部队日夜处于轰炸之下”，将领们早晚和部队一起朗诵天皇通过《军人敕谕》亲自下达给军队的“圣旨”，“朗读声响彻丛林”。好战分子也竭尽所能地利用向天皇尽忠的吸引力。他们号召部下“完成天皇陛下心愿”，“为天皇陛下除忧”，“表现你对天皇陛下的尊敬”，“为天皇献身”。但是这种对天皇意愿的遵从也有两面性。正如许多战俘说的，“只要天皇令战，日本人会毫无疑问地战斗到底，哪怕只有竹竿。同样的只要天皇令和，他们可以立刻停止战斗”；“只要天皇有令，日本人明天就可以罢战”；“就算是满洲的关东军也会放下武器”，他们是最为好战和信奉军国主义的；“只有天皇的话能让日本人民接受战败，心甘情愿地开始重建。”
一方面日本人对天皇无条件地忠诚；另一方面他们对其他任何人又都有意见，这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无论是日本的报纸杂志，还是战俘的供词，都不乏对政府和军队领导的批评。战俘纷纷批判自己当地的长官，特别是那些没有和士兵同甘共苦的。他们对那些自己坐着飞机撤退而不顾部队死活的长官最有意见。通常他们会表扬几个军官，又批评另外几个。事实表明他们完全能够区分事物的好坏。即使是本土四岛的新闻报纸和杂志也批评“当今政府”，号召更强的领导力，更好的协调工作，甚至批评对言论自由的限制。1944年7月东京一家报纸报道的一个讨论会就是很好的例子。会上云集了报刊编辑、前国会议员及日本极权主义党派大政翼赞会的领导人。其中有人发言：“动员日本人民的方法有很多种，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言论自由。最近几年，人们无法把真实想法宣之于口。他们怕说了之后被谴责。人们犹豫不决，只敢对表面问题进行修补，结果造成公共意志的薄弱。这样根本无法发展人民的力量。”另一个发言者在此基础上更进了一步：“我几乎每晚都和选区的人们会谈，问他们对很多事物的看法，但是他们都害怕发言。言论自由被禁了，这样绝对无法激励他们的斗志。所谓的战时特别刑法和治安维持法把人管得都像封建时期那样胆小了。本来可以发挥的战斗力现在也没有发挥出来。”
所以即便是在战争中，日本人还是在批评政府、最高指挥官和他们的顶头上司。他们并没有毫不置疑地赞同整个等级系统的优点。但天皇是个例外，即使他的首要地位最近才得到确认。为什么会这样呢？日本民族性中有什么特异之处使得天皇处于这样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日本战俘说的是真的吗？天皇的一个命令可以决定他们是拿着竹竿战斗到死还是平和地接受战败和占领？这是迷惑我们的烟幕弹还是事实？
从反物质的基本观点到对天皇的态度，所有这些有关日本人战时行为的关键问题在日本本土和战斗前线都有体现。另有一些态度则属日本军队特有。其中一种就是战斗力量的可消耗性。这一观点和美国人形成了鲜明对比，以下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当美国海军为台湾海峡特遣部队的指挥官上将乔治·麦肯（George S.Mc Cain）授勋时，日本广播满怀诧异地作了以下报道：
授勋的官方理由竟然不是因为指挥官乔治·麦肯赶跑了日本军队。在我们看来这才是个授勋的理由，尼米兹公报也把这一战绩归功给他。……没想到，他们授勋的理由竟然是因为他成功地解救了两艘受损的美国战舰并把它们安全带回了基地。这个消息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真人真事，而不是编造的故事……所以我们并不怀疑上将麦肯真的救了两艘战舰，我们想要向您指出的是一个奇怪现象：显然在美国挽救破船是值得授勋表扬的。
美国人为任何救援行动欢欣鼓舞。我们觉得救助已经受伤或残缺的对象反而更显英雄气概。但在日本人的概念中，类似的拯救活动根本算不上英勇。就连我们B—29轰炸机和战斗机上装的安全装置都被日本人嗤之为“懦夫之举”。报章和广播反复宣扬这一主题：只有接受生死考验才是光荣的；采取预防措施是可耻的。这种态度也体现在日本人对受伤和患疟疾的士兵的处理方法上。这些士兵已经是残品，在医疗用品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要保障军队基本战斗力都是个问题，让伤员消耗药品更是浪费。随着时间的推移，运输困难加快了医疗条件的恶化，但还有更多别的原因，比如日本人对物质条件的不屑。日本士兵受到的教育是死亡本身就是精神的胜利，照顾病弱阻碍了他人的英雄行为，这就好比在轰炸机上装安全设备一样。日本人也不像美国人那样在日常生活中依赖内外科医生。美国人对于残缺事物所抱的悲天悯人情怀远远高于对其他福利措施的关注，这一点，连和平时期的欧洲来访人员都常常感叹，对日本人来说当然就更陌生了。整个战争期间，日本军队从来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救援队上战场把伤员转移下火线并处理伤口；也没有前线救护站、后方野战医院和更远离火线的康复医院这样的医疗系统。医疗供给的忽略程度更是令人生叹。有些紧急情况下住院的伤兵干脆被杀之了事。特别是在新几内亚和菲律宾，日军经常不得不从一个有医院的阵地撤离。时间还充裕的时候，他们没有例行程序撤离伤员病号，只有在整个营队已经开始“按计划撤退”，或者敌人已经开始占领阵地时，才对伤病士兵有所安排。到了那时候，不是负责的医疗官在离开前射杀医院的病人，就是病人自己用手榴弹自杀。
如果说日本人对待“残缺”的态度决定了他们对待自己同胞的方式，那么他们对待美国战俘的方式也受到同样的影响。根据我们的标准，日本人对自己人的暴行和对战俘的暴行都同样有罪。前菲律宾群岛首席医疗官哈罗德·格拉特里（Harold Glattly）上校在台湾当了三年战俘后说：“美国战俘受到的医疗待遇比日本士兵还好些。战俘营里的盟军医疗官们能够照顾自己人，而日本士兵连个医生都没有。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仅有的医疗人员是一名下士，后来换成了一名中士。”一年之中他只看到过日本医官一两次。
日本人这种不计损耗的思想最极端化的表现就是他们的不投降政策。任何西方军队在竭尽全力仍然发现没有任何胜算的情况下都会选择投降。即便如此，他们仍然会觉得自己是光荣的军人。根据国际公约，他们的名字会被传回自己的国家，好让家里人知道他们还活着。无论是作为士兵、平民还是自己家族的一员，他们都不会因为被迫投降而名誉扫地。但日本人却不这么看。荣誉意味着斗争到死亡的那一刻。假如身处绝境，日本兵应该做的是用最后一颗手雷结束自己的生命，或者赤手空拳冲向敌人，集体进行自杀性的攻击。但是无论如何他不可以投降。即便是因为负伤或昏迷而被俘虏，他也“不能再在日本抬起头来”。他已经名誉扫地，相对于以前的生命而言，他已经“死了”。
当然，日本军规中有这样的规定，但是前线显然没有必要再对此进行特别的正式教导。日军忠实地贯彻了这一纪律，以致在北缅甸战役中，被俘和阵亡者的比例是142:17166，也就是1:120。而且战俘营中的142人里面，绝大部分被俘时就已受伤或昏迷，只有极少数是落了单，或三三两两地投降的。西方国家的军队公认部队的阵亡人数达到兵力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时就应该放弃战斗。投降者的比例是大约4:1。霍兰迪亚战役中，日军第一次大规模地投降，投降和阵亡人数的比例是1:5，这和北缅甸的1:120相比已经是一大飞跃。
所以对日本人来说，美国战俘的投降行为就是使他们自己蒙羞受辱。就算没有伤口、疟疾和赤痢等病，他们也都早就被看作是“废人”了，没有资格被看成“完整的人”了。很多美国人描述过在战俘营里他们的笑声是多么容易激怒看守人并招来危险。在日本人眼里这些美国人遭受了耻辱，偏偏他们自己不觉得，这让这帮日本人无比恼火。许多美国战俘必须服从的命令也是这些日本看守的上级长官要求他们的，强迫行军或拥挤不堪的转运对这些看守来说是家常便饭。根据美国战俘的回忆，我们得知日本哨兵经常严厉教育他们要学会如何掩饰战俘破坏规章制度的行为，而不要公然地违反规定。公开违规可是滔天大罪。在某些战俘营，战俘们白天需要到营外修路或者安装东西。日方规定他们不许从乡间带回任何食物。但是这一规定形同虚设，只要战俘把那些蔬菜和水果藏起来不被发现就行。如果被查到了，那就是公然违法，严重挑衅哨兵的权威。公开挑衅权威会受到严厉惩罚，哪怕只是“顶顶嘴”而已。就是日本民间也有严格的规定不许人“顶嘴”，军队里的惩罚则更是严厉。我们在这里区分哪些行为是长期文化影响的结果，并不是为那些战俘营里发生的暴行开脱。
特别是在战争早期，日本人坚信敌人会严刑拷打并杀害所有俘虏，这就更加强了被俘的羞耻感。有一个谣言在日军中广为流传，说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的战俘大都被坦克碾死了。也有一些日本人试图主动投降，但是因为受到美军怀疑而被杀害，这种怀疑经常是不无道理的。因为一个一无所有、只欠一死的日本兵经常以与敌人同归于尽为荣，甚至被俘后他都有可能这么干。就如一个士兵所说的，既然早就下定决心“把自己献给胜利的祭坛，那么临死前不英勇就义才是最可耻的”。这种可能性让美军提高了警戒，也减少了日军投降的人数。
“投降可耻”这一观念深深地印刻在日本人心里。我们西方的战争公约里闻所未闻的行为对他们来说却是司空见惯的，同理他们也觉得我们的行为非常古怪。美国战俘要求把自己的名字通报给政府以便家人知道自己还活着，日本人既蔑视这种要求又觉得不可思议。巴丹半岛战役中，至少普通日本士兵根本没想到美国军队会投降，因为他们想当然地认为美国人会像日本人那样血战到底。他们也同样无法理解为什么美国人丝毫不以被俘为耻。
西方士兵和日本士兵之间最为戏剧化的差别，当属日本战俘对盟军的高度配合。他们没有任何适用于这种新情况的规矩：他们已经名誉扫地，作为日本人的生命已经结束。只有到了战争的最后一个月才有少数人敢奢望重归故国，不管日本是胜是败。有些人要求受死，“不过如果你们的习俗不允许这样做，那么我会做个模范战俘”。他们实际上比模范更模范。一些老兵和长期的极端民族主义者们帮着定位军火库，仔细解释日军的兵力部署，书写宣传资料，还随同轰炸机出航，为美军做向导去攻打军事目标。他们好像突然之间过上了全新的生活，新生活里的一切都和旧生活相反，但他们过得同样起劲。
当然这种描述并不适用于所有的战俘。有少数是顽固不化的，而且无论他们最后选择合作与否，美军必须先给他们一些甜头作为诱导。美军的指挥官们对日本人的帮助非常警惕，这并不难理解。有些战俘营根本不想尝试利用敌犯提供的情报。但是在利用了战俘的那些营地里，最初的疑虑被渐渐打消，日本战俘的忠诚度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信任。
美国根本没料到日本战俘会有这种彻底的转变，这不符合我们的信条。但日本人一旦全力以赴地执行了一条行为路线，失败后就自然而然地走上了另一条不同的路。这种行为方式在战后的日本还会有效吗？还是说只适用于单独被俘的士兵？战争中我们还意外地发现了日本人许多其他独特的行为，这些现象提出了一系列问题：日本人习惯的是怎样的一种生活？他们的机构怎样运作？他们的思维和行为习惯是怎样积累形成的？
想要理解日本人，必须从理解“各得其所”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开始。日本人依赖秩序和等级，而我们信仰自由和平等，两者的巨大差异使我们很难把等级制度当作一个合理的社会机制来看待。日本人对于人与人、人与国家的关系的看法都是建立在他们对等级制度的信赖基础上的。所以要理解他们的人生观就要从描述家庭、国家、宗教生活和经济生活等制度入手。
日本人看待整个国际关系问题和他们看待自己国内问题一样，都是从他们对等级制度的理解出发。在过去的十来年里，他们自认为正在接近国际势力金字塔的顶端，而现在西方国家却取代了他们理想中的位置。正是因为他们对等级制度的认同使日本人甘心接受这一现状。他们的国际文件无数次证明了他们对等级制度的看重程度。1940年日本与德、意缔结为“三国同盟”。同盟条约的序言写道：“大日本帝国政府，德意志政府和意大利政府认为万邦各得其所是持久和平的先决条件……”在该条约签订时颁布的天皇诏书也重申了这一点：
宣扬大义于八方，统一乾坤为一宇，实乃皇祖皇宗之大训，亦朕夙夜之所念。而今世局动乱不知何止，人类蒙祸不知何极。朕惟愿早日勘定祸乱，光复和平，轸念极切……兹三国间盟约既成，朕心甚悦。
惟万邦各得其所，兆民悉安其业，此旷古大业，前途尚远。
就在袭击珍珠港的当天，日本使节还向美国国务卿科代尔·赫尔（Cordell Hull）递交了一份声明，非常明确地陈述了这一点：
万邦各得其所乃日本帝国不可改动之国策。……维持现状同万邦各得其所之帝国根本国策完全背道而驰，帝国政府断然不能容忍。
这份日本备忘录是对国务卿赫尔几天前的备忘录的应答。赫尔在他的备忘录里引用了对美国人而言同样基本的四条原则：主权不可侵犯和领土完整；不干涉他国内政；依赖国际合作与和解；平等的原则。这些都是美国人对平等和不可侵犯的权利这一信念中的要点，不但是国际关系也是日常生活的基石。美国人向往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平等就为这一向往奠定了最崇高、最高尚的基础。对我们来说它意味着摆脱暴政、干涉和苛捐杂税，也意味着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和改善自己生活条件的权利。这是天赋人权的基础。即使我们在行动上有违平等的原则，我们依然维护它在道德上的权威，所以我们满怀义愤与等级制度斗争。
美国人自从建国以来就一直如此看待平等的问题。杰斐逊把它写进了《独立宣言》，宪法附加的《权利法案》也源于此。一个全新国家能够在自己的公共文件中写下这样正式的措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们反映了这片大陆上的男男女女在日常生活中正慢慢形成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种欧洲人完全陌生的生活方式。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早期，一个年轻的法国人，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de Tocqueville），在访问美国之后就“平等”写了一部书，成为了国际新闻报道中的一份重要文献。他是个聪明又富有同情心的观察者，能够看出这个陌生世界的许多优点。对他来说这个世界的确陌生。年轻的德·托克维尔生长在法国的贵族社会，一些当时还很活跃并有影响力的人依然记得法国大革命和随后拿破仑的严苛新法政对贵族社会带来了怎样的冲击和震撼。托克维尔对美国生活新秩序的欣赏体现了他的大方，但他依然是戴着法国贵族的有色眼镜在看世界。他的书是在对旧世界报告未来的新事物。他相信美国仅仅是一系列发展的先驱，同样的变化在欧洲也会发生，虽然会小有不同。
因此他不惜篇幅地报道这个新世界。这里人们真的认为彼此平等。他们的社交秩序建立在全新而又简单的基础上。他们以平等之人的方式交谈。美国人不在意等级制度礼仪的细枝末节；他们既不这样要求别人也不这样要求自己。他们喜欢说自己不亏欠任何人。这里没有古老的贵族式或罗马式的家族，控制旧世界的社会等级在这里消失了。这些美国人相信平等胜过一切；即便是自由这一原则在他们的生活中都经常被抛到脑后，但是他们却平等地生活着。
对于美国人来说，透过这个陌生人的眼睛看到他笔下一百多年前那些先辈的生活方式无疑让人振奋。自那以后我们的国家发生了许多变化，但是社会的基本纲领并没有变化。在阅读此书的过程中，我们意识到1830年的美国就已经是我们所知的美国。这个国家曾经有、现在也还有那么一些人，像杰斐逊时代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那样，倾向于一个更贵族化的社会秩序。但是即便是汉密尔顿之流也不得不承认我们这个国家的生活方式并不是贵族式的。
因此，在珍珠港事件前夕，当我们向日本陈述美国对太平洋地区政策所依据的高尚道德基础时，我们是在说明自己最信赖的原则。我们相信朝我们指出的方向前进的每一步都能改善这个不完美的世界。同理，日本人完全信奉“恰当地位”，是因为他们的社会经历在他们心中深植了这样的生活规则。几个世纪以来，“不平等”一直是他们有序生活的准则，而这一准则也最容易被预见或接受。承认等级制度的存在对他们来说就如同呼吸那样自然。但是这并不是西方人所认为的简单的西方式极权主义。无论是治人者还是治于人者都在遵循一种和我们完全不同的传统。现在日本既然已经接受了美国在日本国内等级制的最高权威地位，我们就更有必要把他们的习惯了解得一清二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看清在目前的处境中他们可能采取的行动。
尽管日本在近代进行了西方化改革，它仍然是一个贵族制的社会。日本人的每一声问候，每一次接触都必须表明他们之间社会地位差异的种类和程度。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吃”或者“坐”时，面对熟人或对上下级的用词都不一样。每一种语境都要用不同的“你”，动词也有不同的词干。换句话说，日本人和许多太平洋地区的其他民族一样，有“敬语”，使用时伴有恰当的鞠躬和下跪。所有这样的行为都由细致的规则和传统决定。一个人光知道对什么人需要鞠躬还不够，鞠躬的程度也大有讲究。对某个主人来说恰如其分的鞠躬，可能对另一个与致敬者关系稍有不同的人来说就是侮辱了。根据程度不同，鞠躬可以分为很多种，比如全身伏地、用前额叩首的大礼，或者轻轻点头或耸肩致意的简单行礼。每个人必须学习，并且早早地学习如何在各种场合使用合适的敬礼。
人们在交往时，不仅仅要考虑到阶级之间的差异，就连性别、年龄、家族之间的关系以及过去的交情都要放入必须考虑的范畴。即使是同样的两个人，不同的场合也会要求不同程度的礼仪：两个相熟的平民，平时根本不用鞠躬；但是当其中的一个穿着军服时，另一个穿着平民衣服的朋友就得向他鞠躬。对等级制度的遵循是一种艺术，需要平衡数不胜数的因素，某些因素在特定场合会相互抵消，某些却会起叠加作用。
当然有些人之间不必那么循礼。在美国，我们对自己家里人可以非常随便。我们一回到家就把哪怕是最轻微的正式礼仪都抛诸脑后。在日本，家庭则正是用来学习敬礼并无微不至地遵循礼节的地方。当母亲还把婴儿绑在自己背上时就会用手按低孩子的头；刚刚学步的幼儿所要学到的第一堂课就是如何向父兄致礼。妻子向丈夫鞠躬，孩子向父亲鞠躬，弟弟向兄长鞠躬，姐妹则不分长幼向所有的兄弟鞠躬。这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姿态，它意味着鞠躬者承认对方有权决定他的事务，哪怕他本人更倾向于自己做主。那些受礼者也同样承认随着自己的地位相应而来的某些责任。以性别、辈分及长子继承权为基础的等级制度是家庭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子女对父母的孝顺当然是日本和中国共有的一种美德，早在公元六至七世纪，日本就接受了中国关于孝道的系统理论，连同中国的佛教，儒家道义和世俗文化也一起采纳了。但是，孝顺的表现方式则不可避免地“入乡随俗”，以适应日本的家族结构。中国人至今仍被要求忠于自己的庞大宗族。宗族人口可以数以万计，有权管辖所有族人，并得到族人的支持。中国幅员辽阔，各地情况可能各有不同，但是在很多地区所有村落里的人都属于同一宗族。中国有四亿五千万人口，却只有四百七十个姓。所有同姓的人都认为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是同宗兄弟。一整个地区的人都有可能属于一个宗族，远居外地的家庭也可能是同宗同胞。比如像广东这样人口众多的地区，宗族成员们经常联合起来维护宏伟的宗族祠堂，在规定的日子里大家一起供奉多至上千的已故宗族成员牌位，因为他们都源自同一个祖先。每个宗族都拥有自己的土地、房产和庙宇，还有宗族资金，用于有前途的宗族子弟的教育。宗族记录自己分散的成员，并刊印精致的族谱，每隔十来年就更新一次，公布所有有权享受本宗特权的名字。一个宗族甚至有自己祖传的家法，如果宗族不同意当权者的意见，可以依此拒绝把宗族犯人交给国家。在帝制时代，官府以国家名义漫不经心地治理这些半自主的庞大宗族，朝廷一般委任外乡人作为统领官员并定期调任。
日本则大为不同。一直到十九世纪中期，只有贵族家庭和武士家庭能够使用姓氏。姓氏是中国宗族系统的根本，没有姓氏或类似的东西就没法发展宗族组织。一些部落里的族谱就起到了类似姓氏的作用。但是在日本只有上层阶级有家谱，即便如此，他们记录的方式也是像美国的“美国革命妇女会”（Daugh-tersof American Revolution）那样，从在世的人追溯其先辈，而不是从古到今地包括所有出自同一祖先的人。这两者区别很大。除此之外，日本还是一个封建国家，个人的效忠对象不是庞大的亲属集团，而是封建领主。领主是长居本地的最高领袖，和中国短期任命的外地官员完全不同。在日本，人们看重的是一个人属于萨摩藩或者肥前藩。个人的依靠在于他所属的藩。
另一个把宗族制度化的方法，是在神社或圣地祭拜远祖或宗族神灵。这对日本没有姓氏或家系的庶民来说是可行的，但是日本没有崇拜远祖的流习。庶民们祭拜神社是由所有村民聚集在一起来参加的活动，而不必证明是否有共同的祖先。他们被称为社神的孩子，因为他们都生活在社神的领地内。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定居几代以后的村民之间往往都会有亲戚关系，日本的村民当然也不会例外。但是他们不是由一个共同祖先繁衍下来的紧密的宗族组织。
对祖先的祭拜则另有所在，家里起居室的佛龛通常供奉着六七位近来的逝者。日本所有的人，不论阶层，都同样每天在这个佛龛前行礼，摆设食物供奉已故的父母、祖父母及近亲，以示对他们的纪念，佛龛里供放着类似微型墓碑的牌位代表逝去的亲人。墓地里，曾祖辈的碑文即便已无法辨识也不会被重新刻写，三代以上的祖先很快被遗忘。日本人的家族关系非常疏离。从这点看，他们可能和西方社会，尤其是法国人的家族关系最为接近。
因此，“孝道”在日本仅仅局限于面对面的家庭成员之间。这意味着每个人根据辈分、性别和年龄在一个小团体里确立各自的恰当地位，这个团体往往只包括自己的父亲、祖父、他们的兄弟及后代。即便重要的家族里可能存在比较庞大的亲族团体，大家族也往往分为几支，次子及以下都自立门户。在这个狭小的面对面接触的团体里，对于本分的规定详尽而又细致。长者在正式引退前必须得到绝对的服从。即使在现在，如果一个男子，其父没有引退，哪怕他已有成年子女，也要事事通报自己的父亲同意。父母可以安排或者解除子女的婚姻，哪怕子女已经三四十岁。父亲作为一家之主，吃饭时要把食物先端给他，洗澡时第一个享用家庭浴池，对家庭成员的深鞠躬只需要点头致意。日本有一个流行的谜语可以这样翻译成我们的双关语谜：为什么想要向父母提意见的儿子就好比是想要长头发的和尚？（佛教僧侣都是剃光头的）。谜底是：根本无发/法。
“恰当地位”不仅意味着辈分的差别，也包括年龄的差别。当日本人想要表达彻底混乱这个意思时会说“非兄非弟”，就像我们说非鱼也非鸟，因为对日本人来说必须严守自己长子的角色，就如同鱼必须待在水里，长子是继承人。到过日本的人提到“在日本，长子从小就表现出来那种责任感”。长子很大程度上享有父亲的特权。在过去，他的弟弟们早晚要不可避免地依赖他；现在，特别是在乡镇和村落里，长子往往留守在老家，而他的弟弟们可以闯出去接受更高的教育，得到更好的收入。但是旧的等级制度依然强大。
即便是在今天的政治评论中，有关“大东亚政策”的讨论依然生动地体现出长子的特权。1942年春天，一名中佐在代表陆军省发言时，就大东亚共荣圈这个话题这样表示：“日本是他们的长兄，他们是日本的弟弟。这个事实一定要让占领区的居民彻底明白。对他们太过体贴，他们就可能产生利用日本仁慈的倾向，进而危害到日本的统治。”换句话说，长兄替弟弟们决定什么对他们好，而且在执行过程中不应该表现出过多的体贴。
等级社会中一个人的位置，不论年龄大小，都取决于其性别。日本女人跟在丈夫身后行走，地位也低一等。有些女人即便在身穿西式服装时会和丈夫并排走并且率先出门；一旦穿上和服，她们仍然会退到丈夫身后。日本家庭中的女儿只有自力更生，所有的礼物、关心和教育基金都给了她的兄弟们。甚至在专为青年女子而建的高等学府里，指定的课程仍主要集中在教导礼仪和举止。她们所受的系统的智力培训完全不能和男孩们相比。有一位女校的校长主张中上阶层出身的学生学习一点欧洲语言，他认为这样做的好处是女学生们就可以在为丈夫的书籍拂拭灰尘之后，正确地将其归位书架而不会颠倒地放书了。
尽管如此，和大多数亚洲国家相比，日本妇女已经享有很大的自由了，而且这也不仅仅是西方化的一个阶段性现象。日本妇女从来没有像中国上层妇女那样需要裹小脚；现在的印度妇女更感叹日本妇女可以出入店铺，上下街头，从来不需要遮遮掩掩。日本妇女置办家庭用物，并掌管家庭财务。如有经济困难，她们可以从家里选择东西拿去典当。日本妇女指挥家里的仆佣，对子女的婚姻有很大的发言权，当她成为婆婆时，更经常是以严厉的手段管家，与唯唯诺诺的前半生判若两人。
在日本，辈分、性别和年龄的特权是很大的。但是行使这些特权的人并不像独裁者那样独断专行，反而更像受托人。父亲或长兄要对整个家庭负责，包括活着的、去世的和将要出生的。他必须做出有分量的决定并监督其执行。但是他的权威不是无条件的。他的行为必须符合家族荣誉。他得提醒儿子和弟弟家族的传统，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并激励他们不辜负这样的传统。即使他只是一个农民，也会提出“位越高”则对家族祖先的“任更重”。如果他属于地位更高的阶级，家族责任感的分量就更重了。家庭的需求要先于个人的需求。
在处理任何重要事务时，不论什么阶层，一家之长都会召开家族会议讨论。比方说有关订婚的会议，家族成员可能会从遥远的全国各地赶来。在做出决定的过程中，个人的性格也许能起到无法估量的作用。一个弟弟或者妻子都有可能影响最终的决定。一家之主如果不听取家族意见擅自行动，就会给自己带来诸多麻烦。对那些命运被左右的个人来说，这些决定可能非常难以接受。他的长辈们却丝毫不会动摇，他们自己一辈子都服从家族会议的决定，当然会同样要求自己的小辈服从决定。这种决定权的来源和普鲁士的情况大为不同，在普鲁士，父亲在法律上和习俗上都拥有对妻子儿女的绝对决定权。这并不是说在日本要求就不那么严格，只是造成的影响有所不同。日本人并没从家庭生活中学会重视专制权利，也没有养成轻易服从专制的习惯。服从家族意志的需要产生于另一个崇高的价值观，尽管要求繁复，这个崇高的价值观和每个人都休戚相关，那就是共同的忠诚。
每一个日本人首先在家庭的怀抱里学会等级制度的习惯，并把所学应用到更宽广的经济生活和政治领域中去。他知道要对“适当位置”里地位比自己高的人毕恭毕敬，无论他们是不是真的掌权者。即便是一个被妻子支配的丈夫，或者被弟弟支配的兄长，在表面礼仪上仍然得到尊敬。特权阶级之间的正式界限并不会因为某些个人在幕后运作而被打破。这个表面是不会为适应支配关系的实质而改变的，它永远牢不可破。某种程度上来说那些享受实权而不担正式名分的人还有策略上的好处，因为他们更不容易受到攻击。日本人也从家庭生活中了解到，一个决定之所以能够有极大的影响力，是因为家族成员坚信它能够维护家族荣誉。这个决定不是专制的家长一时兴起而强加的命令。家长更像是一个家族共同遗产的受托人，这个遗产包括精神和物质的层面，对家族的每个人都有重要意义，也同样要求个人意志的服从，每个人都不例外。日本人反对使用武力，但他们对家族要求的服从并不因此而减弱，对那些有身份的人的敬意也并不因此而减少。即使家里的长辈们很少成为强硬的独裁者，家族里的等级制度依然能得到有序维系。
美国人对人际行为显然有着很不同的标准，他们读到这些对日本家庭内部等级制度的简单描述时，并不能理解日本家庭里那种公认的强有力的感情纽带。每个家庭都非常团结，他们怎样达到这种团结就是本书的主题之一。同时，我们也要了解为什么他们在更为宽广的政治和经济领域同样要求实行等级制度，从而才能明白他们在家庭内部养成的习惯是多么彻底和根深蒂固，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
日本的等级体制体现在家庭关系里，也同样严格地体现在阶级关系中。日本历史上一直都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而有着上百年等级制习惯的国家都有某些特定的优点和弱点，这些优弱点都极其重要。在日本，等级制是贯穿历史记录的生活准则，甚至早在公元七世纪，日本就已经开始向无等级制的中国借鉴生活方式，以适应自己等级制的文化了。在公元七至八世纪的时候，大中华帝国的高度文明把日本使节看得目瞪口呆，于是日本天皇和他的朝臣们给自己定了一个任务，要用这些高度文明的习俗来丰富日本。为此他们不遗余力。在此之前日本甚至没有书面语言。公元七世纪时，他们才采用了表意汉字，并用来书写自己完全不同的语言。在此之前日本有一种自己的宗教，命名了四万个主管山头村落的神赐福于人，这种民间宗教几经变化延续到今天，就是现代的神道教。七世纪时，日本从中国全盘引入了佛教，因为它是一种“护国至善”的宗教
。在此之前无论官方还是私人，日本都没有宏伟的永久性建筑，天皇以中国都城为模板新建了一座都城奈良，还参照中国模式建了多所宏伟奢华的佛寺和僧院。天皇根据使臣来自中国的报道引进了头衔、官阶和律法。一个主权国如此成功有计划地引进他国文明，在世界各国的历史上都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但是从一开始日本就没能复制中国那种无等级的社会组成。日本沿用的官衔在中国是授予科举及第的行政官员的，在日本则给了世袭的贵族和封建领主。这些人成了日本等级体制的一部分。日本被分割成很多个半自主的藩地，各地的藩主都互相嫉妒、眼红彼此的势力，因此和领主及其家臣、侍从的特权相关的社会制度才有实际意义。不管日本怎样努力地输入中国文明，都无法照搬中国的生活方式，比如中国的行政官僚系统，或不分阶级把所有人团结在一个大宗族周围的宗族系统，都没能取代日本自己的等级制度。日本也没有沿用中式的世俗“皇帝”概念。日语对天皇家庭的称呼是“居于云上者”，只有这个家族的人才能成为天皇。改朝换代在中国是常事，在日本则从来没有发生过。天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那些把中国文化引进日本的天皇们和朝臣们无疑根本无法想象中国在这些方面做了哪些安排，他们也没法推测自己进行了怎样的变更。
正因如此，尽管日本从中国引进了各种文化，这个新文明仅仅是为延续数世纪的争端铺平了道路，争端的中心就是哪一个世袭的领主和家臣控制着这个国家。公元八世纪末，贵族藤原氏掌握了统治权，把天皇推到了幕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藤原氏的统治遭遇了封建领主们的抗议，整个国家陷入了内战，这时其中一位著名的领主源赖朝打败了所有对手，以“将军”这一古老的军事头衔成为了国家的实际统治者。将军的全称实际上就是“平定夷人的大将”。遵循日本惯例，源赖朝把这个头衔定为源氏家族世袭，直到后代无法压制其他封建领主们为止。天皇成了傀儡，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主持将军的授予仪式。他没有民事权力，实际权力掌握在所谓的幕府手中，幕府试图靠武力统治不听话的藩主。每个封建领主，即大名，都有自己的武装侍从，即武士。武士们听命于大名，在动荡年代时刻准备就敌对藩主或在位将军的“恰当地位”提出抗议。
十六世纪时内乱已经遍布全国。几十年的战乱后，伟大的德川家康战胜了所有对手，于1603年成为德川家的第一位将军。将军的称号在德川家传承了两个半世纪。1868年，将军和天皇的“双重统治”被废除，德川时代宣告结束，日本进入了近代时期。从很多方面来看这个漫长的德川时代都是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时期之一。它在日本维持了武装和平，直到最后一代，并施行了中央集权系统，很好地服务于德川氏利益。
德川家康曾面临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也选择了一个有难度的解决方案。内乱中有些实力最强的藩地领主与他为敌，只有在最终溃败之后才向他低头。这些就是所谓的旁系“外样”大名。家康依然让他们统领自己的藩地和武士，事实上日本所有的封建领主在自己的领地上都继续享有最大限度的独立。但是他把他们排除在自己的家臣之外，也不让他们担任重要职务。这些重要位置都留给嫡系的“谱代”大名，即内战中家康的支持者们。为了维持这种困难的管理体制，德川氏的策略是防止封建领主积蓄力量，阻止其中可能威胁将军统治的大名联合起来。为了在日本维持和平与德川家的统治地位，德川氏不仅没有废止封建体制，反而试图进一步强化它，使其更为严密。
日本封建社会的阶层化非常复杂，每个人的地位都是世袭的。德川氏巩固了这一系统，并规定了每一阶层的日常行为细节。每户的家长必须在自家门口贴上告示说明他的阶层地位，和有关世袭身份的必要事实。他能够穿什么样的衣服，买什么样的食物，可以在什么样的房子里合法居住，都根据世袭的地位决定。皇族和宫廷贵族以下，日本共有四个阶层，按等级次序由高到低排列如下：武士、农民、工匠和商人。地位最低的就是流民了。流民中为数最多而又最出名的就是“秽民”，即那些从事禁忌行当的人。他们有捡垃圾的，埋葬死刑犯的，也有剥动物皮和制革的。他们是日本不可接触的一群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无法计数的一群人，因为连经过他们村落的路段都不计入里程数，仿佛这片土地和这片地区的居住者根本不存在。他们极度穷困，虽然职业有保障，却存在于正式的社会架构之外。
商人仅排名在流民之上。无论美国人看来有多奇怪，这在封建社会是非常真实的。一个商人阶层的存在总会扰乱封建制度。随着商人日益发达并受到尊敬，封建制度就渐渐败落。当德川氏在十七世纪下令断绝日本对外交流时，他颁布的是有史以来所有国家中施行的最为严厉的锁国法令。他们以此削弱了商人的立足之地。当时日本在整个中国和朝鲜沿海都有贸易，本不可避免地推动了整个商人阶层的发展。德川氏终结了这一切，因为制造或营运大于某一固定尺寸的船只都可以被处以极刑，得到许可的小船既不能航行到大陆，也无法运载商品。各藩的边境之间设立了关卡，严格管理防范货物的进出，国内贸易也因此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其他法律则侧重于强调商人低下的社会地位。奢侈取缔令明文规定了他们可以穿的衣服，可以拿的伞，和婚丧的开支额度。他们不能住在武士区。面对武士刀和拥有特权的武士，他们没有任何法律保护。试图把商人压制在较低地位的德川政策当然不适用于货币经济，而日本当时就是在货币经济基础上运行的，所以它的失败是必然的。不管怎么样，德川氏还是尝试了。
对于一个稳定的封建制度而言，武士和农民是其依赖的两大阶级，因此德川政权对这两个阶级做出了严格的规定。在家康最终平定内乱之前，大军阀丰臣秀吉已经用其有名的“刀狩令”完成了对武士和农民两大阶级的分离。他剥夺了农民的武器，给了武士佩刀的特权。武士不再能够兼职农民、工匠或商人。即便是最低下的武士也不能合法地成为一名生产者，他成为了寄生阶级的一员，靠从农民身上抽税获得每年的俸禄。大名控制着这种米租，按份额分配给每个随从武士。武士从哪里谋求生计毋庸置疑；他完全依赖于领主。在日本历史的早期，封建领主和手下武士之间的牢固纽带是在不间断的藩地战争中结成的；在和平的德川时代，这种纽带则变成经济性质的了。因为日本的武士和欧洲中世纪的骑士不同，既不是拥有领土及农奴的小领主，也不是历险求财的兵士。他依靠的是一份固定但数目不大的俸禄，其俸额早在德川初年时就已确定。日本学者估计过所有武士的平均俸禄大概与当时农民所挣的钱差不多，仅够勉强伕口。
对这样的家庭来说最大的缺点就是要在继承人中平分这份俸禄了，因此武士家庭都限制自己的家庭人口。他们最讨厌的就是靠财富和炫耀赢得的声望，所以他们在武士准则中非常强调把节俭当作最高美德。
一道鸿沟隔开了武士和其他三个阶层：农民、工匠和商人。后三种是“庶民”，武士不是。武士们凭着特权佩刀，刀代表着他们的阶层，而不仅仅是装饰。他们有权对平民用刀。德川时代之前的武士们就习惯这么做。德川家康无非是用法令把旧习合法化了：“对武士行为无礼或对上司不敬的平民可就地斩首。”德川家康完全不曾计划在庶民和武士这两个阶层间建立起互相依靠的关系。他的政策是建立在严格的等级制度基础上的。两个阶级都由大名统领，各自直接隶属大名，他们就仿佛在不同的阶梯上。每个阶梯的上上下下都有自己的法律、规定、管理和义务，两个阶梯上的人之间则只有距离。情势所迫时这两者之间的分隔曾一次次被打破，但那不是体制的组成部分。
在德川时代，武士已经不仅仅是舞刀弄剑的武夫，他们渐渐地成为各自领主产业的管事，有些则成为精通能剧和茶道之类风雅艺术的专家。掌管各种礼仪也成为了他们的责任，大名的种种密谋也都由他们巧妙地执行。两百年的和平是很长的一段时间，个人使用武力是十分有限的。就像商人们在等级规定的限制下，依然发展出一种追求舒适高雅的城市生活方式；武士们尽管随时可以拔刀相向，也发展出了风雅的技艺。
农民们尽管在法律上无法反抗武士，又身负沉重的米粮税，并受到其他种种限制，但是他们还是受到某种程度的保护。他们对田地的所有权得到保障，而在日本，地产赋予了一个人声望。在德川氏的统治下，土地不得永久让渡是对耕种者而言的，与欧洲的封建社会不同，这条法律保护了耕种者的利益，而不是封建领主的利益。农民对自己最为重视的东西拥有永久的耕作权，他也同样勤勤恳恳、不辞劳苦地耕作，直到今天他的子孙们依然以同样的态度耕种稻田。尽管如此，农民就像是传说中撑起地球的大力士阿特拉斯，他们支撑起人数约两百万的整个上层寄生阶级，其中包括了将军的幕府，大名的各种府邸机构，以及武士。农民们被课以实物税，也就是说，他把自己收成的一定比例上交给大名。相比另一个水稻国家暹罗，它传统的赋税是百分之十，而在德川氏的日本则是百分之四十，实际上甚至更高。有些领地的税高达百分之八十，农民还要经常被征用或服徭役，极大地消耗了他们的时间和精力。就像武士们一样，农民们也限制自己的家庭规模，整个日本的人口在德川氏执政的几百年里几乎保持不变。对一个处在长期和平的亚洲国家而言，这些不变的人口数字很能说明统治政权的问题。它对领俸禄的侍从阶层和生产阶层的限制如斯巴达式的苛刻，但是每个依赖者和上级之间的关系相对而言却比较可靠。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义务、权利和地位，如果这些权利、地位受到了侵犯，最穷困的人也会抗议。
农民们即便再穷困潦倒，也会向封建领主进行反抗，有时甚至还会向幕府的执政者反抗。在德川执政的两个半世纪里，至少有一千起这样的抗议。抗议的缘由不是“四成归王公，六成属耕者”的传统重税，而全都是反对额外的附加税。一旦忍无可忍，农民们就大量聚集游行反对领主，但是请愿和审判的步骤还是有秩序的。农民们起草正式的、要求公正的请愿书，上交给大名的内臣。如果请愿书被中途截走或者大名置之不理，他们就派代表上京向将军府递交状纸。在一些著名的案件中，农民们为了保证成功递交诉状，甚至趁江户（东京）城内的有些高官坐轿过街时把状纸塞到轿子里。不管农民们为了递交诉状冒了多大的险，幕府的官员收到状纸后会进行调查，大概有一半的判决有利于农民。
然而幕府对农民们申诉的判决并不意味着日本的法律和秩序允许他们这样做。农民们的抱怨也许事出有因，政府满足他们的要求也许是可取的，但是农民领袖们依然违反了严格的等级有别的法律。不管判决是否对他们有利，他们都违反了对主人忠诚这一核心法律，这一点不能被忽视。他们因此将被判处死刑。他们行为动机的正确性与此毫无关系。即使是那些受罚的农民也接受这种必然结果。被判刑的人是他们的英雄，人们大量地涌到刑场，领头人物在这里或被滚油烫死，或被砍头，或被钉上木架，但现场的群众不会暴动。这就是法律和秩序。他们也许会在事后为死者修建祠堂，把他们当作烈士供奉，但是农民们接受死刑，因为这是他们赖以生活的等级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简而言之，德川的将军们试图巩固每个藩地里的等级结构，让每一个阶级都依赖于封建领主。大名处在每个藩地等级结构的最高点，他可以对所有依赖他的人行使特权。将军的最大行政难题就是怎样控制大名们。他极尽可能地阻止各大名之间进行联合或实行侵略计划。各藩地的边境设有官员检察通行证并征收关税，对“出境的女子和入境的枪炮”严格把关，以免任何大名把自己的姬妾送走，并走私武器入境。任何大名想要联姻都必须得到将军的许可，以免联姻导致危险的政治合作。藩地之间的贸易重重受阻，以至于到了“有桥不能过人”的地步。将军密布眼线，对大名们的开销相当了解。一旦哪个大名库存富裕起来，将军就要求他承担开销不菲的公共工程，使其不得逾矩。所有规矩中最有名的就是每个大名必须每年在江户居住半年，即使回到自己领地上的住所之后，依然必须把妻子留在江户作为将军的人质。通过上述种种手段，当政者保证了自己的优势，确立了自己在等级制度中的统治地位。
当然，将军并不是这个拱门式结构的最关键拱顶石，因为他是以天皇授命的方式来执政的。天皇及其世袭的宫廷贵族们（公卿）被孤立在京都内与世隔绝，并没有实权。天皇的财力还不如一些无足轻重的大名，宫廷礼仪也得严格遵守将军的规定。但是即便是最强大的德川将军也没有任何要取消这种天皇和摄政者双重统治的意思。这在日本有旧例可循。自从十二世纪以来，将军就以天皇名义统治国家，而天皇则没有实权。曾有几个世纪，这种双重统治的职能演变到了一个极端的地步：一个有名无实的天皇把政权委托给一个世袭的世俗首领，而真正的执行者则是那个首领的世袭顾问。这种层层委托的现象非常普遍。即使是在德川统治接近崩溃的时期，美国海军指挥官佩里（Perry）也没想到要征询天皇的意见。他们早已忽略了将军背后还有天皇的存在。我们的首任驻日公使唐森德·哈里斯（Townsend Harris），在1858年和日本谈判第一个通商条约时，才慢慢在谈判中悟到，实权者的背后还有一个天皇。
事实是，日本对天皇的定义在太平洋地区的岛群中频频可见。他是神圣的首领，却不一定参与日常管理。有些太平洋岛群的首领直接参政，另有一些岛群的首领则授权给别人。但是一致不变的就是首领本人是神圣的。新几内亚的部落中，神圣的头领是绝对不可冒犯的，他非但不能自己进食，连别人喂他时所用的调羹也不能碰到他神圣的牙齿。他出国时必须时刻有人抬着，因为一旦他的圣足踏在哪块土地上，那地方就自动成为圣地，必须转为该头领所有；他的头特别不容侵犯，没有人能够碰触；他的话能直达部落神灵。某些太平洋岛群上，例如萨摩亚岛和汤加岛，神圣头领并不纡尊降贵参与世俗生活。所有的政务由一个世俗的头领料理。詹姆士·威尔逊（James Wilson）曾在十八世纪末到过位于东太平洋的汤加岛，他记录“那里的政府和日本的政府最为相像，神圣的皇帝都成了某种程度上军事首领的政治犯”。
汤加岛的神圣头领被隔绝在公共事务以外，但是他们执行宗教仪式的任务。花园收获的第一批果实必须供给他们，由他们执行一个仪式之后人们才能开吃。一旦神圣头领去世，讣告中要称其“上天空了”。他会被隆重地葬在皇室墓地，但他从未参与政府管理。
尽管天皇毫无政治权力，好比“某种程度上军事首领的政治犯”，但根据日本人的定义，他在等级制度中占取了一个“恰当地位”。对日本人来说，天皇是否积极参与日常事务，并不是用来衡量他地位的标准。天皇在京都的宫廷对他们来说也很重要，因此才能历经数世纪征夷大将军的漫长统治而得到保存。只有在西方人的眼里，天皇的角色才显得多余。日本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就很不同，因为他们在各个方面都习惯了等级制度中对各个角色的严格定义。
从流民到天皇，日本封建时期对等级制度的明确规定对近代日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毕竟，封建统治在七十五年前才合法结束，深入人心的国民习性则很难在有生之年消失。下一章就会讲到，尽管国家的目标急剧变更，近代日本的政治家们依然处心积虑地保存现有制度的大部分。相比其他任何主权国家，日本人都更加习惯生活在一个细枝末节都有章可循，个人地位被明确规定的世界里。两个世纪以来，这个世界的法律和秩序都是靠铁腕和强权来维持的，因而日本人渐渐把这个细细划分的等级系统等同于安全和保障。只要他们不出格，安分地履行自己的义务，这个世界就是可靠的。盗贼得到了控制，大名间的内乱得到了防止。如果臣民能够证明他人有逾矩行为，就能够像农民受剥削时那样上诉。这对个人而言虽有风险，但被允许。德川政权中曾有一位杰出的将军甚至设立了意见箱，供市民投递抗议书，只有将军本人才有钥匙开箱。这些都是真实的举措，保证日本国内有违规的行为会及时得到矫正。每个人只要信赖并遵循这个制度就能获得安全。勇气和正义体现在对制度的遵守上，而不是对它的修改或反对上。在标明的范围内，这个世界制度明确，因此在日本人眼里也就是可靠的。它的规定不是戒条那样抽象的道德标准，而是细致地说明在这样那样的场合该怎么做，面对武士该如何，面对庶民又该如何，面对长兄该如何，面对幼弟又该如何。
有些国家在强大的等级制统治下变得懦弱可欺，日本却没有。我们要认识到日本的各个阶级都得到了特定的保障，这一点非常重要。即使是流民也有垄断各自行当的保障，他们的自治团体也得到了政府认可。每个阶级都受到诸多限制，但是都有序而安全。
日本的等级限制也有一定程度的灵活性，这点就与印度不同。日本的习俗提供了好几种明确的办法，可以操纵现有制度而不粗暴违背惯例。一个人可以用好几种方法来改变自己的等级地位。在日本的货币经济下，放贷人和商人不可避免地富裕起来，有钱人就利用各种传统手段来渗入上层阶级。他们通过抵押和出租来成为“地主”。农民和土地虽然受法律保障不可分割，但是日本农场的佃租非常高，因此对地主而言，让农民留在土地上是有利可图的。放贷人就定居在一处收取佃租，这样的土地“所有”权在日本让人名利双收。这些人的子女通过和武士通婚，就成了士绅。
另一个利用等级体制漏洞的方法是收养。这就提供了花钱购买武士地位的途径。尽管德川政府有着诸多限制，随着商人们渐渐地富裕起来，他们就想把儿子过继给武士家庭当养子。日本人很少收养子，通常都是为女儿招收上门女婿，是为“赘婿”。他会成为岳父的继承人，但是付出的代价也不小，因为他将被自己家的户籍除名，而加入妻子家的户籍。从此他会改姓妻子的姓，并跟岳父母一起生活。代价虽高，好处也是巨大的。富商子弟成为了武士，而贫困的武士家庭则有了有钱的姻亲。等级制度没有受到冲击，依然一成不变，但是通过对它的巧妙操纵给有钱人提供了上层阶级的身份。
所以日本不要求各等级只在内部通婚。通过一些被认可的安排就可以实现等级之间通婚。结果就造成了富足的商人渗入下级武士阶层，这一现象很大程度上拉开了日本和西欧的差异。欧洲封建制度的崩溃是因为受到日益强大的中产阶级的压力，这一阶级统治了近代的工业时代。而在日本，这样强大的中产阶级就没有诞生。商人和放贷人都通过合法手段“买”来了上层地位，商人和下级武士形成了联盟。不得不令人惊奇并指出的是，当欧日的封建制度同时面临灭绝的威胁时，比起欧洲大陆来说，日本在更大程度上允许了等级之间的流动。日本社会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贵族和中产阶级之间发生过阶级斗争就是对这一点最好的证明。
这两个阶级达成的共同目标对双方都互惠互利，指出这一点并不难。这种双赢的情况在法国也出现过，在西欧也有个例能够证明。但是欧洲的等级制异常死板，阶级间的摩擦导致了法国对贵族财产的没收。而在日本，阶级间的距离缩小了，最终推翻衰落幕府的联盟就是商人、金融家和武士之间的联盟。近代的日本依然保留了贵族体制，但是如果没有特定手段来允许阶级流动的话，这种贵族体制几乎是不可能存活的。
日本人热爱并信赖其细致而又明确的行为体系是有一定原因的。只要服从规定，个人的安全就有保证。这个系统也允许对非法的侵犯提出抗议，只要手段得当还能利用它为自己谋利。它要求互相履行义务。当德川政权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崩溃时，日本没有一个团体赞成破坏这种系统。在这里没有发生“法国大革命”，连类似1848年“二月革命”的事件也没有发生。然而那是一个令人绝望的时代。从平民到将军，每个阶层都欠了放贷人和商人的债。仅仅要维持庞大的非生产阶级的吃饭问题和日常政府开支就已经相当困难了。逐渐为贫困所扰的大名们开始无力支付随从武士的俸禄，整个封建关系网成了笑柄。大名们试图通过增加农民们已经很沉重的租税来免于破产。他们提前征收几年的税，使农民们陷入了极度的贫困。幕府也已破产，无力维持现状。1853年当海军司令佩里和他的士兵们来到日本时，整个国家基本已濒临绝境。在他强行入侵之后，日本因无力抗拒，于1858年和美国签订了通商条约。
当时日本举国上下的呼声却是“一新”，即追溯过往，恢复旧观。这和革命正相反，甚至根本不是进步。和“复皇”口号相呼应的是同样得人心的“攘夷”口号。全国都支持的政纲旨在回到锁国闭关的黄金时代，只有极少数的领头人看到了此路不通，还为此遭到暗杀。日本这个不具革命性的国家会改变道路来迎合西方模式似乎毫无可能。更无法想象的是，不用五十年日本会以自己的立场和西方国家竞争。但是这一切就是发生了。日本运用自己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力量达到了一个目标，一个位高权重的集团和公众意见都没有要求过的目标。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西方人即使通过水晶球看到了未来也不会相信。天际连巴掌大小的云都没有，根本无从预示此后数十年将要席卷日本的暴风雨。尽管如此，不可能发生的事发生了。日本落后而又被等级制所累的民众突然走上了新道路，并且坚持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