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路标

让许多人始料不及的是，《菊与刀》的传奇也在中国大陆上演。该书的第一个中文译本出现于1987年，书名作《菊花与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孙志民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三年后即1990年，商务印书馆推出第二个版本，题名为《菊与刀：日本文化的类型》（吕万和等译）。此后，商务的这个版本多次再版，支持了国内读者对《菊与刀》的阅读与理解。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十数年。从2005年开始，《菊与刀》在中国迎来了在世界范围内亦罕见的热潮。截至2011年，已有十余家出版社推出了各自的版本，包括部分英汉对照版。另外，还出现了对该书的精读作品《＜菊花与刀＞精读》（冯玮，2010年）。可以想见，巨大的阅读市场首先造就了《菊与刀》在中国的新传奇。

对于这股热潮的原因，许多学者都进行了分析；其中最常见的说法是，由于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中日关系出现的紧张局面，中国国民迫切希望理解日本社会、日本文化。这样，《菊与刀》就被视为理解日本的启蒙读物与权威读物而得到了重新的发现。与早期两个汉译本强调该书的学术性不同，新近的译本强调的是启蒙与普及。不过，对于国人的《菊与刀》阅读热潮是否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即理解日本，人们看法并不一致。赞同者认为该书解释了日本文化的本质，因而其意义不言自明；而反对者则认为该书内容“肤浅”、“陈旧”，加之“作者不懂日文”，因而无助于中国国民理解现代日本。其实，前一种看法不够准确，而后一种看法则不值得任何意义上的认真对待。任何读者只消认真阅读一下著者在本书第一章中对研究对象与方法论进行的细致而审慎的讨论，自然就不会妄下断语；相反，读者知性的好奇心将得到激发，从而沿着不同路径进入本书的主题。限于本文主旨，这里不拟详论；这里要指出的是，本文在前面两节中描述的《菊与刀》在国际关系史、在日本文化中的独特地位，已经成为我们今天必须深入阅读该书的本质理由。

尽管如此，或曰正因如此，通过该书来认识、理解日本仍将是多数中国读者阅读的主要动机。那么，中国读者要注意什么？这里仅指出三点。无须赘言，这三点也正是本尼迪克特本人反复提醒所有读者的，或直接或间接，而非笔者独发。

第一，由于中日两国文化上的历史渊源，它构成了我们阅读该书的一道无形屏障——《菊与刀》中涉及的“修养”、“义理”、“人情”等字眼，由于文字表记的同型性，很容易让中国读者用自己的观念去轻易地替换原文，从而失去了对日文语境中这些词语具有特殊涵义的敏感。换句话说，由于中日文化的历史渊源，《菊与刀》中的许多描述可能引发中国读者似曾相识之感；因此是否能读出中日文化的真正差异，对中国读者而言就成了试金石。

如果注意到意大利学界的一种说法，即“翻译者就是歪曲者”，那么，我们就可以把问题意识引向深入。比如，英文原书名与日文书名的转换中出现了怎样意义的隔绝？举例而言，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英语世界中的“菊”（chrysanthemum）的表象与日本文化中的“菊”（kiku）有何不同？同样，这两种表象又与汉语世界中的“菊”具有怎样的差异？这种思考并非要求读者进入深奥的语言学领域，而是要提醒中国读者：如果我们要达成阅读的目标，我们必须首先进入对象的语境中去揣摩、理解，而非横向的、从外部进行简单的语义替换。

第二，《菊与刀》为我们理解日本文化提供了一个制高点、一个方向标、一幅地图，然而，制高点、方向标与地图自身并不是日本文化。换句话说，《菊与刀》可以用于理解与解释日本文化的一些整体性现象，但由于这种理解与解释的视角具有超越历史与地域的特征，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就此可以理解日本，尤其是现代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要深入理解现代日本，我们还要付出其他的努力；而且，这种努力亦非朝夕之功就可奏效。尽管如此，本书由于其独特的性格，将会成为我们阅读日本时一个出色的向导，时刻为我们提供前行的路标。

第三，在进行阅读时，中国读者还须时时刻刻自问：我们是否理解我们自身？《菊与刀》中对欧美与日本文化的对比，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可资利用的视角——重新审视自我的视角。毋庸讳言，一个民族只有保持清醒的自我认识、自我反思的能力，才能永葆青春；反之，它将失去滋润生命的源头活水，浑浑噩噩地迷失在社会历史的变迁与诸文明的竞争当中。中华文明进入近代后，命运多舛、数度劫灰，最终能否生生不息，端赖自己是否有清醒的自我认识。对此，中国读者诚不可不察也。

无论怎样，《菊与刀》在今天已然成为一部超越了时代与特定文化的古典性作品。这要求读者，须以阅读古典的心态接近这部作品。至于是否经由本书而对日本文化登堂入室，则全赖读者的阅读方式与努力程度了。

2011年3月23日00:19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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