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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演绎上述《菊与刀》传奇的要因是什么？或者说，这部作品得以流行的奥秘何在？除了上面提到的本书独特的出身这一要因外，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说明。
首先，本书书名与文体具有独特的魅力。据称，这本书本来打算命名为《莲与刀》，但本尼迪克特最终还是将其定为《菊与刀》。这一改动中，作者进行了怎样的考量，我们不得而知，但其结果却显而易见。在出版商、后世学者对该书的内容简介中，人们通常会看到“菊花象征着风雅，刀象征着杀伐”的说法。稍微具体地说，菊花是日本皇室的家徽、优美的代表；而刀是武士道的象征，意味着勇气、征伐、忠义、名誉。它们被用以说明构成日本文化矛盾的两极。不管这种说法是否准确，菊与刀的并置构成了一幅强烈的视觉画面却是事实。
另一方面，本尼迪克特虽然以学者闻名，但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之前，她以笔名Anne Singleton发表了许多诗作，是一位出色的诗人。《菊与刀》中的语言细腻、平易、优美，而非如一般学术著作那样因充满生硬的术语而让人正襟危坐，甚至敬而远之，这与作者的诗人性格不无关系。这种文笔风格进而与书名强烈的表象相得益彰，给作品营造了浓厚的感性气息。
当然，由于人类学的作品通常以异民族的文化与社会为研究对象，为作品添加一个可以引发对这种对异文化的想象的标题，也是题中之意；而“菊花”和“日本刀”对西方社会而言恰恰构成了具有浓厚的异国、异族风情的象征。因此，西方世界的读者首先会产生阅读欲望：它们与日本文化有何关系？当这种联想效果浮现后，可以说书名《菊与刀》就出色地发挥了它的价值。
无需说，书名与文体的特异性只是成功地抓住了读者的视线，而书中的内容才是真正激发读者关注与讨论的主要因素。在这个意义上，《菊与刀》探讨的主题由其副标题揭示了出来：“日本文化的模式”。这些文化模式体现在日本人表面上相互矛盾的行为方式上。比如，日本人一方面彬彬有礼，另一方面尊大不逊；一方面墨守成规，另一方面开拓进取；一方面在菊花艺术上追求尽善尽美，另一方面崇拜武力，视武士为至高的荣誉……在欧美读者看来，日本民族的这些思想、情感与行动充满着不可理喻的矛盾。然而在著者的笔下，它们被编入到一个前后逻辑一贯的行为方式中，这种行为方式的基础也就是“文化的模式”。在这个意义上，《菊与刀》的主题无关风雅与杀伐。
在后来日本读者的解读中，这种文化进一步被概括为“耻感文化”，并与欧美世界的“罪感文化”形成了对照。该文化虽然与日本森严的等级秩序息息相关，但人们对其尊重有加，因而“各得其所”。最终，在“恩”、“义”、“忠”、“诚”等特定观念领域中，日本国民日常生活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得到了合理的展现与说明。
由于本尼迪克特大胆地对日本文化进行了抽象化的表述，这成为后世读者、学者争论不休的根源。赞同者对她的文化模式分析深以为然，感觉茅塞顿开；借助本书的分析，日本文化得到了相应的定位。与此相对，反对者针锋相对；比如他们认为“羞耻感”并非日本文化的基调，而“罪恶感”亦非欧美文化的底色。在何谓“日本文化的模式”这一点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过，有一种观点值得读者注意。
前面提到，森贞彦在其一系列《菊与刀》解读中，出任了本尼迪克特的特别辩护人，对《菊与刀》的主旨进行了全面解释与辩护。在他看来，在理解《菊与刀》时，有必要特别注意两点：第一，“文化模式”并非是人们意识领域的事物，而是一种在无意识层面发生的信息处理体系；第二，人类的集团生活具有超越个体意志的意志；本尼迪克特所言的“文化模式”，正是这种国民性的，因而超越具体个体的行为倾向与方式。换句话说，“日本文化的模式”可以用于解释日本具体国民的日常与非日常的行为，但它并不是具体国民的行为与文化本身。站在这个角度，森贞彦赋予了《菊与刀》最大的赞辞：它开辟了日本文化研究的新领域，堪与伽利略的《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的对话》、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媲美。
森贞彦可能有“高推圣境”之嫌，这里暂且不论；不过他注意到的“集团生活的意志”，倒是理解《菊与刀》的一个视角。他特别指出，在日本读者中，能认识到“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与“文化类型”（types of culture）差异的人甚少，这是导致人们对《菊与刀》的大多数误解的根本原因。在他看来，两者的最大区别是，前者属于人们无意识领域的行动倾向与方式，而后者则是对人们在意识领域中各种行为的分类。这种解释的依据正是本尼迪克特在1934年发表的学术著作《文化的模式》。
当然，上述观点仅仅是诸多解释中的一种，并非《菊与刀》解读的最终版。不过，这些解释将《菊与刀》研究引向深入，却是不争的事实。可以说，正是这种在学术上锱铢必较的严谨治学态度，成为《菊与刀》持续获得关注，因而继续其传奇的第二种要因。实际上，文本层面的研究在日本已经全面展开；譬如，本尼迪克特具体利用了哪些日本研究资料，观看了哪些当时的日本电影，对具体的日本研究资料进行了怎样的引用，这些都获得了考证。从结果上说，由于《菊与刀》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这直接促成了它的持续流行。
不同于上述两种要因，日本知识界特有的“日本文化论”，亦称为“日本人论”领域的高度发达，则构成了《菊与刀》流行的第三种机制。如同日本著名社会心理学者南博在其著作《日本人论》中坦言的一样，“世界上没有比日本人更爱好自我定义的民族了”。这种“自我定义”也就是日本知识精英与民众对何谓日本人、何谓日本社会、何谓日本文化的说明与讨论。由于这种讨论正是日本民族的一种自我意识的表达，一部由外国学者，尤其由美国学者撰写的同类作品在二战后的混乱时期出现，可谓恰逢其时。
读者诸君可能会问，为什么日本民族偏好“自我定义”。对于这个颇为宽泛的问题，这里只能在宽泛的意义上指出一种可能的原因——日本社会先后经历了两次外来文明，即隋唐时代的中华文明与近代的欧洲文明的全方位影响，这种源于外部的影响导致了强烈的自我意识的生成。尤其是近代以降，几乎是一帆风顺的现代国民国家与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急剧改变了传统日本社会的风貌。当这个民族稍有余裕驻足回首时，一种更为急切的自我确认的心情便油然而生。事实上，今日的多数日本学者都注意到中日甲午战争及其后日俄战争在建构现代日本民族自我意识上的作用，而“日本文化论”方面的著述，也正是在这两个时期大量产生的。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对日本民族优点的阐述，还是对自身缺点的指摘，这些通常充满高度自我反思意识的论述事实上发挥了独特的政治效果——近现代日本民族主义正是在上述话语空间中得到了生成与建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文化论”与时代的政治、社会状况相互呼应，发生了许多变化。尤其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日本经济腾飞，社会进入稳定和谐的局面后，“日本文化论”从此前的自我批判主旨逐渐转换为自我赞同、自我期许的方向。在这个过程中，《菊与刀》成为日本文化论者展开议论的原点。日本学者青木保在《“日本文化论”的变迁》（1990年）中指出，如果略去1948年出版的日译本《菊与刀》，那么今天的人们就无法思考“日本文化论”。在他看来，在战败后的混乱状况中，本书的翻译出版首次从外部将“何谓日本人”、“何谓日本文化”等包含生活样式、价值观的问题呈现了出来。因帝国战败而苦于“心被撕成碎片”（川岛武宜）的日本知识与文化精英，或许正是在这种来自外都的呈现与解释中获得了精神的慰藉。
这样，我们看到了《菊与刀》演绎传奇的一种内在于日本文化自身的机制，即《菊与刀》在日本首先被定位为“日本文化论”的代表作，而非其他。《菊与刀》与日本国民的心灵产生了独特的耦合与共振效应。
现代日本文化人类学家船曳建夫在其著作《“日本人论”再考》中指出，“日本人论”亦即日本文化论产生的根源在于，日本国民必须通过不断解释何谓日本人，来消解生活于现代社会中的自我意识、自我认同中的不安。由于日本的“现代”起源于西洋，这种起源的外部性格决定了日本国民自我意识的“不安”乃是根源性的，无法得到去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菊与刀》在对日本文化本质性格进行说明的同时，通过各种社会机制，亦同时建构着日本文化。这里所说的“社会机制”既包括学术讨论，又包括国民的一般性阅读消费行为。
当然，如果考虑到本书在美国对日占领政策形成中的政治作用，亦即考虑到战后日本国民国家建构的出发点，那么可以说《菊与刀》已然随着日本战后改革而内化到国民的日常生活当中。换句话说，借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的重建，《菊与刀》参与了日本文化的建构与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