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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每一部“名著”的诞生都多少有些传奇色彩，那么作为文化人类学的经典名著，《菊与刀》的这一特征尤其突出。
著者鲁思·本尼迪克特早年毕业于美国名女子大学瓦萨尔学院，学习英国文学；后来进入美国社会研究新学院，在被后世誉为“文化人类学之父”、当时任职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弗兰兹·博厄斯指导下学习人类学。值得一提的是，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欧美，“人种决定论”大行其道。当时人们普遍认为，不同人种之间具有本质的差别，而这种差别又决定了文明程度的高低。针对这种本质主义的决定论，博厄斯以其人类学研究为根据驳斥了人种不变的观念，提出了相反的“文化相对主义”学说。该学说主张，异文化的价值只有从其内部的视角才能获得理解。本尼迪克特正是在这种知识氛围中开始其人类学研究的。
由于本尼迪克特在社会研究新学院学业成绩优异，她被推荐攻读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博士课程。不久，她即以北美的祖尼族神话为题材，撰写了博士学位论文。毕业后，她出任哥伦比亚大学的讲师；1937年，她成为该校第一位获得副教授职位的女性。1948年她晋升为教授，但天不假年，不幸于同年9月辞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受美国政府战时情报局的委托，本尼迪克特开始了日本研究。战时情报局成立于1942年，是一个以进行“白色宣传”为宗旨的、进行心理战的机构。“白色宣传”是指通过散发具有明确信息来源，因而具有高度真实性的信息，来打击敌方兵士战斗意志的宣传活动。它与消息来源不明，具有谋略性质的“黑色宣传”相对。因此，本尼迪克特受邀进行的日本研究工作，最初就有明确的战略与战术目的。1944年8月，战时情报局新设“外国军民士气分析班”；9月，本尼迪克特成为该研究班的兼任研究员，同样进行日本方面的分析工作。
由于无法进行人类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实地调查，本尼迪克特不得不动用一切手段收集资料。最终，她依据包括“传说、电影、对美国国内的日裔居民及日本战俘的采访、（日本）研究作品、新闻记事、广播节目、‘好事者的文章’、小说、议会演说、军事情报局的报告书”等在内的资料，探究了日本文化的独特性。1944年她完成了研究报告，并于两年后出版了以该研究报告为基础的本书，题名为《菊与刀：日本文化模式》。该书出版后，在美国官员、知识阶层乃至一般民众中引发广泛反响，被认为影响了二战后美国的对日占领政策。迄今为止，该书仍是美国大学众多文化人类学专业的必读作品。
有趣的是，本尼迪克特当初认为，本书的寿命大约十年——真正的学者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研究的局限与不足。本尼迪克特或许清楚该书因资料方面的局限，可能夹杂着对日本文化的误解，因而有此一说。然而时至今日，该书仍被读者持续阅读，可以说远超过了著者预想的时效，而且读者亦远超出了英语文化圈。本尼迪克特未曾预料到的是，无论该书里面有多少“误解”（不少后世学者对这一点耿耿于怀），美国政治精英却正是依据这样充满特定“误解”的日本认识，制定了包括“象征天皇制”在内的对日占领政策；这种政策也正是战后日本的出发点。可以说，本尼迪克特以自己在文化人类学领域的学术研究，出色地塑造了当时美国的日本认识，进而影响了战后美日关系框架的形成。
因此，《菊与刀》这种独特的出身非但使其成为人类学领域的必读书，还使自己成为战后美日国际关系史中的关键文献。毋庸说，这是学者无上的荣光；《菊与刀》成为这位伟大学者的墓志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