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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深根植于我们西方社会自我意识中的病因学神话（etio-logical myth）实则是一个讲述道德之升华的故事，即人性从前社会的野蛮中浮升起来。这个神话为很多有影响的社会学理论和历史叙述提供了刺激，带来了声誉，反过来，它也得到它们的广博知识和精妙分析的支持；这种联系最近在大器晚成、一举成名的埃利亚斯提出的“文明的进程”中有所阐述；而当代社会学理论家相反的观点[比如对各色各样的文明进程的彻底分析，可见迈克尔·曼（Michael Mann）的历史比较研究、吉登斯的理论综合研究]则强调武装暴力的增强和强制的不加限制使用是现代文明出现和巩固的最关键特征；而这些观点远远不能将病因学神话从公众意识中赶走，甚至无法将它从关于学术的广泛民间看法中赶走。总的来说，普通人的观点不喜欢任何对病因学神话的挑战。而且，这种抵制得到了一些备受尊崇的学术观点的支持，这其中包括了这样一些强有力的权威：历史中理性战胜迷信的“辉格党人的观点”，韦伯提出的以更少的代价换取更大的收益的理性化观点，精神分析要去揭示、挖掘和驯化人类兽性的许诺，马克思关于人类一旦从目前日益衰弱的狭隘性中解放出来就能完全掌握生命和历史的伟大预言，埃利亚斯将近代历史描绘成从日常生活中驱逐暴力的历史等等；而且最重要的是，专家们众口一词地要我们相信人类的问题是错误政策的结果，而一旦政策正确了就可以消灭这种问题。屹立在这种结合之后的是现代“园艺”国家观，将它所统治的社会看做是设计、培植和喷杀杂草等活动的对象。
从这个早就在我们时代的常识中僵化的神话来看，大屠杀只能被理解为文明（即人类有目的的、受理性支配的活动）无法将自然留在人身上的任何不良的、与生俱来的癖好包容在内的结果。很显然霍布斯的世界还没有被完全束缚，霍布斯的问题也没有得到完全解决。换句话说，至今我们的确还不够文明。未完成的文明化进程还有待于画上句号。如果说集体屠杀的教训确实让我们明白了一些事情的话，那就是：防止野蛮行为一次一次地发生显然还需要更多的文明化成就。在这个教训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质疑这种成就在未来的作用和最终的结果。我们肯定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而或许我们的速度还不够快。
随着大屠杀的全景显现于历史研究之中，它的另外一种可能更可信一些的解释也同样如此，在这种解释中大屠杀是这样的一个事件，它揭示了当人的本性（厌憎杀戮、不倾向于暴力、害怕负罪感、害怕对不道德行为负责）遭遇到文明的产物当中最备受珍视的实际效率，即遭遇到其技术、选择的理性标准、思想和行动服从于经济与效能的倾向的时候，就暴露出了它的不足与脆弱。大屠杀中的霍布斯世界被非理性情感的喧嚣重新唤醒，而并非只是在它过于狭窄的墓穴中探了探头。它坐在一辆工厂生产的汽车中（一种霍布斯会坚决予以否定的可怕的造型）到来，配备着只有最先进的科学可以提供的武器，走的路线也出自有着科学管理的组织的设计。现代文明不是大屠杀的充分条件；但毫无疑问是必要条件。没有现代文明，大屠杀是不可想像的。正是现代文明化的理性世界让大屠杀变得可以想像。“纳粹分子集体屠杀欧洲犹太人不仅是一个工业社会的技术成就，而且也是一个官僚制度社会的组织成就。”
只要考虑一下，究竟是什么使得大屠杀在标记着人类物种之历史进程的众多集体屠杀中成为了独一无二的现象就可以了。
行政部门将它稳妥的计划和官僚体系的彻底性融入了其他的等级体系中。从军队中，毁灭机器获得了其军事上的精确、纪律和冷酷。工业的影响则突出表现在会计、节约、废物利用以及屠杀中心等类似于工厂的效率。最后，纳粹党为整个机器配置了一种“理想主义”、一种“使命”感和正在创造历史的观念……
实际上有组织的社会的角色很特殊。尽管极大程度地被卷入到了集体屠杀之中，这个官僚机器之庞然大物仍然注重正确的官僚程序、精确定义中的细微之处、官僚约束的细枝末节和对法律的遵从。
纳粹党卫军总部负责屠杀欧洲犹太人的部门被正式命名为管理与经济厅（the Section of Administration and Economy）。这只能说部分地是一个谎言；它只有参考用来蒙蔽偶尔前来的观察员以及不很坚决的刽子手的臭名远扬的“说话规矩”才能被理解。这项命名远远不止达到了安抚的作用，它还充分反映了行为的组织意义。除了其目标在道德上令人厌恶（或者，精确地说是引起极大规模的道德反感）以外，这种行为在任何正式的意义（只可以用官僚制度语言表述的意义）上与“普通的”管理和经济部门设计、指导和监督所有其他有组织的行动并没有什么区别。跟官僚体系的理性所能控制的所有其他行动一样，它非常适合于马克斯·韦伯对现代管理的冷静描述：
准确、快速、清楚、了解文件、持续、谨慎、一致、严格服从、减少摩擦、降低物质和人的消耗———这些在严格的官僚制度管理当中都被提升到了最优状态……最重要的是，官僚制度化为贯彻实施根据纯客观考虑而制定的专业化管理职能原则提供了最佳的可能……事务的“客观”完结主要意味着事务根据计算法则并且“无视人的因素”所获得的完结。
在这个描述中，不存在任何东西可以解答对大屠杀的官僚制度的界定的质疑。在此界定中大屠杀要么被看做是对真理的一次简单歪曲，要么被看做是犬儒主义的一个特别残暴的表现形式。
但是，大屠杀之所以对于我们理解现代官僚制度的理性化模式是如此关键，不仅仅也不主要是因为它提醒了我们（好像我们需要这样一个提醒）官僚制度对于效率的追求是多么刻板和在道德上是多么盲目。即使我们全然理解了这史无前例的集体屠杀在什么样的程度上依赖于已充分发展并根深蒂固的精密而准确的劳动分工的技巧与习惯，依赖于命令和信息保持畅达无碍，或者依赖于自发而又互为补充的非个人的协调行动：简言之，依赖于在办公室氛围里生长得最为枝繁叶茂的那些技巧与习惯，大屠杀的意义也不会得到全面的表述。一旦我们意识到了“最终解决”的观念在何种程度上是官僚制度文化的一个产物，那么大屠杀投射在我们对官僚制度之理性的理解上的光芒就是最熠熠动人的了。
我们要感谢卡尔·斯莱纳尔
提出了从身体上消灭欧洲犹太人的曲折道路的概念：这条路既不是一个疯狂的恶魔单独构思出来的，也不是在“解决问题过程”的开始由那些煽动思想情绪的头目们做出的一个深思熟虑的选择。相反，它是慢慢地显露出来的，在每一个阶段指向一个不同的目标，针对新的危机发生变化，并且带着“见桥则过桥”的哲学向前迈进。斯莱纳尔的概念最好地概括了大屠杀的历史研究中“功能主义”学派的成果（功能主义者的力量在最近几年内迅速积聚，而放弃了“意向主义”，意向主义也发现越来越难以维护一度占据主导地位的、对大屠杀寻求单一原因的解释———这也就是说，这种解释将种族灭绝归因于它从未有过的一种动机性逻辑和一种一致性）。
功能主义者的研究结果认为，“希特勒为纳粹主义确定的目标是：‘除掉犹太人，最重要的是要制造出没有犹太人的德国疆域，也就是说，对犹太人进行清洗。’———但是没有明确说明如何实现这个目标。”
一旦目标已经确定，一切都将按照韦伯以其惯有的清晰思路所说的那样进行下去：“‘玩弄政治的能手’会发现在面对行政管理部门那些训练有素的官员时，他们不是处于‘专家’的位置，相反是处于一个‘外行’的位置。”
目标一定要实现；至于如何实现，则取决于环境，而这又通常由“专家”根据可行性观点和根据行动的其他选择的成本做出判断。因此将德国犹太人迁移出去被首选为实现希特勒目标的实际解决办法；如果别国能更加友善地对待犹太难民，那么德国就将成为一个没有犹太人的德国。吞并奥地利的时候，艾希曼
因快速而顺畅地把奥地利犹太人大规模地迁出而第一次受到了嘉奖。但在这之后，纳粹统治的地域开始膨胀。起初，纳粹官僚体系将征服和掠夺准殖民地看做是充分完成元首命令的绝好机会：波兰被占地政府似乎为仍然居住在注定要纯化人种的德国领土内的犹太人提供了一个颇受欢迎的排放地。纳粹在尼斯科地区，即前波兰被占领土的中心地区，为未来的“犹太人王国”划出了一块隔离的保留地。但是，这也意味着给德国官僚机构又增加了管理前波兰反抗地区的负担：而它为了管理本国的犹太人已经不堪重负了。因此，艾希曼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来策划他的马达加斯加方案：随着法国的战败，它遥远的殖民地就可以转化成在欧洲没有落实的犹太人王国。但是，这个方案被证明同样行不通，想想那迢迢的路途，必要的船载量，以及公海上英国海军的出没。而与此同时，随着德国占领地的扩张，在其管辖范围下的犹太人数目也相应地不断增加。一个德国统治的欧洲（而不是简单的“重新统一的德意志帝国”）看起来是一个越来越伸手可及的梦想。千年德意志帝国逐渐地也是残酷地，而且是更为独特地凸显出一个德国统治下的欧洲的形状。在这种情况下，没有犹太人的德国的目标只能跟在这个进程的后面。而几乎是不知不觉地，这个目标一步一步地扩展为没有犹太人的欧洲的目标。这么大规模的野心就算行得通，也是无法通过马达加斯加方案来满足的[尽管根据杰克尔（Eberhard Jackel）所说，有证据证明在1941年7月，就是当希特勒希望在几周之内打败苏联的时候，俄国的阿尔汉格尔斯克—阿斯特拉罕一线以外的广大地域被视为排放居住在德国统治的统一欧洲里的所有犹太人的最终地区]。由于在俄国受挫而难以将计划落实，同时其他的解决方案又无法跟上日益发展的问题，希姆莱在1941年10月1日命令停止所有进一步迁移犹太人的行动。“清除犹太人”的任务已经找到了另一种更有效的实施办法：针对最初的和新近又有所扩大的目的，从肉体上消灭犹太人被选作最可行、最有效的方式。剩下的就是国家官僚体系各个部门之间的协作问题了；也就是要周密计划、设计合适的技术和设备、制定预算、计算和动用必要的资源等：说白了，都是官僚体系平淡无奇的例行行动。
这样，从对“通往奥斯维辛的曲折道路”的分析中得到的最让人不安的教训就是———在最后的办法中———选择从肉体上消灭犹太人作为完成清除任务的正确方式是官僚体制的例行程序的产物：这些程序包括手段—目标计算、平衡预算、普遍规则的运用。如果说得更尖锐一点———这个选择就是当连续不断的问题涌现在变动的环境中时，最急切地想去找到一个理性解决方案的结果。它也受到了被广泛提及的官僚体制的目标替代趋势的影响———在所有官僚体系中跟它们的例行化行动一样正常的一种折磨。担负了各种专门任务的下级官员的出现导致了进一步的行动，使原初的目标继续扩张。专家技术再次展示了它的自我推动能力（self-propelling）、它扩张和丰富提供其自身存在理由的目标的倾向。
仅仅是犹太人专家的存在就给纳粹的犹太政策注入了一定的官僚制度的动力。甚至在驱逐出境和集体屠杀过程中的1942年，还颁发了禁止犹太人豢养宠物、禁止雅利安人为他们理发、禁止他们接受德国的体育勋章的法令!这无需自上而下的命令，而只需要这项工作自身的存在来表明那些犹太人专家们跟上了歧视措施的进展。
在大屠杀漫长而曲折的实施过程中没有任何时候与理性的原则发生过冲突。无论在哪个阶段“最终解决”都不与理性地追求高效和最佳目标的实现相冲突。相反，它肇始于一种真正的理性关怀，并由一个忠实于它的形式和目的的官僚体系造就而成。我们知道许多离种族灭绝相去不远的残杀、屠杀和集体屠杀，它们都是在没有现代官僚体系以及它所掌握的现代技能和技术以及内部管理的科学性原则的情况下发生的。而如果没有这种官僚体系的话，大屠杀是无法想像的。大屠杀不是人类前现代的野蛮未被完全根除之残留的一次非理性的外溢。它是现代性大厦里的一位合法居民；更准确些，它是其他任何一座大厦里都不可能有的居民。
但这并不表明大屠杀事件是由现代官僚体系或者它所体现的工具理性文化所决定的；更不是说，现代官僚体系一定会导致大屠杀之类的现象。不过，我确实认为单单工具理性的规则无法防止这种现象的发生；在那些规则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将“社会工程”采取的大屠杀式的手段视为不适当，或者将在它们作用下的行动视为非理性而加以摈弃。进一步说，我认为官僚制度文化是大屠杀主张得以构思，缓慢而持续地发展，并最终得以实现的特定环境；它促使我们将社会视为管理的一个对象，视为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的一个集合，视为需要被“控制”、“掌握”并加以“改进”或者“重塑”的一种“性质”，视为“社会工程”的一个合法目标，总的来说就是视为一个需要设计和用武力保持其设计形状的花园（一种园艺形态，将植物划分成需要被照料的“人工培育植物”和应当被刈除的杂草）。我还认为正是由于工具理性的精神以及将它制度化的现代官僚体系形式，才使得大屠杀之类的解决方案不仅有了可能，而且格外“合理”———并大大地增加了它发生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的增长与现代官僚体系将无数道德个体追逐任何一种结果（包括不道德结果在内）的行为协调一致的能力之间，存在的不仅仅是偶然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