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首先来看看当代艺术家对人体的利用：有人把头发梳理成汉字形状的图案，或是用头发织成一块地毯，或是从自己身上拔下头发安插到根据其父亲模样制作的小蜡像上；有人割破自己的皮肉让鲜血滴在画布上，或是用鲜血绘制自己的半身像；有人把精液射在图画上——甚或耶稣受难像上；有人把整容手术作为行为艺术来展示；有人把人的耳朵放在皮氏细菌培养皿 中使其腐烂；有人烹煮婴儿的尸体并（佯装）吃掉。当代艺术似乎生存于一个自由地带之中，丝毫不为日常生活的凡俗和实用特征所牵缠，也不受其规则和传统的制约。在那个地带，伴随着相对静默的冥想和才智竞争，一种由狂欢节式的新奇感、对道德准则的野蛮破坏和对既定信仰的疯狂背叛所组成的奇妙混合物也在茁壮成长。从专业期刊到通俗小报中的专栏，围绕当代艺术的讨论涵盖了下列多个层面：对作品的恭敬诠释，复杂的哲学分析，胡吹乱捧式的宣传，最后还有谴责、嘲弄和排斥。然而，这样熟悉的景象——打破艺术规则是那样老生常谈而且理所当然的现象，而赞扬与谴责又是那样司空见惯——掩盖了近期发生的巨大的变化。

这一变化部分是由艺术的内在信念所驱动的，还有部分则是对宏观经济与政治变革的反映。乍看起来，与建立在自由贸易的理想（若非实践）基础上的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相比，艺术似乎并不具有更明显的区分度。经济严格依据铁一般的规则运行，由大型跨国经济实体不公平地加诸各国；它建立起一整套财富和权力的等级体系；它将一种时刻表式的规范化工作生活方式强加给大多数世界民众，同时利用那些冒险及传奇故事中（在这些故事中，主人公们正是通过打破规则而创造了自由的生活）的电影式生活前景，以及那些表现反叛或爱情主题的伤感歌曲来抚慰他们的心灵。乔纳森·里奇曼（Jonathan Richman）谱写的一首营造了甜蜜假象的歌曲《政府中心》触及到了这一点。下面是其中的几句歌词：

我们要在政府中心摇滚

要使那些部长感觉更棒

当他们把图章盖在信上……

这首歌用打字机的铃声结尾，它向其听众显示了流行歌曲的（大部分）功用究竟何在。

看起来，艺术是独立于僵化的工具性、官僚化的生活及与其互补的大众文化领域之外的。它之所以能够如此，应归因于艺术特有的经济法则，这套法则是建立于生产独特或罕有的手工艺品及摒弃机器复制的基础上的。艺术家和艺术经销商们甚至人为地限制可复制作品的生产，这一手段表现为限量版图书、照片、录像以及CD。这个小小的世界——从其内部看，它似乎是独立自主的，是一个由少数重要收藏家、经销商、批评家和策展人的行为所控制的微观经济体——创造了区别于大众文化市场的艺术自由。显而易见，比尔·维奥拉（Bill Viola）的录像作品并没有在中西部目标观众群体中进行试播，而制作人也并未强迫奥瓦达那样的艺术乐队确保他们的音像作品能在商店里播放时不致惹人厌烦，抑或得到11岁少女这一核心市场的青睐。因此这个文化飞地不会受到粗俗商业压力的影响，伴随着那些标准化的对陈规禁忌的抛弃，它允许对各种物质和符号进行自由运用。

艺术的自由不仅仅是一种理想。虽然成功机会很小，但艺术家这一职业仍然是很受欢迎的，这是因为它展现的是一种不受狭小的专业范围限制的劳动前景，它允许艺术家像电影中的主人公那样赋予其工作和生活以独特的意义。同样，对于艺术的观众而言也拥有一种对应的自由，即他们在欣赏那些对创意和形式的自由运用时，不必挖空心思去神圣化艺术家的意图，而只需让作品唤起与他们自己的人生经验密切相关的思想和感受。富人们以拥有者和赞助人的身份进入这个自由地带，而他们购买了那些真正有价值的作品；政府保证更大范围的公众至少可以拥有片刻的机会去呼吸艺术作品所散发的自由气息。

即使如此，我们还是有理由来思考自由贸易和自由艺术是否真像它们所表现的那样彼此对立。首先，艺术经济准确地反映了金融资本经济的状况。在最近的一份关于文化优势意义的分析报告中，唐纳德·萨松（Donald Sasson）仔细考察了19和20世纪小说、歌剧和电影的输入和输出模式。那些文化上处于优势地位的国家拥有大量能够满足其国内市场需要的本土产品，它们很少输入外国文化产品，却成功地将本国文化产品大量输往国外。19世纪时，法国和英国是文学强国。而今天的美国显然是最强盛的文化之邦，它向全世界输出本国文化产品，而极少输入他国之物。正如萨松指出的，这并不意味着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美国文化的消费者，而只说明大多数跨国界的文化产品来自于美国。

萨松没有将美术纳入其考察范围，因为它没有大众市场。在一个完全超国界的系统中，要想从贸易数字中获知文化优势国的情况是很困难的。在这一系统中可能会碰到这样的情形，一个德国收藏家通过一位英国经销商购买了一位居住在美国的中国艺术家的作品。不过，我们仍然能够对每个国家的贸易量有一个模糊概念，并且由于艺术市场中国际贸易所占的高比例，这也能反映全球文化霸权的格局。这一格局与全球财政力量的分配情况极为吻合：美国所占的主导性地位并不令人意外，它占了全球艺术销售量的近一半，欧洲则占有剩余的大部分份额，而英国又占据了其中一半左右的销售量。艺术品价格和销售量往往与股票市场关系密切，而世界重要金融中心同时也是艺术销售中心，这并非偶然。这种平行关系的强化，是因为艺术不仅是一个非功利的自由表演领域，它也是一个小小的投机市场，在这个市场中，艺术品被赋予了投资、避税和洗钱等各种各样的工具主义功能。

第二，为了消除艺术观众心目中如此粗俗的经济考虑，当代艺术必须将自己的作品从庸俗的大众生产和大众趣味中独立出来，继续展示其自由和独特的特点。它可以从无闻甚至无聊之中获得益处，甚至使这些东西本身成为常规习俗。缺失了感伤情怀的当代艺术展现了一种与流行歌曲、电影和电视中所表现的甜蜜幻想和幸福结局相悖逆的形象。在对人类心灵的探索中，当代艺术往往会探究其中最为黑暗恶劣的一面，这似乎并不能给人以慰籍。然而，所有这一切探究最终仍会起到一些安慰作用，因为在消极因素之外，一种完全不同的信息浮现出来：这样的一个自由地带以及自由批评能够得到资本主义工具主义体制的保护。

第三，对于纯洁的文化自由理想来说，最危险的是人们有可能不把自由贸易与自由艺术看成是对抗的关系，而认为它们分别是一个占统治地位的系统以及该系统的补充物。这个补充物似乎是一种无关紧要的赘生物，不过（按照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著名分析），就像一本书的后记或者一篇论文的脚注一样，它仍然对整个系统的完整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并具有整体的基本特性。自由艺术与自由贸易之间存在着一种不被承认的密切关系，而微小的补充活动对于主体系统的运作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样，在追求新奇和刺激的过程中，当代艺术将各种象征物不断洗牌并重新组合（例如，在最近的一些作品中，我们看到了鲨鱼和玻璃橱窗、油漆和粪便、小船和现代主义雕塑以及椭圆形的台球桌等组合），这鲜明地反映了广告中各种元素的奇特结合，而且当代艺术和广告业这两者之间总在不断地相互促进。在大众文化产品行列中，各种形式和符号被不断地混合、匹配，就像每一种文化元素都是一种像一美元那样可用以交换的标志。自由艺术的大胆创新——通过不断打破各种规范——只不过是苍白地映照了一种由资本自身造成的各种必然之物不断烟消云散的现象，资本能够突破任何阻力，从而使得基金、数据、产品，甚至无数移民在全球范围内流通。就如同一个半世纪以前，马克思在他一篇对当代历史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文章 中指出的那样：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被摧毁的并不仅仅是国家的屏障。持续不断的工业和文化革新消解了古老的结构、传统和联系，因此马克思写出了这样的名言：“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

我们将会看到，有许多艺术家从不同程度上批判性地讨论了当代艺术与资本之间的亲密关系。然而，艺术世界呈现出的一般情形中——特别是对于普通民众而非专家来说——那种亲密关系是看不见的。任何阅读过大量有关当代艺术著述的人都会经常碰到下列符咒的不同表述：这件艺术作品／这个艺术家的作品／作为一个整体的艺术已经超出了理智的理解力，它将观众带到一个所有常规类别都土崩瓦解、令人发颤的不确定境地，带着由理性缝合的创伤，它打开了一扇令人头晕目眩的、通往无限抑或通向虚无的窗户。根据这一普遍性观点，艺术作品只是附带地成了被制造、购买和展出的产品，它主要还是传达思想感情的工具，是时而严厉、时而温和的自我实现的监工。

在《艺术的法则》一书中，皮埃尔·布尔迪约（Pierre Bourdieu）深入分析了19世纪下半叶的法国文学，对一种不受宗教、赞助人和政府控制的自主艺术出现的社会条件作了探究。他指出，这个诞生于那个时代并延续至今的信念——艺术是不可解释的——仍然活跃着：

我只想问，为什么这么多的批评家，这么多的作家，这么多的哲学家如此满足地宣称，一件艺术作品的感受是不可言传的，就本质而言，它不能用理性判断力来解释；为什么他们如此迫不及待、毫无抗争地承认知识的失败；他们那无法抑制的轻视理性认识的需要从何而来，这种断定艺术作品具有不可征服性，或用一个更恰当的词，具有超凡性的热潮究竟源自何处。”（第xiv页）

今天的艺术应该已经进入了一个不同的世纪，它已经远离了激荡在福楼拜（Flaubert）和库尔贝（Courbet）作品中的第一股前卫浪潮，也远离了为艺术而艺术的目标。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后现代主义以越来越强劲的势力，意欲将这样的关注抛在一边，对高雅艺术自身的范畴发起了挑战，抑或至少为自身受到的来自各种文化形式的浸染而感到愉快。因此令我们惊讶的是：在今天的视觉艺术中，这种更多地带有神秘主义色彩而不是分析精神的、关于艺术的不可知性的古老观念，仍然盛行不衰。

这种对于艺术不可认识性的反复强调变得越来越奇怪，因为最近出现了一些纯粹的工具主义艺术实践活动。既然我们不可能知道我们无法知道的东西，这个关于艺术王国难以探测的符咒就成为了一种赤裸裸的宣传。艺术被赋予的功用，以及那些艺术利用者的身份，一般来说，远不神秘。自从东欧共产主义垮台以及资本主义事实上在全球占据了主要地位之后，艺术的功用已经变得更加高级、更加明显了。 m9I9UROFtG9N6TxAMttLX1f/GWPq2Vel/WwExKO1IS9ChGfdBco6aPiUd0fdDN8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