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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是个崇尚武力的国家，其庞大的帝国是从一系列激烈的战争中艰难赢得的。在公元前4世纪的时候，罗马还是一座微不足道的小城；它通过和周边诸族结盟，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关系网，从而确保了其生存。一系列的军事胜利使罗马人得以在台伯河谷建立领土，并将其势力范围扩张至南面的康巴尼亚（那不勒斯海湾周围）。这是一个逐渐推进和稳步巩固的缓慢过程。在公元前295年击败萨姆奈人（从而控制了意大利东部）以及挫败希腊亚得里亚海沿岸伊庇鲁斯王国统治者皮洛士的入侵后，罗马取得了显著的突破。公元前280年，皮洛士率军在塔伦托姆（现今意大利半岛“脚跟”的塔兰托）登陆。尽管起初取得了一些胜利，但他未能迫使罗马人投降。在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征战5年之后，因为不愿耗尽自己有限的资源和冒失败的危险，他选择了撤退。
到公元前3世纪中叶，意大利半岛的大部分都处于罗马的控制之下。在之后的1个世纪里，罗马人及其盟友向北非的迦太基城——主宰地中海西部的强国——发起了挑战。迦太基的海上贸易确保了其持续的繁荣和国际影响，其商船队向东行至埃及和黎巴嫩，从事奢侈品贸易；向北可能远达不列颠，以购买铝；向南则活动于非洲沿海，以便运回象牙和黄金。和这样一个颇具威胁的对手的三次长期冲突——称为布匿战争——耗尽了罗马的国力。第一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64—前241年）的直接原因是对西西里的争夺。迦太基在西西里的军事力量不断增强，罗马人认为这是对其安全的直接威胁。不过，如果不能有效地抗衡迦太基的海上优势，就不能进行真正的反击。罗马人在意大利半岛的胜利是基于其陆军的优势，现在他们被迫组建一支常设海军，匆忙地将士兵训练成水手。据罗马后来的传说，他们的能工巧匠模仿一艘搁浅的敌舰，在60天里赶造了100艘战舰。最后这一险招取得了成功。在历经了23年艰苦的战争后，罗马人最终在公元前241年迫使迦太基人全部撤退。
来之不易的和平仅仅维持了20多年。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18—前201年）中，伟大的迦太基将军汉尼拔发动了古代世界最为大胆和最具想象力的军事行动。他率领50,000名士兵、9,000名骑兵和37头大象从西班牙出发，经过法国南部，翻越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最后只有不到一半的人马在这段漫长的旅程中幸存了下来。7个月后，在公元前217年5月的晨雾中，汉尼拔把罗马将军弗拉米尼乌斯和他率领的军队包围在了翁布里亚的特拉西梅诺湖畔，一举歼灭了15,000人。次年，在阿普里亚的坎尼，他几乎全歼了罗马军队。这是罗马人所遭受的最为惨重的失败，一场战斗就夺去了他们50,000名士兵的生命，这也是欧洲战争史上在一天之中死亡人数最多的战斗。和索姆河之战
中的伤亡者不同，坎尼之战中的罗马士兵是倒在了短兵相接的近战中。在血流成河的平原上，他们的尸体堆积如山。
汉尼拔占领意大利长达15年。在费边·马克西姆斯——他被恰如其分地冠以“拖延者”的绰号——的指挥下，罗马人及其盟友有意避免阵地战。他们烧毁自己的庄稼，退守在加固的城池里。在罗马人的这种焦土政策下，汉尼拔的军队逐渐为饥饿所困，又受到罗马小股部队的侵扰，最后被迫放弃了远征。罗马人最终获胜，但这却是在坎尼之战的10多年之后。只是到了公元前202年，被召回保卫迦太基的汉尼拔才被西庇阿·阿非里加努斯在扎马（今突尼斯）之战中击败。时隔60年之后，恢复了元气的罗马又摧毁了业已衰弱且士气低落的迦太基。第三次布匿战争（公元前149—前146年）以这座城市的彻底毁灭而告终，其建筑全部被夷为平地，幸存的50,000名居民中的绝大部分沦为了奴隶。
在往西向西班牙和北非扩张的同时，罗马在东方也发动了战争。到公元前146年，也就是迦太基和科林斯同时遭到毁灭的这一年，巴尔干半岛上的所有城市都已臣服于罗马。在随后的1个世纪里，在经历了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战争之后，罗马控制了小亚细亚。公元前1世纪60年代，常胜将军庞培“大帝”兼并了叙利亚；公元前1世纪50年代，尤利乌斯·恺撒征服了高卢（从法国南部的比利牛斯山脉到莱茵河）；公元前31年，他的养子屋大维击败了埃及的最后一位独立君主克娄巴特拉七世。在希腊西北部亚克兴角的海战中取得的这次胜利带来了最大的回报。埃及这个地中海世界最古老最富庶的王国，现在完全成了罗马帝国的一部分。
在东方诸国以及在反对迦太基的战争中，罗马传统的共和政体尚能有效运转。的确，由于一系列成功的军事征服，公元前2世纪通常被看成是罗马共和国的鼎盛时期。不过从某些方面来说，“共和国”是个具有误导性的概念。至少对现代的读者而言，它的问题在于暗示着有很大程度的民众政治参与。（这在古代不成其为一个问题；拉丁文中的 res publica 最好可简单译成“国家事务”。）罗马共和国是个不加掩饰的富豪政体，其公民群体按严格的财产资格仔细分等。这种等级制度又决定了投票的权利。所有成年男性公民都享有投票权，但其集体投票制度确保了如果富人团结起来，就能超过穷人的票数。此外，竞选和担任官职的高额费用，也保证了罗马政府中的重要职位都由富人把持。
在这一严格的寡头政体中，两位执政官是国家最有权力的官员，每年由选举产生。只有担任过司法长官职务（国家次重要的官员）且年龄在42岁以上者才能竞选。在任职期间，执政官可能获得重要的军事指挥权，这一指挥权也可能按年限延长。在军事指挥权终止后，前任执政官卸去其职权，回到元老院任职。元老院并不是直接选举产生的机构，而是由所有曾经担任过高级行政长官的人组成的咨议委员会。官职任期1年，有严格的年龄限制，且军事指挥权有时间限制。这一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罗马统治精英对权力的集体行使。在公元前3世纪后期到公元前2世纪，大约一半的执政官出自于10个贵族家庭。这不仅表明一个较小的世袭集团处于稳固的统治地位，而且也说明在这个核心集团之外有着相当的流动性。近世先辈不属元老阶层或其祖上从未进入过元老院的人也经常能进入元老院任职。
共和政体也专门对具有野心的个人施加了限制。尤其是，它防止政治和军事权力长期集中在军功显赫的将军手中。对伟大人物的真正考验——至少对罗马道德家是如此——不是他获得高位的能力，而是他诚心放弃高位的意愿。最初为在意大利立国，罗马进行了一系列的战争，其中最重要的一次胜利是在昆克提乌斯·辛辛纳图斯的领导下取得的。（据记载）辛辛纳图斯极不情愿离开他的农田、中断他的耕作去组建军队。比他无意于高位更为著名的是他拒绝加强自己的指挥权。他放弃了继续掌权的机会，回到自己的小田庄里，重新过起了农耕生活。
尽管有这样突出的榜样，但一些吞并地中海世界最富庶地区的将军们还是越来越不愿放弃权力。对他们而言，辛辛纳图斯的故事对他们没什么道德约束。最终，事实证明，共和政体对于个人行使权力的制约太过微弱，不足以抵挡帝国扩张的野心。在公元前1世纪，一个接一个在征服战争中获胜的将军们决心靠其军功揽权。他们远未到要求的最低年龄就担任了执政官，迫使元老院让他们继续执掌军权，并且依靠军队对他们个人的忠诚以及武力威胁不断干预政治。当尤利乌斯·恺撒完成了他在高卢的军事使命之后，他拒绝按照法律的要求放弃兵权。公元前49年1月，他率领一支经历过8年战争考验的老兵队伍，渡过卢比孔河（这标志着他管辖领土的南部边界），向罗马进军。很显然，恺撒的权威是建立在军事力量之上的。一些罗马人准备反对这一政变，但同样是以非法的方式。5年之后，在公元前44年3月15日，恺撒被刺杀。与其把这个事件看成是布鲁图和卡修斯为了自由而做出的正义之举（应该坚定地把莎士比亚的刻画放到一边。），还不如把它看成是一个政治派别从其政敌手中夺取政治权力的残忍手段。
这次刺杀引发了10多年的内战。马可·安东尼（恺撒最亲密的战友之一）和屋大维（恺撒的养子）的联盟击败了布鲁图和卡修斯。之后这一脆弱的盟友关系破裂了。安东尼向埃及求援，并寻求其统治者克娄巴特拉的支持。这是一个聪明的举动，因为可以利用埃及的财富来资助同屋大维的战争；其最重要的城市、位于尼罗河三角洲的亚历山大可以成为东罗马帝国的新都城。这才是比较负责任的说法。把马可·安东尼说成是酒鬼、是因为对埃及艳后的情欲而变得无能的人，实际上是屋大维对安东尼的诋毁和攻击。这类诋毁是胜利者的特权。公元前31年埃及水师在亚克兴角的覆没和次年安东尼的自杀，使屋大维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并且使政敌声名狼藉。在新发明的“奥古斯都”（意为“神宠者”）的称号下，屋大维对帝国财富与军事资源的控制使他的家族成了地中海世界无可争议的统治者。
公元前2世纪中叶开始的罗马帝国的迅速扩张，正是100多年后王朝君主制建立的原因。然而，如果把这一变化看成是独裁取代自由或是专制取代独立的话，那就过于草率。从奥古斯都开始，在皇帝统治下，罗马政治就由一些特权家庭把持，它们一如既往地为争夺帝国的胜利果实而展开竞争。发生变化的只是竞争的规则，以及皇帝的近臣力图接纳或排挤行省贵族的方式，后者因其财富而要求成为全帝国的新贵族。
从这个角度来看，屋大维蜕变为奥古斯都——从一个军阀成功转变为皇帝——与其说是罗马政治本性的改变，不如说是权力在寡头阶级内部斗争中的艰难重组。罗马真正的革命是在共和时期建立起一个帝国。在奥古斯都之后，新的扩张非常有限，这也许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在不列颠、达契亚（大致相当于今天的罗马尼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征战由皇帝亲自指挥。其他军事指挥权受到严格控制；潜在的竞争者，即使是皇亲国戚，都要受到严密监视。这是在风险管理中吸取的惨痛教训。像公元前1世纪残酷的内战显明的那样，征服地中海世界所带来的巨大利益使得即使像辛辛纳图斯那样的将领也难以弃权从耕。
无论怎么说，从一个小型的城邦扩张为超级帝国都是令人惊叹的转变。罗马人的帝国是通过远胜于竞争对手的军力而建立的，在击败汉尼拔之后尤其如此。公元前2世纪，为了组建一支大约13万人的军队，罗马人不仅十分依赖意大利的盟友，而且还征召了大约13％的成年男性公民走上战场，其中主要是年轻人。为了维持这样一支军队，60％的17岁青年都会被征召入伍服役7年之久。换言之，大半罗马男性公民都须服兵役至25岁左右。这些数字非同寻常。在前工业时代的欧洲，只有普鲁士腓特烈大帝和拿破仑的军队才动员了如此多的人力资源，并且持续的时间很短，远不能和罗马征服地中海世界所用的两个世纪（从布匿战争到亚克兴角战役）相比。不妨作一个粗略的数量级比较：现在美国如果要像罗马那样在军事上投入人力，它就需要维持一支近1,300万人的常备军，这会是其现役军队人数的10倍以上。
这个庞大的军事组织实现了良性运转。通过严明的纪律、精良的武器和丰富的作战经验，罗马军队利用其规模优势不断打胜仗。胜利带来了大量的战利品。反过来，从敌人那里劫掠的财富，加之行省上缴的税收，又负担了持续征服所需的高额费用。罗马在地中海东部的战争中所获取的财富成了传奇故事。在50年（公元前200—前150年）的时间里，它攫取了价值超过30吨黄金的财富。之后罗马统治在小亚细亚的巩固和对叙利亚的兼并，意味着这个数目可能被超过。15年之后，尤利乌斯·恺撒从高卢搜刮而来的大量黄金致使金价大幅下跌。
帝国的胜利果实在罗马城中受到了最为热烈的称颂。城市中心挤满了炫耀罗马扩张其统治的纪念性建筑：宏伟的凯旋门、令人难忘的雕像、用战利品装饰得光彩夺目的神庙。罗马历史学家在其冗长的历史著作中塞满了似乎没完没了的有关征服与战争的叙述。公元前2世纪，所有谋求担任官职的人都须服至少10年的兵役。作为执政官或前任执政官，高级军事将领同时也是成功的政治家。民众景仰的英雄都是那些能克敌制胜的伟大将军，例如费边·马克西姆斯这位战胜汉尼拔的“拖延者”、西庇阿·埃米利安努斯这位打败迦太基的“非洲胜利者”、庞培这位将罗马帝国的版图向东扩张到幼发拉底河的“大帝”，还有征服高卢的尤利乌斯·恺撒。
一个罗马人政治生涯的顶峰就是在首都的街道上为其举行的凯旋式，这是一名军事指挥官唯一可以合法率军进入罗马城的时候。公元71年6月，皇帝维斯帕西亚努斯与其子提图斯庆祝了他们对犹太人反叛的残酷镇压。之前，在公元70年夏末，提图斯围困并攻占了耶路撒冷，希律王建造的宏伟圣殿被摧毁，其内殿圣所——至圣所——被劫掠。圣器、黄金祭台、精美的七枝烛台、银制喇叭以及律法书卷被带回罗马，在凯旋式上展示。10年之后，即公元81年，通过在通往市政广场的东部入口处建造献给提图斯（他在当年早些时候去世）的凯旋门，这一欢庆征服犹太民族的历史瞬间得到了永恒的纪念。这个凯旋门是帝国统治的恒久象征，上面的雕像则让人们永远不要忘记那些反叛罗马统治者的下场。所有经过这里的人都会想起这次胜利，在这一瞬间他们也身处于一个征服性帝国的最核心：一侧是耶路撒冷圣殿里的宝藏，另一侧则是提图斯本人，他乘着战车，周围是拥戴他的士兵和护卫他的“荣誉”、“勇气”和“胜利”的化身。
凯旋式上的华丽展示还讲述了战斗的情形。在高达15米的巨大移动舞台上，战争及其残忍被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这些画幅以象牙和黄金镶边，使那些来度假的人倍感钦服，并得以再次体会到征服的刺激和知道罗马一定能克敌制胜后的安全感。当时的犹太历史学家弗拉维乌斯·约瑟夫斯向我们描绘了这一情景（可能是亲历），也许此时他克制了通常表现出来的对罗马明显的支持：
在这里可以看到曾经繁荣的乡村被摧毁，整支敌军遭屠杀，人们四处逃窜，另一些被俘获……战壕里还挤满守卫者的城池被完全征服了，一支军队潮水般涌进城门，整个地方血流成河，那些不能抵抗的人举手乞降，神庙被烧毁，房屋被夷为平地，而主人尚未逃出。在彻底的破坏和苦难之后，河流不再为人畜提供饮水，它流经的不是开垦的农田，而是四处仍燃烧着大火的乡村。
维斯帕西亚努斯和提图斯的凯旋式尽管宏大，所庆祝的只是对反叛的镇压，而非对新领土的兼并。更为奢华的是公元前1世纪那些最伟大的罗马将领们展示其掠夺物的场景。在公元前46年9月长达12天的欢庆活动中，尤利乌斯·恺撒庆祝了他在高卢、非洲、埃及和本都（位于黑海南岸）的胜利。这是最为宏大的凯旋式之一，每天都有令人惊叹的新鲜事：今天展示的是俘虏（一些获释、一些被处死），明天又是异国的动物（这次罗马人第一次看见了长颈鹿）；今天在特别开挖的人工湖里表演一次海战，明天又在马克西姆斯竞技场让俘虏们上演大规模的阵地战，一次就有多达40头的大象参战。丝织的凉篷（这是恺撒的又一奢华发明）高高挂在观众的上方，为他们遮挡阳光。看到成千上万的俘虏被杀，他们则欢呼雀跃。在这些凯旋式上，杀戮的战场在帝国都城的中心得以再现。兴高采烈的观众为军队的成就和那些反对罗马者的灭亡而欢欣不已。在最后一次凯旋式上，有一系列描绘恺撒征服本都的彩绘场面，中间还夹带了一个标语牌，上面简简单单地写着一句话：“我来了，我看见了，我征服了”。这个口号再次简练地提醒人们罗马的军事优势，不过它经常被错误地和恺撒在不列颠短暂而失败的征战联系在一起。
图1 凯旋式上展示的来自耶路撒冷圣殿的掠夺物。提图斯凯旋门上的浮雕，罗马
人们很容易被这种对征服的炫耀所感染，很容易忘记每次凯旋式（70％以上是在公元前252年—公元前53年间举行的）也意味着大量兵士和平民被成批地俘虏和屠杀。暂时停下来反省一下罗马在建立其帝国的过程中带来的恐怖和冷酷无情的破坏是十分重要的。尤利乌斯·恺撒的军队在高卢屠杀了100万敌方战斗人员，又使另100万人沦为奴隶。即使恺撒在自我标榜的叙述中对于其军队的残忍有所夸张，但仅就对人口和经济破坏的程度来说，在西班牙人入侵美洲之前都无出其右者。
和最初征服同样残酷的是随后对叛乱的武力镇压。公元60年，不列颠东南部的居民伊克尼人发动叛乱，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试图重获独立。卡姆罗都努姆、维路拉米乌姆和隆迪尼乌姆（今科尔切斯特、圣阿本斯和伦敦）被攻占，罗马人的反攻迅速重新控制了这些地区。成千上万的不列颠人被杀，而罗马军队只损失了400人。在早期的一次种族清洗中，罗马军队连续不断地打击伊克尼人，直至所有抵抗全被消灭。伊克尼人的领袖之一布狄卡兵败自杀。她试图驱逐罗马人的努力以痛苦和代价巨大的失败而告终。
罗马军队入侵并平定敌人领土的强大力量，突出地反映在30米高的图拉真记功柱上。这是在公元113年落成的，以纪念在此前的10年里图拉真皇帝在达契亚的两次征服。这根白色大理石的记功柱仍然耸立在罗马市中心，柱身饰以长条带状的浅浮雕（像是巨型的卡通连环画），呈螺旋形绕柱24圈。上面总共刻画了2,500个人物，组成154幅可以明确分开的场景。这些形象并非直接描绘图拉真的征服，而是向观看者提供了更为理想化的有关帝国扩张的叙述。在这里罗马军队保持着良好的行进秩序：充满活力且纪律严明的军团士兵修建营地、堡垒、道路和桥梁，围困和攻占敌人的堡垒，并在战斗中无往不胜。在这个图像的世界里，罗马人从不伤亡，只有敌人被消灭。在这里，皇帝御驾亲征也总能确保战争的胜利。浮雕表现图拉真率领军队投入战斗，接见使节，和高级官僚议事，向士兵发表讲话，并主持祭祀以确保神明的支持。
图拉真记功柱同样客观地记录了战争的暴行。被打败的达契亚人跪地求饶。其中一些被俘，另一些则受拷打。村庄被焚毁，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家畜均遭屠杀。渴望获得战利品的罗马士兵纷纷向皇帝和他的幕僚展示割下的敌人头颅。
征服战争结束后，当地居民和他们的牲畜被强行驱逐，他们的土地现在归罗马定居者所有。这些征服场面的背景无疑是在达契亚，但它们所描绘的主题却是普遍的：罗马霸权势不可当，抵抗徒劳无益，暴力总是伴随着新的领土征服。正如图拉真记功柱公开而骄傲地宣告的那样，对于那些胆敢企图反对罗马推行其统治的人，这些就是他们悲惨的下场。
然而还是有些反叛者准备殊死一搏。对于那些歌颂英勇无畏但却徒劳无功地试图阻止帝国扩张步伐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犹太人反抗到底的故事更激动人心的了（直到公元74年春，在耶路撒冷被占领将近4年之后，反抗才最终被镇压）。其中最为坚定的犹太派别之一被称为“斯卡利人”，意即“短刀人”。这个城市杀手队的成员将刀剑藏在衣袍之下，混在挤满耶路撒冷城的朝圣者中间，暗杀那些他们斥之为通敌者的犹太达官贵人。公元66年夏，在起义爆发后，“斯卡利人”从罗马守备部队手中夺取了马萨达。它是犹地亚地区最难攻破的堡垒之一，建筑在死海西面一个四面陡峭的狭长高地上。站在这个高地上，四周因有盐层覆盖而闪着微光的平原一览无余。在这里“斯卡利人”坚持抵抗，直到提图斯攻陷耶路撒冷，甚至延续到他登上罗马皇位之后。
图2 军士向图拉真皇帝及其幕僚展示割下的敌人头颅。图拉真记功柱上的浮雕，罗马
面对被围困在马萨达的967名男女老幼，负责在这个被征服行省肃清残敌的罗马将军弗拉维乌斯·西尔瓦动用了一个军团，外加一支后备军队（总计8,000至9,000人），攻打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为此而用石头建成的兵营（罗马世界保留下来最完整的兵营之一）和环绕着高地地基的4公里围墙至今在平原上仍可见其轮廓。但和罗马军团修建的围城坡道相比，兵营和高地围墙都显得相形见绌。这个坡道长205米，以1比3的倾斜度爬高达70米。其顶部是一个23米宽的石头平台，用于架设攻城槌。
单单这些数字就已令人吃惊，但犹太起义者日益增长的恐怖感要切实得多。他们日复一日地看着这些用于围攻堡垒的工事不可阻挡地建造起来。就像凯旋式奢华的花费炫耀了罗马的统治权一样，马萨达的围攻同样展现了帝国的强大，它可以集中大量的资源，用于对付哪怕是近千个敢于反对它的起义者。就像远在罗马的提图斯凯旋门，这个至今仍然紧挨着马萨达西面悬崖的巨大坡道是一个永恒的警示，告诉人们反叛罗马是不可能得逞的。
图3 马萨达，沿西面峭壁上建筑的围城坡道
面对必将来临的死亡，“斯卡利人”选择了自杀。除了7人之外，其余的人全部自杀。2名妇女和5个孩子藏在了从地下水塘向堡垒供水的饮水渠里。正是这些幸存者讲述了犹太起义余部的最后时刻及其首领以利亚撒的战斗口号：
来吧！在我们的双手自由、尚能提剑之时，让它们高贵地为我们尽职吧。让我们不被敌人奴役即死去，作为自由人和我们的妻儿一道放弃此生吧……让我们奋进，不让罗马人有俘获我们时的踌躇满志，让他们惊惧于我们的死、敬畏于我们的勇气吧。
有关帝国征服带来的毁灭性后果的生动叙述极为少见。罗马人自己在解释其扩张及其后所采取的控制被征服行省的政策时，很少认识到自己是侵略者。相反，他们认为，战争是为了使那些他们断定对罗马领土完整构成威胁的敌人屈服。帝国的建立是保障本土安全的温和而合理政策的意外后果。公元前1世纪最著名的演说家西塞罗简洁明了地说明了这一点：“发动战争的唯一理由是为了我们罗马人能够生活在和平之中。”
诗人维吉尔以恢弘的笔法详述了这个主题，其创作的时间是在亚克兴角战役和屋大维／奥古斯都获胜之后的10年里。他的《埃涅阿斯纪》是最伟大的英雄史诗之一，记叙了特洛伊王子埃涅阿斯的命运。希腊人采纳了尤利西斯的妙计，狡猾地把自己掩藏在木马肚子里，从而攻破了特洛伊，但埃涅阿斯逃脱了希腊人对他家乡的洗劫。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从荷马的《伊利亚特》结束处起笔。埃涅阿斯背负着年迈的父亲安基瑟斯逃离特洛伊，年幼的儿子阿斯卡尼俄斯拼命地紧跟在后。这个宏大的叙述便从此处开始。埃涅阿斯向西而行，穿越地中海西部，先是到了迦太基，最终到达意大利。在这里特洛伊人攻打当地的余提利亚人，后者抵抗他们侵占其领土的企图，但余提利亚人注定会失败。他们的国王图耳努斯在一对一的决斗中倒在了埃涅阿斯的剑下。在众神之王朱庇特的庇护下，埃涅阿斯的神圣使命就是繁衍一个注定要统治地中海世界的民族。
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简要地叙述了罗马的历史。埃涅阿斯寻找新家园的探求预示了罗马要建立帝国的使命。在其征程的开头，埃涅阿斯被风暴吹离航线，在迦太基找到了安身之所。他必须经受的最艰难的考验之一，就是摆脱这个城市的骄奢淫逸和它的妩媚女王狄多的诱惑，而他险些没能经受住诱惑。埃涅阿斯个人的“布匿战争”和罗马后来的布匿战争一样艰难和惨烈。狄多爱的力量丝毫不逊于后来汉尼拔的武力。在伴随着电闪雷鸣的一夜春宵之后，朱庇特的使者墨丘利便来提醒埃涅阿斯他的命运。在神明激发的狂热心情驱使下，埃涅阿斯命令特洛伊人起航。遭到抛弃而几近疯狂的狄多闻讯自杀，她的自我毁灭预示了第三次布匿战争结束时整个迦太基的自我毁灭。
逃离迦太基后，埃涅阿斯首先在西西里登陆，并在此安葬了他的父亲安基瑟斯。然后他前往那不勒斯附近的库迈。在阿波罗神古老的预言者西比尔的洞穴里，他向她请教未来之事。在此他接受神命，下到阴间去了解他的命运及其忠诚追随者的未来。在父亲阴魂的指引下，他看见了许多尚未出生的罗马英雄以及罗马帝国历史的辉煌展示——从罗马城的建立到征服意大利，布匿战争，兼并地中海东部，直至庞培、尤利乌斯·恺撒和奥古斯都。在这个幻象中罗马的命运被揭示了出来，就如同安基瑟斯所预言的那样：
其他民族会更柔软地用青铜塑造
活生生的人物，我毫不怀疑，
会用大理石雕塑更栩栩如生的形象；
会更为雄辩地争论，用指针
准确追踪天空的轨道
并精确地预报星辰升起。
罗马人，记住用力量去统治
大地上的人们——你们的艺术就是：
征服，实行法治，
宽恕被征服者，消灭骄傲者。
我们在阅读其他民族的史诗时，通常都带着一丝嘲讽的微笑。在21世纪的今天，许多读者在对欧洲殖民主义这一可疑的遗产进行反思，可能不愿赞许维吉尔的诗性宣言，称罗马的帝国使命就是教化那些没有法度的次等种族。即便如此，也不能不假思索地把《埃涅阿斯纪》简单看成是在粉饰太平、是在为一个暴虐的政权辩护。实际上它有关战争与和平的评论要比这种看法微妙复杂得多。我们有可能深深地同情临死时的狄多。她先为埃涅阿斯所爱，后又被他抛弃。在单独的决斗中，埃涅阿斯在犹豫之后才残忍地杀死被击败的余提利亚国王图耳努斯。就算埃涅阿斯是在神助之下为其追随者和后代在意大利寻找安身立命之所，诛杀图耳努斯有极其正当的理由，但这仍然是野蛮的行为，是在狂怒和复仇的杀戮欲驱使下进行的。即便如此，就像大张旗鼓地庆祝将军得胜的凯旋式，《埃涅阿斯纪》的目的也并不是要给战败者以同等的关注。它虽然没有公开表达为罗马屠杀敌人而感到的自豪之情（也许反映了饱受三个世纪的征服和一次长期内战之苦后罗马社会在奥古斯都统治时期的心态），但它明显是以肯定的口吻来描述罗马帝国的成就，其目的就是坚决驳斥那些更为负面的评价。
与此相反，当时的历史学家科尔内琉斯·塔西佗在记叙公元83年不列颠反叛的最终失败时，让其领导人卡尔伽库斯发表了一次精彩的讲话。他在这篇讲话中（在面对强大的军队而不可避免地失败之前）对罗马的帝国式统治进行了激烈的批判。罗马作家如此设想对帝国的反对并不多见，它表明，即使在胜利者中间，也并非所有人都心安理得地赞同征服必然带来的毁灭和屠杀，这一点难能可贵。在看到《埃涅阿斯纪》对罗马帝国主义的虔诚辩护之外，我们还应当看到卡尔伽库斯的严厉谴责：
他们是世界的掠夺者，不分青红皂白的蹂躏耗尽了大地，把魔爪伸向大海。如果敌人富有，他们就贪婪；如果敌人贫穷，他们就傲慢；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满足不了他们……掠夺、屠杀、攫取，他们错误地把这称之为“帝国”。他们留下一片荒凉，却说这是“和平”。
就像以利亚撒在马萨达高地上不屈的反抗一样，一些人可能会钦佩卡尔伽库斯的讲话，把它看成是一个自由战士鼓舞人心的情感表露，他宁愿英勇就义，也不愿放弃自己的独立。不过对大多数人来说，他的讲话仅仅是一个反叛恐怖分子危险而具有误导性的宣传，他愚昧地企图阻止有神明保佑的罗马统治的前进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