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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1875—1961）
荣格（Jung）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一个个体主义者，一个非常古怪的人。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在他身上又活生生地体现了人的普遍性。他奋力以求在自己的一生中实现人的全部潜能，但与此同时，他又决心以某种不妥协的独特方式生活。如果这通常意味着使人们感到困扰不悦，那么，总的来说，他自己似乎并不在意。他说：“成为一个正常人是那些不成功人士的理想目标。”
尽管他认为自己是一个理性的科学家，但他更愿意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通常被视为非理性的或有奥秘的问题上，而当这些兴趣超出了科学的界限时，他并没有为此而感到过分不安。按照他的观点，对人类心理学采取一种完全理性的态度不仅是不充分的，而且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也是很荒谬的。他必须坚守对他所看到的真理的信仰，如果这种信仰导致他进入那些与其时代的偏见和成见有深刻分歧的理论和经验领域，那也并不是他的错。他写道：“沿着自己的道路独自前行，把他在探索旅程中的发现告诉社会，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的职责。”
决定这些发现之对错的不是同时代人们的批评，而是未来的后代。有些事情可能在今天看来还不是真理，或许我们还不敢认为它们是真理，但明天它们可能就是真理。因此，每一个命中注定要沿着自己的道路前行的人，都必须充满希望和戒备地继续走下去，永远要意识到他的孤独及其危险。（《荣格全集》第7卷，第201自然段）
这种为命运所牵引、抗击时代潮流的意识，使他成为一个非常具有诱惑力的人物。而且这意味着，任何一本论述荣格心理学的书都必须全面考虑其创立者的生活和人格，因为荣格对人性的理解直接起源于他对自身的理解，在这一点上他更甚于任何其他心理学家。
在其漫长的一生中，荣格始终是一个深刻内倾的人，和人与事件构成的外部世界相比，他对梦和意象构成的内部世界更感兴趣。从童年时期起他就具有一种内省的天赋，这使他能够密切地注意到在意识界阈处或其之下发生的那些体验——我们中大多数人对这些体验几乎完全没有觉察。这种天赋至少部分地源自他出生和教养的独特环境。
荣格于1875年7月26日出生在瑞士康斯坦茨湖湖滨一个叫凯斯维尔的小村庄里，他是这个村庄的牧师保罗·阿希莱斯·荣格（Paul Achilles Jung）和母姓为普赖斯威尔克（Preiswerk）的埃米莉·荣格（Emilie Jung）的唯一的儿子。他的祖父卡尔·古斯塔夫·荣格（Carl Gustav Jung，1794—1864；荣格在接受洗礼时取了和祖父一样的教名）是一个很受尊敬的医生，后来成为巴塞尔大学的校长和共济会瑞士分会的会长。谣传他是歌德（Goethe）的私生子。虽然他长得很像这位伟大的诗人，但这很可能只是个传说，而不是事实。
图2 位于劳芬的教堂和教区长住宅
荣格的母亲是塞缪尔·普赖斯威尔克（Samuel Preiswerk，1799—1871）最小的女儿，塞缪尔·普赖斯威尔克是一个很有名望但却古怪的神学家，他毕生致力于研究希伯来语，认为这是在天国里讲的语言。他是犹太复国主义的早期倡导者，产生过幻象，曾与死去的人谈过话。他要求埃米莉在他写作布道词的时候坐在他的身后，以防魔鬼越过他的肩头窥探，这一直持续到她出嫁之前。这个普赖斯威尔克大家族的多数男性成员都是牧师，他们都和塞缪尔一样，专注于神秘学。这种荣格——普赖斯威尔克家族对医学、神学和唯灵论
的混合兴趣对卡尔的智识发展产生了必然的影响。
在荣格童年时期他的家搬了两次，第一次是在他6个月大的时候，搬往莱茵河瀑布附近的劳芬，再一次是他4岁时，搬往巴塞尔郊外的克莱因——许宁根。对一个正在成长中的孩子来说，他们家所居住的这两所教区牧师的大住宅都没有能提供一个快乐的环境。在他的自传体著作《回忆、梦、反思》中，荣格把他家里的气氛描述为“令人喘不过气来”；他说，到处弥漫着一种死亡、忧郁和心神不安的感觉，他的父母之间的关系也“隐约显露出有麻烦”，他为这一切所压迫。他告诉我们，他们并不住在同一间卧室里，而他，卡尔，和父亲一起睡。当他3岁的时候，他的母亲曾有过一次精神崩溃，为此她不得不在医院住了几个月，在他成长的关键时刻出现的这次强迫分离似乎影响了荣格的余生。这并不是一种不可能出现的后果，因为正如约翰·鲍尔比（John Bowlby）及其追随者所确立的，幼儿因失去母亲而表现出来的绝望，是对他们绝对需要母亲在身边但却遭受挫折的一种正常反应。如果出现了这种不幸，儿童确实通常都能设法生存下来，但其代价是，他们会形成情感疏离这样一种防御的态度，其自我专注和自我依赖会达到不同寻常的程度。通常，这会使他们长久地怀疑自己是否能够获得别人的关爱和感情。他们往往还会倾向于变得举止古怪和冷淡，从而令得自己不为他人所喜爱。虽然在母亲离开期间，卡尔受到姨妈和女仆的照料，但他回忆说，由于母亲不在而使他“深感烦恼”：他患上了神经性湿疹并做了一些可怕的梦。他说：“从那时起，当有人说出‘爱’这个词时，我总是感到怀疑，而‘女人’这个词使我产生的情感联想在很长时间里是那种天生的不可信赖”（《回忆、梦、反思》，第23页）。
荣格的父亲是一个善良和宽容的人，但他的儿子却以其切身体验认为他没有力量，在情感上不成熟。在他担任牧师的早期，保罗·荣格似乎就已经失去了信仰，但由于没有可以替代的收入来源，他迫不得已地坚持履行他的牧师职责。表面上坚守虔敬行为但却失去了所有的宗教信念，这一重负促使他变成一个爱发牢骚的疑病症患者，这就很难让他的妻子和儿子爱他或尊敬他。
在他的妹妹格特鲁德（Gertrud）于1884年出生之前，荣格是家里唯一的孩子；他在学校里很不快活，感到自己和同伴及内在自我都很疏远：他的这种类精神分裂症的举止（即逃避现实、冷淡、自我专注）使他很不受欢迎，而学校的环境又是他完全无法在其中健康成长的。一些创伤性的事件更是加深了他认为自己有异于常人的感觉，例如，一位教师批评他抄袭一篇文章，而这篇文章是他非常认真地创作的。当他申明自己没有抄袭时，他的同学们却站在老师一边。这样的经历使他感到“受了侮辱”并且完全孤立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完全不去上学，因为当另一个男孩子把他打倒在地、他的头部受到重击之后，他变得轻易就会昏厥。（当他躺在地上、故意长时间不站起来时，他想：“现在你不必再去上学了。”）他尽可能地独自一人消磨时光。“我和我的思想独自在一起。总的来说我最喜欢那样。我独自玩耍、做白日梦或者在树林里闲逛，有一个我自己的秘密世界”（《回忆、梦、反思》，第58页）。
图3 荣格的父母，1876年
这个秘密的世界补偿了他的孤独。童年时期常有的幻想和仪式在他身上表现出尤为显著的强度，它们影响了他的余生。例如，成年后，他为自己在苏黎世湖上游的波林根建造了一座塔楼，他喜欢独自一人在里面学习和研究，这在他童年时期的一个仪式中就有所体现：在这个仪式中，他把一个雕刻的小人放在铅笔盒里，藏在牧师住宅阁楼的屋梁上。他经常去看望这个小人，并且为它摆上用一种神秘语言写成的卷轴，在他的阁楼隐蔽处的这个僻静的场所给它提供了一个图书馆。这使卡尔有了一种“新获取的安全感”，使他能够忍受父亲易怒的情绪，忍受母亲长期患有的抑郁症，忍受他在学校的“孤独”。“谁也发现不了我的秘密并且毁坏它。我感到很安全，那种与自我不相和谐的痛苦感觉一去不复返了”（《回忆、梦、反思》，第34页）。
童年时期的另一个仪式为他后来对心理学中 投射 （projection）的重要性产生深刻洞见作好了准备。这是他坐在花园的一块大石头上玩的一种想象的游戏。他会吟咏道：“我坐在这块石头上面，它就在我的下面。”这块石头会马上回答说：“我躺在这里的这个斜坡上，而他就坐在我的上面。”然后他就问自己：“我是坐在石头上的那个人吗？或者我是被 他 坐在上面的那块石头吗？”这给他留下了“一种奇特和迷人的黑暗的感受”，但他知道，他和这块石头的秘密关系有着某种深不可测的重要意义（《回忆、梦、反思》，第33页）。在这个游戏中我们可以追溯到荣格对炼金术的奥秘的成熟洞见之起源——炼金术士们把他们自己精神的内容 投射 到他们在实验室所研究的材料中去。
荣格在成年时期喜欢独居、喜欢研究炼金术和精神转换的动力，这些在他青少年时期的一个幻想中也有预示；当他每天从克莱因——许宁根的牧师住宅走到他在巴塞尔的学校时，这个幻想一路上让他非常快乐。这是一个关于理想世界的幻想，在那里所有的一切都比现在要美好。那里没有学校，生活能够完全像他所希望的那样安排。在一个湖中突起的一块大石头上矗立着一座防御工事牢不可破的城堡，城堡有着高耸的主楼和一个瞭望塔，周围是一个由长老委员会统治的中世纪小城市。这个城堡就是卡尔的家。他作为治安法官住在这里，只是偶尔地出来“处理政事”。在港湾里有他私人的一艘二桅纵帆船，它装备着一排小加农炮。
这一幻想的关键是那个城堡主楼：它藏有一个令人惊奇的秘密，卡尔是这个秘密的唯一知情者。在这个塔楼的内部，从城垛向下延伸到地窖，有一根像成年男子的胳膊那样粗的铜柱：铜柱顶端有一些伸展到空中的分叉或细丝。这些分叉或细丝从周遭提取出一种“精神的实质”，它通过铜柱被输送到地窖里；地窖里面有一个实验室，他在那里把这一气状物质转换成金子。“这当然不只是变戏法，而是一个令人肃然起敬和至关重要的自然的奥秘，而我并不知道我是怎样获知这一奥秘的；我不仅要对长老委员会的人保密，从某种意义上说，还要对我自己保密”（《回忆、梦、反思》，第87页）。
创造一座城堡、使自己与世界隔绝的需要是有类精神分裂症倾向的人的特点。小卡尔的城堡筑有防御工事，而且只通过一条狭窄的地峡和陆地有微弱的联系；这个地峡为一条宽阔的运河所切断，河上面有一座吊桥。后来，他开始建造模型城堡，城堡周围是筑起工事的炮兵阵地，而他常常会花上好几个小时研究这种攻不破的沃邦
式防御工事。
在他内心的这座安全的城堡里，卡尔体验到自己由两种不同的人格组成，他分别称之为“第1号”和“第2号”。第1号人格是他父母的儿子，每天上学，尽可能地应对生活，而第2号人格年龄则大得多，远离人类社会的世界，但却接近大自然和动物，接近梦，接近上帝。他把第2号设想为“根本没有可以界定的特性——出生、生活、死亡，所有的一切都是一体，是对生活的一种完整想象”（《回忆、梦、反思》，第92页）。作为一名精神病医生，他开始了解到，这两种人格并不是他自己所独有的，而是出现在每个人身上。但是，他认识到，自己显然比大多数人更清晰地觉察到它们，尤其是第2号。“在我的生活中，第2号是最重要的，我总是试图为想要从内部产出的任何东西留下空间”（《回忆、梦、反思》，第55页）。很久以后，他把这两种人格重新命名为自我（ego）和自性（Self），并坚持认为，它们之间的作用和反作用构成了人格发展的核心动力。
他相信，他的第2号人格给予了他一种特权，这是他那位不幸的父亲所没有的，就是说，他可以直达上帝的心灵。在他看来，他的梦的揭示性质证实了这一点，这些梦包含着意象（例如，当他才3岁时出现的一个地下的男性生殖器形状的神的意象）；他确信这些意象一定起源于凌驾于他之上的某个来源。证实这一点的还有一个强有力的幻象，他竭力抗拒这一幻象，但却没有成功；这个幻象是，全能的上帝坐在黄金宝座上，对着巴塞尔大教堂的屋顶排泄粪便（不难理解，在他看来，这意味着上帝对他的教堂的敬意少得可怜）。这种揭示使他难以忍受他的父亲在精神上的困惑，并且在两人之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每当卡尔向他提出有关宗教的问题时，这位牧师就会变得急躁易怒，并且敏感地想要辩解：“你老是去 想 ，”他抱怨说，“不，一个人不应该去想，而是应该 怀有信仰 。”这个男孩子在内心思考道：“不，一个人必须进行体验， 获得 真知 ！”但是，他却大声说道：“把这种信仰给我吧。”而他的父亲只是耸耸肩就转身离开了。
事情因卡尔的坚信礼而发展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这个坚信礼是他的父亲为他准备的。他到达了宗教体验仪式的最高阶段，却惊骇地发现自己什么也没有体验到。在他和他的父亲之间裂开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他对父亲的感觉是“最强烈的可悲可怜”。“我一下子理解了他的职业和生活的不幸……我看到了他是多么毫无希望地陷入了教会及其神学教义的圈套……现在我发现自己因教会而与我的父亲以及其他所有人的信仰断绝了联系。”（《回忆、梦、反思》，第64—65页）。
虽然在类似的情况下其他男孩子可能会转向同伴寻求支持，但由于卡尔·荣格没有朋友，他便转向内心拥抱他的“第2号”，即自性。在他的整个青少年时期，他把自性作为像上帝那样的存在来体验，他对这个内在“他者”的笃信优先于所有外部关系。他觉得自己并没有在人们之中，而是独自和上帝在一起。
这不可避免地证实了他并不身在教会之中，而是处在隔绝之中：“其他人似乎关心的都是一些完全不同的事情。我觉得我完全和自己所确信的东西独自在一起。我比任何时候都想要向人倾诉，但却在哪里也找不到一个联系点……为什么没有人和我有类似的体验？我很想知道……为什么我会是唯一的一个？”（《回忆、梦、反思》，第71页）。
当有一天他偶然听到父亲向一位熟人吐露自己对儿子的未来深感忧虑时，他便自行克服了昏厥的频繁发作。他回到学校，开始把精力集中在学习上。由于没有志趣相投的人可以进行交流，他便转向了文学、哲学和宗教史。他终生都十分喜爱赫拉克利特
，对歌德及爱克哈特硕士
也是如此。叔本华（Schopenhauer）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使他激动不已，这本书连同康德（Kant）的《纯粹理性批判》给他带来的启示如此深刻，以至他说，这使他对世界和生活的态度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在歌德的《浮士德》中，他找到了一个与他自己的第2号人格相等同的传奇，这不仅提升了他的内在安全感，而且赋予他一种“对人类社会的归属感”（《回忆、梦、反思》，第93页），尽管这来得有点太迟了。
1895年荣格为巴塞尔大学所录取。他决定学习自然科学和医学，与其说这是由他的阅读兴趣所决定的，倒不如说这是由他的梦所决定的，这正是他的特性。大学生活似乎对他产生了一种解放性的影响，而他的父亲在54岁时过早的去世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当时荣格只有21岁。（他的母亲阴郁地评说道：“他的死对你来说真是及时。”）“现在我开始对所有的事物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我知道我想要什么并且去求取它。我也明显变得更容易接近和交往了”（《回忆、梦、反思》，第93页）。
荣格从赫拉克利特那里所借用的一个观念对他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这个观念就是，所有的实体都有一种转变为其对立物的先天倾向。赫拉克利特把这种倾向称为 enantiodromia （字面的意思是“与……背道而驰”）。荣格相信这是所有动力体系的特点，并且把人类的家庭视为一个典型的例子：随着孩子长大成人，他们表现出一种倾向，即要在他们自己的生活中补偿父母的缺点。这种倾向在荣格自己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他的生活在很多方面可以被理解为力图补偿他父亲的缺陷。
保罗·荣格在精神上缺乏自信力，在智识上没有好奇心，倾向于接受教条，在情感上表现出不成熟的征象，并且逃避生活中的主要问题；与他相反，卡尔却表现出精神上的勇气和智识上的严密性，无论在哪里遇到教条他都会加以抗拒，他毕生致力于完善人格发展的方法，倾向于直面所有重大的问题，即便是在这样做会招致不受欢迎或不被认可的时候。
同样是这种补偿倾向使他成为一个终生信奉神秘直觉的人（gnostic；在希腊文中写作 gnostikos ，意指“有灵知的人”）——一个致力于通过直接体验和个人启示来认识精神现实的人。正是这种对神秘直觉的探求，才使他极其重视自己的梦、幻想和幻觉，使他试图通过研究文学、哲学和宗教来理解它们，并且最终使他把精神病学作为自己的职业生涯。
在他开始了在巴塞尔大学的学习之后不久，他做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梦。他梦见那是一个夜晚，他在浓雾中顶着强风艰难地前行，他的双手紧拢着一簇微弱的灯火，火苗随时都有熄灭的危险。他觉得后面有什么东西，于是就往后瞥了一眼，看见身后跟着一个巨大的黑影。他心里害怕极了，但他知道，只要他能够使这一小簇灯火在黑夜和狂风中保持闪烁，他就会安然无恙。他说：“当我醒来的时候，我立刻认识到，这一黑影就是‘布罗肯幻象’
，是我自己在旋动的浓雾中留下的影子，因我携带的那簇灯火所造成。我还知道，这一小簇灯火就是我的意识，我所拥有的唯一光亮。我自己的思维能力是我所拥有的唯一财富，也是最伟大的财富”（《回忆、梦、反思》，第93页）。
图4 海伦妮·普赖斯威尔克
他在学生时代就明显地表现出要致力于钻研学问——他终生保持了这种献身精神，其结果是，他在最短的时间内就具备了合格条件。他从社会隔绝中摆脱出来，加入了瑞士学生佐芬吉亚协会的巴塞尔分会，并开始发现他能够通过他的观点的力量和独创性来影响人们。具有重要意义的是，他向协会提交的第一篇论文的题目是“论精密科学的局限性”，在这篇论文中他攻击了科学家们缺乏弹性的唯物主义。在后来的一次演讲中，他提出，灵魂虽然是非物质的并且存在于空间和时间之外，但却应该是可以通过对催眠术、梦游症和灵媒交流等现象的研究进行实证调查的。他的论文演说吸引了大批听众，并且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他决心要对自己的观点进行检验，于是在他还是一个大学生的时候，他就开始参加一个年轻灵媒的降神会并将其记录下来，这个年轻的灵媒也是他的一个表妹，海伦妮·普赖斯威尔克（Hélène Preiswerk）。他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所收集的那些细致详尽的观察材料，形成了其博士论文《论所谓神秘现象的心理学和病理学》的基础，这篇论文是于1902年在巴塞尔大学提交的。
他探讨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受西奥多·弗卢努瓦（Theodore Flournoy，1854—1920）的一项早期研究的影响，这项研究的对象是一个名叫凯瑟琳·马勒（Catherine Muller）的灵媒（她的化名海伦·史密斯［Helen Smith］更为人所熟知）；她在所谓鬼魂附体状态下，详尽地讲述她数个前世的生活。弗卢努瓦得出的结论是，她所讲述的是“一些阈下想象的传奇故事”，它们是潜意识
心灵有创作神话故事的力量的证据。
他的表妹所做的表演有两个方面给荣格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其一是，她的“灵魂”在她看来似乎是那么真实：“我看见它们就在我面前，”她告诉他，“我能够触摸到它们，我向它们讲述我希望讲述的一切，就像我对你讲话那么自然。它们一定是真实的”（《荣格全集》第1卷，第43自然段）。其二是，当海伦妮处于鬼魂附体状态时，出现了一个相当不同的、更高贵的人格。她的“控制”灵魂——她说自己的名字叫“伊文斯”——以一种非常标准的高地德语讲话，而不是海伦妮惯常使用的巴塞尔方言。荣格得出结论认为，“伊文斯”是在海伦妮的潜意识中发展起来的成熟的成人人格。降神会提供了这一发展据以进行的一种手段。
对荣格来说，这项研究的重要性要远大于他由此而获得的博士学位。我们从中能够发现两个观点的起源，这两个观点其后将成为分析心理学实践的核心：（1）在潜意识精神中存在的部分人格或“情结”能够以鬼魂附体、梦和幻觉等形式人格化地表现出来；（2）真正的人格发展是在潜意识层面上进行的。
这些观点反过来又产生了（1）一种治疗技术（ 积极 想象 ［active imagination］）和（2）一个目的论概念（ 个 体化 ［individuation］）：这个概念的意思是，个人发展的目标是 整体性 （wholeness），即是说，要成为一个人的环境所允许的最为完满的人。我们将在后文回到这些问题上来。
在他的医学学习即将结束的时候，他读到了克拉夫特-埃宾（Krafft-Ebing）的《精神病学教科书》，这促使荣格作出了要当一名精神病学家的决定。这本书的序言对他产生了如此重大的影响，以至他的心开始剧烈地跳动，他不得不站起身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使他感到兴奋的是，克拉夫特-埃宾把精神病（例如精神分裂症和严重的躁狂——抑郁症等主要的心理疾病，患上这些疾病时患者的理智被剥夺了）描述为“人格疾病”，而且他声称，关于精神病学的书籍势必打上主观的烙印。
荣格告诉我们，“在一道启示的闪光中”，他把精神病学视为唯一可能的职业：“这本身就使我的两种兴趣汇聚到一起，在一条联合的溪流中挖掘它们自己的河床。这就是生物学和精神事实所共有的实证领域，我曾到处寻找，但却在哪里也找不到。终于我在这里找到了自然和精神的碰撞成为现实的地方”（《回忆、梦、反思》，第111页）。
当荣格告诉他的导师和同学，他打算专门研究精神病学时，他们都很震惊，因为他们觉得他是在浪费自己的才能：精神病学是医学中最不受尊敬的专业，而他们相信荣格本来会成为一名大有前途的内科医生。“我的旧伤，那种自己是一个外人、与别人相疏离的感觉，又开始痛起来”（《回忆、梦、反思》，第111页）。但是，在1900年底他以优异成绩获得医学学位之后，他很幸运地被位于苏黎世的伯格尔斯利精神病医院所录用，成为尤金·布洛伊勒（Eugen Bleuler，1857—1939）的一名助手；尤金·布洛伊勒是他那个时代杰出的精神病学家之一，注定会作为精神分裂症这个术语的创立者而被载入史册。伯格尔斯利医院享有苏黎世大学精神病诊疗所的盛誉，荣格把他在那里度过的几年视为非常宝贵的实习期。布洛伊勒很快便认识到荣格的才华，并尽力促进他的事业发展，把他提升为自己的副手，让他担任门诊部的主管，还在苏黎世大学给他安排了精神病学和心理治疗讲师的职位。更重要的是，布洛伊勒让他研究高尔顿的字词联想测验。这项研究为荣格在心理学界赢得了很高的声望，也赢得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友谊。
图5 伯格尔斯利精神病医院
图6 尤金·布洛伊勒
所有研究心理学的学生都很熟悉的字词联想测验是弗朗西斯·高尔顿爵士（Sir Francis Galton，1822—1911）设计的，并且被威廉·冯特（Wilhelm Wundt，1832—1920）加以发展。测验的步骤很简单。主试把认真准备好的一个词表上的一系列单词向被试读出来，读出每个单词后稍微停顿一下，让被试用他心里想到的第一个单词进行反应。把反应词连同反应时间一起记录下来，反应时间指的是引出反应所花费的秒数。当所有的单词都念完之后，再重复这个程序，要求被试像上一次那样用同样的单词进行反应。
在荣格之前曾做过这个测验的一位研究者西奥多·齐亨（Theodor Ziehen）已经证明，当刺激词与被试心灵中某种不愉快的或引起不安的概念相关时，就会出现反应时间延长。当所有在某一被试身上导致延时反应的单词都被收集在一起时，有时候就能够在它们当中发现一系列相关的概念——齐亨称之为“一种受情绪指导的表述情结”。这个发现使荣格特别感兴趣，因为他在研究海伦妮·普赖斯威尔克的鬼魂附身状态时已经警觉地注意到，存在着一些部分人格，它们是由不相关联的潜意识成分组成的，这些成分与法国心理学家皮埃尔·让内（Pierre Janet，1859—1947）描述为“下意识的固定观念”的成分很相似；1902年荣格曾离开伯格尔斯利休假，在巴黎师从让内短期学习。荣格把这些成分与齐亨的“情结”相等同，而当他读到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1900）一书时，他在“被压抑的愿望”和“创伤性记忆”中再次把它们识别出来，弗洛伊德认为，正是它们引发了神经症的症状和梦的内容。
荣格说，支配其研究兴趣的是一个他急切想知道答案的问题：在精神病人内部实际发生了什么事情？和以前或自那时以来的大多数精神病学家不同，他对精神分裂症病人实际说的和做的事情给予高度的关注，并且证明了他们的妄想、幻觉和动作不是简单的“疯狂”，而是充满了心理学的意义。例如，他发现，一位老妇人在伯格尔斯利住院的50年时间里一直在做缝补的动作，仿佛是在缝补鞋子，而就在她生病之前，她被情人抛弃了：正如荣格所发现的那样，他是一个补鞋匠。
虽然荣格相信精神病现象与病人血液循环中出现了生物化学毒素有关，但他论证说，可以用精神分析的术语把精神分裂症理解为“力比多的一种内倾”（an introversion of libido）——力比多从外部现实世界中退缩，投入到进行神话创作、幻想和梦的内部世界中。他认为，精神分裂症患者就是一个在醒觉的世界中的做梦者。1907年他在《早发性痴呆心理学》中发表了他的观察，这就使他作为一名研究型精神病学家已经响亮的名头更加熠熠生辉。
由于认识到他的实验发现为弗洛伊德的 压抑 （repression）理论提供了客观依据，荣格在1906年把他出版的一本书《字词联想研究》送给他。弗洛伊德热情的反馈促使荣格于1907年3月到维也纳与他会面。他们相处得如此愉快，以至他们毫无间断地交谈了13个小时。毫无疑问，他们在智识上相互迷恋；他们之间的友谊之花盛开了，其后主要通过通信而保持下来，持续了将近6年。
和布洛伊勒一样，弗洛伊德也对荣格的活力、热情和投入精神印象深刻。他变得非常喜爱他，认为他是“迄今为止加入到我这里来的最能干的助手”，并把他看作自己作为精神分析运动领导者的最有可能的接班人。虽然当他们见面时弗洛伊德只有50岁，但他却有点疑病症，有一种迷信的恐惧，认为自己只能再活12年。因此，在他眼中，保证“接班”是最优先考虑的事情，而且表面看来，荣格是担任这个角色最出色的人选。他有一流的心智，是在欧洲最受推崇的医院工作的一位成功的精神病医生，而或许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不是维也纳人，也不是犹太人。弗洛伊德敏锐地觉察到反犹主义的危险，它和公众对他关于婴儿期性欲观点的厌恶结合在一起，就可能导致对精神分析的普遍拒绝甚至压制；他希望，有一个像荣格这样的瑞士基督教徒作为追随者，能够有助于挽救他的运动摆脱这种命运。
图7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此外，荣格能够对精神分析理论和实践作出重大贡献。不仅他的字词联想实验为潜意识情结的存在和力量提供了不容怀疑的实证证据，而且他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研究把精神分析的概念带入到弗洛伊德鞭长莫及的领域。（弗洛伊德接受的是神经病学家的训练，几乎没有精神病学的经验，只是作为一名临时代理医生在一家精神病院工作过很短时间。）再者，荣格对神话学和比较宗教的研究热情感染了弗洛伊德，尽管他们的研究存在潜在的灾难性后果，因为这两个人从这些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是天差地别的。
就荣格这方面而言，获得弗洛伊德的友谊既是一种职业的渴望，也是一种个人的渴望。在这个年长的、更有经验的男人身上，他发现了一位良师益友——一位杰出的同事，代表着具有智识勇气的父亲形象，而这种勇气是他的亲生父亲、那位持怀疑态度的神学家所没有的。两个人都明白这一点。在他们第一次见面之后不久荣格写道：“我享受您的友谊，不是作为两个同等的人之间的友谊，而是父亲和儿子那样的友谊。”弗洛伊德在后来的一封回信中正式宣布荣格是他的“儿子和继承人”，他的“皇太子”。实际上，弗洛伊德需要一个“儿子”和荣格需要一个“父亲”的愿望同样强烈，但是，弗洛伊德想要的这种儿子是一个愿意无条件地遵从他的权威、毫无更改地使他所规定的教条和原则永久存在的儿子。在荣格这一方面，他需要的是一个父亲形象，通过他的影响使自己能够克服青少年时期的疑虑，并发现自身男子汉的权威。虽然荣格因弗洛伊德的认可而满心欢喜，并为被视为他的一个无愧的接班人而感到荣幸，但他知道，他不可能完全赞同弗洛伊德的观点。他也不可能把他的智识追求牺牲在一套教条上，那正是他父亲的所为。尽管如此，他默认了弗洛伊德的意愿，在国际精神分析学会于1910年成立时担任了第一任主席，并且成为了第一份精神分析杂志《精神分析年鉴》的主编。
图8 1911年国际精神分析大会。荣格戴着一个很大的领结站在中间，他的左臂前方就是爱玛·荣格。托尼·沃尔夫隔着两个人坐在爱玛的左边
随着时间的流逝，荣格与弗洛伊德的分歧愈来愈难以掩饰。弗洛伊德有两个基本假设是他所难以接受的：（1）人类的动机全都是性欲的；（2）潜意识心灵完全是个人的，是个体所独有的。荣格发现，弗洛伊德思想的这些方面和其他某些方面都是还原论，太狭窄了。比起把精神能量（或者像弗洛伊德所称的 力比多 ）看作是完全性欲的，荣格更愿意认为它是一种更具普遍性的“生命力量”，性欲只是其中的一种表达方式而已。再者，荣格相信，在弗洛伊德所假定的被压抑的愿望和创伤性记忆的个人潜意识之下，还有一层更深刻和更重要的东西，他打算称之为 集体潜意识 （collective unconscious），它潜在地包含着人类全部的精神遗产。当他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这一心灵的古老基础的存在就曾给他最初的暗示，当时他即认识到，在他的梦中有一些东西来自于他自身之外的某个地方。当他研究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妄想和幻想，并且发现它们包含着一些象征和意象，这些象征和意象在全世界的神话和童话故事中都曾出现过时，它的存在便得到了证实。他得出结论认为，一定存在着一个所有人都共有的精神的动力基础，每一个人就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建构其个人生活经验的。
但是，每当他试图向弗洛伊德表达这些观点时，这些观点却都要么被归因于年轻没有经验，要么被视为是在进行
抵抗
（resistance）。“当你和我如此接近的时候，就不要偏离我太远，因为如果你这样做了，我们可能终有一天被相互离间，”弗洛伊德告诫他；他又补充说：“我的倾向是，对待那些作出抵抗的同事就像我们在相同的情境下对待病人一样。”荣格对这种屈尊俯就的态度很是恼火，而由于这两个人的性格使然，他们之间最终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争吵。1911年荣格的《力比多的转化和象征》第一部分的发表预示着它的到来（荣格给弗洛伊德写信说：“鸡蛋要让自己比母鸡更聪明，这是一件很冒险的事。尽管如此，鸡蛋里的东西仍然必须找到钻出来的勇气。”），而1912年，随着第二部分的发表，争吵终于爆发了（在给弗洛伊德的一封信中荣格引用了琐罗亚斯德
的一句话：“如果一个人永远只是做一个学生，那是他对老师的糟糕的回报”）。在这本著作以及1912年9月在纽约所作的一系列讲座中，荣格清楚地阐明了他离经叛道的看法，即力比多是一个比弗洛伊德所认为的要大得多的概念，它能够以“具体化的”形式在普遍的象征或“原始的意象”中出现，而这些象征或意象在人类的神话中是显而易见的。荣格将注意力特别指向英雄的神话，把他和龙——怪物的战斗这个反复出现的主题解释为青少年的自我试图从母亲身边解脱出来的斗争。这把他引向了对俄狄浦斯情结和乱伦禁忌的解释，而这些解释与弗洛伊德提出的解释大相径庭。按照荣格的观点，一个孩子之所以对母亲产生依恋，不是像弗洛伊德所认为的那样，因为她是乱伦激情的对象，而是因为她是爱和关怀的提供者——这一观点开了理论革命的先河，大约40年后英国心理分析学家和精神病学家约翰·鲍尔比才发动了这场革命。荣格进而认为，乱伦的禁忌是原始的：它是先验地存在的，不是像弗洛伊德所坚持的那样，因父亲禁止男孩子贪求母亲而产生。俄狄浦斯的渴望，当它们出现时，是乱伦禁忌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荣格还论证说，俄狄浦斯情结这一现象并不像弗洛伊德所宣称的那样普遍。
在把力比多重新界定为未分化的精神能量时，荣格的眼光超越了心理学，注意到了在物理学中存在的相似之处，特别是罗伯特·迈耶（Robert Mayer）提出的能量转换理论。荣格论证说，和所有物理现象一样，所有的心理现象都是 能量的表现形式 ，这给象征提供了其动力转换的力量。我们将在第五章进一步探讨这种倾向。
这些观点的发表引起了他和弗洛伊德的严重不和，从而导致他们的友谊在1913年初正式终结。荣格辞去了国际精神分析学会主席和《精神分析年鉴》主编的职务，辞去了苏黎世大学的讲席职位，并且从精神分析运动中撤离出来。他再一次完全独自一人了。
他们的友谊终止的方式对他们两人来说都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对荣格来说，生命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潜能，遵循自己对真理的感悟，并成为一个本身完整的人。正如他后来所说，这就是 个体化 的目标。如果他想要对自己守信，他就 不得不 走自己的路：要他花费自己的一生在一个由两个人组成的乐队中充当副手，对他来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至于弗洛伊德，他绝对相信自己的理论是正确的，这使他对不同见解如此不能容忍，以致于通常正是他引发了不同见解。他是独裁者和受虐癖者的一个奇怪的结合体：正如他有一次向荣格所承认的，他的情感生活要求存在一个亲密的朋友和一个可恨的敌人，而他在同一个人身上遇到这两者的情况经常发生。这一模式在他童年时期与其外甥约翰（John，碰巧和他年龄一般大）的关系中，以及在他与威廉·弗利斯（Wilhelm Fliess）的友谊中都明显地表现出来；他和弗利斯的友谊支撑他度过了那段“非常孤独”的时期（1894—1899，当时他正在进行自我分析和建立精神分析的原则）。弗洛伊德与荣格的友谊、争吵，以及后来荣格脱离精神分析，只是许多这类痛苦的事件之一。弗洛伊德与布洛伊尔（Breuer）、阿德勒（Adler）、斯特克尔（Stekel）、迈纳特（Meynert）、西尔贝雷（Silberer）、陶斯克（Tausk）以及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的关系也是同样的命运。赖希患上了一种精神病，他只是短暂地康复过一段时间，而西尔贝雷和陶斯克最终都自杀了。对荣格来说，这一事件的后果也几乎是灾难性的，因为他陷入了一段长时间的“定向障碍状态”，时而濒临精神病的边缘，这种状况持续了4到5年。虽然他深受困扰，但事实证明这也是一段高度创造性的时期，荣格称之为他“与潜意识的对抗”，这既是由于他的家庭生活的变动所引发的，也是由于他失去了与弗洛伊德的友谊。
1903年，荣格与爱玛·劳申巴赫（Emma Rauschenbach，1882—1955）结婚，她是一个富有的企业家的女儿。在1904到1914年期间，他们生了5个孩子：4个女儿和1个儿子。最初他们住在伯格尔斯利的一间公寓里。后来在1908年，他们搬到了库斯纳赫特湖边自己设计和建造的一座漂亮的房子里，并在那里度过了余生。
图9 荣格和他的妻子以及他孩子中的4个，1917年
爱玛·荣格是一个迷人、优雅的女人，在丈夫的鼓励下，她后来成为了一名颇具才华的心理分析学家、讲师和作家。她是一个贤妻良母，而且毫无疑问，荣格终生都很爱她。但是，正如他向弗洛伊德所承认的，他认为在自己身上存在“一夫多妻的成分”，宣称“在我看来，一桩美满婚姻的先决条件就是允许不忠”（《弗洛伊德与荣格的书信集》，第289页；1910年1月30日）。
图10 卡尔和爱玛·荣格，1903年
荣格认为，对一个男人来说，有两种女人是最重要的：一方面，他需要一个妻子来营造他的家庭，并且生养他的孩子；另一方面，他需要一个精神的伴侣（ femme inspiratrice ）来分享他的幻想，为他最伟大的著作提供灵感。这种主张很可能起源于他自己的阿妮玛（anima，他的潜意识中的女性情结）的分裂，而这一分裂最有可能的解释是源自他4岁的时候，当时他和母亲分离，由父亲教区的一位年轻的女仆照顾。后者给他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在他80多岁的时候他仍然记得她：
她长着一头黑发，肤色暗黄，和我的母亲大不相同。即使是现在，她仍然在我的眼前，她的发型轮廓、她的喉咙、她那黑色素沉着的皮肤，以及她的耳朵。所有这一切在我看来似乎都很陌生，但又有一种奇怪的熟悉感……这类女孩后来成为我的阿妮玛的一个成分。她传达出的那种陌生、却又似乎早已相识的感觉，是后来对我来说象征着女性的全部本质的那个形象身上的一个特点。（《回忆、梦、反思》，第23页）
这个临时的保姆是母性的附属物、精神的伴侣、对其心灵孤旅的慰藉的第一次具体体现。尽管他对作为妻子的爱玛非常满意，但他的阿妮玛仍然要求出现另外一个爱的伴侣和知己的女友，他将与她共享他最近做的梦和最新的想法。至少有两次，这一诱人的形象以病人的面目出现在他的面前，首先是与萨比娜·施皮尔莱恩（Sabina Spielrein）的短暂关系（她是荣格用弗洛伊德的方法成功治疗的第一个病人），而他和安东尼娅·沃尔夫（Antonia Wolff）的关系更为持久，她成为他终生的密友和同事。此外，在荣格周围聚集了很多女性崇拜者（苏黎世的智者们不恭敬地称之为 Jungfrauen ），她们来到苏黎世跟随他进行分析和研究，却再也无法使自己离开。仿佛他早年与母亲的分离教导了他，使他决不可能信任一个女人的爱，而必须总是在许多女人中寻求安全。
可以理解的是，爱玛对这种事态感到很不高兴，尽管随着时间的流逝，她必需而且也学会了忍受。荣格和托尼·沃尔夫的私情始于1910年的某一时间。当他坚持带着她，连同爱玛一起，参加1911年在魏玛举办的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大会时，引起了一阵流言蜚语。夫妻两人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在这些争吵中荣格拒绝爱玛让他放弃婚外情的要求，坚持认为托尼对他来说实在太重要了，没有她根本不行。既然不可能离婚，爱玛就必须适应这种情况，并且把托尼作为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来接受。看起来是爱玛向他让步了，这既是由于决心要保住她的婚姻，也是由于害怕他神志崩溃。当然，对两人来说，这都是一段创伤性的时期，并且完全可能是从1913年底起长期折磨荣格的心理障碍的一个诱因。
图11 卡尔和爱玛·荣格，1953年
这开始于1913年秋天一个反复出现的可怕幻象，在这个幻象中，他看见整个北欧被一片血海所淹没。随后他做了一些梦，在这些梦中，他梦见整个欧洲都被一个北冰洋的巨浪所冻住，还梦见当日耳曼民族的英雄齐格弗里德
驾着一辆两轮战车经过的时候，他开枪打死了他。“一条不停幻想的溪流被释放出来……我生活在无休止的紧张状态中；我经常感到好像有巨石要翻落到我身上。一场雷暴接着一场雷暴”（《回忆、梦、反思》，第170—171页）。
有时这种障碍是如此的严重，以致把他带到了疯狂的边缘。他像孩子般在花园里玩耍，听到头脑里有讲话的声音，并且到处走动和想象中的人物交谈；有一次，他相信他的房子里挤满了死人的魂灵。不过，这也显示出他不同寻常的特质，因为他将这一灾难视为 仿佛是在他自己身上 所做的一项实验 ：一个精神病学家正在经历一场崩溃，由此提供了可供研究的宝贵机会。他能够以第一手资料来研究这一完整的体验，然后用它来帮助病人。
我正在投身的这项危险的事业不只是为了我自己，而且是为了我的病人，这个念头帮助我度过了好几个关键阶段……当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一个精神病学家，在我的实验的几乎每一步都遇到了在精神病中和在精神错乱者身上发现的同样的精神材料。这是潜意识意象的储藏之所，而正是这些意象造成了精神病人神志的错乱。但是，它也是神话想象的发源地，这种神话想象已经从我们的理性时代消失了。（《回忆、梦、反思》，第172、181页）
杀死齐格弗里德的梦向他暗示，体现在这个英雄人物身上的、他的第1号人格所认同的那些意识理想不再恰当了，不得不被牺牲掉，“因为有一些比自我意志更高级的事物，一个人必须服从这些事物”（《回忆、梦、反思》，第174页）。他转向内部与他的第2号人格相遇，使他在那里发现的那些强有力的能量得到自由发挥。
为了抓住这些幻想，我经常想象一种急剧下降。我甚至作过几次尝试，想要下降到最底层。可以说，我第一次到达的是一个大约1000英尺深的地方；第二次我发现自己处在一个万丈深渊的边缘。这就像是到月球的一次旅行，或者是下降到空寂的空间。首先出现的是一个火山口的意象，我当时的感受是，我来到了死者的国度。这种气氛是另一个世界的气氛。（《回忆、梦、反思》，第174页）
很久以后，这种抓住幻想的方法在他的分析实践中被作为一种治疗手段而得到使用。他称之为 积极想象 ，而对积极想象的发现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的灵媒表妹海伦妮·普赖斯威尔克的实例。急剧下降类似于进入鬼魂附体状态，在此期间潜意识人格相当清晰地出现，使他能与之交谈。从根本上说，他所发现的是一种技能——一种下降到地下世界、同时又保持着完全的意识的技能，就像奥德修斯、赫拉克勒斯或俄尔普斯那样。在这些旅程中他经常遇见两个人物，一个是名叫萨洛梅的年轻漂亮的女子，一个是长着白胡子和一对翠鸟翅膀的名叫菲利蒙的老人。荣格开始把这两个人物看作是两种原型的具体化：永恒的女性原型和智慧老人原型。
他和这些人物的谈话使他获得了重大的顿悟，即在精神中发生的事情并不是意识的意向产生的：它们有自己的生命。
菲利蒙代表一种非我的力量。我在幻想中与他交谈，他所说的事情我从未有意识地思考过。因为我清楚地观察到，讲话的人是他，而不是我。他说，我对待思想就像是我自己产生了它们一样，但是，依照他的看法，思想就像是森林里的动物，或房间里的人，或天空中的鸟；他又补充说：“如果你看到房间里有人，你不会认为是你制造了这些人，或者你要为他们负责。”是他教会了我精神的客观性、精神的现实性。（《回忆、梦、反思》，第176页）
所谓“精神的现实性”，荣格的意思是，他把精神理解为一种先验的自然事实，一种除了它自身之外不能还原到任何因素的客观现象。“精神的存在是我们能够 直接 认知的唯一的存在范畴，因为只有当事物首次作为一种精神的意象出现时，它才能被认知”（《荣格全集》第11卷，第769自然段）。就像“伊文斯”之于海伦妮一样，在菲利蒙身上存在着荣格自己的成熟潜能。“有时候他在我看来似乎是相当真实的，仿佛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我在花园里来来回回地和他在一起，在我看来他就是印度人所谓的宗教教师”（《回忆、梦、反思》，第176页）。与菲利蒙的这些谈话远非是毁灭性的精神病现象，而是帮助荣格发现了一种新的安全感。在失去了布洛伊勒和弗洛伊德这两个他的外部父亲形象、毁灭了以齐格弗里德的形象表现出来的他们的英雄式代表之后，现在他在菲利蒙身上发现了自己的内部权威。此外，荣格注定会发展出具有超凡魅力的人格，菲利蒙则是这一人格的第一种清晰的表现形式——即库斯纳赫特的智慧老人。
图12 菲利蒙
这些体验没有使他陷入完全的精神失常，这大概可以归因于他对这些体验所采取的态度：他说，他非常仔细地记录下在他身上所发生的每一个细节，先是记录在被称为黑皮书的6本黑色书皮装订的笔记本中，后来他又把其中内容转抄到红皮书中，那是一本红色皮革装订、花体书写、饰以插图的对开本集子。
有一天，当他正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听见一个女性的声音说道，他所做的并不是科学，而是“艺术”。他听后大为恼火，反驳说：“不，它不是艺术！相反，它是本性。”他对认为他所从事的是一种艺术活动的观点极为愤慨，因为这暗示他的体验是有意识地谋划的，而不是像他所认为的那样是从潜意识中自发地爆发出来的。但是，他对这个具有使他心烦意乱的力量的内在女人的存在作了深刻的反思，并得出结论认为，她一定是他的灵魂的化身。“后来我开始认识到，这个内在的女性形象在一个男人的潜意识中扮演着典型的或原型的角色，我称她为‘阿妮玛’”（《回忆、梦、反思》，第179页）。
在1918年停战协定签订后的几个月里，整个危机自行解除了，当时荣格担任一个英国人拘留营的营务军官。他的职责并不繁重，于是他每天早上会花上一段时间画一系列自发的图画，这些图画似乎表达了他当时的精神状态。后来他认识到，这些图画很像是古代的曼荼罗。曼荼罗在世界各地都可见到，是整体性或完整性的原始意象。虽然它们是圆形的，但它们通常会把某个含“四”的表征结合进来，例如一个十字形或一个正方形。它的中心通常包含着一个神性的所指。荣格开始把这些理解为自性的表征，人格中核心的核心，他有时称之为“原型的原型”。他发现，他的曼荼罗图画使他能够赋予自己每天所经历的精神转化以客观的形式。“我清楚地感到它们是某种核心的东西，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我通过它们而获得了一个活生生的自性概念”（《回忆、梦、反思》，第187页）。
最后，他做了一个对他产生了异乎寻常的影响的梦。他发现自己身处利物浦（Liverpool，字面的意思是“生命的池塘”，pool of life），这个城市的各区呈放射状排列，形成一个正方形。中间是一个圆形的池塘，池塘的中央有一个小岛。岛上阳光照耀，它周围的一切却都笼罩在雨水、雾气、烟雾和光线朦胧的黑暗之中。岛上只有一棵树，是一株木兰，正盛开着红色的花朵。虽然这棵树矗立在阳光之下，但荣格却觉得，与此同时，它本身就是光源。
图13 荣格的曼荼罗，“永恒之窗”
这似乎概括了他所经历的一切，而且象征着他所到达之处。“当我和弗洛伊德分道扬镳的时候，我知道我一头栽入了未知领域。在弗洛伊德之外，我毕竟一无所知；但我却迈步走进了黑暗之中。当发生了这种情况时，这样一个梦的出现让人觉得它简直就是一项恩典”（《回忆、梦、反思》，第190页）。
当这一切都结束之后，他把他做“实验”的这些年视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段时期：“在这些年中所有基本的东西都被决定了”（《回忆、梦、反思》，第191页）。这一时期决定了他发展的未来进程，为他提供了其后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心理治疗领域的基础。“然后所有的一切就开始了；以后的细节只是从潜意识中爆发出来的、最初一股脑儿地倾泻到我头上的材料的补充和阐明。它是可供终生研究的原材料（ prima materia ）”（《回忆、梦、反思》，第191页）。
在其生命中的这段关键时期，荣格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对此人们一直存在很多争论。一种最有说服力的解释出自亨利·埃伦贝格尔（Henri Ellenberger）；在其百科全书式的《潜意识的发现》（1970）一书中，他认为荣格经历了一种“创造性的疾病”，类似于弗洛伊德在同一时期（即在38到43岁之间）所患的疾病。
这种疾病倾向于在一段时间的强烈智识活动之后发作，类似于一种神经症，或者在严重的情况下，类似于一种精神病。当患者还在与可称为发病前奏的那些问题作斗争时，他会变得越来越深信外界的帮助对自己不起作用，越来越与社会相隔离，并且更深刻地转向他自身。这种障碍能持续4到5年。康复期会自动地出现，而且和欣快症以及人格的转变相联系。主体会觉得，他已经获得了对重要真理的洞见，并且相信，他有责任与世人一起分享这些真理。因此，荣格评论道：
在意象中有一些东西不仅和我自己有关，而且也和许多其他人有关，正是在此时，我才不再只属于我自己，不再有权利这样做。从此时开始，我的生命属于大多数人……正是在此时，我才将自己奉献给精神。我爱它也恨它，但它是我最宝贵的财富。（《回忆、梦、反思》，第184页）
荣格的体验类似于萨满
和宗教神秘主义者，以及一些艺术家、作家和哲学家的体验。凡·高（Van Gogh）、斯特林堡
、尼采（Nietzsche）、西奥多·费希纳（Theodor Fechner，他是心理物理学的创立者），以及灵智学者鲁道夫·斯坦纳（Rudolph Steiner）都是这样的例子。荣格自己把它比作奥德修斯的耐奇亚（
Nekyia
，对冥国的拜访），它在米勒小姐（Miss Miller）的幻想中出现过预示（这构成了他的《力比多的转化和象征》一书的基础），在海伦妮·普赖斯威尔克和海伦·史密斯的鬼魂附体的表演中也有过预示。在米勒小姐的病例中，荣格首先发现的是一种“对世界的拒绝”（与力比多的一种内倾和退行有关），随后跟随着一种“对世界的接受”（与力比多的一种外倾和对外部现实更成熟的适应有关）。这种下降到冥府又返回的主题在史诗《吉尔伽美什》、维吉尔（Virgil）的《埃涅阿斯纪》和但丁（Dante）的《神曲》中也出现过。但是，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最有趣的类比是19世纪90年代弗洛伊德的神经崩溃；他通过自我分析将它治愈了，并在这一过程中发现了精神分析的基本原则：对自由联想和梦的分析的运用、性欲在神经症疾病的病原学中所起的作用、童年期力比多发展的阶段、力比多的固着和退行、对被禁止的愿望的压抑等等。
当他们康复的时候，这两个人都发表了重要的和原创性的著作：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是在1900年他45岁的时候问世的，而荣格的《心理类型学》是1921年他46岁的时候出版的。由此可见，在弗洛伊德与荣格见面之前，他的大部分观点就已经形成并且固定下来了，而荣格的大部分观点是在他鼓起勇气与弗洛伊德分道扬镳，以及遭受了他的损失所带来的痛苦后果之后形成的。如果说，他们6年的友谊对荣格来说是一个发现和准备的时期，那么，对弗洛伊德来说，这则是一段收缩的时期，在此期间他对那些想要修正其观点的人越来越不能容忍，在他看来，这些观点已成为不可争辩的事实了。
当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走进心灵的生态学》，1973）把荣格的耐奇亚描述为一种 认识论的 （epistemological）危机时，他并没有说错；在这个危机期他扔掉了弗洛伊德的还原论，建立了自己的理论基础。他带着从创造性疾病中摆脱出来而获得的能量，转向了对神话、哲学和宗教的研究，期望在其中找到和他所体验到的相类似的东西。《心理类型学》就是这一努力的结果。在这本书中，他开始把自己关于精神结构和功能的观点进行组织，考察他（以及阿德勒）与弗洛伊德的基础差异。他论证说，在发展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开始采取习惯的态度，这些态度决定了他们的人生体验。通过对文化史的广泛考察，他得出结论认为，有两种明显的基本心理倾向，他称之为 内倾的 和 外倾的态度 （introverted and extraverted attitudes）。内倾的特点是兴趣向内部运动，离开外部世界转向主体的内部世界，外倾的特点则是兴趣向外部运动，离开主体转向客观现实的外部领域。荣格相信，他和弗洛伊德的差异源自他自己的内倾与弗洛伊德的外倾的截然对立。
这一解释确实有其正确性，但它对其他同样重要的因素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两个人是大相径庭的背景的产物。弗洛伊德是一个在城市长大的犹太人，在孩提时代就受到一个年轻漂亮的母亲的溺爱，他接受的教育传统是进步性的，这把他自然而然地引入科学研究；荣格则是一个在农村长大的新教徒，他患有抑郁症的、间或缺场的母亲使他怀有不安全感，这令他沉浸在神学和浪漫派的唯心主义之中。因此，毫不奇怪，弗洛伊德是一个怀疑论的经验主义者，他相信俄狄浦斯情结的普遍意义，而荣格则坚持致力于精神生活的研究，认为俄狄浦斯情结没有普遍的有效性。
他们之间的另一个重要区别是，弗洛伊德的习惯倾向是向后看，这使他对事物的起源表现出一种还原论的关注，而荣格则倾向于向前看，这使他对目标有一种适应性的关注。在他们对艺术和心理疾病的各自看法中，这种区别是很明显的。1920年，荣格写了一篇文章，在历数他和弗洛伊德的分歧时触及了问题的实质：“哲学批评帮助我发现，每一种心理学——我自己的也包括在内——都有一种主观忏悔的特点。”他写道：“即使是当我正在处理实证研究的数据时，我也一定是在讲述我自己”（《荣格全集》第4卷，第774自然段）。弗洛伊德也同样如此。
在生命的其后岁月里，荣格专注于个人转化与成长的动力学研究。他认为，发展是超出童年时期和青少年时期，延续至整个中年期，而且进入老年期的；他是20世纪坚持这种观点的少数几位心理学家之一。他将这一终生发展的过程称之为 个体化 ，并且相信，如果一个人能以荣格自己在其耐奇亚过程中所发现的那种方式来探索和 直 面 （confront）潜意识，就会使这一过程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
他所谓直面潜意识是什么意思呢？他把潜意识体验为活生生的、神圣的存在，是每一个清醒（和睡眠）时刻永恒的伙伴。在他看来，人生意义的秘密就在和这种通神意的力量的关系之中，这种关系的方式就是 认识 它。对这个秘密，他的自传的第一句话再清楚不过地提起了我们的注意：“我的生命就是潜意识自我实现的经历。”我们怎样才能使潜意识自我实现呢？通过赋予它表达的自由，然后考察它所表达的是什么。这样，自我实现就要求精神转向它自身并且 直面 它所产生的一切。在进行这个实验时，荣格再次把自己体验为一分为二——一方是意识的 主体 （subject），它体验、记录、力求生存，另一方是潜意识的 他者 （other），在他身上强行出现的人格和力量中表现出来，要求他予以关注和尊敬。随后便产生了两种结果：意识的提升，和对精神作为一个真实、客观的实体的认识。
结果证明，他本人就是自己理论的活广告。许多人见证了他步入中年之后所发生的改变。那个离群、敏感的年轻人逐渐让位于后期智慧而又和蔼的成熟形象。虽然仍旧喜欢离群索居，但他却形成了一种与各界人士相处的本领，而那些来向他咨询或拜访他的人不仅钦佩于他的智慧和心灵的特质，而且对他谦恭有礼的言辞和幽默印象深刻。正是他所达到的个体化的程度吸引了人们从世界各地来到苏黎世，使得数以百万计的人在电视上看到老年的他时为之倾倒，并且令人们对他的兴趣在他去世后有增无减。
图14 波林根的塔楼，1956年
他从未停止对潜意识的探究，也从未停止对他在“直面潜意识”期间所收集的材料的研究。1922年，他在波林根购买了一块地，就在美丽的苏黎世湖湖边；在这里他建造了一座结构简单的塔楼，并在其后的日子里在塔楼周围数次扩建，把它变成了一个建筑上的曼荼罗。在这一氛围舒适的石头建筑群的中心，他保留了一个只有他才允许进入的房间，在那里他完成了关于他和他的心理学的最重要的研究。在生命的最后时期他写道：“在波林根我处在我的真实生活之中，我成为内心最深处的我自己”（《回忆、梦、反思》，第214页）。这座塔楼就是他童年期幻想过的那个带有秘密实验室的城堡主楼的真实实现。
在他中年生活的危机之后出现的一个重大事件是他“发现”了炼金术。这事发生在1927年，当时汉学家里夏德·威廉
（Richard Wilhelm）送给他一本中国道家关于炼丹术的著述的德文译本，名叫《金花的秘密》，请求他为这本书写个评论。当他阅读这本书的时候，荣格兴奋地认识到，他发现了一个历史上与他的体验非常类似的事物：他关于曼荼罗的意义、对中心的绕行，以及自性现象学的洞见得到了最异乎寻常和最出乎意料的证实。他写道：“那是打破我的隔离状态的第一个事件”（《回忆、梦、反思》，第189页）。他被感受到的与这本丰富的精神材料异乎寻常的共鸣所震惊了，它竟然源自一个如此远离他自己的地方；这本书为此后占据了他余生许多时光的一系列炼金术研究起到了铺垫的作用。
有两个梦为他将要发现的事物作好了准备。在其中一个梦中，他在自己房子一个以前并不知道的附属部分发现了一个17世纪的图书馆；在另一个梦中，一些大门在他身后哐当作响地关上了，把他困在了同一个世纪。他开始耐心地搜集起大批的炼金术文本（是此类文本最为齐全的收藏之一），这时他意识到，炼金术士们使用的是一种用他们晦涩的象征来表达的神秘的语言。最初他难以理解它们所表示的意思，但是，当他采用语文学的方式、编纂出一本相互参照的关键短语词典时，“炼金术的表达方式逐渐显现出它的意义”（《回忆、梦、反思》，第196页）。
荣格认识到，他已经在炼金术中发现了他自己的心理学的前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炼金术士们的体验就是我的体验，他们的世界就是我的世界。当然，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我偶然发现了我的潜意识心理学的历史对应物”（《回忆、梦、反思》，第196页）。人们迄今为止一直把炼金术视为只不过是化学的一种原始的先行而不予认真考虑，但荣格却相信，在炼金术士们努力把贱金属转变成为金子的过程中，他们是在象征性地从事一种精神转化的过程。换句话说，炼金术是对个体化的一种隐喻。
正如大自然不喜欢真空一样，对于一个人一无所知的事情，想象力就会冲进来填补这个空间。在面对一个一无所知的领域时，我们往往把自己的心理活动投射进去，使之充满意义。心理 投射 测验利用的就是这种倾向，它要求被试报告他们在墨迹或模棱两可的图形上所看到的东西。莱昂纳尔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提出了一种类似的方法，通过凝视墙上的湿迹而产生风景画的灵感。荣格第一个认识到这种实践活动是用来研究其他方法无法企及的精神内容的一种有效手段：通过看到新的意义在外部现实中反映出来，这些实践使我们觉察到它们自潜意识中的产生；这就为揭示艺术治疗最有价值的一种功能提供了线索。荣格意识到，炼金术士们在不知不觉中利用了同样的机制：炼金术是一个完全建立在 投射 这一心理现象基础之上的精细复杂的领域。
对炼金成果的转化的各阶段描述尤其令荣格感到着迷，因为他在其中看到了可与分析的各阶段直接相比拟之处。在炼金术士与其女性助手（ the soror mystica ）之间的关系中，荣格还发现了移情和反移情关系的一种早期模型，这种关系是在分析治疗过程中在分析师和病人之间发展起来的。炼金术的象征会在梦中自发地出现，甚至会出现在一个当代科学家的梦中，这使他进一步证实了自己洞见的有效性，即典型的精神因素决定着炼金术的象征作用；在《心理学与炼金术》（《荣格全集》第7卷）中，他描述了一系列这样的梦，这些梦是由物理学家和诺贝尔奖获得者沃尔夫冈·泡利（Wolfgang Pauli，1900—1958）向他提供的。
这些研究重新巩固了他对分析的笃信，他把分析更多地看作是导致个人成长的一种手段，而不是一种治疗心理障碍的方法；他越来越多地把他的能量投入到对他人的教诲中，不论这些人是学生还是病人，而他所教授的正是自己在直面潜意识期间所完善的那些方法，也是他从炼金术这一17世纪神秘学的所有稀奇古怪、模棱两可的东西中所发掘出来的那些方法。
使荣格的发展心理学观点与几乎其他所有发展心理学区分开来的是以下这一点：即使在老年时我们仍然在朝向实现我们的全部潜能发展。对荣格本人来说，显然情况正是如此。如果他和许多欧洲同代人一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死去，那么他的名声远不会像现在这样卓著。事实上，当他步入晚年之后，他的声誉日隆。不仅他最具影响力的著作是在他生命的后半期出版的，而且他的智识眼界不断拓宽，这可以从他开始关注的各种主题中判断出来——例如，共时性
和飞碟，以及心理治疗、炼金术、《易经》和宗教。在荣格看来，变老并不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衰退过程，而是一个对最本质的事物进一步精炼的时期。“对一个人来说，具有决定性的问题是：他是否和某些无限的东西存在关联？”（《回忆、梦、反思》，第300页）。这一洞见是他的生命和他的心理学的根基。对他来说，无限、永恒和不朽就像现实的基岩一样，是永远存在和日趋逼近的，并因其隐藏不露这一特质（“神秘”）而愈加迷人。他写道：“在我看来，生命一直像是一棵依靠其根茎生长的植物，其地面上的部分只持续一个夏天便枯萎了——成为了一个短暂的幽灵……但是，我从未失去过这种感觉，即有个东西在永恒的变动中存在和持续着。我们所看到的是转瞬即逝的花朵，根茎却仍然保留”（《回忆、梦、反思》，第18页）。伟大的秘密就是要在我们的生命中体现某种本质的事物。因此，如果不被年老所击败，我们就能够有尊严和有意义地继续前行，而当最后的时刻到来之时，我们已经作好“与生命共同赴死”的准备。因为老年的目标并不是衰老，而是智慧。
第二次“创造性疾病”预示着荣格晚年成熟的多产生命力的到来。1944年初他68岁之时，他患上了心血管和肺栓塞，差一点病亡。当他躺在医院之际，他产生了一种濒死的体验，从1000英里之外的太空中看着地球。他感到自己正在与世界相分离，当医生把他的生命挽救回来时，他有一种愤恨的感觉。尽管如此，他还是完全康复了，并投身于写作之中，在以后的17年里，写作优先于他所有其他的活动。这场疾病似乎又使他在从第1号人格向第2号人格的转变中前进了一个阶段。这在他的两个梦中得到了证实。在第一个梦中，他看见一位呈莲花坐姿的瑜伽修行者正深陷于冥想之中。荣格意识到，这个瑜伽修行者长着一张和自己一样的脸，这把他惊醒了。他想到：“啊哈，这么说他就是那个对我进行冥想的人了。他做了一个梦，而我就是那个梦。”第二个梦发生在更久之后，在这个梦中，他体验到自己是一个未知的飞行物的投射，这个飞行物的形状像是一台老式的幻灯机。他由此的理解是，这些梦表明了潜意识是来自经验的人格的创造者，而自性以人的形象出现，为的是进入三维现实。
在82岁的时候他写道：
最终，我的生命中唯一值得讲述的是当不朽的世界迸发出来、进入这个昙花一现的世界的那些事件……与这些内部发生的事件相比，所有其他关于旅行、人和周围事物的记忆都黯然失色……但是，我和“另一个”现实的相遇，我和潜意识的较量，却永久地铭刻在我的记忆中。在那个领域总有充裕的财富，相比之下，所有其他的事物都无关紧要。（《回忆、梦、反思》，第18页）
直到生命的最后时期荣格还在专心思考的重要主题是对立物之谜，它们的分离、它们的统一和它们的超越，以及人类意识的宇宙意义。他在3本晦涩难懂和富有挑战性的书中记录了这些思考，这3本书是：《爱翁》（1951）、《对约伯的回答》（1952）和《精秘的整合》（1955——1956）。这些书中最容易理解的《对约伯的回答》使他和神学家产生了冲突，因为在这本书中他指责上帝令人类为世界上所有的邪恶背上责任，但却使自己免受一切谴责。荣格论证说，上帝的这种缺乏自我意识只有通过人类的意识才能得到更正，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上帝发现自己必须化身为人的缘故。“那就是神圣的贡献的意义，或者说是人能够为上帝作出的贡献的意义，光明可以自黑暗中产生，造物主可以意识到他的造物，人能够意识到他自己”（《回忆、梦、反思》，第312页）。
这一洞见的萌芽产生于他1925年访问东非的埃塞平原之时。他和旅行的同伴一起站在一个小山上，向下眺望热带的大草原向远方的地平线伸展，种群数目庞大的瞪羚、羚羊、牛羚（俗称角马）、斑马和疣猪像缓缓流淌的河流一样边吃草边向前移动。
除了猛禽忧郁的鸣叫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其他声音。这是永恒之初的寂静，是世界一直以来处在非存在状态的样子；因为直到那一刻之前还没有人到来，知道它就是这个世界。我从我的同伴身边走开去，直到我看不见他们，独自一人品尝完全孤独的感受。现在就只有我了，第一个认识到这就是这个世界的人，但他并不知道，在这一刻他第一次真正创造了它。
意识的宇宙意义在我看来变得绝对清晰了。炼金术士们说：“大自然留下的不完善的事物，艺术使之完善。”人，即我，在一种不可见的创造行动中，通过赋予它客观的存在，把完善的标志印在了这个世界上……现在我知道它是什么了，而且甚至知道得更多：人是完成创造所必不可少的部分；实际上，他自己就是世界的第二个造物主，他独自赋予这个世界以客观的存在——如果没有它，什么也听不见、看不见，静静地吃东西，生育，死亡，点头，就这样经过千百万年的岁月，世界就会在非存在的最深沉的夜晚中持续不停地走向其未知的终点。人类的意识创造了客观的存在和意义，人在存在的伟大过程中发现了其必需的位置。（《回忆、梦、反思》，第240—241页）
由此荣格的心理学也成为了一种宇宙论，因为他把个人朝向更完满意识发展的旅程视作发生在永恒的背景之中。作为自然的一个客观部分而独特存在的精神，同样服从于支配宇宙的那些法则，而且其本身就是这些法则的最高实现：通过意识的奇迹，人类的精神提供了一面镜子，自然在这面镜子中看见了她自己的映像。
在老年时期他产生过很多濒临死亡的预感，而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潜意识对这件事并不感到大惊小怪。确实，在他看来，死亡本身似乎就是一个目标，是一件应该欢迎的事情。因此，在一个梦中，他看见了沐浴在光芒之中的“另一个波林根”，有一个声音告诉他，它是完满的，并作好了接收他的准备。回首他的生活，他反思道：“对我来说，一定是对理解的强烈欲求导致了我的诞生。因为这是我的本性中最强烈的成分”（《回忆、梦、反思》，第297页）。这种理解和认识的需要使他的思想一直保持着创造性，直到他86岁时在一周内接连两次心脏病发作，并于1961年6月6日在库斯纳赫特平静地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