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俗层面上，女性的自主也许难免会发展得更加缓慢。由于受到神启而作出“非女性化”的举动是一回事，而出于个人抱负作出离经叛道的举动就没那么容易了。为了耶和华神，公开演讲或提笔写作都是无可厚非的，而且还可以被称为神启的产物：“我乃无才无德的一个弱女子……若没有圣人之手的引导，我所能做的和铅笔或钢笔没有什么两样，”17世纪一位女性作家声称。此外，许多女性，无论是贵格会的还是其他教派的，都明显因为属于具有共同信仰和价值观的支持性团体而获得了信心。

但是，世俗的抱负则另当别论。当然，在许多世人的记忆中都还留存着一位杰出的英格兰女王，她知识渊博，博览群书。在罗杰·阿谢姆 的指导下，伊丽莎白能讲流利的拉丁语、希腊语和法语。阿谢姆这样称赞女王：“她的头脑没有女性的软弱，她的毅力与男性并驾齐驱。”虽然她十分独断专行，但几乎从不支持其他女性。她对蒂尔伯里 驻军的那篇著名讲话（1588）体现出自己在女性和君王双重角色之间强烈的反差：“我知道我拥有女人软弱无力的身体，但是我却有着国王的心胸和勇气，而且是英格兰的国王。”不过，对于一些英格兰妇女来说，女王的存在至少算是一种鼓励，使她们相信自己的才华，接受自身“非女子气”的志向。确实有一些保王派 妇女——在内战中丈夫不在身边时——勇敢地奋起保卫自己的家人和家园。安妮·布雷兹特里特 （诗人，生于英格兰，后移居美洲）在女王逝世40年后写道：

让那些说我们这个性别缺少理性的人

明白现在这样讲只是诽谤罪，过去却是叛国罪。

一部名为《女人的严厉复仇》（1640）的匿名作品颇具煽动性地申辩道，把女人排斥在知识殿堂之外是“男人们精心策划的，目的是为了确保自己的主宰地位得以延续”。巴斯阿·梅金 曾担任查理一世的一个女儿的家庭教师，她后来创立了一所女子学校，并负责学校的管理工作。她在《论复兴淑女在宗教、礼仪、艺术和语言诸方面的古典教育》一文中，强调了女性接受良好教育的重要性。“让女人变成傻子，”她说，“你们就好把她们当作奴隶。”她的书也许是，至少部分是，在为自己的学校和课程作广告，目标是家境殷实的女性。有趣的是，虽然她给女性提供了（当时依然难得的）学习经典的机会，但是为了使读者安心，她明确表示不会“妨碍女人成为贤妻良母，也不会让女人因读书而疏怠必要的家务”。而且，她透着一丝不安说道：“我无意谋求男女平等，更无意让她们凌驾于男人之上。她们是性别的弱者。”

但是巴斯阿·梅金热情地歌颂了保王派女性在内战期间的表现：她们“像战士一样保卫自己的家园，像男人一样深谋远虑，勇敢顽强”。她对学识渊博的同时代女性，包括安妮·布雷兹特里特和纽卡斯尔公爵夫人 ，不吝赞美之词。夏娃食禁果而使世界陷入罪恶这个圣经故事经常被用来批评女性，但在梅金看来，这不过是说明必须接受良好教育的一个最早例证。

许多早期世俗作家似乎都经历过一段艰难时期。1621年，玛丽·罗思夫人（Lady Mary Wroth，诗人菲利普·锡德尼爵士［Sir Philip Sidney］的侄女）开始写作十四行组诗，但她最终并未完成，而且直到20世纪方才付梓。组诗出版后，女性文学批评家们对她为这种通常极为男性化的诗体所带来的有趣而清新的视角进行了分析。但当年罗思夫人勇敢地 发表 散文体传奇《蒙哥马利伯爵夫人的乌拉尼亚 》后，却遭到恶意攻击，结果该书因被指诽谤同时代人而遭禁售。她的社会地位也庇护不了自己。“工作吧，夫人，工作吧，”丹尼勋爵（Lord Denny）居高临下地向罗思夫人建议道：“但是唯独不要写书／因为比你聪明的女人从来不写作。”

任何胆敢发表作品的女性所面临的困境——其实就是公开的嘲讽——在纽卡斯尔公爵夫人玛格丽特·卡文迪什的遭遇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她家世显赫，出身保王派的东英吉利亚领主之家，年轻时入宫，后陪伴亨丽埃塔·玛丽亚王后 流亡巴黎，在那里与当时的纽卡斯尔侯爵、即后来的纽卡斯尔公爵结识并成婚。她的特权——地位和财富——的确庇护了她；但是这些特权也连同她那张扬怪异的个人风格，尤其是毫不掩饰的文学抱负，一起使她很容易成为闲言碎语恶意污蔑诋毁的对象。她的婚姻是幸运的；年长她很多的公爵鼓励她写作。她的作品屡次遭到批评。针对其中的一次批评，公爵评论道：“一个女性写作，这就是罪过；如此侵犯男性特权，绝对不可赦免。”

虽然从许多方面来看，卡文迪什的处境和大多数其他女性都不相同，但是她却非常感人地写出了女性共同的忧虑和烦恼，尤其是因子女而生的忧虑和烦恼：“为他们幸福而操心，为他们作恶而忧虑，为他们生病而烦恼，为他们夭折而悲痛欲绝。”无论地位如何，女性无不为之所苦。

卡文迪什和夫君回到伦敦后，开始创作哲学诗。正如一位现代传记作家所说，她在“（女性和基督教）谦卑的美德”和自己的抱负之间左右为难。她理所当然地非常严肃地对待自己的作品，但是又经常被迫通过退守和自我贬低来为自己辩护。她抱歉地表示，写作是有闲妇女“无害的消遣”，总比无所事事地说邻居们的闲话要好得多。写作是一种“合乎体统和操守”的活动。她声辩道，不赞成这点的男人，只能希望自己的妻子和女儿“可以把时间花在不比诚实、天真而无害的幻想更糟的事情上”。

然而，卡文迪什的确从未将自己的作品当作无害的幻想。虽然她对剑桥和牛津两所大学拒女性于千里之外的傲慢姿态持批评态度，但她还是勇敢地将两本书题赠给它们。1653年，她出版《诗歌与幻想》时宣称，她之所以写作是因为“在这个时代，所有的英勇行为、公职、强大政府和雄辩的辩护都对我们这个性别关起大门……”言下之意是，写作本身可能是一种英勇行为；而对她那一代的任何女性来说，也许确实如此。此外，她在1655年发表的《哲学和物理学观点》中抱怨道：

我们被当作笼中之鸟，在自己的房子里上蹦下跳，不得翱翔于外面的天空……我们被拒于所有的权力和权威之外，由于我们从未得到过文职或军职，我们的意见遭到鄙视和嘲笑，我们最出色的成就在耻笑声中被践踏，因为男人们对自己过于自负，对我们则不屑一顾。

但事实上，她在写于初返伦敦之时而发表于1655年的《世界杂集》的序言中指出，“如果让我们上学，开发智力，增长知识，我们会和男人一样拥有清晰的理解力。”

但是尽管她满怀雄心壮志，不懈追求，却未抱什么幻想。甚至有时候，或许是在所难免，她会丧失勇气。她对读者看过自己的自传《真实关系》后的反应曾作过悲观的预言：“既然没人关心她过去是谁的女儿，现在是谁的妻子，她有怎样的成长经历、命运或生活，那这位夫人为什么还要写自己的生活呢？”

果不其然，读者往往都是很刻薄的。日记作家塞缪尔·佩皮斯 怀着强烈而居心叵测的猎奇心理，于1667年在伦敦跟踪了她好几个星期，接着又读了她关于自己丈夫的描述，最后谴责她是“一个疯狂、自负而荒唐的女人”。虽然卡文迪什曾满怀希望地特地将两篇序言奉献给女性读者，鼓励她们将时间花在“任何能为我们这个性别带来荣光的事业上，因为这个性别是些从不奢求名望的可怜而沮丧的灵魂”，不过她承认，传统限制了女性的天赋，使她们之间充满妒意，挑剔彼此的成就，所以她也许会“遭到同性别同胞的非难”。她的确经常有此遭遇。与她同时代的多萝西·奥斯本 对纽卡斯尔公爵夫人的《诗歌与幻想》一书的反应，可悲地暴露出女性——甚至是知识女性——自己对女性写作不以为然的偏见严重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多萝西听说公爵夫人的书后，感到既震惊又可笑，于是给她的未婚夫威廉·坦普尔爵士 去信称：

你要是见到这本书，务必给我寄一本；他们说这本书比她的衣着要过分十倍。当然了，这个可怜的女人是有点儿精神错乱了，否则她怎么也不会荒唐到要冒昧写书，还要用诗歌体来写。我半个月睡不着觉，也不会沦落到这一步。

不久，她又写信给坦普尔，告诉他不用费心了，因为她已经弄到了这本书，也已经读过了，“……而且确信疯人院里还有很多比较清醒的人”。但是，既有讽刺意味又令人感到相当可悲的是，奥斯本本人写给未婚夫的书信却展现了一位生气勃勃、感觉敏锐、能言善辩的女性形象。正如弗吉尼娅·吴尔夫所说：“那位没有受过教育、惯于独处的女孩子在遣词造句和描绘场景方面竟有如此的天赋。”吴尔夫暗示，若换一个时代，奥斯本本可以成为一位小说家。

有趣的是，在王政复辟时期，伦敦这样一个道德沦丧、自私自利的世界竟为女性提供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机会。她们可以做演员，虽然这并不是社会所尊重的职业；事实上，女演员常常被当作妓女看待。但是此外还有一些女性成了剧作家：凯瑟琳·特罗特（Catherine Trotter）、玛丽·曼利（Mary Manley）以及玛丽·皮克斯（Mary Pix），她们都有剧作问世——而且又都在1696年上演的《W. M.》中受到无情的嘲弄。玛丽·曼利在她首部剧作的开场白中预见到了她们都将会面对的困难：

图2　纽卡斯尔公爵夫人玛格丽特·卡文迪什是一位睿智的作家，遇到凡是对被视为直言不讳或雄心勃勃的女性不友善的言行，她都予以有力的驳斥。

大幕现在由一位女士之手拉起，

你们会叫喊：这名字预示着 软弱 ，

流苏 和 香茶 才是她们全部心思的归宿。

在这些勇于开辟新天地、毫不畏惧这种讥讽的女性中，阿芙拉·贝恩 是最著名的一个。弗吉尼娅·吴尔夫窥见了些许贝恩的重要性，形容她为>一位中产阶级女性，拥有所有的平民美德：幽默、活力和勇气；一位由于丧夫且自己又遭某种不幸而被迫靠个人智慧谋生的女性，她不得不和男人在同样条件下工作。通过辛勤工作，她挣到了足以养活自己的钱。这一事实的意义要远胜于她实际所写下的任何东西。

距今更近一些的读者对待贝恩“实际所写下”的东西要认真得多——她是一位技艺纯熟且常常富有挑战性的剧作家，同时一些评论家发现她的生活几乎和她的剧作同样有趣。在成为作家之前，她游历甚广——或许曾到过南美洲的苏里南；作为政府间谍，她肯定到过低地国家 。虽然她作为剧作家的声名最为显赫，但是她还创作了故事《一位贵族和他妻妹之间的情书》。一位近代传记作家令人信服地指出，这个被忽略的故事实际上是一部伟大的色情小说，它同时也是对浪漫幻想所具有的潜能和危险的一次深刻挖掘。

她经常被人指责淫秽下流——而男性剧作家却免受指责。亚历山大·蒲柏 是那些嘲笑她伤风败俗的人中最著名的一个：“舞台上阿斯脱利亚 步履风情万种／曼妙地把所有角色都搞上了床。”贝恩为此作了有力的自我辩护：

如果我写的剧作署上任何一个男人的名字，而且没人知道是我所写，我向所有不带偏见的人请求评判，他们一定会说，这人写的都是好喜剧，和时下任何男人写得一样好。但该死的是，女人毁掉了诗人……我珍视名誉，有如我生为英雄那般。

事实上，像《浪荡子》这样一部戏是一个冷静透彻的分析，展现了女人在和男人打交道时如何使用心计、讨价还价——以及不可避免地作出妥协，而男人则几乎千篇一律地被塑造成冷酷无情的剥削者。贝恩笔下的女主角海伦娜——靠集于一身的幸运、机智、精于算计和装扮技巧——在和损人利己的威尔莫尔的婚姻中获得了尊重（不过几乎可以肯定不会获得幸福）。但是有迹象表明，贝恩可能最同情的，也许甚至是最认同的，不是（多少有点）贞洁的海伦娜，而是妓女安杰莉卡·比安卡。正如现代批评家所指出的那样，女主人公和她的创造者拥有共同的初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安杰莉卡骨子里是个理想主义者，孤苦无依地处于一群自私自利、工于心计的人中间。她相信引诱她的人所说的甜言蜜语，而在剧尾她遭到抛弃，留给她的只有苦涩和幻灭。贝恩的这种结局使我们心绪不宁，很不是滋味，满怀疑问，因为贝恩以及我们所同情的，毫无疑问都是不幸的安杰莉卡。在剧本附言中，她反驳了对她抄袭的指控（女性的才能特别容易受到冷嘲热讽，被一笔抹杀）。贝恩承认，虽然她可能从托马斯·基利格鲁 先前的一部作品中“窃取了一些线索”，但是“情节和动作（不是自夸）都是我自己的”。她接着说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似乎佐证了她个人对那个不幸角色抱有某种认同：“不怕各位笑话，我挂出安杰莉卡的招牌（唯一被窃取的 东西 ）来 提醒 各位妙趣之所在。” 2ajhtzZDAoL2q0ay4Gd/c1xP25i26yoIdRPgkgO1Bq1jx4bCdWvq/B6Y9LXaPYp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