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我本人始终就没能弄明白女权主义究竟是什么，”作家丽贝卡·韦斯特 1913年语带讥讽地说，“我只知道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表达出和逆来顺受的可怜虫或妓女不同的观点，人们就说我是女权主义者。”在她写作的年代，“女权主义”还是个比较新的字眼，19世纪90年代才由法语进入英语。有趣的是，在《牛津英语词典》中，该词最早的例证含有贬义。1895年，《雅典娜神殿》鄙夷地谈到一部描写某个女性的作品，极尽调侃地说她“同女权主义说教调情”。“在德国，女权主义就是公开鼓吹社会主义，”《每日新闻》1908年战战兢兢地说道，随后对“妇女选举权运动者、妇女选举权女斗士以及女权主义发展中的所有其他阶段”予以全盘否定。

在那些年代，一些作家使用另一个词——“妇女主义”来替代它，但同样也充满敌意。有一位被人遗忘已久的作家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忆及了与一位身居巴黎的女知识分子（尽管他对她有偏见，但她似乎相当活泼有趣）会面时的情景，愤怒地揶揄说这位女性的写作反映了“19世纪顽固的妇女主义”。

令人奇怪的是，对“女权主义”这个字眼最尖刻的批评竟来自弗吉尼娅·吴尔夫。她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曾为女性发出过呼吁，影响很大，甚为恳切。在1938年创作于法西斯主义和日渐迫近的战争的阴影之下的《三几尼》中，吴尔夫也许对任何“主义”都感到不安，所以坚决抵制这个字眼。她坚称，任何词汇都无法准确概括这股“19世纪反抗父权”的力量。她接着写道：

事实上，那些19世纪的妇女是你们这场运动的先锋。她们当时反抗父权制国家的暴政，正如你们时下反抗法西斯国家的暴政一样。

吴尔夫宣称，她们被人称为女权主义者（她犯了年代错误——这个词在19世纪并不为人所知），这令她们非常反感。她继续强调说，我们应该废除一个陈旧、邪恶而腐朽的词汇，一个在它的时代为害不浅的词汇。“女权主义”便是这个词汇。根据字典，这个词的意思是“捍卫女性权利的人”。既然唯一的权利，即谋生权已经获得，这个词便不再具有意义了。没有意义的词是死词、腐朽的词。

然而，虽然弗吉尼娅·吴尔夫所谓的“谋生权”曾经是、并且目前仍然是女权主义的中心内容，但是在她写下这些话之后近一个世纪过去了，获得谋生权显然并没能解决女性所面临的全部问题。女性的工作——虽然某些商界女强人的收入被媒体大肆宣扬——酬劳依然很低；而在家务活儿方面，女性根本就得不到酬劳。女性面临着特殊问题：生育和抚养孩子，还承受着既要干家务和/或照顾孩子又要外出工作的巨大压力。吴尔夫在20世纪20年代写作时，女权主义者几乎尚未提出这些问题，更不用说解决这些问题了。

数百年来，在许多不同的国家，女性都曾为自己的性别呼吁，并且以不同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需求以及希望。由于这是一个“非常简短的介绍”，我只集中谈一个国家——英格兰——的女权主义，尝试着探讨它的历史沿革。尽管其他国家的女性有不同的经历和定义，但是在英格兰，至少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女权主义者”通常都是个贬义词。无论如何热心地为女性权利而战，鲜有女性愿意自称为“女权主义者”。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女性再次组织起来时，这场运动自称为“妇女解放运动”（这个字眼源自黑人运动、第三世界运动和学生运动）。它也经常被简称为“妇解”（women's lib），这么称呼有时候是出于亲昵，有时候则是出于贬损。但也就是在这些年间，“女权主义”这个词日渐为大众所接受，其含义也得到了扩展。虽然有人认为民事平等和法律平等还没有完全实现，而且这种看法不无道理，但是这场新的运动往往重点关注的是女性特有的问题，即女性在生育和扮演社会角色中所遇到的问题。同样是在这些年间，英国的女权主义者至少尝试过跨越国界，去寻找她们和海外女权主义者之间的相同或不同之处。

然而，我们又是多么频繁地听到女性们急切地声明“我不是女权主义者，而是……”。而她们发表看法时依据的便是女权主义，缺之不可。美国女权主义者埃丝特尔·弗里德曼（Estelle Freedman）认为，女权主义这个词自出现之初就带有负面含义，并且指出，没有几个涉足政坛的女性标榜自己是女权主义者，这么做的女性少得令人吃惊。20世纪90年代，英美的一些女权主义者发现出现了诋毁女权主义的“回潮”，而且某些目标显然已经得逞，于是对这种回潮发出了警告。例如，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tchell）和安·欧克利（Ann Oakley）把她们的第三本论文集取名为《谁害怕女权主义？》，书的原版封皮上印有一只卡通的大灰狼。她们认为：“对女权主义的攻击往往演变为更为广泛的厌女症”；“女权主义者”现在成了那些不受欢迎或备受鄙视的女性的代名词，和20世纪60年代之前使用的“恨男婆”、“母夜叉”、“老妖婆”、“巫婆”等称呼如出一辙。她们还说，女性也必须揭露并消除女权主义自身所固有的厌女症传统。

同样麻烦的是，一提到“女权主义”这个字眼，许多年轻一些的女性似乎也警觉起来，其中不少人似乎羞于提及这个概念。一份英国小报最近刊登了一篇横跨两版的文章，名为《女权主义死了吗？》。文章竭力巧妙地保持不偏不倚，给正反两方面的意见以相同的篇幅：一方认为女权主义这个词依然非常适用；另一方则确信这个词已经过时，甚至令人尴尬，应该被淘汰。这篇文章配发了一张“激进妇解分子”在抗议“世界小姐”选美比赛现场维持秩序的照片。（事实上，照片上每个人都在笑。）让我略感尴尬的是，我在照片上看到了很久以前的自己，长发长裙，紧握着一块毫无新意的标语牌，上面写着“女人也是人”。我几乎已经忘记了“世界小姐”选美比赛那时依然存在（在那些糟糕的年月里，这种比赛总是被安排在电视节目的黄金时段）。直到2002年，这一赛事才意外地引起公众关注。首先是尼日利亚激进分子暴力示威反对他们所谓的“裸体游行”，认为那会助长淫乱之风，导致艾滋病蔓延。随后是数名选手拒绝参赛，因为一名尼日利亚青年妇女婚外怀孕，依据伊斯兰教教法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但只是延缓到孩子断奶后再执行。选美皇后们的姿态既展现了勇气，又取得了理想的效果。然而有趣的是，她们中的一位略显不安地坚称她之所以采取这种姿态，绝对不是因为她是女权主义者，甚至也不是因为她是个女人，而是因为她是个人。

我近来问过一些二十出头的年轻女性是否认为自己是女权主义者，或是否确实对女权主义感兴趣，她们大部分人都断然地予以否认。这些年轻女性中有一部分受过大学教育，其他的都有工作，而她们所有人显然都是先前女权运动的受益者。一位女性说，女权主义这个词本身听起来就挺陈腐过时。她觉得，一方面，女权主义已经变成极端分子——她称之为“原教旨主义者”——的游乐场，这些人对于像她这样的女性说不出什么有用的话。另一方面，她认为女权主义已经被“制度化”了，她把它比作共产主义：它不仅要求忠实于某些思想，还要信奉一套笼统的思想体系。此外，她补充说，女权主义现在只不过是一个学术话题。人们可以获得“性别研究”的学位，她觉得这才是真正的致命之处：如果需要证据的话，这一点就足以证明女权主义已经不是非常适用了。也许10年左右之后，当这些年轻女性发现自己在家庭、家务和工作之间顾此失彼时，她们会有不同的感受。也许她们会发觉需要根据自己的体验重新定义女权主义。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倒希望她们不必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