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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人始终就没能弄明白女权主义究竟是什么，”作家丽贝卡·韦斯特
1913年语带讥讽地说，“我只知道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表达出和逆来顺受的可怜虫或妓女不同的观点，人们就说我是女权主义者。”在她写作的年代，“女权主义”还是个比较新的字眼，19世纪90年代才由法语进入英语。有趣的是，在《牛津英语词典》中，该词最早的例证含有贬义。1895年，《雅典娜神殿》
鄙夷地谈到一部描写某个女性的作品，极尽调侃地说她“同女权主义说教调情”。“在德国，女权主义就是公开鼓吹社会主义，”《每日新闻》1908年战战兢兢地说道，随后对“妇女选举权运动者、妇女选举权女斗士以及女权主义发展中的所有其他阶段”予以全盘否定。
在那些年代，一些作家使用另一个词——“妇女主义”来替代它，但同样也充满敌意。有一位被人遗忘已久的作家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忆及了与一位身居巴黎的女知识分子（尽管他对她有偏见，但她似乎相当活泼有趣）会面时的情景，愤怒地揶揄说这位女性的写作反映了“19世纪顽固的妇女主义”。
令人奇怪的是，对“女权主义”这个字眼最尖刻的批评竟来自弗吉尼娅·吴尔夫
。她在《一间自己的房间》中曾为女性发出过呼吁，影响很大，甚为恳切。在1938年创作于法西斯主义和日渐迫近的战争的阴影之下的《三几尼》中，吴尔夫也许对任何“主义”都感到不安，所以坚决抵制这个字眼。她坚称，任何词汇都无法准确概括这股“19世纪反抗父权”的力量。她接着写道：
事实上，那些19世纪的妇女是你们这场运动的先锋。她们当时反抗父权制国家的暴政，正如你们时下反抗法西斯国家的暴政一样。
吴尔夫宣称，她们被人称为女权主义者（她犯了年代错误——这个词在19世纪并不为人所知），这令她们非常反感。她继续强调说，我们应该废除一个陈旧、邪恶而腐朽的词汇，一个在它的时代为害不浅的词汇。“女权主义”便是这个词汇。根据字典，这个词的意思是“捍卫女性权利的人”。既然唯一的权利，即谋生权已经获得，这个词便不再具有意义了。没有意义的词是死词、腐朽的词。
然而，虽然弗吉尼娅·吴尔夫所谓的“谋生权”曾经是、并且目前仍然是女权主义的中心内容，但是在她写下这些话之后近一个世纪过去了，获得谋生权显然并没能解决女性所面临的全部问题。女性的工作——虽然某些商界女强人的收入被媒体大肆宣扬——酬劳依然很低；而在家务活儿方面，女性根本就得不到酬劳。女性面临着特殊问题：生育和抚养孩子，还承受着既要干家务和/或照顾孩子又要外出工作的巨大压力。吴尔夫在20世纪20年代写作时，女权主义者几乎尚未提出这些问题，更不用说解决这些问题了。
数百年来，在许多不同的国家，女性都曾为自己的性别呼吁，并且以不同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需求以及希望。由于这是一个“非常简短的介绍”，我只集中谈一个国家——英格兰——的女权主义，尝试着探讨它的历史沿革。尽管其他国家的女性有不同的经历和定义，但是在英格兰，至少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女权主义者”通常都是个贬义词。无论如何热心地为女性权利而战，鲜有女性愿意自称为“女权主义者”。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女性再次组织起来时，这场运动自称为“妇女解放运动”（这个字眼源自黑人运动、第三世界运动和学生运动）。它也经常被简称为“妇解”（women's lib），这么称呼有时候是出于亲昵，有时候则是出于贬损。但也就是在这些年间，“女权主义”这个词日渐为大众所接受，其含义也得到了扩展。虽然有人认为民事平等和法律平等还没有完全实现，而且这种看法不无道理，但是这场新的运动往往重点关注的是女性特有的问题，即女性在生育和扮演社会角色中所遇到的问题。同样是在这些年间，英国的女权主义者至少尝试过跨越国界，去寻找她们和海外女权主义者之间的相同或不同之处。
然而，我们又是多么频繁地听到女性们急切地声明“我不是女权主义者，而是……”。而她们发表看法时依据的便是女权主义，缺之不可。美国女权主义者埃丝特尔·弗里德曼（Estelle Freedman）认为，女权主义这个词自出现之初就带有负面含义，并且指出，没有几个涉足政坛的女性标榜自己是女权主义者，这么做的女性少得令人吃惊。20世纪90年代，英美的一些女权主义者发现出现了诋毁女权主义的“回潮”，而且某些目标显然已经得逞，于是对这种回潮发出了警告。例如，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tchell）和安·欧克利（Ann Oakley）把她们的第三本论文集取名为《谁害怕女权主义？》，书的原版封皮上印有一只卡通的大灰狼。她们认为：“对女权主义的攻击往往演变为更为广泛的厌女症”；“女权主义者”现在成了那些不受欢迎或备受鄙视的女性的代名词，和20世纪60年代之前使用的“恨男婆”、“母夜叉”、“老妖婆”、“巫婆”等称呼如出一辙。她们还说，女性也必须揭露并消除女权主义自身所固有的厌女症传统。
同样麻烦的是，一提到“女权主义”这个字眼，许多年轻一些的女性似乎也警觉起来，其中不少人似乎羞于提及这个概念。一份英国小报最近刊登了一篇横跨两版的文章，名为《女权主义死了吗？》。文章竭力巧妙地保持不偏不倚，给正反两方面的意见以相同的篇幅：一方认为女权主义这个词依然非常适用；另一方则确信这个词已经过时，甚至令人尴尬，应该被淘汰。这篇文章配发了一张“激进妇解分子”在抗议“世界小姐”选美比赛现场维持秩序的照片。（事实上，照片上每个人都在笑。）让我略感尴尬的是，我在照片上看到了很久以前的自己，长发长裙，紧握着一块毫无新意的标语牌，上面写着“女人也是人”。我几乎已经忘记了“世界小姐”选美比赛那时依然存在（在那些糟糕的年月里，这种比赛总是被安排在电视节目的黄金时段）。直到2002年，这一赛事才意外地引起公众关注。首先是尼日利亚激进分子暴力示威反对他们所谓的“裸体游行”，认为那会助长淫乱之风，导致艾滋病蔓延。随后是数名选手拒绝参赛，因为一名尼日利亚青年妇女婚外怀孕，依据伊斯兰教教法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但只是延缓到孩子断奶后再执行。选美皇后们的姿态既展现了勇气，又取得了理想的效果。然而有趣的是，她们中的一位略显不安地坚称她之所以采取这种姿态，绝对不是因为她是女权主义者，甚至也不是因为她是个女人，而是因为她是个人。
我近来问过一些二十出头的年轻女性是否认为自己是女权主义者，或是否确实对女权主义感兴趣，她们大部分人都断然地予以否认。这些年轻女性中有一部分受过大学教育，其他的都有工作，而她们所有人显然都是先前女权运动的受益者。一位女性说，女权主义这个词本身听起来就挺陈腐过时。她觉得，一方面，女权主义已经变成极端分子——她称之为“原教旨主义者”——的游乐场，这些人对于像她这样的女性说不出什么有用的话。另一方面，她认为女权主义已经被“制度化”了，她把它比作共产主义：它不仅要求忠实于某些思想，还要信奉一套笼统的思想体系。此外，她补充说，女权主义现在只不过是一个学术话题。人们可以获得“性别研究”的学位，她觉得这才是真正的致命之处：如果需要证据的话，这一点就足以证明女权主义已经不是非常适用了。也许10年左右之后，当这些年轻女性发现自己在家庭、家务和工作之间顾此失彼时，她们会有不同的感受。也许她们会发觉需要根据自己的体验重新定义女权主义。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倒希望她们不必如此。
“在最早为自身及自身性别发出呐喊的欧洲女性中，有一些是在宗教的框架下进行的，而且使用了宗教术语。在当下世俗化的社会里，我们或许很难想象她们当年所做的一切：很难充分认识到她们的勇气，很难理解她们当时挑战社会现状所可能产生的后果或这种挑战达到了何种程度。
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欧洲各地总会有些家庭将“可有可无”或者无法婚嫁的女儿往女隐修院一关了事。对于一些人来说，这肯定不啻终身监禁；但是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宁静的女隐修院生活似乎促进了真正的自我实现：它培养了一些女性的组织才能，使一些女性识文断字，能够独立思考，从而发现她们自己与众不同的声音。宾根的希尔德加德
生于11世纪末，她先是在莱因兰的一所小隐修院做了修女，后来当上了这所隐修院的院长。长久以来，人们公认她是一位了不起的作家；近年来，她非凡的音乐才华被世人重新发现，备受赞誉。但她有时深为人们对自己“非女性化”行为的种种怀疑所苦。于是，她写信给当时的一位教会领袖明谷的伯尔纳
，询问她——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妇女——是否应该继续写作和作曲。伯尔纳给予了她鼓励。数年后，她享誉整个欧洲。虽然当时只有司铎才有权传教，但是她60岁开始周游整个日耳曼帝国，进行她的传教活动。
和其他中世纪妇女一样，希尔德加德试图想象几乎无法想象的事物、讲述自己对神之爱的理解时，她借助于女性经验，尤其是母性经验，从而写到神的“母性”。“神再次向我展现出他的恩慈，”她写道，“正如……母亲给她哭泣的孩子哺乳一样。”一些虔诚的妇女怀着母性的柔情想象襁褓中的耶稣。一位佛兰芒贝居安女修会
修女这样冥想神之母的感受：
一连三天，也许更久，（她）紧紧抱着他，他像婴儿一样安憩在她双乳之间……有时她亲吻他，仿佛他是一个小孩子；有时她把他抱在大腿上，仿佛他是一只柔弱的羔羊。
“仅仅因为我是女人，我就得相信我无法告诉你神的美德……？”15世纪初期英格兰妇女诺里奇的朱利安
这样问道。她很诧异“她的创造者竟然选择降生于那个被创造物”。进而，她认为：
我们的救世主是我们的真母，我们永恒诞生于他，永远受他庇佑……我们得救于母性的慈悲和恩德……母爱的本质就是慈爱、智慧、知识；这种母性就是美德，因为虽然和我们灵魂的出处相比，我们的肉体诞生于低贱、贫寒和卑微，然而这个肉体诞生于他的创造，由女性来加以完成，体现为众生。
虽然其他女性对这个类比只是一带而过，但诺里奇的朱利安却非常直接地进一步阐述了这个类比。基督正如仁厚慈爱的母亲那样深知自己孩子的需要，并密切关注着这种需要。母亲给予孩子吮吸的乳汁，而我们亲爱的耶稣母亲却用他自己来喂养我们，他是如此慷慨、如此温柔……
玛格丽·肯普
和朱利安同时代，她从自己家乡埃塞克斯一路跋涉去拜访朱利安。玛格丽记下了自己的生平——也许是自己口述、他人记录，这被称为第一部英语自传。她的生平再清晰不过地说明，为什么她对自身不幸的沉湎和夸张的表述激怒了那么多和她接触过的人。但是她的故事也出人意料地感人至深；而更重要的是，她的传记之所以了不起，只是因为她坚持认真对待自己和自己的经历。玛格丽遭遇到的母性经验中痛苦而可怕的一面曾经启示了因信仰而终身未婚的朱利安。玛格丽第一次怀孕期间一直病得很重。经过漫长而异常痛苦的分娩后，她精疲力竭，沮丧万分：“由于生产的煎熬以及之前的病痛，她对生活感到绝望。”有时，她几乎要自杀。她回忆道，是耶稣显圣抚慰了她。耶稣以一位英俊的年轻人的形象显现，坐到她的床边。他告诉她：“在床上，你可以大胆地把我当作你的夫君。”但是直到多年后，经历了14次怀孕的玛格丽才终于和她欲望无度的凡夫达成协议：只要他不再执意要求鱼水之欢，她愿意替他偿还债务，并且取消自己所恪守的星期五斋戒，同他一起吃喝。他同意了，不过带着一丝讽刺，这讽刺数百年来不断被人重复，令人生厌：“愿你的身体像以前对我那样随时供神享用。”
凭着非凡的精力和毅力，玛格丽踏上了跨越欧洲的朝圣之旅。一路上她哭哭啼啼，激怒了随行的同伴，他们中途舍她而去。但是她的勇气——以及永不言弃的决心——使她到达了耶路撒冷，并最终踏足君士坦丁堡。
到了16世纪后期，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谈论自身，观点愈加一致、愈加富有攻击性，只是仍然未能摆脱宗教的框架。宗教改革
使更多的女性得以接受教育。1589年，在被一位历史学家称为“英格兰最早的女权主义檄文”中，简·安杰
挺身而出，强调夏娃优于亚当：夏娃是第二个成形之人，因此也更加完善。亚当由“废物和肮脏的泥土”塑造而成，神又从亚当的肉中造出夏娃，故而“她定比他纯净”，这“显然说明我们女人比男人要优秀不少……有了女人，才有男人的救赎。女人是第一个信神的，同样也是第一个悔罪的”。接着，安杰又世俗地谈到了日常的家庭生活，言谈间透着义愤和诙谐。她提醒我们，保证男人衣食无忧、干净整洁的是女人：“没有我们的照顾，他们会像正在产崽的狗一样躺在床上，像脏鲐鱼一样在夏天的热浪里游来荡去。”
但是任何女人想要捍卫自己的性别，都不得不有力地处理《圣经》中女性的负面形象：大利拉
背叛，耶洗别
杀人，而夏娃则对人类的堕落负有直接责任：“女人诱惑他，他吃了。”女人一旦大胆讲话，或就教会对女性的态度提出难以应付的问题，经常就会有人拿圣保罗的话来进行压制。“让你们的女人在会中闭口不言，因为不准她们说话，”圣保罗向哥林多人训示道。他在给提摩太的书信中还说道：“她们若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
渐渐地，一些女性找到了反抗这些《圣经》禁锢的信心。一些女性对《创世记》作出了不同的解释，认为归根到底，亚当对于人类的堕落和夏娃负有同等的责任。于是，1611年埃米利亚·兰耶
提醒自己的读者，基督由女人怀上，由女人诞下，由女人哺育，对女人顺从……他治愈女人，宽恕女人，安抚女人……他复活后，首先显身给一个女人。
1617年，雷切尔·斯佩特
嘲讽道：
倘若当初亚当不赞成夏娃的所作所为，不愿意步她的后尘，那么他作为她的主人，本应申斥她，订出点儿戒律，以免有失主人的身份。
其他人则坚持认为，神把夏娃的后裔玛利亚创造为基督之母，这本身就已经昭示了他的宽恕。
在动荡不安的17世纪，尤其是在抵制国教、尊崇简化宗教仪式的教派和众多不同的小团体中，女性获得了更多的自由。至少有些女性感受到了神启，开始传教或进行预言。现代历史学家指出，在伊丽莎白时代后期为逃避迫害而移民到美洲或荷兰的英格兰宗教异见者及其传教活动中，女性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样，在那些设法留在英格兰从事地下活动的异见小团体中，女性也相当活跃。直到内战时期和空位期
，她们才大举转回地上，畅所欲言。基思·托马斯
罗列了一些这类独立教会：布朗派
、独立会
、浸礼宗
、千禧年会
、家庭会
、贵格会
、寻求派
以及狂言派
。无论它们在神学上有什么不同，它们都认为
每个
个体必须获得精神上的再生。体验贵格会所谓的“内心之光”比外在仪式更为重要，而这光并不讲究性别差异。正如当时一位作家所说：“一个虔诚的男人，还有，或女人，能和世上所有的牧师一样，在天堂和地上真正而有力地进行捆绑、释放。”
在一段时间里，各种独立教会允许女性就教会事务进行公开辩论和投票。到了17世纪40年代，一些教会，尤其是贵格会，则更进了一步。1659年，贵格会教徒福克斯
认为：“基督在男人中，也在女人中，他解救那些世俗律法之下的人……男女中的基督，在神的灵中，不在世俗律法之下。”
“基督的灵由神而来，既存在于男人中也存在于女人中，难道基督的灵……不能说话？”凯瑟琳·埃文斯和萨拉·谢弗斯
问道。女性越来越频繁地感到触动，受到神启，在集会甚至礼拜时发言，不过她们经常遭到激烈的反对。她们被斥责为“被骄傲冲昏了头脑”、“虚荣自大”，甚至是“篡夺男人的权威”。譬如，1646年约翰·维卡斯
满腹怨气地牢骚道：“胆大妄为的家庭主妇们……没有一点儿女性的谦卑，高谈阔论，全然不顾使徒的禁忌。”
约翰·班扬
坚决反对女性的积极参与。他认为，撒旦无论如何都会诱惑更为软弱的夏娃，而不是亚当：“男人是礼拜的头领，是神的园子的守护者。”他把女性称为“头脑简单、意志薄弱的性别”。他引用《哥林多前书》
的观点，认为女人“不像男人那般是神的形象和荣耀，她们被置于男人之下”。他反对女性单独集会，认为这只会纵容“败坏体统”。他坚称：“我认为她们（女人）在祈祷时不应在整个教堂前面担任神的牧师。”进而，他语带讥讽地补充道：“要是那样，我就成了狂言派或贵格会教徒了。”在任何公开集会上，“她要做的就是闭紧嘴巴，安静地洗耳恭听”。
即便是到了17世纪70年代，勇敢的贵格会教徒玛格丽特·费尔
依然觉得有必要捍卫女性的良心独立和积极参与礼拜的权力。在一本名为《论女人说话之正当性》的小册子中，她强烈申辩道：“那些仅仅因为性别而否认……耶和华的灵通过女人说话的人……反对基督和他的教会，他们是蛇的后代。”
图1 这个场景看上去带有一丝讽刺意味——尽管不知这种讽刺针对的是那位热情洋溢的发言者，还是那些心不在焉的听众？一位听众竟然睡着了，其他听众则表现出不以为然的样子。
有时她们引用先知约珥（Joel）来回应圣保罗的禁忌，称神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
……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
对许多人来说，约珥所见的令人心醉神迷的幻象，在由内战和空位期所引发的种种社会巨变中显得特别重要；当时人们普遍觉得世界末日真的即将来临。比如，一个自称“第五君主国派”的教派认为，世界上四大世俗帝国——即巴比伦、波斯、希腊和罗马——已经一去不复返，第五君主国——基督的王国和圣徒的统治——即将到来。在这种狂热而动荡的大气候下，涌现出了大量的先知，他们中许多人具有革命思想。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个领域，女性被认为应有的被动性和对外界影响的接受性，倒可以说是优势了：她可能会更容易、更乐于成为神的传声筒。在英格兰拥有广大读者群的比利时先知安东尼娅·布里格（Antonia Bourigue），作了一番令人不安的双刃剑式的论证：“他们应该容许神通过女人说话，只要他乐意如此，因为他先前曾经通过野兽对先知说话。”
但是在先知灵感和疯癫之间，在受神引导和被魔鬼操控之间，只有一线之隔。在17世纪的英格兰，女性依然因巫术而受到审判。更甚的是，女性先知很容易被人斥为疯癫而不予理会。例如，埃莉诺·戴维斯夫人（Lady Eleanor Davis）多年一直声称受到神启。1625年的某个清晨，她听到“一个来自天堂的声音，犹如号角般说出这番话：离最终审判日还有19年零6个月”。她接着出版了一些被视为预言的小册子，其中包括查理一世之死。她的丈夫烧掉了她的书；她常常被当作笑柄。由她的名字编成的字母换位游戏——埃莉诺·戴维斯夫人：没见过这么疯的女人
——被人们津津乐道。但是她对异象的狂热使她陷入了极大的危险，甚至连她的社会地位也无法让她免于叛国罪的指控。1633年，她因被控“（全然不顾自己的性别）竟不自量力地……不仅解释《圣经》……还要当女预言家”而在高等宗教事务法院受审，被处以罚金并被关入精神病院。但是到了空位期，她的许多预言似乎都应验了，于是她又恢复了正常生活。从1641年到11年后她去世时为止，她又至少出版了37本小册子。
另一位女预言家安娜·特拉普内尔（Anna Trapnel）在伦敦的一座浸礼会教堂体验到了某种神启。1652年时，她已经加入了第五君主国派。1654年，她陪同一位男性传教士到白厅去，结果在那里陷入昏睡，一连12天才醒。民众聚集到那里聆听她的预言——以及她对奥利弗·克伦威尔
及其政府的尖锐批评，这件事被收录在《白厅奇闻轶事》和《石头的呐喊》中。她坚持说——以诗体的形式——神的旨意既传给男人，也传给女人：
约翰不会被触怒
任凭这里的女仆歌唱，
任凭她们参与宣布
吾王的事务……
当局把她定为疯子，但是依然要她出庭受审。她说：“这份报告说，等到对簿公堂时我会哑口无言，会认识到自己是个女巫。”但是她的伶牙俐齿战胜了法庭，毫不动摇地继续她的预言。克伦威尔政府无疑将这类预言当真了；好几次，他和他的国务会议都因先知的预言而中断，停下来认真聆听，其中几位先知是女性。
指望借神启来实现妇女解放可能作用有限。后来的女权主义不再那么强调女性的精神平等，而是更多地转向争取自然权利，否认男女在智力上有任何差异。
但是这种宗教狂热的爆发却蕴含着政治意义。16世纪，再浸礼派
已经承认女人和男人平等，允许她们在集会上祈祷和发言。有一个教派自称“平均派”
，其女性成员尤为活跃，施展才华的舞台也更大，她们在政治上表现得相当睿智。该教派信奉“以神形而造者”人人平等，鼓励女性参加活动。在17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初期，许多平均派妇女的丈夫都被关在牢里，她们屡次三番聚集在威斯敏斯特——其做法十分类似今天的“示威”，要求释放她们的丈夫，同时也痛诉自己因此所遭受的艰辛。她们往往受到粗暴的对待，被斥责对自己不明白的事情指手画脚。1642至1643年间，妇女们举行请愿，要求和平，结果遭到遣散，还被鄙夷地称为“婊子，妓女，牡蛎妇人，厨房丫头”。300名妇女再次向上议院呈递请愿书时，遭到伦诺克斯公爵
的断然拒绝。他嚷道：“让这些女人走开！”随后又嘲弄地补充说：“我们最好有一个女人议会。”1649年5月，妇女们又组织了一次请愿，要求释放平均派囚犯。但请愿被驳回，还遭到嘲笑：“请愿不是女人的事，她们应该呆在家里洗盘子。”对此，妇女们满不在乎地反击道：“我们已经没有什么盘子可洗了。”
同年晚些时候，她们再次尝试请愿。多达1万名妇女又签署了一份请愿书，要求：
在你们的眼里，我们竟显得如此可鄙，都不配用请愿来向尊贵的议会表达我们的委屈。对此，我们只能感到既奇怪又悲伤。难道我们不是和这个国家的男人一样同等享受《权利请愿书》以及这个国家其他法令中所涵盖的自由和安全吗？难道我们不像男人一样只有经过正当的法律程序才能把我们的生命、肢体、自由或财产从我们这儿拿走……
1,000名胸前佩戴着海绿色丝带的妇女把这份请愿书呈交给议会。她们又一次被不屑地遣散了。
不过，女性找到了培养自己行政能力的机会，这在贵格会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在17世纪50年代，女性例会与男性例会同时召开。虽然一开始女性似乎偏重传统的女性事务，比如福利和道德问题，但是她们有机会建立起自己的、十分高效的组织，而且这种组织实际上掌控着相当多的资金。然而，历史学家们认为她们关注的范围在逐渐缩小。到了17世纪80年代，她们将自己局限于“女人的”问题。在此后的岁月里，她们专注于“适合我们的事情，比如说穷人，尤其是我们中那些贫困潦倒的人”。这其中包括帮助年轻男子找到学徒场所或工作，指导年轻女子从事“所有有益的事情”——包括相夫教子、操持家务，始终保持行为举止“谨慎、贞洁、端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