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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主义者所涉入的正是这个有限的世界，任何对这个世界的观察和评估都只能是相对的。他们渴望把我们生活中最不具个性的现象加以“个性化”。例如，什么能比时间和空间更不具个性和更客观呢？即便是相对论为我们提供的成熟的时空观也依赖于一个绝对的或恒常的参照点，即光速。我们用分秒来测算时间，用米或码来绘制空间。这似乎是实证主义意义上的量化的、因而也是客观的方法。然而，存在主义者所说的“绽出的”时间性这个观念却为时间意识现象增添了性质的和个性的维度。对存在主义者来说，生活时间的每个时间维度的价值和意义就是我们的态度和选择的一个功能条件。例如，某些人总是急于承担职责，而其他人则对于如何度过他们的时间茫然无知。当你高兴时，时间飞驰而过；当你痛苦时，又感觉度日如年。从存在主义的观点来看，实际上即使用数字表示的安排我们时间的建议也是对生活抉择进行检验和评估的建议，这些生活抉择首先确定了我们在时间上需要优先考虑的事。假如“时间具有本质”
（存在主义者会坚持这么认为），那么，我们现在的一部分就是我们体验自己生存的“已然”和“未然”的方式，我们如何处理我们对日常生活的专注使得这种生存方式具体化了。
存在主义者通常以戏剧化的手法描述这样的“生活时间”。阿尔贝·加缪在其关于纳粹占领巴黎的讽喻剧《鼠疫》中，描述了深受鼠疫肆虐之苦、被强行隔离的城市居民：“仇视过去，厌烦现在，欺骗未来，我们更像那些出于正义或仇恨而被迫生活在监狱铁栅后面的人。”把“监禁”看成是“服刑”，这显然是存在主义的观念。在对情感意识作富有洞见的分析时，萨特谈到，当某人真正在“欢呼雀跃”时，他其实是在以肢体变化的方式（来像变魔术一般）想象“立即”拥有一种令人愉快的境遇的可能性，而无需等待其必须的、时间上的展开。尽管萨特是在20世纪30年代陈述这个论点的，但人们立即可以想到在德国占领巴黎期间希特勒在凯旋门下迈着轻快舞步的照片。如米歇尔·福柯所说，时间有它自己的黏滞性。绽出的时间性包含了其涌流。
但存在主义的空间也被个性化了。萨特提出，社会心理学家库尔特·勒温的“路径”空间（生活空间）
这个观念在性质上与我们日常生存的生活时间相同。故事讲述了两个参加鸡尾酒会的人，其中一人想要在面对面的交谈中尽可能地靠近，而另一人则生性冷淡，想刻意保持一定的距离，在酒会的一个房间里，这两人一边你推我搡、一边又想继续交谈。生活空间是个人化的：它是我平常上班走的路线，是教室里很快能找到自己位置的座位安排，或是我课桌上物品的排放顺序。这便是心理学家所说的我的“舒适区域”，也是我生活筹划的一部分。我如何处理对我有意义的“空间”取决于我如何安排我的生活。
当然，这些是心理学要思考的问题。但存在主义思想和方法的一个明确特征就是它们也具有一种存在论
意义。它们表述了我们的生存方式，并帮助我们通达我们生活的意义和方向（对法语词“
sens
”的两种不同译法）。诚如我们将在后文中看到的，尽管许多哲学家都设法贬低甚至批评我们的感觉和情感的哲学意义，但存在主义者却极其重视像“畏”
这样的情感（克尔凯郭尔称之为我们对我们自由的意识）和“恶心”这样的感觉（萨特把它描述为我们对生存偶然性的体验和一种“存在的现象”）。这立即就使存在主义者可与独具创造力的艺术家进行对话，这些艺术家善于利用我们的情感和富有想象力的生活。实际上，存在主义与艺术之间的关系一直如此紧密以至于其批评者通常只把存在主义当作一种文学运动而不予考虑。确实，存在主义思想的戏剧性，还有它对情感意识的揭示性力量的尊重以及对“间接沟通”的运用（这一点稍后会简要讨论），都会让人产生这样的联想。但存在主义者探讨的问题、对概念作出的仔细区分、严密的论述、尤其是他们明显与其他哲学传统中人的对话等，都使我们可以明确地把存在主义者主要划在哲学范畴之内，即使在他们强调概念与想象、哲学与文学之间区分的模糊性时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