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我不用言辞来阐明我对正义的看法，那我就用我的行动来做到这一点。

苏格拉底致色诺芬

尽管号称独树一帜和史无前例，但存在主义实际上代表了西方哲学史上的一种传统，这种传统历史悠久，至少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前399）。这是一种作为“关注你自身”的哲学实践。其关注焦点在于一种恰当的行为方式，而非一系列抽象的理论真理。由此，雅典将军拉凯在柏拉图的一部同名对话中承认，苏格拉底给他印象最深的并不是他的学说，而是其学说和其生活之间的和谐一致。苏格拉底本人在面临死亡判决时警告雅典法庭，他们将再也不容易找到像他那样教导他们把关注自身看作高于一切的人。

这种哲学观在希腊化时期的斯多葛派哲学家和伊壁鸠鲁派哲学家中间盛行。他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研究伦理问题、找出个人生活的恰当方式上。正如一位古典学者所说，“从本质上说，哲学在古希腊人那里与其说是增进知识，还不如说是培育心智”。在某种意义上，哲学家就是灵魂的医生，开出药方——指定适当的人生态度和实践——来增进人们的健康和幸福。

当然，作为一种对人性和宇宙基本真理探究的哲学也在古希腊人中广为流传，并且也是关注你自身的哲学的组成部分。正是这个更具理论性的研究路径导致了科学的兴起，并在中世纪和近现代哲学学说中占据了首要位置。确实，就像“政治理论”和“文学理论”这些表述所体现的含义，当今的“理论”通常被看作是“哲学”的同义词，以至于说“理论哲学”几乎是多此一举。

在两类哲学形式的区分中存在争议的就是“真理”的两种不同用途：科学的用途和道德的用途。前者主要是用于认识事物和从事理论研究，而后者则主要用于实践和培育自我，比如实现“对你自己忠实”。前者并不要求一个人为了认识真理而必须成为某类人（对17世纪的哲学家笛卡儿来说，罪人可像圣人那样全面地把握数学公式），而要达至后一种真理则要求个人要有某种自我约束和一套针对自身的实践，如注重饮食，言辞谨慎，经常沉思默想。这后一种真理其实是关于做人的问题，就像苏格拉底以他特殊的生活方式所体现的那样，而不是像亚里士多德那样达到论证或洞见的清晰性的问题。在哲学史上，对自身的关注逐渐边缘化，被交付给了精神指导、政治组织和心理咨询这样一些领域。当然也有一些重要的例外。例如，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397）、帕斯卡尔的《思想录》（1669），19世纪早期德国浪漫派的著作也没有把“道德”真理从学园中驱逐出去，它们都鼓励人们把哲学理解成是对自身的关注。

存在主义作为一个哲学运动可以在这个更大的哲学传统中找到它的位置。存在主义者可被视为复兴了这种较为个人化的“真理”观。这是一种被体验的真理，不同于、并且常常对立于这个术语较为超然的和科学的用法。

毫不奇怪，19世纪的“存在主义之父”索伦·克尔凯郭尔（1813—1855）和弗里德里希·尼采（1844—1900）对苏格拉底哲学的态度很矛盾。一方面，苏格拉底被看作是某种理性的捍卫者，这种理性超越了纯粹约定俗成的和主观的价值，而趋向普遍的道德规范，对此，克尔凯郭尔赞扬他，而尼采则责备他。但克尔凯郭尔和尼采都敬重苏格拉底个体化地“跨越”了证明个人不朽和选择接受雅典法庭死刑判决之间的理性上的鸿沟。（苏格拉底被控渎神和利用其学说腐蚀青年，他因此而受审，并被判有罪。）换言之，每个哲学家都认识到生命并不遵循逻辑论证的连续性，一个人通常不得不冒险超越理性的界限以便最圆满地过自己的生活。正如克尔凯郭尔所说，许多人都提供了灵魂不朽的证据，但苏格拉底在假设灵魂可能不朽之后，就凭着这种心中假设的可能性拿自己的生命来冒险。他遵照雅典法庭的命令喝下了毒药，与此同时还不断地与其追随者争论着他来世的可能性。克尔凯郭尔把这称作“作为主体性的真理”的范例。克尔凯郭尔指的是一种个人的确信，基于这种确信，一个人愿意拿自己的生命来冒险。在他的《日记》中，克尔凯郭尔沉思道：“重要的就是要去发现一个对我来说是真实的真理，去发现我能为之生和为之死的观念”（1835年8月1日）。

图1　在服从城邦死刑判决将要喝下毒药时，苏格拉底还在谈论个人的不朽 +Xt04tPL8mIvN3acaDKO3EBP/F8QMLNp0ZVr451hzgL5jFflizdatj4G8GQnUE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