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王琛
在南流泉村,一个女孩的天然使命是结婚生子,生儿子。但王守英不稀罕这个使命,她24岁,未婚,试图一举成名。她希望能甩掉捆绑在身上的一切,成为仙女。看起来,她似乎成功了。
南流泉村的山楂树在十月丰收,零售每斤十二元。多年来致力于出名的村民王守英,看起来也迎来了她的收获季。因为把生活垃圾、农业废品穿在身上,2014年,自称仙女的她,如愿在网络上走红了。
汽车下了京沪高速公路山东新泰出口,兜兜转转三十几个公里,进入省道S240。楼渐低,山渐多,路越走越窄,手机导航提示,已经进入了南流泉村。王守英在微信里告诉我,她就站在路东。
司机放慢车速,路过一家加油站,S240一个下坡,我认出了站在路边挥手的王守英。因服装设计而引发关注的她显然并不在意自己的装扮——一件带有毛领的黄色棉衣,黑色裤子,稍微有点坡跟的皮鞋。
王守英的家紧邻S240省道。穿过染成蓝色的铁门,进入院子,院子里架着摄像机,一家电视台正在采访。王守英回到镜头里,拿起花盆里剪下的花瓣和枝叶,用剪刀和透明胶布给芭比娃娃设计衣服。花盆旁边放着几套已经完工的服饰,其中一件用裁剪后的扑克牌包裹而成,娃娃头上的帽子显示,这张牌是“红桃7”;另外两套服饰则是碎布料,裹住了芭比娃娃,用其他颜色的绳子扎在腰间。
这些造型属于王守英较为保守的设计。她曾把棉鞋和铁丝顶在头上做帽子,也曾脖子上挂满塑料吸管,这些造型令她磁石一样吸引了网友的辱骂、调侃和赞誉,也吸引了媒体来访。
在客厅——山东农村称为“堂屋”,王守英的设计材料堆了一地,大部分是废旧布料、化肥袋子、尼龙绳,以及废弃的铁丝、塑料包装纸,甚至一堆玉米粒。玉米粒曾被缝在模特的T恤上作为点缀,也曾被串成项链。王守英介绍,玉米是被老鼠啃过的,所以才被拿来设计。这是她的创作原则——只用废弃的东西,力求环保,绝不浪费。
这屋里大概只有四件东西,是王守英没有往身上穿过的:一只蓝色的塑料农药喷雾器、一台挂了四个秤砣的农用地秤、一个衣柜、以及一台缝纫机。
衣柜是父母结婚时的家具,暗红色,中间的玻璃已经碎掉。在八九十年代的山东农村,这种衣柜和那台工农牌缝纫机一样常见。缝纫机产自青岛缝纫机厂,机身上绣着牡丹花,年龄比王守英更大,在旧物收藏网站上已经可作为藏品,多年不用,踏板早已坏掉,没法操作。但王守英准备把它修好,然后学习缝纫技术——在获得部分舆论肯定后,她现在认为,自己具备时尚设计的天赋,只是欠缺工艺基础。
在山东新泰市的刘杜镇,南流泉村和北寨村并称南寨北寨,共有人口四千出头,两村被S240一分为二,路旁零星分散着村民经营的小超市、餐馆、修车铺。王姓是这里的大户。王守英三十多岁的远房堂兄王守强开了一家手机店,就在王守英家斜对面,隔着S240,行无一箭之地,可两家少有走动。
王守强同样见惯了记者。他一边修手机,一边告诫我,不要在王守英身上浪费时间:“群众们经常吃肉,偶尔吃吃咸菜也觉得不错,她就是那盘咸菜。”他说,“你们还不如写写我们村的山楂,好吃。”
墙角里堆着刚刚收获的山楂。王守强硬塞给我一把,让我尝鲜,又讲起他的堂妹。在他的印象里,王守英不爱说话,偶尔来店里充话费,对自己的事情闭口不谈。王守强的老婆则认为,堂妹可能是被鬼魂附了身:“她爸爸妈妈都正常,就她不正常,整天把自己关在屋里,鼓捣那一堆垃圾,那能叫设计吗?都是瞎糊弄。”
为了证明堂妹是荒谬的、无价值的,堂兄堂嫂二人寻找各种证据。比如连他们十岁的儿子看了网上的图片后,立即说了一句“纯粹是有病”。比如堂妹24岁还不结婚生孩子,有违作为一名女人应有的本分。又比如,堂妹有个跑江湖的三舅,卖过老鼠药,已经离婚,为人不靠谱,恐怕对她也有影响。
堂兄堂嫂已经是嘴下留情。外人的评价更为直接。“缺货”、“神经病”,这是村民们提到王守英时最常见的字眼儿。
不止一个村民提到网络红人凤姐。“她和凤姐有区别吗?区别就是从席上滚到了地上,还是那个人。”比王守英大三岁的超市老板嬉笑着说,“都是庄户人,你说她就怎么那么想出名呢?”
山楂树春天开出白花,秋天结下红果,正如太阳东升西落,南流泉村谁也不能坏了这个规矩。有人负责掌管规矩。比如已经去世几年的村官王怀。在王氏家族,王怀辈分高,如果南流泉村是个部落,王怀生前就是德高望重的族长。族长决定他敢于决定的一切,包括部落里女孩的名字。
1990年,刘光菊生下闺女,和丈夫王克勤商量,取名王娜。照例,王怀到家里记录新丁的信息,拿回去上户口。因为只是个女孩,王怀没记住王娜两个字,回去之后,他往登记本上填了“王守英”三个字。
“守”字是王娜这一辈的班字。在南流泉村的王怀们眼里,王守英也可以是王守娟、王守美、王守丽,总之是王守X小姐——一棵山楂树能开花结果就行,不需要什么特殊的名字。
王娜读到小学报名,才知道自己只能叫王守英。“我叫了七八年的王娜,根本不存在。”为此她大哭一场。
七个月就出生的早产儿王娜始终比同龄人矮一头,腿部骨骼弯曲,走起路来摇晃,被村里人称为“小鸭”。这个外号还算温和——后来,因为眼睛小,王娜的外号是颇具侮辱意味的“蛤蟆眼”和“蚂蚁眼”。
上学前,王娜试图与同龄人为伍,但因为腿的问题,跳绳跳不好,因为个子矮,丢沙包又难以接到,加上有家长传言她的腿有传染病,小孩子也渐渐主动疏远王娜。
王娜就站在角落里,看着沙包在南流泉村的半空飞来飞去。直到我们不知道的某一日,她彻底进入独来独往的岁月。当时刘光菊和王克勤做搬运工,少有的闲暇时间醉心于乡间牌局,做出足够的饭以后,没人跟王娜多说一句话。众所周知,在南流泉村,照料一株山楂树,大部分时间只需要浇水就够。
王娜与电视为伴,并研习向人群反击的技能。差不多八九岁那年,在古装剧里,她看到了宫斗中盛行的巫蛊之术,当即学以致用。王娜找来破布片和塑料泡沫,歪歪扭扭缝出一只布娃娃模样的小人,写了班里几个疏远自己的女生名字,像电视里演的那样,拿缝衣针一针一针,按时扎下去。
那段时间,家里的大人总是找不到缝衣针,它们全在王娜的床底,扎在了小人上。扎了一段时间毫无效果,女同学该漂亮的还是漂亮,活蹦乱跳依旧。王娜不再相信巫蛊。
刘光菊不知道王娜的心事,只会偶尔表露对女儿的担忧:又小又丑,长大了难嫁。这种担忧令王娜恼怒,有几次,她摔门就走。
31岁这年,满足了山东农村二胎政策的刘光菊立即怀孕,十个月后她给王娜生了个弟弟,完成了一个女人在南流泉村的最高使命——生儿子。完成使命后,刘光菊在王家的地位陡然升高,与此同时,作为姐姐的王娜,面临更被忽视的命运。
第一次见面,初生的弟弟就给了王娜一个下马威。当天中午,十岁的王娜见到被薄被子包裹住的弟弟,新奇地迎上去,嬉笑着说:“天那么冷,别冻死了”。这不吉利的字眼令王克勤顷刻愤怒,伸手把王娜推倒在地,并恶狠狠骂了一句:“你才去死。”刘光菊抱着怀里的儿子,没说一句话。
十多年后,王娜回忆起这个场景,突然流下眼泪,哽咽了十分钟。在我们接触的五天里,那是她唯一一次情绪失控。
接下来,王娜要进入应有的姐弟模式。在南流泉村,每家人的儿子是主宰性的、决定性的,女儿只是作为附属品存在。十岁的王娜将明白,她和弟弟有截然不同的地位。
在山东农村,姐姐作为妈妈的影子,天然需要照顾弟弟,辍学打工供弟弟读书的情况比比可见,甚至有些直到嫁人,仍主动为弟弟的人生服务。这种照顾并非纯粹的姐弟感情,而是基于默认的家族教义。
王娜厌恶这种教义。
母亲刘光菊生了儿子后,不再出门做搬运工,做起家庭主妇。做饭时,她要求王娜帮忙照看儿子。王娜不想执行这个任务。她总是借口上厕所,在厕所一呆就是半个小时不出来。有过农村生活的人也许知道,农村的厕所条件简陋,苍蝇和蛆虫占领世界,绝不是好地方。但王娜宁可任苍蝇从粪坑飞到脸上,也不愿回到客厅多看弟弟一眼。
“我的帽子设计,无与伦比。在西方国家,无论是皇室还是贵族名媛,在出席重要场合时,都会戴一顶帽子,因此帽子也就成为了身份的一种象征”
但尽力减少接触仍不能避免挨骂。带弟弟学走路时,每当他摔倒在地,还没哭出来,刘光菊和王克勤必然先开腔骂王娜,高频句子是:“死孩子,吃屎了吗?连小孩都看不好?”
在家里丧失地位,王娜在学校里也没有朋友。四年级,她发起了对班上一名男生A的暗恋。为了吸引A注意,王娜提高了成绩,学期末拿到了奖状。农村习惯把奖状贴在墙上,王娜把它撕下来,叠起来放在柜子里,一直留到现在。那是王娜学生生涯的唯一一次被肯定。“全班只61个人,只有8个人拿到”。但成绩上的提高不能带来爱情,A并没有注意到王娜。
2003年,王克勤买来了一个大锅盖——南流泉村常见的电视信号接收器,恰逢《还珠格格》第三部开播,王娜每天守在电视前面。尔康和紫薇的痴痴缠缠,构建了王娜对于爱情的幻想:真挚、热烈,高于世间一切。
爷爷王元胜和奶奶邱建英也是王娜的爱情模板。有别于村里其他老头,爷爷生前的最大爱好是给奶奶织毛衣。一年四季,爷爷从不避人,有时坐在家里沙发上,有时坐在西山上,有时干脆就在村口,手里不停地织毛衣毛裤。在抽烟喝酒打牌的男人们看来,这种举动是天大的笑话。爷爷不理会他人奚落,兀自低头摆弄针线。
2006年夏天,爷爷73岁,胃癌晚期。这个年龄去世,符合农村里关于老人寿命的理解——谚语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
几兄弟想凑钱给父亲化疗,为此王克勤与刘光菊每日争吵不休。刘光菊反对出资的一个重要论据是,王娜过了夏天要读初中,必须留下学费。这种争吵愈演愈烈,直到王娜主动提出辍学。“我不读了,他们就没理由不给爷爷出钱。”王娜回忆。
小学文化程度的王娜离开学校,进入村里的毛毯厂做学徒。几个月后,爷爷去世了,但他织毛衣的情景留在孙女脑子里。王娜也开始编织爱情。她的方式是写歌词、写小说、设计服装。她给自己起了笔名“王星雪妍”,意为天上的星、空中的雪、地上百花争妍。
在南流泉村,辍学率居高不下,尤其是女生,坚持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的属于少数。王娜小学同班的61人,如今读到大学的只有三五个。离开学校的女孩如果不是外出打工,常去地毯厂上班。赚钱,相亲,结婚,生子。
人生的区别从此只是运气好坏——运气好的女孩,找到条件好的男孩,运气更好的女孩,头胎就能生下男孩。
16岁的王星雪妍走过国道S240,进入对面巷子里的地毯厂。工作没几天,她吃惊地发现,同岁的工友已经订婚。在车间里,那个工友一边挑拣手上的布料,一边和其他人讨论男方的彩礼轻重、如何与未来婆婆斗智斗勇。
山楂树种在西山上等待结果。女孩们的一切,都在冥冥之中尘埃落定,余生再无争议,可讨论的只有生活里的细枝末节。
工友兴致盎然的讨论,王星雪妍没法接上话,一如童年王娜站在了巷子口,看着沙包在空中飞来飞去。她再次放弃入伙,用最快速度完成任务,回家埋头写小说。第一部作品叫做《菊花格格》,在笔记本上写了一年,后来被刘光菊塞进饭炉,一把火烧掉。
刘光菊和王克勤一致认为,不再上学的人,就没必要再接触书本,所谓写作和设计更是痴人说梦。
王星雪妍的名声渐渐流传在村里。刘光菊整夜睡不着觉,王克勤则出手打了女儿几次,也没有效果,只好怒称“干脆买一包老鼠药,药死她”。诉诸暴力,似乎是南流泉村的父亲与下一代交流的祖传方式。最终,王克勤选择放弃努力。他至今拒绝与来访媒体见面,总是默不作声,白天不见踪影,半夜才回家。
两年时间,把小说陆续寄给泰安媒体后,王星雪妍等待着结果。她希望获得认可,借此证明,自己具备才能,“可以出人头地”。但没人回应她的作品。在王星雪妍看来,这是事业单位踢皮球的工作作风。她继续“把压力发泄到创作里”。但面对刘光菊提出的相亲,她渐渐不再完全拒绝。
刘光菊不敢给媒婆提太多要求,她只是说,能过日子,人老实,只要人家愿意,都答应。这也正是她二十年前择偶时的标准。当时王克勤近乎完美地符合了这个要求。
王星雪妍当然不这么想,她希望双方情投意合,正如紫薇找到尔康。刘光菊觉得王星雪妍条件差,没有资格东挑西拣。
“这不是挑不挑的问题,是喜欢不喜欢的问题。”王星雪妍说。
“过日子,什么喜欢不喜欢?你是电视看多了。”刘光菊反驳。
王星雪妍见了几次相亲对象。场景相似。时间定下来,媒婆给双方约好了地点。男方提着包裹,里面装了香烟和散糖。两方家长带着孩子见面,坐下来,聊几句。随后分开。媒婆两边问意见,如果都觉得合适,女方就把男方的包裹拿走——这时里面会多了200元人民币,用红纸包着——相当于见面礼。
王星雪妍不愿隐瞒自己的创作梦。相亲时,她总是忽视刘光菊的叮嘱,颇为郑重地告诉男方,自己喜欢写作,设计服装。
几乎每次,说到这里,男方陷入迷茫。王星雪妍习惯了对方不知所措的表情,她语调严肃,继续阐明自己的婚姻态度:“我们并不相爱,要先培养一下感情,如果有感觉,我会愿意跟你厮守终身。”每次话一说完,见面陷入完全的冷场——男方目瞪口呆,刘光菊恼怒又脸红地背过身去,媒婆感到被戏弄了。
其中一次,相亲的对象是小学同学。王星雪妍认真问:“你觉得我们之前坐在一个教室里,如果突然成为夫妻,真的会幸福吗?”
“相亲结婚不都是这样吗?”对方呆住,莫名其妙反问。
王星雪妍搞砸了一场又一场相亲,直到刘光菊放弃努力。她不再过问女儿意见,拍板敲定了一门婚事。男孩也是王星雪妍的小学同学,在村里做墙壁粉刷工,满足她对女婿的最高要求:人老实,能过日子。
刘光菊迅速与男方商定了婚事。一天回家,王星雪妍见到了熟悉的媒婆,还有凑齐准备同席吃饭的伯母、婶婶。正在纳闷,看见客厅里摆着的彩礼——一包衣服,一包袜子、枕巾,她才明白,这是来订婚。刘光菊低声告诉她,礼金两千块已经收了,这事儿定了。
王星雪妍给母亲留了面子,等女人们的酒席散开,才向刘光菊发起反抗。
刘光菊料到了女儿的反应,她直接坐到地上,嚎啕大哭。
王星雪妍也哭,两个女人对着哭,直到刘光菊一遍遍声嘶力竭地表态:如果你不答应,我就不活了。
王星雪妍决定以退为进,表面上接受了这次订婚。女儿总算要嫁出去,王克勤把换下来的旧手机扔给了女儿,叮嘱她和男方常联系。当时是2012年,王星雪妍第一次用上手机:“只有我能嫁出去了,他们才把我当大人看,才觉得有必要用手机。”
这时的王星雪妍觉得,必须要有所行动了。无论以何种方式,她要证明自己的不同,进而令男方后悔,退掉这门婚事。“我要用一切办法走红。”她说,语气里流露出某种大义凛然的意味。在手机的微信里,她给自己取了个名字:“仙女姐姐”。
“我的帽子设计无与伦比,秒杀一切大牌品牌。”
像当年八岁的王娜在宫斗电视剧里学习巫蛊,王守英用2500元组装的电脑上网,研习炒作。
最先启发她的是一张女子卖身求包养的图片。王守英尝试给自己贴上悲情标签,她在脖子上挂了一张纸牌,写着“怀才不遇”四个粗体字,找到村里一段碎石子路,双膝跪行。这段手机拍下的模糊视频传到网上,像她之前写的言情小说,凄惨却没有卖点。无人问津。
她又选择上电视。山东一家情感综艺节目给了她机会。王守英走上台,讲述了自己的感情困惑,节目里,她穿了一套挂满破碎布片和饮料瓶的衣服,自称“仙女王守英”。节目嘉宾和现场观众的嘲讽不加掩饰,但她似乎反而得到鼓励。她质疑主持人不够专业,并批判中国时尚界毫无创意。
微博同样是王守英的阵地。2013年3月,账号“王守英是仙女”发出第一条微博,晒了一张自拍照。照片里,她露出侧脸,耳朵上挂着用花生做的耳坠。随后几天,她又陆续晒出自己的红色内裤,然后做成花饰,戴在头上。
“四五岁我就开始设计服饰涉足时尚界,七岁学习农家厨艺,十岁达到顶峰。只要是农家的平民的饭菜,没有我不会做的。八岁学习烧瓷技术,九岁学习刺绣技术,十一岁成功将刺绣技术改良,我现在的刺绣技术无人能敌。十岁学习散打,十一岁学习雕刻,十二岁开始写作。”伴随着这条自我介绍,王守英渐渐习惯了“我是仙女”、“天才如我”等表达,频繁发布头顶棉鞋、身披电风扇的照片,直到今年四月,微博粉丝增长到17万。
王守英连续几天发布一组帽子设计图:“据说香奈儿当年开始她的成功之路,就是从设计帽子开帽子店开始的。”从成型作品看,她至少不缺材料——棉拖鞋、卫生巾、塑料袋、地球仪、竹筐、锅碗瓢盆、剪刀、菜刀、玩具枪、铁丝圈、蒲扇、味极鲜塑料瓶、篮球、番薯、茄子、香菜、打气筒、簸箕、扫帚、烧水壶、锤子、钳子、香炉、簸箕、节能灯,这些都曾被王守英戴在头上——看起来,只要能拎得动,都能为她所用。
一位时尚杂志的总监对她嗤之以鼻,认为她的所谓作品无关设计和时尚。王守英还击说:“天才与疯子只有一步之遥,想必正是如此吧。如果我遇到了伯乐带我去了国际发展。国人们再看我的东西,就是艺术就是时尚,这就是现实这就是人生。早就明白这一点的。所以无论别人怎么重伤我,都不能生气。”
微博评论里,总有人讥讽地提及凤姐。王守英大方承认,她对罗玉凤惺惺相惜:“我其实特别喜欢凤姐罗玉凤的。我们有很多的共同点,太爱自己了,所以很难相信别人,太过有才华了,常常会被人嫌弃,太过聪明了,常常被人嫉妒,太过单纯了,往往会被人欺负,太想做自己了,会被人骂哭。”
她坚定的粉丝何丹丽是新泰市人,经营连锁餐饮,曾买了一个塑料服装模特,驱车送到王守英家里。“我们本土的小姑娘,网上骂声一片,她还有勇气坚持,我很感动。如果她有设计的条件,应该会有好的前景。”何丹丽觉得,这是个励志故事。她几次前往南流泉村,鼓励王守英坚持。
在何丹丽等支持者看来,王守英挑战时尚权威的态度勇气十足,其出格的设计也充满想象力。王守英最近一次获得肯定,是在北京的一档综艺节目里。刘嘉玲说她是设计界的“东太后”——这个头衔对应英国设计师“西太后”Vivienne;张卫健则承诺,会在个人演唱会上穿上她设计的衣服。目前为止,他们是王守英名气最大的支持者。
但网上更多的评价仍然是,王守英扮丑出位,“丑人多作怪”,其设计难谈美感和创意,更谈不上天赋。
“长得丑已然不幸,如果连梦想、幻想、做梦的勇气、权利都没有了,那世界,生活,还有什么意义?”她在微博里感叹。
网友马上尖酸地回复她:“虽然你长得丑,可是你想得美啊。”
王守英很少回复这些刻薄的留言。看上去她已经习惯了诋毁。面对电视镜头,她总是神态自若,表达流利,被质疑时面不改色。
她不止一次地讲起同一件事:去年,在山东省济南市的公交车上,一个老外当众买下了她设计的衣服。在她的描述里,那件衣服由废弃的塑料泡沫做成,她穿在身上,被老外一眼看中,当即掏出了五千块人民币,并鼓励她,衣服设计很棒,一定要坚持。
这个故事并不被来访媒体信服,至少有三名记者曾向王守英追问故事细节,甚至干脆直接问她:你能保证这个故事是真的吗?
王守英总是坚定地点头回答,是真的。我问到这个故事时,她的描述多了一个论据:“老外应该更懂得审美”。
这听起来充满辩护意味。
“怎样的脸,我最可爱?接下句”
王守英唯一不愿回答的是收入问题。她曾告诉一名相处较久的记者,走红后已经赚了一点钱,差不多够一年的开销,在我问到收入问题时,她又连连摆手回避:“钱的事儿就不要谈了,这个其实不重要。”
她认为现在最重要的是机会——学习专业的设计,成为顶尖的设计师。即使不能如愿,“最差的情况是去市里开一家店。”
王守英成了“仙女”后,南流泉村依然少有人肯定她。八月,在一家媒体支持下,王守英在集市上举办了一场时装秀。伴着音乐,几名模特身着她的设计,展示给围观村民。但群众们不像故事里掏出巨款的老外那样“懂得审美”。三个月后,回忆起当天的时装秀,几个到场村民的语气只剩奚落:“那些破烂穿在身上,模特都过敏了。”
“没关系,他们从来没重视过我,”她不准备获得他们的认可:“从小,我在这个村子就相当于不存在。”
离开南流泉村最后一天晚上,山东已经吹起寒风。我打了个喷嚏,王守英有点不好意思,搬起马扎,让我坐在厨房的煤炉边取暖。刘光菊打开炉门,烧热了中午吃剩的饭菜。
“你希望得到父母的认可吗?”听到我问这句,刘光菊看了过来。
“不希望。”王守英不假思索,看了一眼刘光菊,补充道:“因为她对我也从来没有期望。”
刘光菊有点尴尬,似笑非笑,然后背过身去,犹豫了一下,又转过身来说:“我不想她成功不成功,就想能找个对她好的人嫁了。都二十四了。”
2014年12月0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