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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每个人都无法逃避政治，无论你喜欢或不喜欢；每个人过得快乐或不快乐，通常都跟政治有关。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他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还认为：
政治似乎就是这门最权威的科学(the master science)。因为正是这门科学规定了在城邦中应当研究哪门科学，哪部分公民应当学习哪部分知识，以及学到何种程度。我们也看到，那些最受尊敬的能力，如战术、理财术和修辞术，都隶属于政治学。
政治的重要性还体现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中。过去的教科书认为，经济决定政治；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政治也决定着经济。实际上，政治与经济本身就是一种互动或互相影响的关系，参见图1。
图1 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
由于门户之见，或许大部分学者都认为自己学科较其他学科更为重要。所以，这里不必讨论政治学者认为政治重要的观点，大家不妨来听听经济学家的看法。这里介绍的第一位经济学家是曼瑟·奥尔森，他尽管没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他的著述——特别是《集体行动的逻辑》——在学界引用率非常之高，他的另一部书《权力与繁荣》在中国大陆也非常流行。
实际上，《权力与繁荣》的书名就隐含着一种逻辑：政治权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是否能实现经济繁荣。
1993年，奥尔森发表了一篇题为《独裁、民主与发展》的论文，讨论的是政治与经济的关系。
有趣的是，他引用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军阀割据的历史。在当时的中国，大小军阀的割据与混战非常厉害。一个地方今天被你占了，明天又被他占了。如果这种状况得以持续，这些地方实际上就会沦为大小军阀的流寇统治。本来老百姓在搞生产，包括种植庄稼和饲养家畜等。突然，流寇来了。流寇们不仅互相交战，而且打完之后还把附近的村庄洗劫一番。
这种流寇统治对经济的影响几乎是毁灭性的。流寇统治的最大问题是破坏了一个社会的正常激励机制。简单地说，农民之所以春天播种，是因为预期秋天能够收获。流寇统治带来了什么问题呢？种地的是一个人，收获的是另一个人。因此，流寇统治会导致整个社会生产的迅速下滑。为什么长期内战通常会死很多人？并不是说内战中被打死的人有那么多，而是内战破坏了整个社会的激励机制，其生产系统被迅速摧毁了，所以会导致大量人口的死亡。
就在这种政治混乱的情形里头，有个别地方的治理开始出现好转。原因很可能是流寇中的某个强有力者把其他流寇都赶走了，他自己摇身变为坐寇。坐寇为什么可能强于流寇？因为坐寇发现，倘若自己依靠武力以抢劫为生，就没有人从事生产了，老百姓都逃亡了，经济也就完蛋了。经过理性思考，坐寇发现这样是没有出路的，统治无法长期维持。所以，他下令任何军人不得再抢劫任何财物，但同时规定辖区内的每一住户须按一定税率给他缴税，比如大致按每亩地平均收成的10%缴税。
与流寇统治相比，坐寇统治怎样呢？无疑，其社会激励机制要好得多。所以，大家就有了从事生产活动的动力，大约只需要把10%的收成作为税收交给统治者。这个统治者由于有税收需要，所以他希望经济能够发展。当经济发展时，他的税收收入也能相应增加。因此，坐寇统治要强于流寇统治。
但是，坐寇统治仍然有它的问题。从逻辑上说，第一个问题是有些坐寇会变得极其贪婪，甚至会极不理性。比如，他可能会制定非常高的税率，甚至还采取变相的掠夺手段。对辖区内富有的阶层或较大的企业，统治者可能想征收他们的财产。这样，当统治者变得贪婪时，“统治之手”就变成了“掠夺之手”。
坐寇统治的第二个问题是每个统治者都会死，这就面临坐寇代际更替的问题。假如统治者有生之年考虑要把位置传给自己的下一代——假定他能顺利传给下一代的话，仍然存在一个问题：统治者是代际关系中的利他主义者吗？简单地说，这个统治者只考虑自己的现世享受呢，还是考虑“子孙后代江山永固”的问题？或许有统治者像关心自己的福利一样关心自己子女的福利，这样的统治者会更加深谋远虑和审慎节制。但是，大家都听过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名言——“在我之后，哪管洪水滔天”。结果，在路易十六的时代，法国大革命就爆发了。所以，统治者并非总能做到深谋远虑和审慎节制。
因此，尽管坐寇统治要比流寇统治好，但并非是一种理想的统治形式。只有把统治者的权力放到宪政民主的框架中，统治者才不会胡作非为，长期持续的繁荣才有保证。换句话说，坐寇或统治者的权力必须受到制约，统治者不是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这是宪政的基本原则，宪政的简单理解就是“限政”，即限制政治权力。当然，与宪政密切相关是民主的办法，即辖区内的居民对由谁来统治拥有投票和选择权，就是由被统治者来决定谁可以统治大家。因此，通过宪法和民主的方法来决定统治规则，才更有可能实现持久的繁荣。当然，从经验来看，民主政体是否更有利于经济增长和长期繁荣，目前学术界还有争议。但是，奥尔森的言说逻辑无疑是可信的。作为经济学家的奥尔森认为政治非常重要：如果统治和统治者的问题不能很好解决，持久的繁荣是不可能的。
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在中国的影响很大。他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革》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近代欧洲，为什么是英国与荷兰，而不是法国与西班牙，较早地开始工业革命？他认为，英国的制度倾向于保护财产权利，法国的制度中君主力量过大，缺少应有的制约，所以法国君主有可能侵犯臣民的财产权。比如，诺思提到，法国南部原来有一个比较有名的市场，但由于法国国王征收与掠夺，这个市场就逐渐衰落了。这不过是当时法国政治经济模式的冰山一角。英国就与此不同，英国从1215年《大宪章》开始，就确立了制约国王政治权力的传统。后来，尽管国王和贵族就这个问题不断发生冲突，但到了1688年，英国就基本确立了宪政体制。宪政体制使得英国的财产权利得到了有效保护。这样，更有效率的产权制度最终成就了英国的工业革命。所以，诺思认为，英国工业革命的前提是从13世纪到17世纪英国政治体系的变革及宪政体制的确立。
诺思及其合作者后来的研究同样证明了政治的重要性，他们在2008年出版的《暴力与社会秩序》(Violence and Social Order)一书中有如下表格(见表1.1)。该表是对1960年到2000年穷国与富国的经济增长率和经济增长年份比率的比较。该表的三个发现是：(1)在经济增长的年份，穷国的平均经济增长率要高于富国；(2)穷国经济增长年份的比率却远远低于富国；(3)在经济衰退的年份，穷国的经济衰退率也高于富国。
表1 穷国与富国的好年头和坏年头的增长率(国家按2000年人均收入分类)
资料来源：道格拉斯·C.诺思、约翰·约瑟夫·瓦利斯、巴里·R.温格斯特：《暴力与社会秩序：诠释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的一个概念性框架》，杭行、王亮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页，表1.2。中译表格数据存在少许错误，此处参考英文原著作了调整。
表1中，国家是根据2000年人均收入来区分的。我们这里只关注三个数据：一是增长年份的比率；二是增长年份的平均增长率；三是衰退年份的平均衰退率。为了简化处理，此处只考察两类国家。一类是人均收入超过20 000美元的非石油国家，该表中有27个。在所有统计年份中，这些国家84%的年份是增长的，增长年份的平均增长率是3.88%；16%的年份是衰退的，衰退年份的平均负增长率是-2.33%。如果按100年计算，富国84年实现了增长，平均增长率是3.88%；16年出现了衰退，平均负增长率是-2.33%。两者相比，富国的长期经济绩效应该是不错的。
一类是人均收入300至2000美元的最穷国家组，该表中有44个国家。这些国家只有56%的年份是增长的，增长年份的平均增长率达到了5.37%(高于富国的3.88%)，但是它们有44%的年份是衰退的，衰退年份的平均负增长率是-5.38%。如果按100年计算，穷国56年实现了增长，平均增长率是5.37%；但有44年出现了衰退，平均负增长率达-5.38%。两者比较，就会发现，即便在一个世纪的漫长时间里，这些国家能够实现的长期经济绩效是非常有限的。
从表1看出，穷国贫穷的核心是其经济增长不是连续的，有大量年份处在经济衰退中。诺思及其合作者追问：为什么穷国增长年份的比率如此之低？总的来说，他们认为，构建有效社会秩序的困难，是穷国经济增长困境的根源——而这看上去更多是一个政治问题。
所以，诺思的两项研究都证明了政治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诺思认为：“国家既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人为的经济衰退的根源。”这句话后来被称为国家问题的“诺思悖论”。如果说国家是决定经济增长或衰退的关键因素，当然就证明了政治对经济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