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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时期》这组十四行组诗，写于奥登1938年中国之行返回英国后，当年8至9月期间他寓居布鲁塞尔的联邦街83号房间，完成了这一作品。印行于世，是在翌年由蓝登书屋出版的《战地行纪》中（法伯出版社同步在英国出版），并附有副标题《十四行组诗附诗体解说词》。
此一组诗的标题，卞之琳先生译为《战时》，查良铮先生译为《在战争时期》。原文标题为in time of war（直译为在战争时期），另有一缩略词wartime（直译为战时）；取《战争时期》为标题较为吻合组诗庄重严整的风格。但简略的标题也可用《战时十四行》。“解说词”原文为commentary，是评论、评注的意思，也是新闻报道、实况报道或者解说词的含义。穆旦翻为“诗解释”，大体合乎评论的本义，但我们须注意到奥登此前曾为多部纪录影片和广播节目写台词脚本的经历（包括著名的《夜邮》），而《战地行纪》本身又带有旅行报道的特色，因此，翻为“解说词”似更符合作品的初始用意。
在1965年的《诗选》版本中，奥登对组诗作了顺序改动，删去了若干首，并冠以新的标题《来自中国的十四行组诗》；因此，《战地行纪》版与其后版本选入的诗篇和排列顺序略有差异。
在《战争时期》中，奥登舍弃了处理历史性题材时的冗长论说的形式（《西班牙》就是长句式的自由体，在《诗体解说词》里又延续了这一形式），转而采用形制规整的十四行体来处理公众性主题。十四行诗富于音乐性和感染力，通常用于情诗；奥登不愧是个诗体实验家，他用字精确，句法活泼，诗行顺接自然，没有去繁琐罗列情状或进行空洞无物的笼统概括，这样的诗体构造无疑更能充分保持语言的张力和说服的强度。整个组诗连续铺演，逐渐累积起来的篇章构成了一种密集的不由分说的诗体范式，形成了一个充分自信的语言空间；在十四行诗富有节奏的韵律中，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被引导着重建其思想逻辑，并直面它所提出的道德问题。
经奥登改造过后的十四行体，严谨含蓄的音步处理带出了简练的诵读节奏，同时又以恰到好处的脚韵塑造出纪念碑式的庄严风格，这在奥登前期作品中尚未出现过：这种语言风格具有某种粗砺天然的质地，强化了诗人情感表达的明晰以及道德逻辑的严密，赋予作品以证言者般的力量。
在内容的布局运思方面，奥登也找到了审视历史的独特方法：他的人间情怀（不单纯是潜在的基督教信仰）使他得以建立起历史与现在之间的道德联系。此外，他也充分发挥了英国诗歌传统自邓恩、蒲柏、拜伦以来的讽喻技巧，每一首几乎都自成一则道德寓言。组诗的前十二首都与人类历史有关（取材自希腊、罗马神话及圣经文学），每一首各自借用了历史记忆中的神话或人格原型：创世记、伊甸园、为万物命名的亚当、农夫、骑士、国王与圣徒、古代学者、诗人、城市建造者、宙斯与盖尼米德的神话故事和中世纪基督信仰的消亡；从第十三首开始的后一半作品则开始切入当前的战争实况，多取材于奥登中国旅行期间的亲身经历和真切感受。
在组诗中，奥登放弃了此前惯用的人格化象征，摆脱了与身体有关的提示疾病与健康的意象符号；他不再是个只会指出疾病征兆的医生，也不再单纯充当一个旁观的警告者，取而代之的是伦理性的知识与权力的隐喻。他以犀利的角度切入了历史，在今天的结果（征兆、迹象、战争、危机等世相）与人类过去的行为选择之间建立了联系。由此，奥登开拓了作品意涵的新的纵深，进一步扩展了自己的诗歌才能。杨周翰先生曾指出奥登诗歌视角的特别之处，说它是“‘俯瞰’式的，有如审视一幅地图一样来描绘场景，而这技巧在莎士比亚的《李尔王》里就已有之，而奥登运用得更自觉更醇熟”。诚哉斯言。
《战争时期》被誉为“是三十年代奥登诗歌中最深刻、最有创新的篇章，也许是三十年代最伟大的英语诗篇”（门德尔松《早期奥登》），也被称为“奥登的《人论》”（约翰·富勒《奥登读者指南》）。是的，直到今天，我们仍须倾听奥登那“诗人的喉舌”发出的独特而冷峻的音调。
在西班牙内战的经历和对中国抗战的考察，特别是经由《战地行纪》的诗歌创作，诗人奥登走向了中年的成熟；他对人类本质的思考，催生了他终其一生的人文情怀和怀疑精神：“人类不是生来自由或生来良善。”在此，我们不由联想到旅居英国的犹太哲学家卡尔·波普。奇妙的是，这两位智者在各自不同的领域对人类的可能方向给出了同一个非决定论的解答。
英文诗歌翻译成汉语诗歌，若完全照搬来自另一个语言秩序的格律，几乎无从翻译；在此，译者没有机械硬凑英诗的音步或音节（要在另一种异质语言中完全遵从原文语言的格律规范，本身就是个悖论），而是将诵读时的重读节奏引申为汉语诗歌音律中的“顿”（或称停延），同时，通过努力捕捉英文原诗的语调音色，尽可能地“复制”奥登的原声。“可诵而不失意味”大约是唯一的标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