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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4月20日，在汉口领事馆的临时住处，奥登给友人道兹夫人写了一封信，其中有一段话：“探究这场中国的战争，有如卡夫卡的一篇小说。”
确实如此。
从进程的不可预测来讲，此次旅行堪与卡夫卡笔下K的城堡之行一比。但基本而言，奥登和衣修伍德并不像K那样阴郁，一路上也未遭逢什么诡异不幸之事。这两人刚过而立之年，一个三十一岁，一个三十四岁，带着新晋才子的傲气，外加高中学童的调皮劲儿，在好奇和忐忑中，煞有介事地来到了中国。
此次中国之行，带有某种程度的商务委托目的：就在1936年，奥登与路易斯·麦卡尼斯结伴前往北欧，两人合著的旅行读物《冰岛来信》由兰登书屋和法伯出版社出版后，获得了某种成功：该书入选了英国读书协会的推荐书目，在1937年8月初版印刷了有八千册，这让奥登很受鼓舞。评论界也给予了好评，虽然有人认为此书言辞相当放纵，玩笑过了头，但多数人觉得很具可读性。奥登的收入状况因此改善了一些，《冰岛来信》出版几个月之后，他曾写信告诉一个朋友：“我赚了些足够糊口的钱。”出版社建议奥登再写一本旅行读物，但指定必须去亚洲某个国家。当年7月，中日战事的爆发给了他们一个旅行目的地的答案。他们决定前往中国。
在当时英国以及欧美的左翼知识分子看来，中日战争只是法西斯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全球对决的远东前线而已，是西班牙事件的一个遥远的翻版：1937年奥登曾去西班牙呆了七个星期，为共和政府开过救护车，在电台的政治宣传部门干了一阵，后来他放弃了电台工作去了阿拉贡前线，结果，他发现政治现实远比他想象的更为暧昧和麻烦。《西班牙》一诗发表后，奥登还因这首诗中的“今天/死亡的几率有预谋地倍增/在必要的谋杀中清醒地容忍那罪恶”的句子，招来乔治·奥威尔的言语攻击，引发了一场笔战。酝酿中国之行的时候，奥登和衣修伍德希望中国不会像西班牙那样，挤满了“明星文学观察家”（衣修伍德语）。对他们来说，中国之行是第二次机会——衣修伍德正懊悔自己没去成西班牙，而奥登觉得自己在西班牙一无所获——因此，中国似乎令人憧憬，恰如奥登本人所说：“我们会有一场属于我们自己的战争。”
请原谅两位作家小小的私人动机，毕竟，正如奥登所言：“所有的艺术家都必须担负起一点新闻记者的职责。”这方面，确乎存在着某种私底下的题材竞争。
……
中国之行未定前的一段日子，两人都有些没着没落。衣修伍德写给《新诗歌》的编辑约翰·莱曼的信中提及他本人和奥登的状态时，形容他们两人的未来计划“混乱而不明确”，衣修伍德想去维也纳，莱曼现时就住在那里，可奥登更希望留在英国，“可以省点钱”。
暮春和初夏的某段时间，他们在约翰·派普的乡居别墅参加了周末聚会，讨论“群体剧院”的未来事宜。可两人开会期间大多在瞎胡闹，似乎对剧院的目标失去了耐心。此前，奥登和衣修伍德的合作的第二个诗剧《F6的攀登》在剧院演出后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他们开始谋划下一出戏，一出更迎合伦敦西区口味的戏剧。
1937年8月初，奥登和结婚不久的史彭德在肯特郡的海边住了一阵。史彭德刚从瓦伦西亚开完国际作家会议回来，他告诉奥登，安德烈·纪德因为他那本《访苏归来》受到了与会代表们的抨击，有人甚至直言不讳地宣布，为了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着想，有关苏联的真相应该禁止发表。奥登对此的评论是：“形势危急绝不应该是说谎的借口。”史彭德后来回忆说，这是他们在三十年代的政治姿态的一个转捩点。
8月末和9月初，奥登和衣修伍德去了多佛港，租了东崖九号的一间公寓，开始在那儿写他们的新诗剧；E. M.福斯特也住在那里——自打六年前被引荐认识后，衣修伍德已与福斯特非常熟悉，他把福斯特形容为“反英雄的英雄”。奥登也同样如此，他在1934年的一篇评论里，谈起过福斯特“对生活神秘性的感知能力”，并把他列为“那些永久而惊人的典范人物之一”，正是以福斯特为代表的这些人物，依然认为经由精神活动，挽救人性的斗争仍有获胜的可能。他们与福斯特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充满了敬慕之情；《战地行纪》中，奥登的开篇诗歌《致E. M.福斯特》即是他们与福斯特友谊的见证。
奥登大部分时间都呆在百叶窗紧闭的房间里写作，福斯特的友人曾描述奥登那时的样子：“他从房间里冒出了头，面色苍白，像只猫头鹰般眨着眼睛。”除了和衣修伍德合写剧本，他还完成了一首诗歌《多佛港》：
拂晓时鸥鸟哀号如在艰辛劳作：
士兵保护着付给他酬劳的旅行者，
每个人都用相同方式为自己祈祷，却既不能
掌控岁月也影响不了天气。有人或是英雄：
我们不都是那么郁郁不乐。
剧本写得很快——这是初稿很薄的原因之一。衣修伍德8月31日写给友人的明信片里提到“我们的剧本几近完工了”。两周过后，奥登离开多佛，回到了伯明翰西南部哈伯恩的父母家里，他告诉兰登书屋的贝内特·瑟夫：“衣修伍德和我刚刚写好了一个新剧本《边境》。”史彭德和其他朋友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于是两人又在衣修伍德在伦敦的家中继续修改，10月9日，奥登又返回了哈伯恩，他给此剧可能的赞助人J. M.凯恩斯（那个著名的经济学家，同时也积极参与艺术事务，筹建了自营的“艺术剧院”。）写信，解释了剧本修改的部分。
11月初，奥登、衣修伍德、戏剧制作人鲁珀特·杜恩与凯恩斯会面讨论了《边境》一剧的演出事宜。凯恩斯愿意为“群体剧院”提供经济支持，并计划在来年开春上演。问题是奥登和衣修伍德随时可能出发前往中国。凯恩斯觉得作者非常有必要在排演过程中在场，因此他致信他们俩，要求他们将旅行出发时间延期至明年4月或5月。奥登礼貌地拒绝了这个提议：“虽然中国之行是个妨碍，但我想衣修伍德和我都觉得不可能推迟那么长时间。布莱顿和史彭德定会照看此剧的编排事务，我想您也会同样如此。”凯恩斯仍然坚持要他们在场，最终决定等他们从中国回来后再开排。
可他们的行程又推迟了。奥登收到了一份邀请函，为声援共和政府，英国的作家和艺术家代表团正打算前往西班牙。奥登打算去两个星期。衣修伍德有些不太愿意去。由于某些延误以及旅行许可的问题，出发行程推迟了好几次。末了，奥登和衣修伍德决定不等了，他们把自己的名字从代表团名单里给划了出来，并且预定好了在1938年1月中旬去中国的船票。
……
这一年的秋天，围绕奥登的文学生涯有两件事情值得一提：一是《新诗歌》杂志出版了一个奥登评论合刊，他作为一个风生水起的文学运动的旗手的地位得到了确认。埃德温·缪尔
写道：“对于他的年龄而言，他具有一种特异禀赋，对语言的纯熟控制和想象的大胆，唯有天才诗人才能获得。”格雷厄姆·格林把奥登称为一个“前途远大的最好的在世诗人”。休·沃波尔爵士更直言不讳地承认：“我喜欢奥登的诗歌”；查尔斯·马奇
认为他“有独创性，仍有些笨拙，风格还未完全成熟……但还是预留了非常多的能量，如果不谈他的诗艺的话，他的个性也定会愈益产生影响。”迪伦·托马斯评价说：“我认为他是一个丰富而深刻的诗人……如同任何用英语写作的诗人那样，极具潜力写出更多的伟大作品……补上一句——祝贺奥登的七十大寿
。”几个月过后，杰弗里·格里格森
在《新诗歌》上对此作了总结，他把三十年代冠之以“奥登年代”，将这批应运而生的年轻作家称为“奥登集团”。奥登和他的文学同伴们作为英国文学的新生力量得到了承认。他成了一个符号。
（另一个插曲与詹姆斯·乔伊斯有关，《芬尼根守灵夜》第279页提到了奥登，他对此事的反应是：“乔伊斯，我真的不能说很在乎他，即使我的名字进入了《芬尼根守灵夜》，获得了某种不朽。”在发表于1941年《常识》刊物上的一篇文章里，他对乔伊斯表达了有限的敬仰；奥登晚年曾评价乔伊斯“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天才人物，但也是一个疯子……他要求你将他的作品放在与你的生活等量齐观的关系中，这就好似在说，你必须花费毕生时间来读我，永远不要放弃我，也别想半路逃跑”。作为一个诗歌修辞大师，奥登对乔伊斯是敬畏，还是某种技术上的敌意？）
另一件事，是奥登接受了“国王诗歌金质奖章”。这是个年度诗歌奖项，用以奖掖那些在此前十二个月中第一次或第二次出版个人诗集的作家——奥登因他第二本诗集《看！陌生人！》而入选。约翰·曼斯菲尔德，前桂冠诗人，评奖评委会的主席，提名了奥登。1937年11月23日，奥登向文学批评家、好友西里尔·康诺利借了套燕尾服，在曼斯菲尔德的带领下，去白金汉宫觐见了乔治六世，领取了奖章。这件事让奥登的众多支持者相当不满。这是对左翼文学的背叛。斯蒂芬·史彭德，奥登集团中的一员，本希望奥登拒绝这个奖项，认为奥登领奖“成了某种进程的一部分，作家在二十岁左右内心纯正，然后变成了社会主义者，四十岁时智力成熟，最后成了个保守分子”。《新诗歌》的编者按评论说：“也许，奖章本身要比奥登本人可笑得多，认识奥登的人都知道这一点，尽管如此，接受这个金质奖章仍然缺乏正当理由。”
奥登本人对这些赞誉保持了冷静，事实上相当程度地摆脱了虚荣心。这并非他故作谦卑或者不知道自己的价值所在。他对自己的能力非常自信。正是这自信使他得以避开那些阿谀奉承。他不喜欢崇拜者滔滔不绝地谈论自己的作品：“他们称赞你，通常是因为某些错误的理由。”他宁愿把一首诗交给一个朋友过目，一句“我喜欢它”就足矣（衣修伍德和此后在美国遇到的切斯特·卡尔曼就是他愿意听取批评的两个人）。在奥登走向生命终点时，他写过如下的句子：
赞誉？并不重要，
但乐于去回忆
当落枕而眠时。
对于刊载出的对他作品的评论，奥登形成了一种超然姿态，当他上了岁数，基本就不大看了。不过他一度承认过：“我们中有些人对评论保持了一种克制的淡然姿态……可我们其实都很介意。”另一方面，成功也没有阻止他对其他诗人心生妒意，他承认每当听说某位同行出版了一本新作，他总会感到不快。
……
这年秋天，奥登在写完了《边境》后，手头还有两件事：一个是选编《牛津轻体诗读本》；10月到12月期间，他一直在为这本书选诗；当他们预定于1938年1月19日启程时，奥登的工作远未完成。出版社希望他在离开前能寄去手稿。于是，奥登临走前将这个未完成的活计移交给了A. E.道兹夫人（他在伯明翰的朋友E. R.道兹的妻子）。道兹夫人只得尽力而为。“奥登先生所有的打字稿都需要校对，”她写信给出版社时说道，“他根据记忆给了我参考，很多都是错的。有些诗歌选错了版本……我找到奥登先生所说的那首诗时，却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版本。”此后几个星期，道兹夫人和出版社的责任编辑有时不得不自己来选诗。奥登在中国旅行期间知道自己的工作做得很不够，启程后他在给道兹夫人的书信中说自己“整夜都醒着，想着《轻体诗读本》所有可能出现的错误”。
另一桩事情，是受BBC制作人约翰·普德尼委托，为一个广播节目撰写台词脚本，标题为《哈德良长墙：从恺撒到全国名胜保护协会》。奥登所写的本子了包括了很多诗篇，有描写长墙沿线的风景的，也有描写驻守边关的罗马士兵的。脚本的结尾部分，与《战地行纪》的主题有某种契合之处：
人类生性是野蛮的，罗马墙就是明证，再也无需其他证据。它象征了民族国家的暴徒与谋杀者的双重特性。我们老一代的历史学家总是把苏格兰人称为野蛮人。我同意这个说法。他们袭击无辜者，杀死他们，将乡村夷为平地，然后撤离。尤里斯·恺撒、阿格里科拉、安东尼乌斯、塞维鲁斯
等比苏格兰人走得更远。他们袭击，谋杀，抢掠，还据为己有。我们可敬的祖先们，撒克逊人、丹麦人和诺曼底人也同样如此，他们蜂拥而来，屠杀，掠夺和占有；总而言之，这不比我要拿走你的衣服有更多的权利。无论是谁，若他剥夺了一个无罪之人的权利，他就是野蛮人。
11月25日开始，这个节目在纽卡斯尔播出了，由本杰明·布莱顿作曲——布莱顿和奥登都为这个节目感到相当自豪。
1938年1月18日，出发前一晚，在伦敦西区奇斯维克的一间工作室里，由“群体剧院”主办，为奥登和衣修伍德两人举行了一个送别晚会。客人包括E. M.福斯特，罗斯·麦考利（女小说家），杰弗里·格里格森，简·康诺利（前面借衣服给奥登的西里尔·康诺利的妻子），布莱恩·霍华德（诗人、政治评论家），本杰明·布莱顿和海德莉·安德森（“群体剧院”的女演员，演出了奥登和布莱顿合写的《四首卡巴莱歌曲》，此后奥登还为她写过《致海德莉·安德森的两首歌》）。
虽然中国并不像西班牙那样有吸引力，第二天，维多利亚火车站还是来了些报社记者和摄影师。他们坐上了轮渡火车，第一站先前往巴黎。从巴黎他们再南下到马赛，在那儿他们坐上了“阿拉米斯”号邮轮横渡地中海，中途将在埃及塞得港停留。奥登在船上写了一首名为《哦告诉我那爱的真谛……》的谣曲体的诗歌（未收入《战地行纪》，在世纪版《奥登诗选》中，放在了《谣曲十二首》的最后一篇。）这是该诗最后一节：
当它到来，会事先没提个醒，
而我正好在挖鼻子？
它会在早上按响门铃，
或会在公共汽车上踩我的脚趾？
它会像天气变化那样发生？
它会客气招呼还是粗野无礼？
它会彻底改变我的人生？
哦，告诉我那爱的真谛。
奥登对爱的疑问和追寻是极其严肃的。私底下，他这时有些闷闷不乐，甚至有些绝望。衣修伍德在他的日记里记录了一个插曲：此后在中国的旅途中，奥登曾有一次哭了起来，对衣修伍德说没有人会喜欢他，他永远不会像衣修伍德那样情场得意。在衣修伍德看来——在奥登去世后的1979年，他回忆起这段往事时，有这样的感觉——似乎奥登有某种自我折磨的行为倾向，但这首《哦告诉我那爱的真谛……》确实是真实心境的表达。奥登自己后来也说起过这首诗：“对我而言，这是一首很重要的诗。克里斯托弗指出了它的重要性。那真是太具有预言性了，因为就在此后，我碰到了那个真的彻底改变我的人。”一年多过后，奥登在纽约遇到了切斯特·卡尔曼，他终身挚爱的伴侣。
四天后，“阿拉米斯”号抵达塞得港，奥登和衣修伍德上岸后，碰到了英国考古学家弗朗西斯·特维尔·佩特。在佩特的陪伴下，他们游览了金字塔。奥登此后寄了张明信片给道兹夫妇：“金字塔非常令人失望，斯芬克斯还不错，但它既不信仰进化论，也不信仰古典时代。柯勒律治错了。在热带地区，星星不会突然出现。”第二天，他和衣修伍德在苏伊士运河又回到了“阿拉米斯”号上，然后就向香港进发。
衣修伍德注意到奥登坐船时常会有的忧郁症加重了，因为此时他深爱的寒冷北方已如此遥远。奥登在给西里尔·康诺利的信中说：“印度洋绝对沉闷之极。”在这段航程中，奥登写了一首《航海记》（见本书《从伦敦到香港》部分的诗歌）。这在首诗中，奥登透出了深深的自我怀疑，他对旅行的终极目的并不确信，并认定“旅行者”的前方并没有什么“美好乐土”的存在。此前充满乌托邦理想的青年期似乎即将告一段落。
……
2月16日，他们到了香港，对之印象不佳。奥登尤其鄙视那些英国侨民，因为其中一个家伙谈起中日战争，仿佛那仅仅是两帮土人之间的争吵。在由香港大学副校长陪同了十天后，他们离开香港前往广州，开始了真正的中国之旅。《战地行纪》的旅行日记完整记录了他们在中国的所见所闻。
还是有一些资料可以补充，主要是他们两人与友人书信往来中提到的旅途感想和个人观感，这些都未收入旅行日记中：在给道兹夫人的信中，奥登形容“中国人迷人而又纯真，他们有两种面容——一种如花朵般漂亮却全无生气，一种长得犹如富有同情心的青蛙”（译者按：这真是两个怪僻难解的比喻）；对于史沫特莱，奥登把她描述成“一个极其忧郁而又盛气凌人的古板女人”，并且觉得当时中国的最高领导人蒋介石“看上去就像是个乡村医生”。
在旅途中，奥登和衣修伍德有太多时间相处，因此经常争论形而上学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衣修伍德怀疑奥登那时开始就出现了基督教的倾向——也许，奥登从来就没有真正抛弃童年时期的宗教信仰，不管嘴上是如何唱着反调。奥登当时却一点不觉得自己像个基督信仰者，他的精神状态有点接近于福斯特的人道主义不可知论，或是受了其影响——但比福斯特更要悲观。奥登曾嘲笑衣修伍德对宗教的敌意：“小心，小心，我亲爱的——如果你继续那么说的话，总有一天，你会幡然悔悟而改变信仰的。”
在汉口，衣修伍德注意到奥登成了真正的焦点人物，不再扮演“心怀敬慕的小弟弟”的角色，汉口领事馆的外交官巴希尔·布斯比认为奥登活像“一只疯疯癫癫的大白兔”；而他们在香港遇到的诗人兼评论家威廉·燕卜荪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他发现奥登吸引了所有的注意力，而衣修伍德几乎没有任何机会给人留下什么印象。
他们辗转到达中日战争的东南前线时，奥登曾告诉道兹夫人说：“两个月过后，我们变成了中国和传教士的支持者。”从奥登这个自述以及旅行日记中多处的行文记录中，我们确实看到了奥登和衣修伍德对战时中国所抱守的支持立场。在上海时，他们和四个日本人曾在一次午餐时会面，其正义感表现得非常鲜明：那是他们中国此行中，唯一一次与侵略者的直接对话。
奥登的中国之行基本上还是很愉快的。他告诉道兹夫人说“我想这是我去过的最美好的国家”，但又补充说试图在中国生活也许很危险，因为：“一个英国人的优缺点都出自那个与自然相悖逆的意志，不经过一番退化，我认为他完全无法转换位置。”奥登指出，他和衣修伍德离开时对中国留下的印象不会超过“一个旅行者的认知范围”，此后他也曾说过：“中国绝对不同。西班牙是一个你所了解的文化。你能理解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是怎么回事。可中国没有可能去理解。撇开战争不谈，这个国家对人的生命没有任何尊重。”
在中国，奥登和衣修伍德见证了战时中国各方面的艰难状况，而在非常时期下，那些最为卑微的生命个体所承受最大的苦难就是漠视和冷酷，十四行组诗中的那句“被他的将军和虱子所抛弃”是有感而发的。
……
他们决定转道美国返回英国，但在办理签证时起先遇到了些问题，当提到他们是英国大使的客人时，他们马上就拿到了一年内的免签许可。
6月12日，他们乘坐“亚洲皇后”号离开了上海。中途在日本稍作停留，他们坐火车去东京，晚上在那儿逛了一圈，然后回到了船上。横渡太平洋的旅程结束后，他们到了加拿大的温哥华，然后坐横贯北美大陆的火车一路到了纽约。在那儿，他们与《哈泼时尚》杂志的小说编辑乔治·戴维斯见了面，一年前，他们在伦敦认识了戴维斯。这时，戴维斯成了他们两个在美国的非正式代理人，奥登和衣修伍德关于中国抗战的文章通过戴维斯在《哈泼》登载了出来，因此拿到了很大一笔稿费。戴维斯领着他们在纽约市内观光，接受采访，拍照，与当地名流见面，他俩被招待得殷勤备至。纽约，仿佛是纷乱欧洲的局外人，看来如此令人激动。呆了两个星期后，他们返回了英国，环球旅行结束了。
……
回国后不久，奥登又出国了，这回去的是布鲁塞尔；奥登在联邦街83号租了间房子，定下心来创作《战地行纪》中的诗歌部分。旅途中，奥登和衣修伍德两人各自记日记，与此同时，衣修伍德正以这两本日记为素材写《战地行纪》的散文部分。“洗澡，然后在咖啡馆爬格子”，奥登上午写作，下午就泡在布鲁塞尔的游泳池里，日子过得很逍遥。
这时，他继续和道兹夫人就那本即将完稿的《牛津轻体诗读本》保持着通信联系。8月31日的信中提到他参观了布鲁塞尔美术馆，“试图欣赏鲁本斯。其大胆和生动令人叹为观止。但它究竟表达的是什么？”9月5日，一叠手稿装入了信封，奥登要求道兹夫妇看后附上意见再寄回来，因为“它们是唯一的原稿”。9月底，《战争时期》组诗完成了，奥登的状态很糟糕，他准备写的那首关于中国的长诗还没有酝酿成熟——这是指十四行组诗后的那首《诗体解说词》，此时，欧洲局势的动荡消息令他久久思索，同时，“私下也暗自希望来一次战争”，因为，他不但希望希特勒被击败，而且“也指望1938年悬而未决的个人问题能够通过世界性事件得以解决”。
9月28日，他回到了伦敦。他一度觉得危机已经解除了，不是因为他自己的政治敏感，而是因为在布鲁塞尔有个算命先生这样跟他讲过了。衣修伍德到维多利亚车站来接他，奥登对他说：“好了，亲爱的，你要知道，不会有战争！”话音未落，他们就看见车站布告栏宣布了“慕尼黑的戏剧性的和平行动”。
奥登坐火车北上，回伯明翰父母家继续写《诗体解说词》。他写完后，急于听到道兹夫人的评价，因为他不确定“这类诗歌是否可能避免成为某种单调夸张的老掉牙玩意”。此外，他告诉道兹夫人说他已决定在12月回布鲁塞尔去做个手术——他的痔疮可能复发了——他没告诉她的，是他和衣修伍德已决定移民美国，这事他跟谁都没有说起。
他们何时作出这个决定并不是很清楚，如果确曾有过一个清晰的最终决定的话。根据衣修伍德的回忆，在他们6月份离开中国转道美国的时候，奥登就向他提出了永久定居美国——毋宁说是纽约——的想法。奥登后来声称此事经过他们两人共同商议才决定，可衣修伍德回忆说自己并不是很急迫。他辗转住过很多地方，换个地儿对他而言不是问题，对奥登可就是个大问题了。他交给奥登决定，如果他选择移民，他也跟着一块儿去。
1938年8月初，奥登那个地质学家的哥哥约翰·比科内尔·奥登从印度回来时，路过布鲁塞尔和他同住了一阵。约翰事后回想当初那个星期，奥登确曾说过不只是想去美国作短期访问，而是希望成为美国公民。似乎到了10月初，他和衣修伍德两人就此达成了一致，他们商定不久之后就回美国去。但他们并不急于出发，在上海领到的特别签证让他们省去了很多手续上的麻烦，只要他们决定走，随时就可以动身。
但移民美国的决定实在没有一个可以清楚解释的缘由。他们两人日后都给出了不同解释，回顾奥登当时所处的环境，应可略窥个中原因所在。
汉弗瑞·卡彭特在传记中给出了几种解释：自从奥登牛津毕业后在道恩中学教书时过了几年田园诗般的日子后，接下来很长时间几乎“居无定所”。他出国旅行越来越频繁。在去往邻近欧洲国家的短途旅行之后，紧接着都是长途探险：冰岛、西班牙和中国。而他充分意识到，这些旅行过程中，他确乎试图找到某种理想：他早年的莱恩-莱亚德-劳伦斯式
的信仰已崩塌；而杰拉尔德·赫德
的个性观点和马克思主义也无济于事，后者他并不认真对待。在冰岛，他试图与欧洲拉开距离，以便客观地审视它，但他做不到，他无法轻易摆脱欧洲。西班牙也是个尝试，如他自己所言，他想要“赌得大一些”，来开阔自己的经验，让世界来充实其思想。但西班牙也没有如愿，因为西班牙并没有他希望找到的清晰结果。至于中国之行，只是更为加深了他对人类普遍失败的信仰。回英国去似乎也找不到什么答案。他对此没什么信心。
英国的文学世界似乎已不再吸引奥登了。在移居美国若干年后，他一直说英国的文学生活特别单调沉闷，因为它的“家庭气氛”。“英国人比之其他国家的人更具一种才能天分，可以把家庭生活弄得很舒适。也因此，它对艺术家或知识分子的生活是个威胁。如果气氛不是这么迷人，诱惑会减少几分。”但他的另一段解释似乎更合理些：“我觉得对我而言英国的情况已变得无可忍受。我无法成熟。英国生活对我是一种家庭生活，我爱我的家人，可我不想和他们住在一起。”
汉弗瑞·卡彭特花费了大量篇幅，甚至从奥登1938年发表于《新诗歌》的诗歌《运动员：一个寓言》来分析他潜在的内心动机。真正的原因似乎藏身在奥登自己给出的表面解释以外：他曾在伯明翰对自己的朋友A. H.坎贝尔直言不讳地说起过，他确信欧洲社会已经终结。而他去美国，不是因为他将美国幻想成了一个完美社会，而是因为他认为在那里还能进行自由选择，而且既定的文明模式还没有发展成熟。1939年7月他说过：“英国能给我的，我觉得它已经给过了，我永远不会丢掉。美国是如此广阔……”无疑，欧洲的图景令人绝望，且濒临战争边缘。这是大的 历史背景因素 。
远离英国的第二个原因，应该是奥登已无法认同自己的文学身份：如门德尔松教授所言，他成了一个“左翼的宫廷诗人”。最初的成功已然引发了他的恐惧，到了1938年，这个角色变得无可忍受，因为他并没有政治信念来让维持这个身份。此时他的政治观点变得温和，对于社会的态度是自由主义和非革命性的。“没有什么社会能绝对完美……每个人都渴望幸福和良善，可这些观念却相互冲突，”他承认，自由民主凭借其固有的人性本善的信仰，对于承受法西斯主义显得过于软弱。只有一个承认“人类不是生来自由或生来良善”的民主社会，才可能带来变化，并抑制极端主义。他丧失了对政治的兴趣，并拒绝先前的身份定位，这是奥登 思想转变的内在因素 。
1938年8月秋天，奥登就“中国的反法西斯斗争”进行了巡回演讲，就在那时，他开始对此有所觉悟了。在给道兹夫人的信中，他写道：“整天跑东跑西谈论中国让我分外沮丧，剑桥社会主义者俱乐部希望为中国举行一个午餐会，供应面包和茶。德比教区训练学院建议喝茶……可这有什么用处？我是不是该专注于自己的工作啊？如果这样，我就能不朽？或者这个想法太自私了？实在厌倦了火车巡回旅行。”正是这些有关中国的讲座，让奥登意识到自己过多卷入了政治：他，作为一个独立作家和一个诗人，自己的工作和时间受到了严重干扰，换言之，他感觉在英国失去了“选择的自由”。这是一个 直接的触发因素 。至于爱国主义，奥登并不打算毫无疑问地接受，并且认为它是某种形式的偶像崇拜。
最后一个因素，简单到会让人轻易忽略：奥登和衣修伍德意识到他们在美国可以有很多机会以作家身份来谋生赚钱。乔治·戴维斯交给他们的优厚稿费让他们印象颇深。1946年，奥登对朋友说过：“我来美国是因为在这里容易赚到钱，你可以凭自己的聪明才智生活。”这句大白话，大概是 外在的诱因 吧。
难怪英国本土的知识界会对奥登抱有如此矛盾和强烈的情绪：他实在太直言不讳了，而摆出的理由也实在功利。但在某种意义上，奥登是在捍卫自己的基本权利，即便他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跑到了一个“错误”的方向。诚如英国诗人戴维·加斯科因所言，奥登“即使到了四十岁，头脑还停留在大学时代。三十一岁的他还在苦苦地以一种后天习得的社交礼仪来掩饰一个青春期少年的情急和窘迫”。说得不错，这就是奥登的“顽童”本色吧。
（不过，在去世前，奥登毕竟还是回到了英国，回到了母校牛津，他在奥地利的维也纳去世，墓地也在奥地利这个欧洲的中心地带。“顽童”终于归乡了。）
……
奥登和衣修伍德确定在1939年1月离开英国。恰好在他们中国之行的一年过后。他们要等手头的几件事有个眉目。
1938年11月14日，《边境》终于在剑桥首演了。虽然报章的评论还不错，但很多人认为他们没有“发掘出他们才能的十分之一”，且抱怨“大部分段落写得极其沉闷”。《边境》“无疾而终了”（衣修伍德语）。奥登后来曾承认他和衣修伍德两个都没怎么尽力。
10月，《牛津轻体诗读本》出版了，评论虽有褒有贬，但其活泼生动和创造性还是受到了赞誉，而且卖得很好，此书在奥登在世的时候一直再版不断，直到今天也仍可见到它的最新版本。
大约在秋天时候，奥登应约为霍加斯出版社写了一本关于教育的小册子，名为《教育：今天和明天》。奥登在给道兹夫人的信中写道：“我自然感到很遗憾，想让我来写些有关教育的内容，而不是找路易斯（麦卡尼斯）来写评论。可是得维持生计啊。”
《战地行纪》于12月完稿，交给了法伯出版社，1939年4月出版。伊夫林·沃在《旁观者》逮住机会把奥登叫做“一个公共怪物”，但多数评论都很喜欢这本书，杰弗里·格里格森在《新诗歌》上断定十四行组诗是极其成功之作。此时，转到霍加斯出版社担任负责人的约翰·莱曼知道了他们要去美国的情况，奥登和衣修伍德于是建议按照《战地行纪》同样的体裁方式写一本关于美国的旅行读物，名为《地址不详》——这个计划本意是为他们的美国之行筹措资金。此外，他们还想着到美国的时候可以鼓捣出一个名为《一个美国人的生活》的电影脚本——奥登曾为约翰·格里尔森的纪录片《伦敦客》写过解说词。这个想法后来也没了下文。
12月初头几个星期，奥登离开英国去了趟巴黎，他在索邦大学有个关于“诗剧观念”的英语讲座。12月12日，他到了布鲁塞尔，和衣修伍德会合了，他们住在路易·玛丽广场70号，房间俯瞰着一个处处野鸭的风景优美的湖泊。“我希望缪斯可以在她们觉得合适的时候亲切到访。”他在给道兹夫人的信中，如此期待着灵感的到来。在接下来的四个星期里，奥登确实颇受女神们的宠幸，他写了将近十二首诗——《美术馆》、《爱德华·李尔》、《A. E.豪斯曼》、《南方车站》等等，很多都是他的名篇佳作。在《新年除夕》一诗中，他向很多朋友祝贺新年，仿佛是在向他们一一道别，这些朋友跨越了整个欧洲：
接下来满怀着欣喜
要为我们海外的朋友干杯，
为在巴黎喝酒的布莱恩，
为在希腊喝酒的弗朗尼，
祝比尔更快学会画画，
祝本睡觉也能谱出旋律，
祝伯索尔德看去像个大师，
祝鲁珀特看去像只绵羊，
祝三或四个托尼，甚至
要祝贺简——感谢上帝——不在这里，
祝摩根、爱德华和斯蒂芬，
我们共祝新年无比快乐。
1939年1月初，奥登和衣修伍德回到了伦敦。预想的美国旅行读物看来已无可能，可奥登急着用钱，于是他说服莱曼为他下一本诗集预付一部分订金，并向他错误地保证说他已不受与法伯出版社的合约限制，霍加斯出版社可以出版。他还对牛津出版社说：“我下周要去美国，手头缺现金。你们是否认为牛津出版社可以为《轻体诗读本》再付我一点钱？万分紧急。”他们预付了他七十五英镑。
1月18日，奥登和衣修伍德坐火车去往南安普顿，他们打算在“张伯伦”号轮船上渡过他们在英国的最后一晚，以便缩短告别时间。在伦敦给他俩送行的有衣修伍德的一个伙伴，以及E. M.福斯特。火车开动了。“好了，”衣修伍德说道，“我们又出发了。”“太好啦，”奥登答道。
……
《战地行纪》的旅行日记部分从奥登和衣修伍德进入广州开始，一直写到他们离开上海为止，期间他们几乎穿梭了大半个中国。这是一份弥足珍贵的历史记录，1938年的中国透过这些文字的光影胶片仍然鲜活生动；虽是惊鸿一瞥，且不乏某种萨义德所谓“东方主义”的猎奇色彩，我们依然可以跟随在奥登和衣修伍德的身后，再次重温他们在中国短短几个月所遇的人与事：这里有第一手的观察，也有主观评断，当然也有省思和反刍。文笔不枯涩，甚至相当活泼有趣，好奇的读者借此也能对奥登和衣修伍德建立相当的感性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