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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之所以运用心理学范畴，是因为这些范畴已变成政治范畴。人在现时代所处的状况使心理学与社会政治哲学之间的传统分野不再有效，因为原先自主的、独立的精神过程已被个体在国家中的功能即其公共生存同化了。于是心理学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个人的失调比以前更直接地反映了整个社会的失调，对个人失调的医治因而也比以前更直接地依赖于对社会总失调的医治。这个时代正在向集权主义迈进，即使在还没有产生集权主义国家的地方，也难免如此。可以把心理学作为一门特殊的学科加以阐述和实践，只要精神能顶住公共的势力，只要私人性是实在的、是可以实在地期望的、并且是自我形成的；但如果个体既无能力又不可能自为存在，那么心理学术语就成了规定精神的社会力量的术语。在这样的情况下，再用心理学来分析社会政治事件，就等于在从事一种恰恰被这些事件宣布为无效的研究。我们的任务正好相反，就是要揭示心理学观念的社会学的、政治学的实质。
我力图对某些基本问题加以重新规定，并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进行研究。我知道，这样一种研究具有尝试性，我期望不久能更适当地研究某些问题，特别是那些属于美学理论的问题。
本书阐述的一些思想最早见诸于1950—1951年间在华盛顿大学精神病学系的一系列讲稿。我感谢华盛顿大学的约瑟夫·波尔金先生鼓励我撰写本书。对已故的克莱德·克拉克洪教授、哈佛大学的巴林东·莫尔和纽约的亨利和耶拉·洛温弗尔德博士，我也表示深切的谢意，他们阅读了我的手稿，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批评和建议。至于本书的内容，则是完全应由我本人负责的。我在理论观点上受惠于我的朋友马克斯·霍克海默尔教授和他的目前在法兰克福的社会研究所工作的合作者。
赫伯特·马尔库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