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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执行一项获益甚微的政策时，政治家自然会在踌躇中寻找能代替该行动的方式。一项允许自己受到事件影响的政策，正式措辞为“顺应发展”，很可能会为更正一个错误的决定而采取极端相反的立场，而不去考虑中间应对措施的可能性。因此普鲁士突然醒悟——它的犹豫不决曾经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一八〇六年的灾难——意识到尽管有汉诺威王国并入，它的国际关系和相对地位还是都削弱了，并且还盲目地投入到与法国的战争中，而这是普鲁士前一年极力试图避免的状况。但拿破仑不会因为一场战役的失败就倒下。普鲁士在耶拿和奥尔施泰特战役中受挫，经历了与奥斯特利茨战役中的奥地利同样的命运。俄军支援的承诺再一次落空。俄军在弗里德兰战败之后，拿破仑和亚历山大一世在蒂尔西特涅曼河的一只木筏上进行了会面，在那儿完成了对世界的瓜分。
但现行框架的最终瓦解却反常地恢复了梅特涅对最终胜利的信心。至此，拿破仑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之间的鸿沟显现，中间力量被消除，通过有限战争获得无限胜利的时间结束了。从此，胜利将取决于国内实力，而拿破仑没能建立一套责任原则来维持他的胜利成果，他将发现动用武力的持续需求耗费着他的力量。与此同时，梅特涅成为了驻巴黎公使，他从那儿发出了许多建议，恭敬而微妙，尊敬有礼但坚持不懈，这些建议有关乎国内重组的，建议继续军事改革的，有回避拿破仑裁军建议的，还有加强民族凝聚力的。梅特涅在一八〇八年写道：“民意是最有力的武器之一，它就像宗教那样能深入最隐蔽的角落，那里行政措施无法施展影响力。轻视民意就如同轻视道义……（民意）需要完全属于它的崇拜追随者……在这个充满话语的世纪，后人将很难相信我们视沉默为一种对待民意的有效武器。”
一八〇七年，梅特涅获悉蒂尔西特的消息后，在一封雄辩有力的信中总结了他的目标：“因为我们政府的智慧，在总是随着严重掠夺主权事件而来的某个时刻，终有一天三十万人会在无序混乱的欧洲成为主角。没有谁能预测这个日期，唯有一个人的生命能推迟这天的到来，而此人并未采取任何行动来制止必然的混乱。”
武力能够征服世界却不能自行合法化。奥地利是所有留存下来的旧原则和旧形式的贮藏所，维持其完整性正是它的任务，随着时间的推移必将为奥地利带来强大的盟友。
拿破仑在西班牙的战争似乎证实了梅特涅的预期。拿破仑第一次面对战败仍不投降的敌人，且未能用西班牙的物资增加法国的资源。拿破仑的援军早早撤退打破了其战无不胜的神话。一八〇八年梅特涅如此写道：“我们得知了一个惊天的秘密，拿破仑有的只是一支军队，拿破仑大军和法国新军并不比其他国家的部队好。”他料到法军必定打败西班牙，但西班牙不会淡然接受。以拿破仑的个性绝不会考虑退兵，因而西班牙将会一直消耗着法国的人力物力。更重要的是道义上的获胜。奥斯特利茨战役已证明了与拿破仑为敌是危险的，耶拿战役则证明保持中立也会损失惨重，但西班牙无疑证实了与拿破仑为友是致命的。
那么，还有什么选择？梅特涅认为，要保持自我，不失时机地弥补过去的损失。
拿破仑的目标无疑是要摧毁奥地利，因为奥地利的领土和所代表的原则，它的存在妨碍了拿破仑统治世界的野心。
但如西班牙战争证实，掠夺是有限度的，而且坚定的对手如今甚至能在法国内部找到盟友，包括所有那些已尽享荣耀、获得满足、渴望平静地享受战果的人；尤其是塔列朗和富歇，梅特涅描述他们像迫不及待要叛变推翻勇猛领航员的水手，只是在等待船只触礁的那一刻。
梅特涅引用塔列朗的话作为名言：任何莱茵河、阿尔卑斯山脉及比利牛斯山自然边界外的战争，都不再是法国的战争，而是拿破仑个人的战争。
但梅特涅不只注意到在法国内部的盟友，他重提奥俄互体互谅的计划，建议直接对沙皇诚恳说明奥地利的决心和困难，并提出军事合作的特别提案。
他向当时在巴黎的俄国外交大臣罗玛佐夫解释俄法联盟是多么不自然的事，如果缺乏强有力的中心，欧洲绝不可能获得长久和平。
然而，反复说明均势本质的努力最终证明是白费了。如同一八〇五年、一八〇六年发生的一样，一八〇九年当拿破仑进军至其边界时，俄国再一次表现出被动旁观的态度。
因此一八〇九年奥地利陷入一场生存之战，这是梅特涅时代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民族认同名义下，由一支建立在征兵制度上的军队所进行的战争。甚至梅特涅都被这股爱国热忱感染了，这与其世界主义观点很不一致。他在给上司施塔迪翁的信中写道：“（拿破仑）把胜利的希望寄托于我们的迟缓行动、我们首次胜利后的休整，或者我们首次战败后丧失信心……和瘫痪……因此让我们采用他的原则。让我们在战后第二天才认为自己获胜了，战后四天才能认为是战败了……让我们始终一手持剑一手握着橄榄枝，始终准备谈判但总是边战边谈……一个人永远不可能冒与古代帝国相同的风险……我们第一次自强起来，让我们施展出来……让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一八〇九这一年将是旧时代的离去或是新时代的开始。”
但事实上两者皆不是。这个世界冥冥之中自有安排，但不是在限定的时间内发生，更不是在短时间内发生。奥地利有史以来最优秀的军队被打败了，皇帝不愿孤注一掷，要求和谈。在梅特涅领导下，奥地利再也不想依赖一己之力或将国家命运完全寄托在人民的道德素质上。一八〇九年的战争既不是旧时代的终结也不是新时代的开始，只是一个转折点和延续。称之为转折点，是因为这使得奥地利皇帝更加犹豫是否要进一步依赖构成其帝国的多语言民族的支持，今后，他将在稳定中寻求安全，尽可能不改变现有体系。它将延续一个失去了冲劲和自信的政府的模式，这个政府知道自己的不足却不知道目标在哪里，尤其是在国内事务上，并且通过与尽可能多盟国的谨慎外交关系来规避风险。“梅特涅体系”在一八〇九年埋下了基石。
同样在这一年，弗兰茨一世任命梅特涅为外交大臣，他在这个位置上一干就是三十九年。奥地利从此战中吸取的教训具有象征性：比任何人都急切催促参战的人现在成为了和平的缔造者，他将通过圆滑、耐心以及施展操纵的手腕来挽回因全力付出而失去的一切。